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由于受到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影响，出现了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双重偏移和失落现象，其理论价值的偏移与失落主要表现为理论的异化与理论的漂泊，前者表现为学科属性的失纯，后者表现为本土特色的欠缺；其实践价值的偏移与失落主要表现为失去了对当下文学实践的规导功能。要对2l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进行价值重建，一方面，要通过纯化学科属性、回归本土文学现象来建设科学化、本土化的批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有效地规导当下的本土文学创作来实现文学批评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文学批评；价值；重建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4—0082—06
自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20世纪初期的语言学转向，一次是20世纪后期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以语言研究为本位，力图把文学的语言作为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来进行纯客观的实证性的研究；文化转向则以文化研究为本位，力图从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上来研究文学。这两次转向分别于80年代与90年代之后对我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的结果可谓是利弊参半。尽管前者提醒我们重视文学文本的内部构成规律，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开放式的批评视野，但二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双重偏移和失落：一方面，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学科价值与本土价值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伴随着对西方批评理论的不断追逐，不仅未能实现所谓的“中西对接”和“本土化转换”，反倒使自己原有的东西也险些丢光，批评家所感到的“失语”的痛苦就是这种危机的极端表现。另一方面，当下的文学批评理论弱化乃至丧失了对于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价值，有学者委婉地指出：“如果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比如王朔)，这些现成的理论都是没有用的，大家就会不是谴责其‘不学无术’，就是越发产生对现有知识的依赖。”也有学者明确指出“理论的泛化和过剩现象是存在的”，所谓“过剩”就是“无用”的变相表述而已。显然，21世纪对我国文学批评的价值进行重建，不仅是我国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文学创作向高水准发展的必由之径。
一、理论价值的重建
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价值应是其价值的基本层面，构建起一个科学、先进且富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是文学批评理论价值构建的目标。目前我国文学批评理论存在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理论的异化”，二是“理论的漂泊”。前者表现为学科属性的失纯，即文学批评理论偏离了“文学中心”原则，使文学批评理论在本质上不再是针对文学的理论，而成为针对其它学科的理论。后者表现为本土特色的欠缺，即文学批评理论脱离了本土文学情境，成为失去了民族性依托的无根基、无特色的理论。所以，文学批评的理论价值重建也就是对其学科价值与本土价值的重建。
1 学科价值的重建
对文学批评理论学科价值的重建关键在于对文学中心主义原则的确定。文学批评的对象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文学，只有确保了它的文学本位性，才能确保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价值。韦勒克指出：“文学研究如果不决心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物的一个学科来研究，从方法学的角度说来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袁行霈先生也倡导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理论必须首先奉行文学中心主义原则。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都偏离了这一原则，这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追寻其原因：因为这两次转向都是建立在对前一种批评理念与批评方法的反拨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理论的纯粹科学性的追求之上，是为了破掉前者而立起后者，这就必然避免不了偏颇性。语言学转向是对19世纪及其之前从政治、经济、思想、心理等外部因素来进行文学批评的传统的反拨，所以实现了一种“内向”转折，建构起了以文本语言研究为本位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使语言“由以往的媒介或工具上升为文学的本体性属性，成为文学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对象。”