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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时期文学”在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它是来自1980年代的一份文学和文化精神的遗产；另一方面，它也是实际参与创制其后及至当前文学、文化形态的一种思想资源。但无论就哪方面而论，“新时期文学”本身都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在历时性的维度上，这种矛盾体现为以19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和“观念年”为界的前后两个不同追求目标、不同演变机制的“新时期文学”片段；在共时性的维度上，这种矛盾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紧相纠结，显示出了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决定论和实证论、先验信念和理性批判等多重思想潮流错综交织的复杂局面。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精神遗产；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6-0102-07
       今年，是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借此契机，政、经、文、史、哲等各学术领域，都兴起了一轮兼具纪念和盘点性质的回望“三十年”的话语热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热门议题，自然还是聚集在那些与整个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等宏大叙事性质的学术部门当中。而位处社会文化边缘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圈子里，事实上也早已闻风而动，应时起舞，自觉不自觉间大家环绕在重访和重估“新时期文学”的课题周围，展开了众声喧哗的言论擂台赛和话语嘉年华。
       的确，“新时期文学”称得上是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流程中最具历史转折意味和最能标志“改革开放”时代起步的一个特殊阶段。因而，从贯穿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实践以及相关的观念和制度背景诸层次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步骤次第施行、连锁见效的角度上，对“新时期文学”做一番以线串珠式的全面梳理和一揽子摆平的总体评价，并非没有意义。不过，由此所得的，只是一种单纯的、仪式性的纪念意义。它止于陈述表象和缅怀旧事的限度，不足与最大间隔已达“三十年”的观察、认知距离相匹配，也不能达到反思历史的高度，更不能从根本上涵盖“新时期文学”实际存在的全部意义。
       那么，在作为一个纪念仪式的僵硬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之外，“新时期文学”在今天，究竟对于我们还有哪些更重要和更现实的意义及价值?对此，或许至少可以从两个方向上来加以探察：一是“新时期文学”在终结或者休止一个旧的文学时代的维度上，能否构成一份历史内涵充足的精神遗产；二是“新时期文学”在支撑和推进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维度上，能否体现出相对长远的某种镜鉴性或资源性的思想价值。
       一、“新时期文学”作为精神遗产的多重面相
       时下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热烈谈论中，一个聚讼纷纭的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新时期”的起止年限。热衷这一问题的论者，多属于在“修史”方面别有抱负之士。因为在现存的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教材和所有高校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讲义中，“新时期文学”的时间上下限，其实早成为一个具体标度或有所异而本质上不存任何分歧的模糊型共识。现在就此另做专门的推究、辩难，若非简单地出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意，则必有对既有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认识进行重审和改写的严肃企图。
       这里涉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切文学史断代概念的外延界定，都具有并非先决于其内涵的某种历史发生断裂的经验基础。具体地讲，一个文学史断代概念的时间上限，总是以从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格局中被动逃逸或者主动出走的经验为基础的；而它的时间下限，则刚好相反地对应着在一个高度活跃的动态历史格局中遭受挤压、吞噬和终至消解的经验。“新时期文学”也不例外，——虽然它在我们含混成习的文学史话语和文学史意识中，似乎已经流转、磨蚀得带上了空气般的透明度。
