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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叫　春
       罗　姨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第一声是宣告，很悠扬；第二声是命令，很短促；第三声是恳求，几分凄婉几分哀怨。每次开饭，罗姨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喊。三声喊过，没有响应，她又从头开始；还是这样的次序。美工组的条子说，罗姨的喊声曲折起伏，很有音乐感。大家注意所，还真是。有时候就是为了享受这音乐感，故意拖延下班。
       “我晓得，你们就是想急死我。”
       罗姨口里这样说，心里很快活。
       罗姨先前是安老师家的保姆。
       安老师是城里师专毕业分来的，女朋友是初中同学，父亲病故，家里弟妹多，她是老大，只好失学。安老师参加工作后帮她在城里找到一个小学代课，等她转了正，他们才结婚，她已经三十出头了。沙河镇到城里坐火车只要半个小时 ，每个星期或是安老师回城，或是他爱人来。站里给了他一间房，他自己去买了一张双人床。床最重要，生儿子要拜托它。桌子和凳子都是站里的。桌子是条桌，凳子是条凳，站里都用不上了。站长老冷当过县财政局的副局长，找关系弄到一笔经费，添了一些新的办公用品。夫妻两个只开支一个人的工资，另一个人的工资存起来留给儿子。
       婚后半年，老婆的例假一直正常，两个人便沉不住气。旁人也渐渐为他们着急，提醒说：“要加班加点噢。”每次临近老婆的例假，两个人便惴惴的，一声“来了”，顿时眼睛发黑，手脚发软。
       儿子比他们要沉着得多，不慌不忙地在娘胎里呆到足月。
       儿子出生，让他们吃更多的苦头。光是为了找个合适的保姆，就耗尽了心血。安老师爱人是班主任。整天忙得头发都梳不清爽。比较起来，安老师好办些，带孩子却又多少有些难为他；只有请保姆。但镇子附近的人愿到镇上做的极少，因为工钱低。要做就去城里。
       安老师先后找到过两个保姆，一个是镇上捡破烂的，弯腰驼背，不停地咳嗽。半个月后，安老师的儿子感染了她的肺结核。赶紧付了一个月的工钱打发她走人。后来找到一个自称十五岁顶多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孩，结果是多了一个要照护的人：早上不用力推她，她绝醒不了；白天她跟一帮光屁股的伢子在河里捉鱼，安老师的儿子在摇篮里哭得惊天动地。
       实在没有办法，安老师只好硬着头皮把儿子送到城里住几天。
       那回，安老师从城里接儿子回来，走出火车站，有个女人一直在身后喊：“哥哥!”他没有在意，他在此地无亲无故。上了公路，这个声音还在后面响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急。
       除了不时擦身而过的汽车或拖拉机，边上没有别人。安老师不由得疑疑惑惑地回头：一个老女人，手长长地向前伸出，一踮一踮地跑着。发髻已经松散了，几绺头发在耳朵和脸面之间甩来甩去。
       “哎哎，哥哥!慢些，哥哥……”她上气不接下气，“就是喊你们……我接了好多回了……天天来……你们不是说初七回的么，怎样到了今天……今天是初十了吧……不记得了么？我不是到机关单位见过你一回的么，说好了，过了节，我就来跟你们做的呀。”
       “原来是你。”安老师歉然。端午节前，他是见过这个女人，她“罗姨”。
       罗姨抱过安老师儿子，拼命地亲起来：“心肝啊肉啊。”母鸡似的格格大笑。”
       一个路上，罗姨喋喋不休，说她初七一大早就挑着箩担来了，一头被盖，一头米。等了一天，不见人，只好又挑回去；二天又来，又不见，就有些慌了；昨天来，还是不见。她急得把箩担挑到车站上守了一天。好在你今天来了，要不她以为变了卦。停了一下，又说，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工钱要是从初七算起，那她就白沾了几天光。
       “工钱当然从初七算起。”安老师说，“让你等了这些天；已经很不应该了。”
       她愣了一下，说：“你这个哥哥，真好。”
       老是被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恭恭敬敬地喊“哥哥”，安老师开头很不自在。后来他发现，只要对方是男的，罗姨都是一个喊法，包括安老师那个才满周岁的儿子。
       “哥哥吔，莫瞎窜！”她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放下手上正在劈柴的刀或是正在搓洗的衣服，跳起来，把那个快要晃到河边上的一岁的“哥哥”，一把搂回去。
       罗姨见人就说“托你的福”，问她的年纪，她就回答：“托你的福，养了两个撑饭的。老大生了伢子。老二旧年当兵回来，也讨亲了。”
       作为一个女人，她很有理由骄傲：一，生了两个儿子；二，守寡把他们拉扯大了。
       站里的人也都说：这是可以立牌坊的哟。一致拥护老冷的决定，在库房里给她隔出一个小间安身。
       两个儿子成了人，做娘的却没有在家里安生。罗姨是熬怜儿子。乡下穷，只要动得，她就想到外头多赚些。
       每封星期天，不论天气好坏，罗姨都回去。要是安老师星期六晚上回城，她当天就走。要是安老师爱人来了，她就在星期天天亮前从床上爬起来，生炉子，煮粥，在桌上摆碗筷；在雾里摸索着，到河里提水，把盆盆罐罐都装得满满的；实在没事了，就劈结疤柴。好不容易见到天发亮，她轻手轻脚，钩起一根手指头碰两下安老师房门，怯怯地祝：“哥哥，粥好了，冷了，可以吃得。”好豫安老师两口子迟迟没有起床，是等着粥冷。听到里面床上翻动的声音，她才跟着说：“我走了。”一边嘀咕：“不是怕鸡发瘟，死人才回去。”免得安老师两口子不高兴。