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而文化批评作为对语言学批评的一种反拨，它是一种以否定形式主义批评内向性的“外向”转折，它以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为出发点，尤其注重文学与当代文化现象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其实质是对文本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的解构，也是对固定不变的文学疆界的超越”。适当地强调文学的开放性未尝不可，但无论如何不能越出文学的疆界，正如英国批评家艾略特所说，文学批评“不能用来研究英国小说中提到长颈鹿的地方究竟有多少处”，所以，从本质上说，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是语言学与文化学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文学成为语言学或文化学的载体和研究场地之一，文学自身的性质与规律被遮蔽，前者以语言学遮蔽文学，后者以文化学遮蔽文学。这样的文学批评理论显然疏离了文学自身，成为一种被其它学科异化了的理论，也成为丧失其自身学科价值的理论。因此，回归文学中心意识是文学批评理论保证自身学科价值的基本前提。
文学中心原则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具体的批评对象的重新确认。本来，文学批评的对象无可争议地指向文学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问题出在人们对文本中那个更为具体的批评对象的选择以及对文学现象的理解上，而这些问题又都指向了“什么是文学”这一古老而又纠缠不清的问题。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使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加模糊不清，.前者把文学当作了“文学性”，后者又把文学与文化的概念混为一团。“文学性”作为文学的基本特性，它显然不等同于文学，当然也不是文学批评的对象，而应是文学批评选择对象时所依据的原则。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研究“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㈣，并非说文学研究就是要研究文学性，而是说文学性是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同时，文学性又是文学的一种整体特性，而不是局部特性。形式主义批评把文学性局限于形式特性本身，仅把文学看作是语言的艺术，忘记了文学也是再现生活的艺术、表现意识形态的艺术、抒情言志的艺术与“载道”的艺术。文化批评又把文学性当作了文化性，不仅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也导致了对“文学性”的曲解，其结果是对文学的背离。显然，文学批评的对象既不是文学性，也不是文学的局部特性，更不是非文学，而是在“文学性”统摄下的文学现象本身。近来也有学者指出文学批评的对象不应是文学性，而应是“文学性的程度”，其中同样蕴含着值得我们探讨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2 本土价值的重建
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重建关键在于回归本土文学现象。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我们的当下文学批评理论确实是有意无意地脱离了本土文学现象，由于国内现行理论大多是在外国文学国情中生成的舶来理论，使理论往往无法与本土文学现象对接而成为一个封闭、自足的运作体系。因此，近几年文学批评理论本土化建设的呼声日渐其高，多数理论家都强烈感受到了本土文学批评理论思维的衰弱及话语的枯竭，意识到了盲目追随西方理论的前途渺茫乃至死路一条，于是纷纷提出“走文学研究的井冈山之路”、“要建设本土
性的原创性批评理论和方法”、要形成“以我为主，兼容中西的大家风范”等充满焦虑感与责任感的响亮口号，并积极为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建设献计献策，有的主张在中国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的融合或对接中实现本土化建设，有的倡导对外来理论进行本土化转换，有的期望以我国古代文论为主轴、以现代西方文论为侧翼来构建本土文论体系，这些思路都不失为有益的探索。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融合”、“对接”、“转换”都存在着操作上的极大难度，其实证就是这种“理论制造”的成果基本上都呈现出生拼硬凑、不伦不类的弊端。在古代文论的框架中来构建现代化的本土文论体系也难以行通，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古代有限的文论资源毕竟难以满足今天的需要。比如《
文心雕龙》尽管涉及到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大部分命题，但从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性建设的需要来看，其理论容量又是极为有限的。