       以它的上限来看，无论是从1976年清明时节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或1978年秋冬之际面世的话剧《于无声处》算起，还是从1977年11月北京发表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和次年8月上海发表卢新华小说《伤痕》为“伤痕文学”的潮流开闸放水算起，实际都是以“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模式，把“新时期文学”的发端，界定成了促使“文化大革命”骤趋消停的那场政治形势突变的一缕侧影和余音。归结到底，这几个看起来并不一致的“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时间点——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那个“胜利的十月”——投射出来的镜像。
       毫无疑问，“美酒飘香歌声飞”、“八亿神州举金杯”的1976年10月，是一个真正富于戏剧性的历史转折点。它在历史现场造成的开云见日式的即时效应，甚至赢得了来自政治和文化双重层面的超限修辞：“第二次解放”。然而，随后两年的事态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1976年10月政治高层当机立断的英明果敢之举，仍然是萌生和展现在“前新时期”社会情境的内部，并且是借助于维系这一社会情境的特殊文化逻辑和政治伦理，才得以既迅速又稳妥地克尽其功的。
       到1978年12月下旬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止，“十月响春雷”之后的政治和文艺领域里，都同样一直是暖风劲吹，处处回旋着全民大合奏的三重主旋律：揭批控诉的咏叹调、化悲愤为力量的交响乐和高歌猛进的进军曲。恰是在这颇具传奇和喜剧意味的特定社会氛围中，原本并没有任何内涵深度的寻常名词“新时期”，偶然地升格到了意识形态的层次，并从一个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表征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修辞用语，逐步换位移形，终于转变成后来在当代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广为运用的一个历史断代概念。
       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赋予“新时期”庄重含义的正式文本，是1977年8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按照报告中唯一一次对“新时期”所做的正面表述——“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这个说法的启用，根本上是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画上一道休止符。紧贴在这道最早亮出的“文革”休止符上的“胜利结束”的喜庆色彩，在此后几年陆续出台的许多政治文件中得到了有力的剥离，并最终在1981年6月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反过来代之以全面否定的痛切与凝重。这也就说明：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在其兴起的最初四年里，呈现了一正一反前后两个阶段、两种性质的状态。相比之下，前一个阶段和前一种性质的“新时期”，形式感和仪式性更强，而后一个阶段、后一种性质的“新时期”，则凸显出更彻底、更充分的终结和超越一个旧时代的新实质和新机制。
       与此关联，文学界对于作为词语的“新时期”的引进和转喻，以及对于作为这一词语所对应的社会、政治双重意义上的“新时期”现实的感触和反应，也经历了由简人繁、由表及里和由单向变为多向的复杂化过程。可是，文学方面的这种“新时期”语义和语境的双重嬗变，在细节上远不如从政治方面对“新时期”所做的这台牵筋动骨的语用学手术那么精准、深切和干脆利落。也许，这仅仅是文学作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
       形态的领域”，所具有的那种不容易及时、确切地对历史共同体的前后左右各侧面作出分辨和扬弃的一般属性的必然体现，而不该归咎为具体某时某地的某些文学从业者才拙力乏、境界狭隘。
       但即便换一个较低的尺度，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迟至1980年代中期，总体上还都保持着和“前新时期”形散神聚、缠夹不清的暧昧状况。或者换句话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七、八年里，文学上的“新时期”和政治上的“新时期”存在着内在的流变节奏及其精神实质的错位关系。当政治上的“新时期”已经摆脱徒具其表的仪式禁忌，开始明确放弃“动员”加“运动”的发展机制时，文学上的“新时期”却正鼓荡在从“伤痕”到“反思”、从“反思”再到“改革”、接着又从“改革”到“寻根”的波浪相逐式的宏阔潮流之中。
       单独就引领和追随这些潮流的作家作品个案而言，自发、自主、自由的特征仿佛并不鲜见。但就全局性的文学气候和它背后的文学秩序而论，这些潮流发动、扩展和推进的各环节，事实上都依旧整合在自上而下的“总动员”和无人可以逍遥自外的“大运动”的樊篱之内。和这几波主要与小说有关的潮流同步出现的诗歌方面的“朦胧三崛起”、剧作和电影方面的《苦恋》及《太阳与人》、文艺理论方面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所引发的争议事件，更以多少挟带些肃杀之气的方式，印证了文学“新时期”朝向宽松、和谐与自由的进程，不仅是跟与它相左的另一个进程并行的，而且更是以被后者完全裹挟的形态显现出来的。
