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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秦汉王朝鼎盛时期是指“秦王(赢政)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后的十二年(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9年)和汉武帝登基后的前四十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00年)，亦即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的版图和影响力达到空前鼎盛的“秦皇汉武”时代。“秦皇汉武”时代的利益拓展，直接动机是为了安定边疆地区的局势，应对安全的挑战。但更重要的，也有扩大版图、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诉求。秦皇汉武的拓展行动为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秦汉以后，历代鼎盛王朝的利益拓展基本依循同一轨迹进行。
       [关键词]秦汉王朝；利益拓展；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6-0128-05
       本文所指秦汉王朝鼎盛时期是“秦王(赢政)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后的十二年(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9年)和汉武帝登基后的前四十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00年)，亦即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的版图和影响力达到空前鼎盛的“秦皇汉武”时代。
       一、秦汉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域和安全环境
       (一)秦汉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域
       秦始皇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极为引人注目的统一时代，第一次从统一国家的角度思考对周边地区的经营，实现了统治疆域的有效拓展。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时的统治疆域仅限于原“战国七雄”的范围：东到大海，南至五岭，西抵陇东，北括辽宁、内蒙古南部。经过十二年的开疆拓土，公元前209年，秦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泛指五岭以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因当地居民往往向北开门户，故名)，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奠定了最初的规模。
       秦汉时期，可与秦始皇并称的是汉武帝。汉武帝在位的前40年(公元前140至前100年)，在恢复巩固秦朝原有领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疆域。北方疆界巩固在阴山一线，西北方向扩大到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西南边界延伸至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东北疆界推至朝鲜半岛中北部和辽东一带，南部边界扩展到越南中部和海南岛。
       秦皇汉武执政时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枢纽，形成东亚文明的核心区。围绕这个核心区环伺着各种力量，形成以东北的东胡和朝鲜、北线的匈奴、西北的西域诸国、西线的羌人、西南的夷人和南线的百越为主的边缘区。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与秦汉王朝有过较量，从不同方向对秦汉帝国的安全产生影响。
       (二)秦始皇时期的安全环境解析
       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地缘方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1、北线匈奴。伴随秦帝国同步崛起的是头曼单于建立的军政合一、游牧骑射的匈奴帝国。匈奴骑兵剽悍飘忽，时时寇犯边境，掠夺人口、财物，屠戮民众。秦朝初年，匈奴势力已占据河套地区，直接威胁到秦京畿地区的安全，成为秦帝国的心腹之患。
       2、南线“百越”。秦朝初年，越族主要有四支，即东越(瓯越)、闽越、南越、西越(西瓯)。其中，西越在今广西省东部；南越的活动范围从五岭直达南海，在今广东、广西及贵州与广西连接地带；闽越则在今福建；东越的地盘在今浙江省南部和福建北部的山区。由于南方“百越”地区丘陵遍布，山川纵横，交通不便。又由于秦帝国的力量重心在北方，难以准确判断该地区对帝国安全的威胁程度。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以及南疆人稀地广、未尽地利的特点出发，李斯提出“备胡利越”之策，为秦始皇采纳。可见，在秦帝国高层决策者的战略谋划中，向北防御向南进攻的意图十分明确。
       3、西线羌人。西部边疆有赢秦族群的发祥地，秦人本居西垂(今陇东天水地区一带)，与羌人的前身西戎族群素有渊源。早在春秋时期，秦人的势力已开始向河西走廊延伸。西方是秦帝国重要的兵员补充地，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亦即秦帝国获取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后方，其局势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秦中心区的安全。
       4、东北线东胡——朝鲜。秦帝国东北边境分布着支系众多的少数民族，其中对秦帝国边疆安全发生较多影响的是东胡与朝鲜。秦统一后，东胡仍相当强大，成为中国北方一支十分重要的势力。既是掣肘匈奴的力量，又被秦朝统治者视为防范的对象。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自西周至秦统一，箕氏朝鲜的性质与中原各诸侯国的性质没有本质的差别。”秦统一后，“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箕氏朝鲜对秦帝国始终保持认同态度，而朝鲜王“不肯朝会”的行为，又显示出对秦人的戒备心理。