       罗姨这种小心，其实不必要。找到这样一个保姆，安老师两口子再满足不过。反是觉得她太苦了。
       每次回来，她都跟回去时是两个人，脸色蜡黄，浑身就像撒了架。“再也不回了。”每回她都发狠，“该死该埋的才回呢。”一到日子，她又赶起赶落地走了。
       有一次她回来让安老师大吃一惊：撑着腰，喘着气，一步一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碍事的，起早了，头发昏，栽到坎下去了。”她笑笑，想从安老师手上接过孩子，终于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上。
       以后的一个星期，安老师请了假，自己带孩子，做饭，天天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回来给她熬药。到月又把一个月的工钱一文不少地交给她。她瞪着安老师，好半日才哭出声来。
       大家这才晓得，她这回病倒，是因为遭了殴打。
       事情由两只木水桶引起。
       来镇上之前，她在城里一个老干部家里做。走的时候，老干部让她挑样合适的东西做个纪念，她就挑了一担桶——同老大分了家的老二一直借用别家舶水桶。这担桶是老干部从下放的农场带回来的，也算是个纪念物。罗姨把这担桶交给老二之前，先在站里放了好久，反复盘算才下了决心。还是惹了祸。二儿媳刚过门，大儿媳就出头把家分了。因为老二没有儿女负担，老娘就分到了他名下。老大和他女人没有料到，分家以后，老娘竟成了一棵摇钱树：进了城，发了财。从城里带回一担桶，就是一个证明。
       坐在门槛上喂奶的大儿媳，见婆婆一手挽着一只木桶，进了老二的屋，“嚯”地站起，
       把下闷头抽烟的丈夫一推：“不行!今日买桶，明日置缸，后日不要做屋了么!这口气，老娘怄不下!”
       “这个恶婆子！跟一阵风样冲进来，打烂了捅不算，还说我是老骚精……”罗姨忽然打住。好久，才叹了口气，“我这不是造孽么！”
       “你儿子呢?”
       “儿子……”她凄然地歪了一下嘴角，什么也没有再说。
       有关罗姨过去的种种，站里渐渐就听到一些传闻。
       原来她的离乡，并不全是因为穷。她有过一个相好，有回碰头，被相好的屋里人抓住，当众把她的衣服撕得露出奶子。儿子觉得丢丑，整天没有好声气。她在家里呆不住，才进了城。
       老干部早年丧妻，儿女都成了家，逢年过节才到老子这里聚一次，平日唯一的伴就只有保姆。时间长了，难免生出纠葛，以至于想要结婚。老干部所有的晚辈在最短的时间里旋风般地集中，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下老妈子轰了出去。
       这些故事，让大家发现罗姨确实比实际年龄少性：头发是黑的，还发亮；牙口齐整，一颗不少；高兴的时候脸上光鲜红润。尤其有些难情的是，她的胸脯还真是鼓鼓的。还喜欢唱情歌：
       捏姐一把姐一扭，
       姐儿骂郎轻骨头。
       捏姐莫在人前捏，
       人前捏姐假风流，
       你不害羞我害羞。
       唱得抑扬顿挫，有滋有味，唱唱就出了神。
       挨了大儿媳殴打之后，罗姨不再回去。起先，到日子她还是早早地起床，做饭，提水，劈柴……终于发觉这匆忙不必要，便怅怅地叹口气。
       不知为什么，晓得了罗姨那些事情，安老师两口子心里总有些不是味道，对她的态度不知不觉就有些改变。
       自到安老师家，罗姨一直是跟东家坐在一桌吃饭。只要她不坐下，东家决不动筷子。即便对自己的母亲，他们也来必有这么敬重。开始她很不自在，后来就习以为常。有时候，安老师或他爱人因为什么事要耽搁一会儿，让她先吃，她也就照吃不误。现在，一看她大咧咧地坐在桌上，安老师就暗暗觉得她实在有些无礼，开始找由头把她支开，让她或是去冲开水，或是给儿子把尿……以前，这些事总是安老师自己争着去做的。又老埋怨儿子身上腌臜，言外之意当然是她失职；饭要是煮得有点夹生，就皱起眉毛。她并不在意，以为是时间长了，随便了。偶尔有一次，她领着安老师的儿子去墙根晒太阳。坐偏了板凳，一屁股跌在地上。安老师儿子搂住她的脖子哭喊起来。她感动得热泪盈眶，一连好几天都咕咕哝哝地说安老师的儿子晓得疼她，人只有做细伢子的时候心最好。对安老师两口子与日俱增的冷淡，她的反应也就是这样了。
       安老师两口子还是决定辞退罗姨。离一个月还差几天，安老师付了一个月的工钱。
       “穷死，也不在乎这几个钱。”罗姨说，“有么了不得，老干部屋里我都做过。天天有油条麦粑吃，我还不做呢。”
       临走的时候，罗姨用力碰了一下篱笆门。安老师怔怔地看着她一踮一踮的后背，又有些觉得自己过分。
       大约一个多月后，一个星期天，安老师和他爱人正忙着做饭，忽然听见院子里的儿子大哭，跑出去一看，罗姨正半跪着蹲在地上，死死地搂定他们的儿子，老泪横沛的脸。拼命在小脸上蹭。
       看到先前的东家，罗姨连忙站起就走。走于两步，又忽然站住，从裤袋里掏出什么，塞到安老师儿子的口袋里。
       是两粒水果糖，包装纸已经褪了色，糖也软软的了，不晓得在她裤袋里放了几久。
       这两粒糖，使安老师的心也软了。他已经听说，罗姨后来去的那一家，只能等东家吃完了她才能吃，只能在厨房里吃，只能吃东家指定的剩菜。没有多久她就想走，总在人前讲安老师的好处。只是安老师哪里长期请得起保姆，先前请罗姨是因为儿子太小，实在没有法子，现在儿子可以入托了，即使没有上次木愉快的分手，迟早也要辞退罗姨的。
       “罗姨!”