       “新时期”在文学维度上的第一次深刻转型，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和“观念年”。尽管这是两个如今已被一部分曾身临其境、亲历其事的人士看淡和看衰了的年头，但方法和观念变革的成败得失，本来也没有任何可以立竿见影、即时见效的检验尺度。若非要依当时的情形来判断这种变革的力度和强度是否到位，那么最关键的观察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否带来了一片也许是模糊的、但毕竟是全新的价值选择的视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1985年前后“方法”和“观念”的新潮遍地纵横，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各领风骚三五月的那两年多，是当代文学的“新时期”之中与近现代之交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最堪比拟的一个时段。
       之所以这样说，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两者场面上有多么相似，而是在于它们如出一辙似的把机遇和挑战、觉醒和迷茫、希望和绝望熔铸一体，陡然抛出来赠与世人的那种时代已滑行至某个临界点的特殊精神氛围。换一个角度的观察不难发现，“方法论热”的急遽升温，有文学界内部的前因和远因，但直接的助燃点是伴随国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而来的城市文化不可避免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短时间内自海外特别是西方各国以泄洪之势汹涌而入的大量并不一定是最新的、但一定是陌生的“新”思潮，给不止于文学研究一隅的整个“后文革”中国的学术界提供了“恶补”精神营养和追讨历史欠账的机缘，同时也制造了自知已被发达国家远甩在后和将在国际竞争中被抛离出局的一种紧迫得叫人艰于喘息的危机感、忧患感和惊悸感。
       包括创作实践中有相当程度的崭新表现和独到追求的后期“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小说”、“后朦胧诗”以及“探索戏剧”在内，1980年代中期以降文学上所有非理论形式的努力，都不但没能取得起初预期之中的那种在文坛上一锤定音式的全局性成功，反而始料未及地形成了一种在各自为战、四面出击、活力四射的态势中丧失了大家共同的方向和目标的乱象。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些偶发因素的刺激，这个内部充斥着东奔西突、左推右挡、上拉下拽的复杂张力的文学格局，最终是陷落在19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秩序的整体扭转之中，而仓猝走向了瓦解。
       这种结果，至今仍使许多人相信，在1980年代中期经“方法论热”和“观念热”两度烘焙而成型的那个较之此前七、八年间的“新时期文学”面目更加新颖了一层的新“新时期文学”，其本身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是有严重的内在缺陷的，否则它就不应该有后来那样致命的下场，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9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和“观念年”，与显而易见可以作为一道历史分水岭的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同样，都被认为是能够给“新时期文学”打出一个醒目的分号，或者断然画下句号的年份。这一点，想必今天纯为应景而就着笼统包装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这类题目大作特作各样半宣传、半纪念性质的宏文谠论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二、“新时期文学”作为思想资源的价值吊诡
       “新时期文学”作为思想资源的意义，是在它作为历史的一个段落完全落幕之后的岁月里，通过能够或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到它的各种新起的现实事态逐渐显示的。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它作为一份时代精神遗产的价值，才沿着不同的向度和层面，以分崩离析甚至彼此对立、悖反的零散形式达于实现。如果连现在我们已经显而易见地走到了“新时期文学”之外和之后的现实，都不愿认可，那么也就不能获得合理、有效的总结和反思“新时期文学”的最低限度的逻辑资格。这和在法庭上诉讼当事人不能同时兼任法官、在赛场上运动员不能同时充当裁判的道理是相通的。
       明确上述前提之后，首先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新时期文学从现实形态转变为历史形态的那一步，究竟是向前跃进的一步，还是失足跌倒或一头撞上南墙、反被弹回来摔瘪的被动后撤的一步?问得更简捷些，也就是：“新时期文学”最后到底是胜利地走进了历史，还是功败垂成或者一败涂地地走进了历史?
       这个从“存在即合理”的客观主义角度看来纯属多余的问题，实际上牵涉着一个更为内在、也更具长远思想价值的问题：对于“新时期文学”这样的历史形态，我们在反思的高度上，是拿着它自身原有的动机和目标的预设尺度，去衡量它的最终成效更有现实意义?还是从完全外在于它的一种溯往而知今的新视点出发，用足以在纵横两面都贯通、覆盖它的多维坐标系，去求得其更为丰富、完整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内涵，更有现实意义?
