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出生顺序效应。即：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由于其出生的不同顺序而产生的在家庭中的独特经验与不同地位，使孩子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方式适应生活，他的生活风格发展也受其影响。唐初玄武门之变兄弟相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这一理论。
[关键词]阿德勒；出生顺序；生活风格；玄武门之变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4—0131—03
一
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巨头和个体心理学的开创者，阿尔弗莱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一生关注和研究人格发展的动力问题。他着重强调在社会的影响下，受追求优越与成功的驱使，个人的自觉意志和行为在掌握其自身命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每个人因其环境不同、追求优越的目标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各异，这些独特的方式存个体的生活中不断总结、归纳和概括，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一套特殊的行为方式，以此作为对付环境的基础，即所谓的“生活风格”。通常来说，生活风格体现了个体真实或者想象的自卑，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一个人总是保持着同一种个性，永远是那同一个统一体，他后来的经验都被这种早期行为模式所同化和解释，因此，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及每一种情感都应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阿德勒认为，出生顺序和地位、堂年期的经验这两者，在导致个体生活风格的差别性因素中具有决定作用。
阿德勒的上述理论与精神分析的其他理论一样，有着精确性、实证性较差的缺陷，但是并不影响其在人格探索与精神病理学巨大的启发意义和应用价值，运用这一理论对玄武门之变这一典型个案进行探讨与解析，既是对出生顺序效应的经验依据与印证，也可略窥政治背后深层而长久的人性。玄武门之变的历史背景与过程结局，虽然正史为尊者讳，野史诸多敷演，但稍具历史知识的国人早已耳熟能详。李渊的四个嫡子：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除李玄霸夭折、早早退出历史舞台之外，从其余三人的人格发展和后期作为中，隐隐可见出生顺序的作用。不同出生顺序造成儿童时期家庭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差异，不仅影响了兄弟三人的生活风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三人的不同命运有着直接影响。
在这里笔者想多说明一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武德年间、尤其是后期的历史，同其他很多官修正史一样，对事件和人物的描述，或歌功颂德或毁谤污蔑，不可全信，诸多原因，不言而喻。对高祖李渊、李氏兄弟三人事迹的记载及品格的评价，新、旧《唐书》语焉不详，《
资治通鉴》倾向性极为明显，《
大唐创业起居注》虽较为翔实、史料价值较高，但未涉及武德年问的史实，这给后世研究者复原历史真相造成很大困难。不可否认，李渊的三个儿子，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相对来说都是很优秀的，“李建成残忍”、“李元吉凶狂”、“实为二凶”(《旧唐书-列传第十四》)之说，用心读史，多不敢苟同，本文中史实引自《
旧唐书》、《
资治通鉴》等正史，但当事人的性格，并非完全如这些帝工家起居注所云简单而片面的“善恶既分”(《旧唐书·列传第十四》)。
二
首先来分析作为长子，在兄弟之争中长期具有优势并处于有利地位、最终却沦于失败的李建成。
按照阿德勒的说法，长子是父母期望、抱负和野心的第一个承受者，致使这个孩子经常感到来自父母期望的压力以及实现父母梦想的焦虑，但一般而言，长子也拥有与其位置相应的威信和权力。长子在诸子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经历过一段独生子唯我独尊的时光，占据父母的宠爱，处于“君主”的位置。与其他人相比，长子可能是身高最高、速度最快、身体最强、说话最流畅的一位。因此，他们深深地感到长子地位的重要性，也经常认为其重要位置与“自己是长子”或“做的最好”是紧密相联的。这种心理环境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积极的一面是长子有责任心，有较高的成就动机；而消极的一面则是有极强的控制欲和支配欲，总想成为第一。
长子通常都会得到父母的极大关注，也很容易对这种受关注的位置习以为常。而等到弟弟妹妹出生后，父母关注的焦点会突然转向次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被逐下“王座”，必须与一个对手分享关怀，会体验到创伤性的地位下降，会感受到父母关注焦点转移而带来的痛苦。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把父母拉回到自己的身边，他会运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拼命挣扎，这些动作的最终指向，正是那段业已消失的“君主”时光，他们对过去权力的眷恋和回顾，使之比其他孩子更了解权力和威势的重要，很可能形成一种极强的权力欲，高度的焦虑和过度的防御倾向。而此时，如果父母没有让长子为新家庭成员的到来作好准备，他就会很消极、表现具有竞争性、采取攻击或不良行为，甚至形成对自我、对生活和关系的消极看法。阿德勒以三岁为界，如果长子在三岁之前有了弟妹，他们对后者的敌意和憎恨大多是无意识的，在其人格发展中很难改变这种态度；而如果次子出生时，长子已经三岁以上，他们就会把一种废黜感融入先前形成的生活风格中去，对新生婴儿产生莫名的敌视与憎恨。