       安老师大声喊，心里想着：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
       “你等等。”
       站里新近增加了几个单身，老冷盘算着办个食堂，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安老师把罗姨带到老冷面前，老冷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对安老师，老冷从来是言听计从。
       罗姨从此就成了站里所有人的“姨”，无论年岁跟她差不多的老冷，还是比她孙女大不了几岁的郑晶晶。
       “也不晓得哪世修的，跟你们结了缘分……”很长一段日子，只要一见到站里人，罗姨就眼睛发红。一直到觉得自己真的是站里众人的“姨”了，说话才成了现在这样的高声大气：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今天有些怪，无论罗姨喊得怎样曲折起伏，始终得不到响应。
       安老师
       立春好久了，没有想到下了这样大一场雪，从昨日下到今日还一点没有停的意思。
       炭是上好的栗树炭，铮铮地发出。金属的光泽，烧起来“哔叭”作响。炭条架得老高，蓝悠悠的火苗呼呼地蹿起，亮亮的火星子不时地四面迸散，围着火盆的人一阵惊慌。屋子里暖融融的，窗玻璃上结的薄冰很快就化子，变成许多小水滴，虫子似的在玻璃上弯弯曲曲地往下爬。
       站里大部分人都集中这盆炭火周围。这是先前的店堂，很宽敞，除了贴着一面墙的木楼梯，就是老冷和老胡的两涨办公桌。老冷说，你们搞专业的要静办，上楼，我一个打杂的，随便坐哪里。老胡来得晚，老冷让他在自己前面摆了张桌子，说正好跟我做个伴。食堂就在后面，每次开饭前，大家总喜欢在这里挨一阵。今天挨得比以往久些，不是为了听罗姨有音乐感的喊声，是等电话。
       “安老师不晓得到了地方没有。”
       老冷看着窗外的大雪，忧心忡仲。一旦安老师不在，老冷就总觉得少了什么。
       “他今天只怕是吃大苦头了。”
       老冷把刚沏的茶小心地放在火盆边上——他喜欢喝烧嘴的茶，又怕冷，每次都坐得离炭火最近，两个巴掌恨不得贴者炭火。
       下午正收拾会议室，安老师接到一封信，匆匆看一眼脸色就变了。信是下面公社一个业余作者写来的，信里说，老婆要离婚，他痛苦得要命，不想活了。
       哪个也劝不住，安老师当即就决定去看那个作者。已经没有了班车，只能走去。足足四十里路，还是这样的大雪天！
       “挂个电话问问，看着安老师到了没有?”
       老冷对坐得靠近电话机的会计老胡说。摇了很久，总算接通了总机。话务员记录完了以后，让等着。
       黑色的摇柄电话机久久地沉默着，它的沉默，使众人觉得在几十里外的风雪中跋涉的安老师更加遥远。
       安老师师专毕业分到县里工作。那时候他是机关里最年轻的干部，瘦瘦长长，白白净净，又是城市人。六十年代，作兴交谊舞。安老师一般不跳，只站在一边看。偶尔跳一回，就跳得潇潇洒洒，害得许多妹子为他翻脸。县剧团的头牌花旦副县长追都迟迟不肯答应，跟安老师跳了两回舞，就主动写了情书。
       哪有猫儿不吃鱼的?要是别人，难保不
       犯错误。安老师没有。
       老冷和安老师“文革”时下放在一个公社，过了很多年往回调的时候，老冷把安老师带到了站里。老冷快六十了，身体又一向不好，许多事情想管也投有精力，就委托给安老师。站里没有活动则罢，一有，就成天有人“安老师”前、“安老师”后的叫喊。安老师很谦和，对认识不认识的作者都要让椅子、沏茶，帮着改稿子，帮着推荐，寄出前帮着誊正，用的是毛笔蝇头小楷，极其工整。还决不受礼，哪个送，他就放下脸，语重心长地讲一番犬道理。
       安老师最太的优点和最大的毛病都是什么事都太过劲。
       每次出差回来，安老师的汇报都是最详尽的。发害之前，打好腹稿，比较重要的几句话，预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才轻轻地、媚媚地、一字一句地、有条有理地说出来：出门的那天是天晴还是下雨：坐的是第几班车，车上挤还是不挤：到了目的地联系工作先后找了几次人，第一次没有找到，第二次找到了但不是主管，第三次找到了主管的，因为临时出了件什么事，没有把事谈完；第四次才解决了问题。要是开会回来，就要说明会场是怎么布置的，摆了花盆还是只贴了标语。总之，使人如临其境。他认为，事情总有来龙去脉，不讲清楚，别人得不到要领，自己的工作也等于没有交待。