       答案是明摆着的。因为一旦我们只在局限于“新时期文学”本身的范畴内就事论事地寻求论断它的意义时，这意义即刻就会被它确凿无疑地在1980年代末的文化泡沫中归于湮灭这一铁的历史事实所消抹。若不是刻意讳言，那么我们必须说：比照它始发之际和中途转型之际所确立的无论哪一环节、哪一层次和哪一类型的追求目标，“新时期文学”在1980年代末那样一个时刻所遭遇的那样一种方式的轰然湮灭，都得算是一个折戟沉沙、深受挫折的结局。
       在若干文字与人事如风吹烟散般倏忽隐遁的“新时期文学”整体湮灭的场景背后，“新时期文学”前七、八年间曾一度与政策层面的拨乱反正齐头并进的社会思想层面的乐观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恢复兴建工程，以及随后因“方法论热”和“观念热”的出现而掀起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的实践高潮，也都一起猝发休克似地来了个急刹车。就作用于精神世界的效果而言，思想观念层面的急刹车，显然比文字和人事层面的变异要厉害得多。在承载了“新时期文学”最朝气蓬勃的那部分内容的1980年代差不多快要被冲淡为一段
       空白的晚近十余年里，海内海外、文坛学界，都悄然飘出了一阵强似一阵的针对“八十年代”而盛表满腔的离愁别绪和遥祭缅怀之意的风尚。这当然是一种不乏真诚的时代性的怀旧倾向，它明白无误地表明：现在这个时代和1980年代早已经不在一个相同的历史区间之内，甚至也不在可以相邻相通的两个位置靠近的历史区间之内。
       但这样一种怀旧，与其说它是面向着1980年代的一种怀旧，倒不如说它是背对着1980年代的一种怀旧。因为它最真实的指向，只可能落在物质形态背面的那个精神形态的1980年代之上，而且更准确地说，是落在1980年代的精神形态整体之中最温润、明朗的乐观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相纠结的这一局部。物质形态的1980年代，在其后近两个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高度物质化社会的反衬下，已经显得过于寒碜，不会再有多少值得追思和回味的魅力；而树立在比目前相对匮乏很多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1980年代的整体精神形态，却由于包含着如今实质上已经荡然无存的那种由多数社会成员所共享、共建并且共同依赖的蓝图在握、目标必达的乐观主义的理想信仰，而保留了几分不易衰减的吸引力。
       上一节中的讨论已辨明：“新时期文学”开初的潮流化状态，是在政治上被否弃的“动员”加“运动”体制在文学界徘徊不去、延宕滞留的表现。这种表现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在思想依据上由来有自的一种群体自觉行为。其思想依据中的枢纽之所在，就是刚才和前面的分析中已有所提及的促发和推进“新时期”的1970年代与1980年代交汇期的中国社会思想全局中的两方面特殊情势：一则，基于乐观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社会发展信仰体系亟需修缮、巩固和扩建；二则，具备同时直接喷灌人的知、情、意三重精神空间的特殊审美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学，也正当脱离浩劫、返回常轨之际，萌生出要尽快重整旗鼓、尤其是要尽快地把那套能够为社会进步和政治变革呐喊助威的战旗战鼓给重整起来的迫切愿望。
       顺应于这种情势，“新时期文学”在其第一段历程中几乎是无可避免地在体制导向和观念氛围上全力展现了强化乐观、信念、前瞻而弱化悲观、怀疑、反思的特点，甚至为求速效，还常不惜启用在当时拨乱反正的政治进程中都已愈显陈腐的“动员”和“运动”机制。而由此所致的冷场和僵局，又每每要仰仗援引自政界的“解放思想”的力量或者声音，来予以化解。
       然而，体制导向和观念氛围毕竟无法严密掌控极具“内宇宙”神秘的能动性和超越性的文本内部的艺术世界。一边协同于其他各门类艺术，不遗余力地为在形象思维的世界里构筑诸如“四个现代化”等社会发展远景的理想模型而添砖加瓦、施墨敷彩；另一边却总免不了在字里行间、话里话外，夹带出很多以“向后看”的精神姿态来质疑“向前看”的文化现实的明显有悖于作品表面主题取向的批判性思绪——这样的创作情态，尽管受到当时形成的有关“新时期文学”面貌的种种浅显描述的选择性掩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并不为此而有丝毫减退。被情愿或不情愿地命名和归纳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序列化潮流之中的各体裁代表作品里，也大多赫然存在着一种与这一命名序列所刻意彰显的文学主题的进化方向相逆或相异的反其道而行和叠合缠绕的情形。
       后者反映在读者的感受中；就是如此奇怪的一番景致：真正触目惊心的“伤痕”往往不是出现在“伤痕文学”之中，而是推后到了“反思文学”之中；而“反思文学”中本该有的那种真正令人难堪的“反思”，常常又是在“改革文学”中才出现的；在“改革文学”这里呢，又总是只能看到一些轻巧得不像“改革”而更像旧戏里的闹剧“邹应龙打严嵩”那样喜兴的忠奸斗法故事，反倒是被认定为“寻根文学”标志的一部分作品里，才出现了左支右绌于积重难返之境的真正改革的人物和故事。此外，更有为数不少的作品，以交织多重主题于一体的实际形态，使人读来根本就无从产生它该归属于哪一个潮流的感觉。