       5、西南线诸夷。居住在今四川西南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在秦汉时期统称“西南夷”。西南夷地区适于农耕，但各族所处地形复杂，居地分散。秦在蜀郡有长期经营的历史，通常把西南夷视为蜀郡的附带管辖区域。秦以蜀地为基地经营西南夷的方略，为后世所遵循。
       (三)汉武帝时代周边安全环境解析
       根据汉武帝时期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可将西汉陆上边界分为五条地缘线。
       1、北线匈奴。汉武帝继位之时，匈奴空前强大，统辖今河西走廊、内蒙古中部及以北地区，成为具有相当军事力量的族体，对西汉北部边疆甚至京畿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匈奴的进攻主要有三个方向，分别来自匈奴的中、左(东)、右(西)三部。汉兴以来，匈奴屡屡南下掳掠，甚至侵入王朝的腹地，对西汉北线边境形成强大的压力。
       2、西线西域诸国(附西线羌人区)。西域与汉帝国的关系是随汉帝国与匈奴攻守态势的转化而变化的。西域地理范围在今新疆天山南北，昆仑山以北，西到帕米尔，东接甘肃省的广大地区。汉武帝时，分布有三十余国家。在西汉势力进入之前，西域几乎成为匈奴侵扰汉朝的后方基地。张骞出使西域的地理发现打开了汉武帝的战略视野，催生出经营西域，“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的新构想。
       羌人区：羌人居住在中国西部。初为秦人的同盟，西汉时始为乱。严格来讲，羌人只是一个民族的泛称，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单元。羌人长期在汉匈夹缝中生存，文化习俗的类似可能使羌人与匈奴更为接近。
       3、西南线诸夷。西南夷地区各族群居地山高谷深，相互隔膜，交流碰撞少，自成格局，没能融合成主导地域的力量。同时，这一地区动植物资源丰富，易于生存，民风中强悍、侵略和进取的属性较弱。秦朝开始确立的直接设置郡县治理和以蜀地管辖西南夷地区的方略仍适用这一拓展方向。
       4、南线“三越”。秦朝曾在“百越”地区置南海、桂林和象郡。秦亡后，分为三越。广东、广西一带的称南越，福建一带的称闽越，浙江一带的称东瓯。西汉初，“三越”首领相继接受汉朝的册封。但是“三越”的存在同西汉王朝要建立一个集权统一帝国的政治理想是相悖的，“外有君臣之名，内有敌国之实”，这应是汉与“三越”政权关系的实质。汉武帝时，“三越”内部形势动荡，是为统一岭南的大好时机。
       5、东北线乌桓和朝鲜。乌桓是东北地区的重要民族，秦末汉初，匈奴击败东胡，东胡残部分化形成乌桓、鲜卑两个部族。乌桓居匈奴左翼(东部)，虽暂时臣服于匈奴，但与匈奴有世仇，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卫氏朝鲜国是中原后裔国家，与西汉保持友好关系，为汉之“藩属”。汉武帝即位以来，朝鲜王利用朝廷所授权利扩大实力，招诱齐、燕等诸侯国的流亡人士，自己“未尝朝贡”，并阻止周边的小国与汉的往来，致使汉武帝下决心以武力讨伐。
       二、秦汉王朝鼎盛时期利益拓展的行动
       (一)秦始皇时期的利益拓展行动
       天下初定，为了消除威胁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实现“大一统”的历史使命，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利益拓展的行动，秦王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强势成为利益拓展的张本。
       1、秦始皇时期利益拓展的条件。就君主能力而言，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处事果断，雄才大略，有强烈的拓展意识。就秦中央政权的统治能力而言，秦始皇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帝国形态，中央政府囊括天下，集行政、军事、经济、文化诸权力于一体，国家控制力和调配能力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就国力军力而言，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帝国的国力一度达到极盛，帝国控制的人口、国土面积、经济规模均达到空前水平。秦国有高度的国防动员能力，全国兵力应不下百万。同时，秦军拥有中国历史上任何军队都不可比拟的战斗力。
       2、秦始皇时期利益拓展的行动。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并没有停止战争的步伐，而是进一步地开疆拓土，顺势西抚夷羌，东纳辽东，南平百越，北击匈奴。综观秦始皇时期的利益拓展行动，呈现出总体谋求利益拓展与局部积极防御并存的局面。具体表现为北部方向积极防御，岭南方向军事拓展，西南方向和平进取，西部边疆巩固，东北方向接纳的不同态势。秦帝国利益拓展的总体谋划是：非军事手段拓展与军事手段拓展相结合，在西线、西南和东北方向以非军事手段拓展为主。军事手段拓展的方向在南线“百越”地区和北线“匈奴”控制区，按先南后北顺序依次解决。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帝开始巡狩帝国西部边疆。这次巡狩的动机在于宣扬皇威，重申和维护秦在该地区的最高统治地位，巩固秦进军其他战略方向的后方阵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兼并百越的战争正式开始，由于对征伐难度估计不足，经过六年艰苦的作战，统一岭南的事业终于完成。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遣蒙恬北逐匈奴。秦军的行动是有限度的，将匈奴驱逐出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后，便开始在该地区设郡县、修长城、筑城池、驻重兵、开道路、置移民。
       秦始皇经营东北和西南的具体时间已难以考证。据史籍记载，在东北方向，秦始皇曾“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从战略上讲，实有抵御东胡和防备朝鲜的双重国防意义。在西南夷方向，秦始皇借军事之威，以政治、经济、文化等非战争手段，大幅度开道拓地，逐步将帝国统治力向西南夷地区渗透，邛、笮、冉、肱之地“尝通为郡县”。