       安老师今天去看望的那个作者先前是一个大队小学的民办老师。站里由安老师编的油印的本地作者作品选里，他的诗占了三分之一。这使他对自己有了很大的信心，辞掉民办老师，一心写作。他要写一部多卷体巨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安老师全力支持，不时寄去成捆的剪报和稿纸——这是乡下作者最缺的。还有煤油。乡下点的是煤油灯。
       不到半年，作者从乡下寄来了第一批成果。
       那天正好站里学习，大家都集中在会议室。书稿寄到，安老师看上去没有表情，只是手发抖。
       一帮人先是屏心静气，而后是面面相觑，文章如何先不讲，这满满当当一大纸箱的稿纸光是抄也要抄掉半条人命。
       这些时，安老师除了吃喝拉撒睡，全部时间都埋在那堆书稿里。
       但乡下那边却撑不住了。先是两个兄弟们逼着分家，后是老婆求公社给她做主：她一个人做田，还要养男人和儿女，活不成了。
       安老师出门的肘候连连顿脚：“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老冷喝口茶，叹口气。炭火的势头早已减弱，众人低头默着，都没有散去的意思。
       老 胡
       老胡先前是县政府的会计，小气出了名，传说他给叫化子两分钱还让人家找一分还他。没事的时候总是在政府院子里到处转，佝着腰专心寻着绳头，铁丝尾巴，烂扫帚，秃拖把，然后又拆开，并拢，重新扎成扫帚或拖把。
       这些还不算什么，在他眼里差不多人人是贼。每回让他审差旅费报销，都要准备受一肚子气。他对县内的车船班次了如指掌，一段一段给你指出来，应该在何地搭哪趟车或船，在何地住宿，稍有偏差都逃不脱他的算计。要是你从外县外省回来，他就盘问得更仔细：才几天?这样多的公共汽车票?莫非一天到晚在街上兜圈子?一旦你闪烁其词他的嘴角就滑过一丝胜利的冷笑。你要同他吵，他不回嘴，把你领到领导那儿，细致地指出单子上的每一个疑点。领导忙，照样签字了事。他当时气得说不出话，回到自己办公室，依旧坚决撕下那些他认为不合理的票据，说：“你要不服，只管去告。”
       机关宿舍晚上打扑克，鏖战正酣，蜡烛快到头了，别人正换新蜡烛，他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呀，十点了，睡觉睡觉，莫点烛了。”
       “什么时候，还心疼根把蜡烛!”人们异口同声地喝道。
       “这样烧法，增加多少公务费?又不是办公。”他一边说，一边把刚点着的蜡烛抢过去，一口吹熄。
       黑暗中，人们杂七杂八地骂起来：哪个让他来的，扯卵淡!再没有人喊他打牌。连着吃了几回闭门羹，老胡会一个人站在走廊上骂自己：“不干了，不午了，老子马上就给组织部打请调报告，不打不是人!”
       但老胡最后离开县政府是让人赶出来的。
       过年前，政府办公室主任叫他在机关招待费账上加一笔支出，给县委县政府的头每人发点现金。
       “干部困难补助不是发过了么?”
       “是让你作账。不是同你讨论。”
       “不行!除非有文件。”
       老胡居然犟起来。
       主任的指关节咔吧咔吧地响：
       “就不能体谅一点领导么?不就是给他们津贴一点香烟茶水费么?”
       “乡下人再穷，到了正月也要家家请客。到哪去领津贴?
       主任的脸扭歪了：
       “你算个鸟!”
       老胡后来被弄到镇上修自行车的综合服务厂当会计。他在城里念中学的独生子被武斗的流弹打死了，长年生病的老婆扛不住，随后就找她儿子去了。那个厂长跟老胡有一点沾亲带故，念他孤单，收留了他。有一回厂长公款请客，他却死括不同意餐费上账，把厂长搞火了，骂他“丧家狗”，“不识抬举”。正好那次老冷路过，听厂长话说得难听，就让老胡跟他走。他在县财政局的肘候就听说过老胡，觉得这样的人是少了不是多了。老胡当时发狠说：”日后要再做会计，天打五雷轰。”
       到了站里，老胡还是做会计。老冷说，“不做会计，我要你来做什么?”问题是他做的事没有变，做事的方式也没有变。审核发票，依旧是把站里的个个当贼，连老冷签了字的白条子，他也立刻就放下脸：
       “实在不得已，也要多几个人证明。”
       老胡唯一宽待的就是安老师。安老师成捆的给乡下作眷寄剪报寄稿纸，邮费开支相—应的就大。看看站里经费拮据，安老师就说他自己来出邮费。老胡说，那怎么行?培养柞者是站里的事，怎么能让你个人出钱!