相对而言，立足于本土文学现象来重建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有着较强的可操作性，其操作结果也比较乐观，我们有足够的例证来说明这一途径的可行性：我国的古代文论的本土化特点是毋庸置疑的，其原因就是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现象的产物，无论是选本、摘句、诗格、诗品、评点等具体的批评方法，还是对文学规律的总结与概括，其理论表述都是从活生生的文学现象出发，因而从理论内涵到话语特征都洋溢着浓郁的本土气息。我国“五四”之后的现代文学批评虽然进行了现代性转向，大量引进了外国的批评理论，但由于这种引进是为了通过改进我国的文学状况来改进国民状况，也就是说是带着鲜明的实用目的，因此这种外来理论对于本土文学现象的针对性仍是十分鲜明的，这种针对性不仅推动了我国的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迈进，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保持住了我们的本土特色——外来理论影响了本土文学现象的改变，本土文学现象又生成了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所以，这一时期我们有着自己的理论家，如胡适、茅盾、鲁迅、郭沫若、周作人、朱光潜、周扬、胡风等。建国后的当代文学批评尽管很快滑入了极左路线的误区，但其本土化特点却没有丢失，因为那种极端政治化的批评理论是我国当时特有的国情的产物，是与当时极端政治化的文学现象完全统一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肯定极左路线统治下的文学批评，而是借此说明立足于本土文学现象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土化建设的重要性。可见，只有针对本土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才可能生成本土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针对性产生了民族性，是批评对象的本土化形成了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外来理论只能用来解释本土的某些文学现象，却不能解释本土所有的文学现象，这也是符合“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哲学规律的。
回归本土文学现象不仅是形成批评理论本土特色的基本保证，也是我们寻找新的本土理论生长点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我们要从古代、现代与当代的文学现象中去重新发现新的理论，即所谓对历史作品做出现代性的评价。马克思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往往是在这种事物已经终结而被人们作为“历史”来反观的时候。过去的文学想象虽多有定论，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今天的研究来重新阐释它们，以对定论加以丰富补充或修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现在为过去去蔽，使过去显现出新的内涵、新的侧面，使之获得了新的生机。”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重新阐释文学史”的呼吁就是这种良好愿望的体现。另一方面，仅对以往的文学现象进行重新阐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特别重视对当下文学现象的研究。许多人对于我国当下的文学现象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学芜杂、肤浅、缺乏精品力作，不值得文学批评去费时费力，因而使之成为了批评的荒原。实际上，这种现象对我们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化建设反倒极为有利，因为越是荒芜，就越是潜藏着巨大的理论生机，越是具有巨大的理论开发价值。这样的理论处女地所生产的新理论一定是鲜活的、充满生机的，也必然是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的。当然，从文学现象中去寻找理论生长点，尤其需要我们付出责任与耐心，克服学术浮躁情绪，树立扎扎实实做基础工作的科学精神与学术风气。
二、实践价值的重建
文学批评的实践价值应是其终极价值层面，因为理论的意义最终要通过实践的效果来实现与检验。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学批评理论应该更加充分地体现这种“能力”特性，因为批评的价值就在于发现、提出并解决文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早在古罗马时期，贺拉斯就把文学创作比作“刀子”，把文学批评比作“磨刀石”，以此来说明批评对于创作实践应有的作用，18世纪的德国批评家赫尔德说“批评家应当是作者的仆人、友人和超然的评判者”。我国的传统文论也注重从批评与创作的关系上来判定批评的价值，近期有学者把文学批评的这种价值体现上升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上来，认为“弘扬进步文艺以引领文艺创作是文艺批评发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用的首要工作”。这些观点都说明文学批评的价值要建立在对创作实践的“有效指导”之上。但是，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却没能体现出这种应有的“指导”功效，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失职”与“渎职”。雷体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如何构建——全国“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建构”学术研讨会综述》中总结说，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创作出现的新变化，“过去一贯以倡导文学与艺术精神为己任的文学批评突然失去了自己一贯的形象，要么保持沉默处于失语状态，要么被媒体所收买而变成市场文学的宣传工具”。文学评论家白烨也在中华网发表文章明确地指出“批评不适应创作现状”，并进一步分析说：“就对应于主流文坛的文学创作而言，文学批评因为缺乏宏观考察和倾向追踪，已越来越显示出缺欠和薄弱来。而如‘80后写作’这样影响甚大的文学现象，因并不在主流文坛的视野之内，也基本上游弋在文学批评之外；而大量在网上发布和流传的文学作品，更是没有文学批评的足迹予以光顾，实际上处于‘无监管、无批评、无引导’的‘三无’状态。”由于批评的失职，文坛的不满也就理所当然，我们随时可以听到文学界对当今文学批评的否定和不满之声，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文艺学学科价值的质疑。可见，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实践本身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它是否真正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这样的文学批评有什么用?这一系列问题已不容当代批评家回避。