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而且在第一个弟弟李世民出生时已有十岁，作为一个略通人事的准少年，享受了近十年的独生子待遇，从普通家庭的角度来讲，他一直是父母注意和宠爱的中心，从关陇大族以及世袭唐公爵位的角度讲，他也是唯一的和毫无挑战的承袭者。但随着弟弟的出生，他的“君主”地位被取代和“罢黜”，被迫与弟弟分享父母的情感与注意，而且涉及到爵位继承等实际利益的附加因素，李建成难免在潜意识中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罢黜感，对优秀的弟弟有一定仇恨和嫉妒。为了保持和争夺父母的爱，他会采用一些对付困境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成长中不断总结、概括，加进自己的生活风格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影响了自己后来的行为。这种性格在大业年间和武德早期并没有很大显现，兄弟间的矛盾也没有尖锐起来，至少没有引发足以记入史册的争斗。而在武德五年刘黑闼第二次起义被镇压以后，唐王朝天下初定、国家基本实现统一，随着“化家为国”的实现，在特定的情境中，李建成的强烈权欲和过度防御倾向，使他对于弟弟的不安与憎恨日益膨胀，逐渐与李世民水火不容，从互相猜忌、攻汗、告发演变为公开争斗。如《
旧唐书》所载：“联结后宫，诉(李世民)愈切”，及“谋行鸩毒，引太宗人宫夜宴”以至于李世民“吐血数升”(《列传第十四》)等等，是非曲直不论，足可见兄弟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另外，在阿德勒看来，因为长子在家庭中有过权力丧失的经验，他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安于现状，强调规则和纪律，在政治上有一种强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李建成在军事和政治上时常表现出来的温和与保守作派。李建成因其储君身份过早结束了军事生涯，但是从晋阳起兵到被立为太子之间，从他参与的西河、霍邑、河东寥寥数役来看，与弟弟李世民好用奇兵、直取长安的“勇于有为”相比，李建成在军事策
略方面还是相当持重和循规蹈矩的，扮演的多是防御、守卫等保障角色。而进入武德后期，在兄弟之争日益激烈之时，占有优势的李建成却没有采取激进的行动，如武德七年“李世民从上幸李元吉第，李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剌李世民”(《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武德七年》)，却遭到李建成的阻止，固然可以“宽简仁厚”或者“深思熟虑”来解释，但并不妨碍后人略窥他生活风格中不够果断的一面。这些也正是他在斗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却迟迟没有采取果断有效的行为，以至于被弟弟一举击破的重要性格原因。
三
次子李世民，“推刃同气”而夺取至高权力，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发动者与胜利者，并不如后代所粉饰的忠孝悌义，近乎“内圣外王”，而是有着次子典型的人格特征，处心积虑逃避败亡命运，野心勃勃争夺至高权力。
在阿德勒看来，次子一般会努力寻求自己的重要位置，让他们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与长子有很大的差异甚至相反。他从一出生就必须跟长子共享父母的注意与照顾，这是他所不甘心的，在他面前，始终有一个年龄和发展都遥遥领先的竞争者，他必须拿出竞赛的精神努力奋斗，使出浑身解数迎头赶上，以争取父母长辈的称许，这造成了次子通常都比长子有才能，且有可能更成功。如果长子在某方面表现优越，那他会发展另一方面的才华来抗衡，而在立场上，次子通常是与长子相反的。通常，次子们时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中，会发展一种变革的态度，认为可以向任何权威进行挑战，他们有强烈的野心，采取凌厉而积极进取的方式，嫉妒、反抗并试图压制兄弟。
比哥哥小了十岁的李世民，自幼没有感受到来自哥哥的保护和支持，再加上王朝建立过程中勋业克隆而日益膨胀的权欲，便对兄长的嫡长子身份产生强烈反抗，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果断的争夺。李世民的人格中，充满了“勇于有为”，不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的因素，不论是晋阳时期的“潜图义举”，还是统一战争中战术上多次“正合奇胜”、“卷旗人阵”都是这种性格的生动体现(如浅水原之战中“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旧唐书·本纪第二》)等等)。存武德五年以后皇位之争白热化时，李世民在军事实力、政治影响以及李渊本人的倾向上都处于劣势，而他生活风格中的野心勃勃与果断凌厉，正是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政变之心已非常坚定，筹划十分周密，比如欲对“不敢奉命”的房玄龄、杜如晦“斩其首持来”(《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利用早已收买的玄武门守将常何、敬君弘布置强有力的伏兵等等。与李世民的果断和措施行之有效相比，李建成明显没有做好应有的应急准备，六月四日被召进宫时，他没有听四弟李元吉“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武德几年》)的建议(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是非常明智的)，而是贸然进入玄武门，被一箭毙命。