       事情现在弄成这样，老胡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一直紧张地守着电话。
       沉寂中，电话突然响了。
       老胡一把抓起话筒，却拿倒了。
       “我来。”
       老冷“嚯”的一下从火盆边站起，大衣角把火盆沿上的茶碗一下扫倒了。火盆上冒起一大股白烟和呛人的灰。
       是安老师来的电话，他已经到了那个公社。
       老冷低着头，不停地“嗯、嗯、嗯、好、好、好”，好像电话那头的安老师是上级，他是下级。
       条 子
       每餐饭条子都是最后一个到食堂的。别人都屹过了，叫他，再不去，罗姨就收摊子了，他才连滚带爬地从顶层的三楼上下来。
       条子跟讲解员郑晶晶开过玩笑，请她做模特。也就是开玩笑，哪里敢动真的。就是别人不说，他自己也承认，要打郑晶晶的主意，必须具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魄。他哪来这种气魄?人长得像根条子，走起路来风摆杨柳。郑晶晶是县里分管文教的郑书记时千金，在郑书记眼里差不多就是公主，不嫁则已，要嫁，起码嫁到省里。至于镇上人，不要说挨不得撞不得，就是多看两眼，他也是要不高兴的。
       
       要想讨郑晶晶做老婆，起码先做成省里的画家。
       只要接到举行全省和全国画展通知，条子就会去缠安老师。“我需要你的文学想象，”他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同绘画的血缘是最近的。”他把安老师拉进他的美工室，在一大堆颜料瓶、桶和夹着臭袜子的纸捆，中间坐下，腌萝卜干就白开水，开始岖心沥血的构思。然后就一连几天关在垃圾。箱样的屋里，眼睛斜斜地眯起，凝视着画布，拿画笔的手微微抖着，在空牛画着看不见的线条，突然扑向画布。一边画，一边跺脚，挥手，翘起下巴，抿紧嘴唇，“唔唔”地哼。据说大画家都是这样哼的。
       每经过这么一次，条子就像大病了一场，刀削似的越来越细，头发乱得像鸡窝，衣服沾满了厚厚的油彩。众人提醒他，小心不要让人把他本人当作了西方资产阶级颓废节术的代表作。这样努力的结果，居然参加了一次专区画展。那幅画的标题是《护苗》，构思是安老师的：一位老贫农在手把手教一个知青给小树苗浇水——水都浇在根。寓意是老贫农从根本上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画所以入选，就是靠的这寓意。这样的画画多了，连条子自己却觉得寡淡无味。
       条子出名是因为“红海洋”，当时他是镇中的红卫兵，带着一帮战友在镇上画出了三层楼高的领袖像。这使他免去了接受“再教育”。
       条子的画室而今是个作坊。只要做完站里交代的事，就做在外面接来的业务，画广告，写招牌，布置橱窗，装潢门面。而今做这脚事，虽然没有外快，总还能隔三差五混口油水润润肠子，跟干部们“口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是一样的。
       条子的自尊心本来极强，但现在遇到对方负责人一面拗着椅腿，一面慢慢呷茶，眼睛越过茶杯俯视他，也会垂着手，憨憨地笑迎人家的脸。
       “就是一泡屎也要吃下去，”每次事后，他都说，“计较什么，要紧的是油水。”
       技术上他又总是快人一步。别人不惜工本把字画裱得崭新发亮的时候，他已经晓得用茶水漂宣纸，用县剧团的烂戏袍当绫子，把自己的笔墨搞得像古字画，许多从大城市到乡镇来淘古董的行家都给他骗过。
       “我们绘画就像鸟儿啼鸣。”
       条子说这是一个外国画家的名言。他的条子脸一天天宽阔光滑起来，不再操心什么鸟省展国展。安老师偶尔问他：不想当大画家了?他说：“当了又怎样?省里那些留过洋的不也为一块商店橱窗争得你死我活?”
       有一天，一个乡下人走进条子的画室。条子瞪了半天才一下跳起来：
       “疤子!”
       大热天，疤子衬衣上所有的扣子都紧扣着，领口紧箍着粗壮的脖子，裤子又肥又短。
       “看你一身土。”
       “搭拖拉机来的。”
       “进城来办事?”
       “伢儿大了，老屋不够住，要加间屋。想托你在镇上设法买点便宜砖瓦，拆旧房子的也要得。”
       “没有问题。”条子连忙说。
       “那就好。”疤子走向靠墙的几幅画，“听说你很出名了。”
       “有什么看头，瞎涂的。”条子忽然谨慎起来。
       文化站那年要一个美工，就在画领袖像的几个红卫兵里选。实际就是在条子和疤子中选一个。那帮伢子中。除了他们两个捏画笔，其他都是打下手的。画到交稿那天的天亮前，一帮人都熬不过瞌困横七竖八地在架子下困死了。
       天亮时候的光线痒痒地照到脸上。
       条子看见疤子正从架子上下来，昨天夜里来不及画完的部分现在已经完成了。
       疤子后来对来验收的人说画是条子最后完成的。怕条子不过意，又说：
       “你留下来吧。你画画比我有出场。我比你有力气，做田能搞到饭吃。”
       结果是疤子回乡，条子留在文化站。
       “早晓得你心思不在画上，当初还不如我留下来。”
       疤子叹了口气。
       疤子不肯吃夜饭，执意走了。条子在画架前坐下来，斜斜地眯着画架上的那张白纸，他想，还是应该从基本功练起。
       条子有事没事就开始画站里的人：劳碌快活的罗姨；一团和气的老冷；俊朗严肃的安老师；总跟人过不去的老胡；过街老鼠似的洪艺兵。有一次，偷偷画了趾高气扬的郑晶晶，没有想到给郑晶晶发现了，竟老半天看着他，两眼发直。
       郑晶晶真的成了条子的专职模特。一有空，两个人就关上条子的房门，躲在里面，一磨蹭就是老半天。站里个个都睁只眼闭只眼，只瞒过了郑书记两口子。郑书记老婆有一回在床头翻到郑晶晶的画像，猜疑起来，问女儿，女儿说：“关你什么事!”郑书记是领导，了解下情是工作，经常在下班前后突然出现在站里。每次他来，就有人赶紧上楼通风报信，郑晶晶就赶紧躲到顶层上面的阁楼里。郑书记晓得那是洪艺兵住的地方，从不过问。洪艺兵根本就没有被嫌疑的资格。
       郑书记一头撞进门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奇怪，只是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心思都在安老师那里。
       “还在开会?”