文学批评要建立起对于文学创作的指导价值，必须从“阐释”与“规导”这两个向度进行努力。
1 阐释功能的健全
阐释功能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文学批评实践价值的实现途径之一。文学批评理论对阐释功能的一般解释是“对文本意义的探究和解释”，也就是说，阐释的意义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意义的阐释来引导读者的阅读与作者的创作。但当下文学批评的阐释功能却丧失了其健全性，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创作指导功能的缺失，阐释往往变成了脱离文学实际的自说白话，正如米勒对解构主义的批评那样：“‘解构主义’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只不过就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这样，作者无法从批评者的阐释当中真正了解和
发现自己作品中潜藏的意义，因而也无法以此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并由此导致了批评对读者的误导。要恢复文学批评健全的阐释功能，可从以下途径人手：
首先，要重新确认阐释的对象。毫无疑问，文学批评阐释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现象。但当下的文学批评往往把理论本身当作了阐释对象。由于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被赋予了“元批评”的性质，批评者更多地关注理论自身的问题，理论往往成为其自身阐释的对象，“文学作品被作为验证分析方法和探索新的分析内容的素材，批评成为方法论的试验场”。文学作品一旦退出阐释视野的中心，批评对于文学实践的指导价值也就大打折扣。因此，我们重新明确，文学批评阐释的对象就是文学本身，它既包括具体的文学文本，也包括各种文学现象。
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文本意义观。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而是阐释者给定的，因为只有在阐释者与作品的交流中，作品才显示出意义。”这并不是说文本意义是阐释者纯粹创造的结果，而是说文本意义源于阐释者与文本的交流，也就是说，文本与阐释者共同完成了文本意义的生成。作为批评者，一方面，要全面理解文本意义，文学文本的意义十分丰富，我们可以从某一方面去阐释文本意义，但却不可以把某一方面的意义当作文本的全部意义。如语言学转向中的文学批评把文本意义仅理解为“语言的意义”，文化学转向中的文学批评又把文本意义理解为文化的意义，这显然是犯了片面化的错误。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对文本意义把握的准确性。阐释是一种生产，批评者首先作为读者，对作品是可以进行再创造的，但这是一种基于文本的生产，是一种有条件的创造，因此在阐释文本时，要从文本实际出发，阐释出文本确实存在着的意义，避免绝对的客观化与绝对的主观化，既不能把阐释当作对作品纯粹科学的解剖，像某些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也不能把严肃的批评当作贩卖新概念、新术语的场地，生硬地阐释出文本中本来没有的意义。有学者指出目前存在的过分主观化的批评倾向，“这么多的‘意义’其实是批评者强加给文本的，极端化的主观性到了无视文本和作者的客观实际而任意发挥、联想的地步。”其实这种倾向恰恰不能说明批评者有学问，反而暴露了其能力的欠缺：不是看不懂作品就是不能真正理解这些舶来的新理论。
再次，要做到阐释方法上的古今结合与中外结合。一方面，要把古典阐释学与现代阐释学结合起来。以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为代表的古典阐释学强调最大限度地恢复文学文本的历史原貌，精确地重现作者创作的当时状况与真实意图，反对对文学现象进行当下性的解读。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则主张阐释者对于历史对象的现实性参与，其主旨在于“确认解释对于历史对象现实性参与的合法性，肯定这种参与的必要性和积极性”。显然，古典阐释方法与现代阐释学都有其科学性，也都有其偏颇之处。因此，阐释方法的现代性构建不应该是对现代阐释学的搬用，而应该是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前者侧重于对创作环节的历史性把握，强调追究作家与作品的“原貌”，而后者侧重于对阅读环节的历史性把握，强调读者的创造因素。前者利于我们真实地掌握文学的当时性状态，后者则利于我们把握文学意义的变化。另一方面，要把本土阐释方法与西方阐释方法结合起来。中西阐释学各有特色，中国的阐释学虽然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总结，但其实践价值却毫不逊色：我们紧扣文学作品、重视审美意义与教化意义的阐释，对文学创作实践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和更具体的指导意义。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在阐释话语上的本土化。要尽量使用本土话语来说明我们自己的问题，大量脱离本土文学国情的引进理论令作者一看就心生反感，阐释话语的本土化既利于对本土文学实践的有效指导，也利于我们的批评理论走出“失语”的尴尬境地。