       凡此种种，都不容置疑地映现着一个被先验的价值抉择牢牢支配的文学形态所难以避免的内部耗散和内部冲突局面。打破这一局面的力量，在1980年代中期“方法年”和“观念年”突至的时刻，从近乎泛滥的外来思潮的激流热浪中适时地迸发出来。在人们感觉中仿佛只是一夜之间，从四面八方变魔术一样竟冒出如许繁复和陌生的理论景观、知识体系和全然想象不到的一个歧异纷呈却又饱含活力的世界精神文化的大环境。这三方面“闯入者”的组合攻势，施加给“新时期文学”这样一个从长时间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净化的精神真空的通道上走出来的、带有极度的敏感和脆弱症候的文学系统，冲击效应和震撼效应自然被无限放大，以至于促使这个系统发作了一场遍及全局的天旋地转式的深度眩晕。
       “新时期文学”前一阶段的观念基础——乐观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一时之间，在满目昏花的群体精神视域中被映衬得模糊度激增而稳定度骤降。从速确定自己应该相信什么或者不相信什么，长久地坚守自己所相信的，并持续加强自己相信的力度，这些带着鲜明的先验色彩的原则性问题，自此，从它们先前所长期雄踞的那个在我们精神生活里发挥定盘星、指南针作用的头等大事的高位上，开始逐步沉降下来；机会主义意味的“一看二慢三通过”和经验主义意味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两种交替而行的实践理念，则趁势在社会思想的台面上加速升腾。
       在政治领域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宏观设计，作出从在某一确切年份全面实现赶超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刷新为在一个长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里，经“翻两番”和“三步走”等若干步骤，用半世纪左右的时间争取跻身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之列这一务实调整的同时，1980年代后半程上的文学领域，也开始深入改写前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单纯依循着时间之矢的箭头指向去追求和判定价值的观念定势。观念一变，天地顿阔，主流文坛的发言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些自认为正当的理由和说辞，来面对马原、高行健这一路早在涕泪涟涟和一唱三叹的“伤痕”、“反思”等潮流遍地蔓延的1980年代初期，就规避流俗、孑然独去，执著于摸索自己静默而独特的文学小路的孤胆英雄，并慷慨地追封他们为某些后起文学潮流的先驱。
       一个热衷于不断整饬和反复改造主观世界的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现出了渐行渐远的后撤迹象；一个提倡将一切观念问题和乌托邦梦想都摆上诉诸现实的试验平台来实打实地求解、求证的实证主义挂帅的时代，眉目轮廓日益清晰。但就像前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气质，并没有严丝合缝、入木三分地渗透进文学系统的肌体之中，在“新时期文学”跨越“方法年”和“观念年”之后转入自己尾声阶段的1980年代最后的这三四年间，文学和它所依附的社会政治背景之间，仍然显露着某种不受任何主观意念节制的貌合神离和参差错位的关系。
       一方面，拒绝致力于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明天和后天画影图形的实证主义的热情响应者们，在色彩斑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两块试验田里都取得了多种经营的大丰收。无论就产量或质量而言，这丰收都是令人振奋和货真价实的。哪怕是把在它们之后才有的19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八年多以来的文学实绩都算
       在内，也完全可以说，1980年代后半程的这场文学劳作的大丰收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是首屈一指的。
       另一方面，那种习惯于部署和规划一切，并且坚持用预设的标准来裁断一切的思想体制架构，在不得已的退却中，似乎也很快按着“冲击——应变”的原理，稳住了阵脚，进行了自身的完善和充实，随之焕发出了强劲的反制力。而这种反制主要又是选中了在全面推进改革试验的社会运行系统里相对不具有刚性的文艺、学术等环节来下手的，这使得这时期的文艺和学术在不断收获成果的同时，也时不时地要面临一些零星的果实被霜打或者局部面积被迫废垦的意外变故。
       正因为有这后一方面因素持续升级的顽强存在和积极作用，1980年代后半程所有的文学和文化实践最终都被限定在了试验的范畴内，而且这些试验的结果最终也都被鉴定成了由始到终的通盘失败。
       三、“新时期文学”的余绪、回响和再兴