李世民作为次子，对兄长地位取而代之的野心究竟起于何时，笔者这里还有一个冒险的想法：大业末期李世民在太原筹划起兵之时，李建成、李元吉以及庶子智云等人身在河东，处于隋朝的势力范围之内，一旦公开反叛，上述几人性命堪虞(智云果然因此被捕杀)。对于这种情况，李渊也非常清楚，直言“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而李世民积极甚至急迫于此时行“义举”，是毫无所知、胸有成竹抑或旨在借刀杀人?若果真是最后一个目的，那后世的研究者便可以不寒而栗地推测出，他勃勃的超越野心和凌厉的挑战手段，早就形成并已经萌芽。
四
在兄弟三人的这场争夺中，东宫、秦王府、齐王府各自拥兵，形成三大实力集团，李建成与李世民的斗争针锋相对，最小的嫡子李元吉的态度和倾向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阿德勒认为，幼子通常被看作家里的小宝贝，极易成为家庭的中心，因为他既年幼又弱小，需要别人的帮助，父母最溺爱和娇惯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孩子，一方面他会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他又并不喜欢当幼子，因为幼子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是不值得信赖的，这种强烈的自卑感使他想证明自己样样都能做，希望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和打败所有的人，因此特别重视权力的追求，往往可能成为家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要在具有竞争的环境中才过得愉快，要牺牲别人才能维持精神上的平衡，这种极端而偏执的人格往往也会使他遭到失败。
李渊晚年颇多内宠，皇子公主很多，但在“嫡庶有别”的原则下，作为嫡子中最小的李元吉依旧体现出阿德勒所说的幼子的人格。李渊对这个小儿子是相当宠爱的，起兵之初，只有十四岁的李元吉就被“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旧唐书·列传第十四》)，镇守发迹之地，委以重任；而在面对刘武周进犯时，李元吉的不战而逃使整个河东根据地一朝丧尽，也未遭受处罚，不久反而加封侍中衔。末子的身份、李渊的过度溺爱，使他娇纵而狡猾，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并试图超过所有人的特质。在有两个兄长的前提下，正常情况下他是绝无继承皇位的可能的，但是，补偿自己自卑感的强烈欲望推动他毫不迟疑地卷入这场斗争中，当然，这个聪明的末子有很清楚的脑筋：帮助李世民除掉李建成，这个才能卓越、功劳赫赫的哥哥是他无法对付的，为人作嫁，无利可图，甚至会赔上自己；而帮助李建成则不同，“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旧唐书·列传第十四》)。为了超越所有兄弟，促使他倒向李建成一边，在兄弟之争中起到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上文所述武德七年设计行刺李世民，以及武德九年密请杀秦工，“但应速杀，何患无辞!”(《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武德几年》)等果断行动，除之后快的心态溢于言表，似乎比直接当事人、长子李建成更加急迫。
五
在兄弟之争走向何方的问题中，有一个人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人就是作为父亲和皇帝的李渊。阿德勒认为，父母存帮助孩子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并帮助他们设定目标方而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父母没有帮助长子存心理上懂得家庭成员的到来、接受弟弟妹妹，长子情感上的失落和仇恨很可能产生，他会很消极，表现具有竞争性，以重新获得失去的乐园，而如果父母又对这些行为做出不恰当的消极反应(如批评或忽视)，会进一步让老大丧失信心，采取攻击行为或不良行为，而长子对待弟妹的态度，又会对后者的人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兄弟三人的母亲窦氏是一个贤惠甚至英明的人，史载她“以孝闻”、“工篇章，而好存规戒”(《旧唐书·列传第一》)，并且对世事有敏锐的洞察力，但她不幸早亡；而宦海沉浮的李渊，在这方面显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虽然无法找到开皇、大业年问唐公府内家庭琐事的记载，但是从武德中他对兄弟矛盾的处理也可见一斑，李渊早知兄弟“终是不和”，历来采取平衡的办法，力图使兄弟三人各安其所，既不放弃“立嫡以长”的原则，使李世民以功勋取得继承权，又设所谓“天策上将”之衔，以安李世民之心，不能果断地为李建成铺平继承道路；为避免“忿竞”，他欲将李世民调往洛阳，划疆而治，又为他人封奏而罢休。在兄弟势成水火，后宫、外廷、地方势力各有依附壁垒分明的情势下，他的优柔与反复于事无补，不可能调解矛盾，反而使双方实力始终处于较均衡的状态，只能加剧他们的明争暗斗，使之日益复杂化。
阿德勒的出生顺序理论作为一种假说，其验证还要通过更多的研究，而且将历史人物的人格完全归于出生顺序的控制过于牵强和片面，但是这一理论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年幼时期特殊经验对个体人格倾向的影响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与形态都是会改变的，唯有人性恒久不变，对人性研究与刻画才更有价值。所谓“无情最是帝王家”，武德后期的兄弟之争固然是对权力的争夺扭曲了人性，但从心理学角度，试作粗浅的解析，也希望能从刀光剑影、喋血禁门背后略微窥探出深层而长久的人格问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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