       (二)汉武帝时期的利益拓展行动
       汉武帝时期的地缘政治形势，较之西汉前期有了根本的变化，其时中国四境各种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汉王朝逐渐崛起为强大的帝国，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开始谋求进一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
       1、汉武帝时期利益拓展的条件。政治上，汉武帝即位后，基本结束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解除了北部边境诸侯王联合匈奴攻汉的恐惧。中央的控制力和调配能力加强。经济上，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西汉民富国强，攻略匈奴政权所必需的军资国力已经非常雄厚。军事上，汉武帝一改将不专兵的积弊，建立大将军侍中统兵制度；适应远距离作战需要，设置列将军与幕府指挥体系；改革扩大兵员途径，实施征募结合兵役制度；满足“外事四夷”需要，调整军队兵种构成，分设材官、车骑、楼船三大类，并按地域特点征调各兵种；加强中央的常备军，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又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禁军；吸收少数民族兵，增强了对外作战的力量。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汉武帝改变了汉兴以来对匈奴的政策，开始用战争手段打击匈奴。
       2、汉武帝时期利益拓展的行动。汉武帝时期在各个方向的利益拓展行动有以下几个层次或特点：
       首先，在外部因素中，北线的匈奴成为威胁西汉安全的最主导因素，无疑是地缘战略的第一重点。汉匈关系涉及力量最复杂、持续时间最长、对西汉周边安全局势影响最大。除朝鲜和南线“百越”方向外，对西域诸国、西羌、乌桓、西南夷的经营均与汉匈较量相关联。经营西域、平定西羌、内迁乌桓、通西南夷和北击匈奴是一个整体，四者构成汉武帝时期打击匈奴战略部署的全貌。西汉“图制匈奴”过程，恰恰是中华版图在上述地区大幅度拓展的过程，也是开辟“丝绸之路”和传播中华先进文化的过程。(1)汉匈较量：面对来自匈奴的强大压力，西汉朝廷上下普遍存在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汉武帝对此颇有羞辱感。出于大复仇心理，更是“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汉武帝下决心解决匈奴造成的边患问题。自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汉帝国连续发动对匈奴的战役，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匈奴势力北退大漠深处，无力与汉在阴山以南进行争夺。终汉武帝时期，总体形势上呈现西汉拓展匈奴退却的状态。汉匈关系力量对比此长彼消，从一开始的劫掠与反劫掠、杀戮与反杀戮、侵暴与抗击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寇边与反击、驱逐与逃遁、威震与臣服。由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存在本质差异，也使西汉在北线拓展很难有更大的突破。(2)汉武帝迁徙乌桓：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击败匈奴，进入乌桓居地，将乌桓族群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置护乌桓校尉监领，赋予“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之责，汉廷基本实现“断匈奴左臂”的意图。(3)汉武帝经营西域：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派军队击破姑师，俘楼兰王，开始对西域的大规模经营；太初元年(前104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前后用兵十多万讨伐大宛。经过4年苦战，终于击破大宛。汉置使者校尉领护西域。
       其次，地处岭南的“三越”政权，本为汉之藩邦。其内部局势不甚稳定，存在一定变数，但这种乱局的存在使汉庭可以“乱中取利”，有利于实现西汉战略利益的突破性拓展，因而是宜加以经营的第二重点。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进攻东瓯，汉武帝出兵援救，将东瓯迁徙在江淮之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和闽越，最终收归汉政府直接管辖。
       再次，东北方向是关乎西汉战略利益经营的第三重点。汉武帝时期，卫氏朝鲜日渐成为离心力量。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管辖，统治区域扩展到朝鲜半岛中部。
       最后，由于西南线存在的安全威胁较小，从来就不是西汉的地缘战略重点。但在汉武帝时期，在西南的利益拓展十分顺利，呈现一个由线带面，全面推动、渗透、同化的过程。劳绩也甚为可观，相继设置七个郡，打破西南夷原有的封闭性，使之可以与汉帝国的其他地区加强交流。颇具意味的是，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并非专意为之。或为攻伐南越，开辟自焚道沿群柯江达番禺的用兵通道；或为北击匈奴服务，沟通自蜀地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的国际通道。
       三、秦汉王朝鼎盛时期维护战略利益的措施
       利益拓展后，如何对新开辟的广大区域实施有效治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秦汉王朝鼎盛时
       期有明确的措施维护新开拓地区的战略利益：
       1、在北方建立坚强的防御体系。河套地区本为匈奴的南进基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占领河套后，依托阴山修筑长城，并率三十万军众戍守。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横跨当时的农牧交错地带，在许多地段都向北方牧区拓展，迫使匈奴退至漠北，“不敢南下而牧马”。汉武帝时期，再次筑长城、修障塞、筑亭燧、设重兵，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阴山防线，封堵匈奴的进攻路径，西汉帝国取得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