       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以1992年10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立和重续为实际起点的。这个起点的出现，不仅使中国199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文化事业获得了继续向前快速进发的动力和活力，而且也使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传统和1990年代的社会现实有了历史逻辑意义上的承接和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重新恢复了躁动不息、生机勃勃的状态。最先展现在这种状态中的精英层面的“西方文论热”和大众层面的“室内电视剧热”，显示出和1980年代文坛上的“方法论热”和“观念热”，以及“海外电视连续剧热”极其相似的外观和风味。
       如果不特别细切地拘泥于文本个案的微观辨析，单就宏观态势而论，我们宁可相信：1990年代前半程的这两波分别与作为“小众”而存在的人文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之外的其他各界社会成员所组成的“大众”相关联的“热”，就是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精神的某一片断在新时代、新环境中回光返照、借体还魂的表现。假若真是这样，那么，198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随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突然裂解而归于消散的这一幕，就可以被当作是场间休息的一幕，而不是演出结束、台上台下都得彻底收摊散伙的一幕。对于真正垂念“新时期文学”的人来说，这当然是最欣慰不过的一种可能。但是少了场面宏伟、热气蒸腾的意识形态工程和思想观念竞技场的衬托，却多了一片利欲汹汹于其表而薄情寡义于其里的滔酒商海，和一个遍插“无形之手”、惟博弈效益是求的广袤经济市场的冷冰冰的阻隔和挤兑，不管是任何程度的“热”和“潮”，降临到1990年代的中国文苑里，似乎都很难再显现出如同1980年代文坛上的“热点”和“潮流”那样的一种真挚、炽烈而专注投入的动人神采。时势既已如此，所谓偕“新时期文学”而逝的t980年代或许尚有一缕精神遗绪迁延于1990年代的侥幸期许，也就显得更像是一种幻觉。
       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偶然挑起的一场“人文精神讨论”中，倔强地捍卫知识分子纯洁情操和独立立场的一派立论者，显然以他们这种在1990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注定曲高和寡的辩难姿态，印证了相反的可能。可惜不知为什么，他们好像还来不及区分留存在“新时期文学”前后两个不同时段里的两种形态、性质和价值旨归都迥然有异的精神意义体系。在他们的论敌使出貌似科学而实质上毫无说服力的“语源学”考证手段来试图取消议题的现实价值时，他们却更高、更激愤地举起了娇艳柔弱的理想主义的旗帜。而依实际的情理来讲，他们此刻真正需要高张的，也许该是曾猎猎飘扬在1980年代苍凉的晚风和血色的夕阳之中的那面批判理性主义的旗帜。
       在这场远非完美的“人文精神讨论”偃旗息鼓之后，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再也没有贡献出其他更具实质内容的思想观念层面的聚论话题；也再也没有像这场讨论中正反两面的参与者那样展示过在言近旨远的思与文中牵肠动肺地认真回望1980年代的群体姿态。而在文坛以外，兢兢业业的实证主义和凌空高蹈的历史先验主义依旧魂魄相交，虚实相济，只不过它们分明已经丧失了形而上的趣味，开始对另一半世界的改造产生激情：借着掣地连天的经济风暴和市场漩涡的掩护，它们频频出击，以变幻莫测而威力无边的“无影手”和“无影脚”的招式，对社会发动了力度、广度和深度都堪称空前的全面改组。一个物质生活纵向层累而精神生活横向拼接的特征日益突出的新的社会图景，就此悄然定格。一些善用理论的时装装扮自己的犬儒主义者，见状而喜，纷纷表示他们坚信这是“全球化”浪潮带给中国的“后现代”厚礼。另有些部分神情严谨的文人学者，则面对此情此景，作出了放下思想的望远镜、捏起现实的解剖刀的新选择。更多的人，则把文坛和学界一概当成了各人自己开小铺、换小钱、牟小利、博小名、乐乐呵呵过小日子的个体作坊一条街。
       总之，在文坛和学界主动或被动的大规模分化过程中，思想的权利，批判的职责，以及那种冷静面对在社会现实领域一如既往保持绝对强势的实证主义乱流而从中深入地侦知真问题、创制真理论、展开真研究、寻求真判断的勇气和韧性，在去向不同的重新抉择中，至少暂时看来都是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大家的摈弃。或许这才是“新时期文学”在作为精神、思想的活体形态真正归于死亡的一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正好该是“新时期文学”作为传统和资源的形态走向诞生的一刻。
       无论如何，一个真正有希望的社会，终归总要在它怎么也绕不过去的某一时间点上，对置身于它之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出需求实质性的精神创造和思想竞争的真诚呼唤。对我们文学界而言，那就是“新时期文学”涅槃再兴的时候。——事实上，现在正如排浪般从我们身边掠过的纪念过往三十年和“新时期文学”的文字和声音中，对于一个能够振拔自新、实现自我克服的社会文化的新生态以及与此相配的文学发展的另一个“新时期”的召唤之意和呼求之声，的确已经依稀在目、隐约在耳。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