       郑书记一边跺脚，拍着身上的雪，一边眼睛闪闪地睃着屋里。
       “就散就散。”
       老冷中断跟安老师钓通话，含含糊糊地说着，指指自己起身接电话后空出的椅子，表示让座。论算起来他的资格比郑书记老。
       我来找条子，”
       郑书记说着，直接就往楼梯那边走，“他上次答应给县委会议室画幅画，我来看画好了没有。”
       “这还用亲自来?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老冷说：
       “我陪你上去。”
       又仰面对楼上喊：
       “条子，郑书记来看你了!”
       洪艺兵
       沙河街镇两条平行的窄窄的街屋，沿着沙河的一边河岸蜿蜒。街很窄，从高处往下看，是一条缝；抬起头，是一线天。路面中间是青石条，便于独轮推车，两进是卵石，以外是流水潺潺的明渠。先前的店铺脸面，年深月久的老字号清晰可辨。许多人家的中堂上，还保留着字迹斑驳的“不求金玉贵但愿儿孙贤”之类木刻对联。即便有日头的日子，街市也总是阴凉着。参差错落又浑然一体的青瓦灰墙之间，流贯的是产片悠然韵致。因为是南北向，东晒西晒都照不进，不到正午，街上就莫想见阳光。细雨天气，长街若一弯蒙蒙轻烟。弦索之响似有若无，蜿蜒曲折之间，偶尔花伞一现，便有了丝丝缕缕的芳馨，令人疑在一个遥遥的旧梦。
       只有县文化站这幢楼，高出了镇上所有的屋子，站在顶层，可以俯视全镇，这才能整天见到在镇上的屋瓦上、镇外的河上和田地上纵情撒野的阳光。论说起来，这幢楼跟站里打杂的洪艺兵关系最直接：他老娘的娘家是山里的大户，在镇上开了最显摆的一家店铺。土改时候他们划了工商业兼地主，这幢楼就归了公。镇政府、县政府都先后在里面挤过。后来它们各自盖了办公楼，就把这里交给了文化站。这来历洪艺兵自己从来没有讲过，别人偶尔提起，一旦给他听到，他马上就会脸色发白，连声说“罪过罪过”。大家笑道：“你有什么罪过，又不是你的屋。”洪艺兵稍稍松口气，说；“对对，是剥削阶级的老窝，
       是魔窟！”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哪有你讲的那么可怕，这么好的楼!”
       楼其实说不上什么“好”，早老朽了。只是地方选得好：穿堂而过，后门临河。楼与河之间是一力小院，藏在一片森然的古樟环抱冲，古樟或如驼背老者，或如伏地卧龙，或连理耸立，或华盖蔽日。有宽宽长长的青石台阶浅浅伸到河水里，上面是桶粗的樟树枝干，拱门似的弯过。弯曲清澈的河上，人字形木桥迤逦横过，对岸良田美畴，青山葱翠。而今，所有这些，都被茫茫大雪盖住了。
       洪艺兵先前叫洪一鸣，现在的名字是“文革”开始改的，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音。他给入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商低低地伸缩。有时近视眼镜被水汽蒙住，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便是寻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他也照样恭恭敬敬。跟人说话，不管对方说什么，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是的……”有人问路，或打听事，他也是只顾“是的是的……”别人以为他敷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搞得对方不知所措。他主动开口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往往是检讨，又往往过分。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连说：“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说得声咽气绝，直到别人反过来劝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绝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完全可以谅解，他才逐渐平静，别人也于是安生。在站里从端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他样样都做。平日，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没有不答应的。修锁、伞、钟表，补套鞋、皮鞋……有求必应。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他也会马上就洗，决不迟疑。做了，总是他感激人家；若是觉得人家有可能不满意，就坐立不安。有伺安老师请他修一只半导体，因为缺零件耽搁了几天，他一见安老师就说“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安老师自己倒忘了，问“什么事”，他沉痛说“半导体哟，到现在还没有弄好，害你一个星期听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了。”“毛主席去年就逝世了。”安老师有点哭笑不得，他愕一下又没头没脑说，“是红色电波，红色电波。”
       洪艺兵是个临时工，一直没法转正。原因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小时候随开店铺的大人在镇上念中学，有一回学校组织进城远足，被一个城里人拐跑，一去没有音讯，土改时忽然带回一个上十岁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再没有二话。不好回山里的娘家，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关于洪艺兵老子，传说是伪官吏，逃跑时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尽管如此，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文化站。这主要因为他们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十几年来，他们蜷在曾经是他们的祖屋的柴禾间里，无声无息。洪艺兵母亲从来都是见人矮三分。洪艺兵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死了，留给他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份做人的小心周到。
