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之学向被视为治学之门径。所谓目，指书名或书的篇名；录为叙录，是对书的内容作的提要。无论学习还是专业研究，只要与书打交道，首先遇到的便是书名问题。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语)。考之先秦古籍，《
诗经》多以篇首字句名篇，而诸子皆以人名书。据余嘉锡先生考证，作者自撰书名萌芽于《
吕氏春秋》，成于汉武帝之世。东汉以后，自别集之外，几无无名之书。而书的命名方式也渐趋多样，如以作者人名、字号、斋名名书的，以与作者有关的地望名书的，以作者官职名书的，以时间名书的，取意名言典故的，不一而足。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建制的变迁，典章制度的沿革，后人难以尽察，歧义遂生。更有某些作者标新立异，横分字号，信意标题，使人难以索解。章学诚主张将命名怪异之书“概付丙丁”，一烧了之，固是激愤之言，却也切中其有伤学术大体，妨僻学术流传之弊。
有鉴于此，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以传统目录学为背景，以书名问题为切入点，阐明书籍命名意蕴为旨归的《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主编，2007年版)。该书遴选七千余条目，以二百五十余万言，条分缕析，探赜索隐，冀由书名释义而窥传统学术之大略，实有俾学人多多。
一、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通过对书名的索隐解奥，可以使读者了解一部书的作者、体裁、内容，认识其性质和学科门类，进而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如《山书》，清孙承泽辑。若单看书名，确实茫然不知所言，其实是专记崇祯一朝典章制度之书，因作者在山中养病时辑成，古人又多以“书”名史书，故名。此书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传本极罕。而作者以治学严谨见称，李白成人北京，授防御使，曾入宫保护明朝珍贵文档与书籍，并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此书价值可以想见，如读者仅凭书名望文生义，恐有遗珠。相似的例子笔者还可举出《协律钩元(玄)》，唐李贺著，清陈本礼笺注。李贺曾做过儿品协律郎，而韩愈有“提要钩元(玄)”的语句，因以为名。李贺的诗以沉博绝丽的辞藻抒发隐曲的胸臆；陈笺如骊龙探珠，深得其妙，并称双璧。不经指点，一般读者也难以利用。其他如《心史》是诗文集而非史书，《书史指南》是类书而非书法论著，《如是观》是剧本(颠倒岳飞、秦桧两人结局)而非释典等等，足资读者借力。
二、兼具解题提要的作用。1992年，作者曾出版过《中国古今书名释义辞典》，今书是在对原书进行全面增补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些增补修订不仅体现在辞目的增加上，更重要的是对叙录的完善。以“一”字部辞条为例：对《一捧雪》作者李玉的介绍，增加了字号、乡贯、仕履的内容，使资料更加丰富。对唐释玄应撰《一切经音义》，增加了明刊本、乾隆五十一年庄忻刻本、《宛委别藏》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版本的著录。对《一鸣集》作者唐司空图的介绍，加注了所据材料的出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对杂剧《一片石》，增加了介绍剧中主人公生平事迹的内容。凡此种种，使得辞典的条目更加详赅，辞典也具备了完整的目录学工具书的功能。
中国古今书籍浩如烟海，穷人之毕生精力难以尽读。本书作者集数十人之力，历八年之功，五易其稿，堪称覃精之作。然囿于精力与识见仍不免白璧微瑕。如作者在前言中对书名与作者的关系探讨得极为详尽，而书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阙如。所收辞目有待进一步丰富，上例《协律钩元(玄)》就没有收录。再者，对于某些虽经多方探讨，仍不知其义的书名，可以存目，以待贤者，亦美事也。当然，瑕不掩瑜，些许缺憾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体大思精，有功学林”，李学勤、来新夏诸先生的评价十分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