2 规导功能的强化
文学批评的阐释功能不能代替其规导功能。所谓规导就是对文学创作实践的规范与引导。从文学发展的需要看，规导功能比阐释功能显然有着更重要的价值，不能规范与引导文学发展的批评一定是无用的批评。鲁迅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这与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的“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一样，强调的都是文学批评应有的规导功能。文学批评的意义就在于指出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以推动文学的发展，它的价值不仅要指向过去，还要指向未来。但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显然弱化了其规导功能，文学创作因缺乏应有的制约与引导而失去了价值标准与方向感，因而陷入了芜杂、低俗的境地。我们甚至可以说，目前文坛乱象的产生，不仅因为缺乏批评的有效规导，也与批评的误导有关，纷乱的现代理论把创作引向了这条“多元”之路，反过头又对它不屑一顾或者无能为力。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理论的失职与失策。因此，要振兴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应担负起首要的责任。
首先，要重建批评家的责任感与神圣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批评家丧失了应有的责任感与神圣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其中不仅反映了功利观的问题，也反映了职业道德观、荣辱观、人格观的问题。批评家一旦丧失了责任感与神圣感，就极易被功利所驱使，沦落为媒体的工具与金钱的奴隶。当代批评家木弓曾于2004年在《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评论家帮书商卖书去了》的文章，在评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就文章对不负责任的批评现象所做的批评纷纷发表赞同意见，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批评家责任失落的事实，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批评家重建责任感与神圣感的愿望。要实施这种重建，一方面，批评家要有远大的目光，正确认识“远功”与“近利”的关系，仅追求眼下的一己之利而丢掉为文学服务的意识，势必会在造成文学滑落的同时也阻断了批评本身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反之，如果批评能够从远处着眼，从近处着手，对当下文学现象给予更多的实质性关注，改变那种要么不理睬，要么捧上天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就会在解决当下文学实践问题的同时，也使批评自身充满生机与活力，获得更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的“远功”与“近利”又是统一的。另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批评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批评家应有一种为真理代言的神圣感，要敢于说真话，不敢说真话是批评者真正的悲哀。那些一味奉承的批评已丧失了批评应有的品格，使批评沦落为广告的性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伪批评”。恩格斯曾对这种“奉承派”提出过严厉批评：“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妄图，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掮客的热情，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既然无法容忍，就须彻底改变，而重建批评家的责任感与神圣感就是改变这一状况的先决条件。
其次，要突出批评的“导航”功能。在客观、公正地评价文学现象的前提下为文学创作实践指出一条优化发展的光明大道应该是文学批评的最高价值体现。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选择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作为批评对象，从正面树立典范。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选本批评、摘句批评、评点批评等都体现了强烈的“典范”意识。所谓典范并非尽善尽美，但却有着极高的批评价值，尤其是正面引导的价值。现在我们很少见到批评界对一部典范作品的热烈持久的讨论，国内的作品没有，国外的也不见，这也是我们的批评缺少价值目标定位的表现。另一方面，要善于从当下文学创作中去发现、总结好的经验。当下文学现象虽然芜杂，但一定有真金藏于其中，关键是需要批评家有一点“淘金者”的精神。鲁迅曾经指出：“所希望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鲁迅在此所指的虽然是对译作的批评，但这种“择优”原则同样适用于当下的文学批评，好的经验一旦被作为正面标杆树立起来，自然就会成为后来者追随的目标与光大的基点。
还需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还需要一定的政策机制来予以支持，以利于这一问题早日走出理论层面上的探讨而进入实践操作层面。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