       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惹出这样的杀身大祸：
       老冷又弄到一笔维修费，把站里上上下下整理了一遍，今天下午，各人搬回了各自的办公室，集中来搬会议室。洪艺兵本来在摆桌子椅子，见到会议室门外几个人吃力地抬着领袖半身塑像进不来——领袖塑像很高，肩部以上被门头挡着，他赶紧丢落手上的事跑过去，一面全力托着塑像，一面连声喊着“放倒放倒”，让大家把塑像仰起，平躺着抬进来。等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一切已经晚了，所有人都静静地看定他，他听得见自己的也听得见各个人的心跳。通身的热汗刹那间冰冷，冷得彻骨。
       “放倒”是沙河镇的土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打倒”。
       打破静默的是安老师，他站在塑像后面，两只手扶着塑像的肩膀，说：“对对，放平。”
       大家跟着一阵七手八脚的忙乱，再不看洪艺兵。
       洪艺兵住在顶层上面的阁楼，是老冷让他从柴禾间搬上来的，柴禾间改成了食堂的厨房。每回罗姨喊开饭，他总是最早一个响应，不只是因为饿，更多的是因为服从的习惯。但是现在他无动于衷。认罪书写了一桌子，连他自己都觉得怎样“认罪”都无法宽大。便站起来，推开阁楼窗户，随近夜刮骨的风吹着，看看积着雪的远处的山，看看萧瑟灰暗的村野，看看瓦檐下地缝似的镇街，六神无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当时何必要跑去呢?跑去就跑去了，又何必要多嘴呢?多嘴又怎样不会像安老师那样讲“放平”呢?老冷今日不追究，不等于明日不追究；别人今日不做声，不等于明日不会做声。就是这些人放过了他，郑书记也绝对不会放过他。抬塑像的时候，偏偏郑晶晶也在。单位上有一个人犯下滔天大罪，她会不告诉老子?郑书记这个人很厉害，看他的时候眼睛就像刀子。他有过好几次转正的机会，就是郑书记不肯批准。
       罪肯定是死罪，就是不死也要塌层皮。莫说他这种出身，隔壁小吃铺的长生几代贫农，那年就是因为糊里糊涂喊错了口号给弄得七死八活，好歹捡回一条命。与其麻烦别人，不如自己解决。本来也是自找的。
       好在这世上他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他暗里喜欢县尉团拉手风琴的周燕。周燕的母亲在城里离婚，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这个继父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进了县剧团。她在整个沙河镇是长得最惹眼的一个。她启己总是不声不响，一个人安安静静拉琴。进县剧团之前，她跟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跟文化站紧挨着，只隔一层板壁，洪艺兵落脚的办公室那一边，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琴。忽然有一天，洪艺兵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琴声停了，然后是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这声音一直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到镇外，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镇上人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好女人不会把结婚当菜园子，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又都被人看不起，这让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说不清道不白的亲近。但也就只是这种暗中的感觉，多一点他也不敢妄想。她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们也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好意。
       郑晶晶没有敲门，一阵风就扑进来了。背靠着反身关上的阁楼门，蓬头散发，手上搂着一堆衣服，不知是冷得还是吓得，脸色煞白，直打哆嗦。
       洪艺兵。回头看见差不多光着的郑晶晶，差一点晕过去。
       郑晶晶做着很凶恶的怪像，伸出一根指头，不准他乱说乱动。
       门外传来楼板下的动静：先是含棍不清的说话声，脚步声，老旧的木楼梯的“空哐”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然后在一个平面上停下来，盘桓着，盘桓着，似乎永远不想消
       失。终于又移动起来，这回是挨着墙壁往下掉，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听不见。
       郑晶晶拍拍胸口，长出了口气，忽然对洪艺兵说：
       “看什么看，转过身去!”
       洪艺兵再转身的时候，郑晶晶已经穿戴得头齐脚齐，又神气活现了，正在看他的认罪书：
       “认罪?认什么罪?”
       “晶晶，”洪艺兵死死盯着郑晶晶的脸，“求你个事。”
       “说吧”
       “下午的事……”
       “下午有什么事?”
       “我说错了话……”
       “说错了什么话?”
       郑晶晶一直在看洪艺兵的认罪书：
       “你是说‘放倒’吗?我怎么没听见？”
       “你听见的是什么?”
       “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放平’。”
       “什么‘好像’，就是‘放平’。”
       老冷陪郑书记审查了条子给县委会议室画的那幅已经完成“正准备送出”的画，然后跟条子一起送郑书记下了楼，看着郑书记的背影在大雪里模糊，赶紧回屋，重又爬上阁楼。安老师的电。话说的是两件事：一，请示老冷，有没有可能，设法给那个作者搞个“农转非”指标，如果有，他这次是不是就给他们一个许诺？二，他忽然记起来，下午搬完领袖像之后，洪艺兵的脸色很难看，千万莫又出事!
       “我真说的是‘放平’?”