       2、在中央专门设置处理新开拓区域民族事务的机构。秦始皇时期在边郡治下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设“道”(相当于内地县级行政区划)，在新归附的区域设“属国”。汉武帝时，属国制真正明确下来。属国主要设在北方边地对付匈奴，在属国管辖地域内，匈奴人保留本族官号和部落组织，从事游牧生产，并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最高行政长官为属国都尉，既主军事，也理民情。除此之外，汉武帝专门在西域置校尉，在西北置护羌校尉和金城属国校尉，具体管理这些区域的民族事务。
       3、修筑和完善通往新拓展区域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兴建打击匈奴的专用军事交通线——直道，成为由咸阳至九原郡(今乌拉特前旗)的最为便捷的道路。秦始皇时期还开修从今四川宜宾通往滇东北曲靖地区的五尺道，传播汉族文化及其生产技术，秦帝国的影响力延伸到西南夷。汉武帝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所修道路主要有三条：南夷道(又称夜郎道)、西夷道(又称零关道)、博南山道，大大改善了西南边疆地区的交通条件，为汉文化向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及当地的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
       4、移民和屯垦。秦始皇和汉武帝均有徙汉民实边、移夷民进内地的举措。由于向新拓展区域“移民既可以进行开垦，就地繁殖，增加中原王朝的统治基础，确保粮食供应，也可以同化当地民族，达到‘变夷为夏’的目的”。秦汉王朝大规模地把内地人口迁至新拓展的边疆民族地区；同时，为了对新拓展区域进行有效控制，秦汉王朝也把这些地区的非汉族人口逆向强制迁往内地安置。秦皇汉武时代的屯垦，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一方面，新拓展地区的驻军且耕且戍，可部分解决军粮供应，减轻输饷的艰难。另一方面，长期屯垦，形成大片农业区，使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生根。
       四、秦汉王朝鼎盛时期利益拓展的基本经验
       (一)天下一统是利益拓展的政治目标
       秦皇汉武时期的利益拓展行动的直接动机攸关国家安全，但更重要的，也有扩大版图，使天下“罔不宾服”的政治诉求。秦始皇在《瑯邪台刻石》中表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而《泰山刻石文》则真实地反映出汉武帝的政治目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荒，咸来贡职。”秦皇汉武的理想不仅要统一诸夏，也要抚有蛮夷。这种“王者无外”思想转化为秦皇汉武谋求利益拓展的主观动力。正是秦皇汉武的不懈努力，开创和巩固了中华统一的新局面，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信念。
       (二)羁縻而治是利益拓展的成功模式
       羁縻而治是秦皇汉武时期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治理方式。广义的羁縻而治就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优势，立足于招抚、德化与怀柔，采取以夷治夷、以夷制夷、以利诱夷和以华变夷的手段，对周边民族因俗、因地而治。羁縻而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必须坚持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第二，对周边民族有限度地加以控制，名义上保持统治与隶属的关系，但一般不改变民族地区酋豪君长的统治地位和治理方式。第三，羁縻而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的治，达到完全的统一。秦皇汉武时期羁縻政策与武力征服交错使用，主动经营边疆、拓展利益，将周边不同民族纳入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之内，使之成为捍卫边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三)内部安定是外部拓展的前提条件
       王朝利益拓展的前提条件是内部安定。秦皇汉武时期的历史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内部安定的政治局面，一味追求扩张，王朝的统治就会招致颠覆的厄运。例如秦王朝结束统一战争后，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巩固现有的统治，而是兵不解甲，马不卸鞍，继续进行开疆拓土的战争，其统治版图几乎达到当时的极限。然而，正是因为秦统治者不恤民力，穷兵黩武，引起内部动乱，致使秦祚短促，二世而亡。实现内部安定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中央集权，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国防力量，以确保核心统治区的安全和政权稳定。西汉前期，由于人民需要修养生息，统治集团内部还很不稳定，所以，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五代皇帝均忍辱负重，对外寻求以和平手段化解匈奴威胁。对内则实行“与民休息”和“贵粟”政策，打击地方诸侯王势力，在保障京畿安全的同时，加强边疆军事实力，这些为西汉王朝的利益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内部基础。当朝廷逐步完成内部建设，汉匈实力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后，汉武帝才决定转变对匈奴的政策，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
       秦汉王朝鼎盛时期的拓展行动留给后世的历史经验弥足珍贵。秦汉以后，历代鼎盛王朝的利益拓展基本依循同一轨迹进行。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