       洪艺兵眼睛睁得跟牛眼一样，看看老冷，又看看郑晶晶。
       “我听的是。”老冷肯定地说。
       “我听的也是。”
       郑晶晶是女孩子，习惯干净，顺手就把桌上乱纷纷的字纸一张张收拢。老冷又把那叠纸从她手上接过来，一把一把地扯烂，走到阁楼窗户那儿，一扬手撒出去。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碎纸卷了进去，立刻就看不分明。
       这顿夜饭吃得比往常已经晚了许多，除安老师出差之外，人都来齐了，老胡还是迟迟没有出现，一个人在磨磨蹭蹭地拨弄火盆：冬天每天下班之前，他都要把各个办公室的火盆没有烧透的炭埋进炭灰，口里说是小心火烛和二天生火方便，其实是心疼那点没有烧透的炭。
       站里最喜欢戳驾老胡的是条子：老胡啊，守财奴!
       “守财奴?老胡会过日子。”
       听到对老胡的议论，罗姨就会挺身而出。
       “会过日子?那你跟他过!”
       众人起哄。
       没有想到刚进食堂的老胡竟鼻头发红，结巴起来：“瞎扯什么，瞎扯什么!”罗姨也低了头，扭转身子佯装没有听见。
       老冷和安老师已经在私下撮合两个做老伴，两个都中意。
       罗姨喊吃饭，老胡总是最后一个进食堂。大家都说是故意的。又说，罗姨哪里是喊我们，她喊的是老胡，是“叫春”。
       二 意 外
       饶金苟
       那年普及样板戏，县剧团的导演孙宝环下乡辅导，顺便给团里物色演员，发现了饶金苟。
       饶金苟在公社剧团跑龙套。《沙家浜》“奔袭”，他一口气翻了几十个跟头，翻到后台，连气也不带喘一口。锦绣江南鱼米乡，本来用不着翻这么多跟头。问题是乡里的楦头不一样，什么样板也要走样的。乡下看戏图的是热闹，男男女女挤在一堆掐掐捏捏。就是认真看戏的，也只管你哭是不是真哭，刀是不是真刀。尤其跟头翻了多少，最能征服人心。哪怕翻跟头的角色只是“战士甲”、“民兵乙”，也要比“郭建光”更受敬仰。
       “要得!”孙宝环捏了捏饶金苟净是骨头的肩膀。二天又做了调查，了解到饶金苟公公几十年前孤身流落到山里来，先是打长工，后来做佃户，在当地安了家。一家三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做田人。土改时定的成分是贫农。政治上没有问题。辅导结束，孙宝环就把饶金苟带到县剧团。
       公社有些舍不得，还是高兴。这是县里最边远的一个公社，很穷，没有什么让人看得起的地方。粮、棉、油、猪、人，都不行。这里的老俵请客，如果是逢年过节，给你煮碗面条，上面放条鸡腿，鸡腿上扎截红绒绳。主人一定再三劝吃，客人一定只吃面条，末了把鸡腿原封不动地留在碗底。那只鸡腿只是表示一种规格，不好吃掉。下个客人来，那只鸡腿又很隆重地放在下碗面条上。有的人家，鸡腿干脆就是木雕的，可以待很多年的客。平时最好的菜就是清水面条，饭是煮薯片或薯丝，杂几点蛆似的米粒。当地有一首歌诀：早上萝卜薯，中午薯萝卜，夜里砧板响，还是薯下锅。三年饥荒，连萝卜薯都也没有吃，饿死了很多人。那几年生养的伢子都不像样，到征兵的年纪，没有一个通过体检。现在出了个饶金苟，能到县里去做演员，自然是当地一件很有脸面的事。饶金苟家里不用说，生产队、大队、公社都请了孙宝环的饭。吃得孙宝环很感动，又有些不是味道。他看中饶金苟的，不过就是翻跟头，要说演戏，那只有天晓得。
       走的那天，很多人来送。车辚辚，马萧萧，千叮嘱，万嘱咐，饶金苟只是点头，两只眼睛哭得像桃子。
       乡里老俵见到公社以上来的人，哪怕是邮递员，—律喊“书记”。到了县剧团作兴喊“老师”，饶金苟就见人喊“老师’，同样是不分青红皂白，附近乡下到剧团食堂来倒潲水的人顺手捞走院子里晾的褂子，给他发现了，他也一直“老师、老师”地喊着追出去。
       下乡演出，在生产从仓库过夜。仓库分两间，共着一扇门。女的睡里间，男的睡外间。女的要出门，必须经过外间。半夜里，拉手风琴的周燕摸黑起来解手，一下栽到饶金苟身上，饶金苟从梦里吓醒，叫起来，把一屋子人惊动。周燕很轻却很伤人地说，倒霉!并且从此见了饶金苟就把脸别过去。饶金苟也觉得是自己的过错，好久抬不起头，见了周燕就像老鼠见了猫。
       进了县剧团的饶金苟留了长头发，每天早上梳头，梳不熨帖就抹凡士林。练功时在地上打滚，沾满了尘土，草屑，弄得像个鸡窝。剧团的人都讲究穿着。有谁要去上海出差，谁就等于成了上海服装批发商。饶金苟也来凑热闹。那个要去上海的人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眼，说：“你的衣服没法子买，除非上童装店。”饶金苟很瘦小。但是他坚决地说：“我要跟你身上这套一样的。”“穿不得莫怪啊。”“不怪不怪。”衣服买回来了，样子很时新，饶金苟马上就穿戴起来。挽起一截裤腿，挽起一截袖子，长得快到膝盖的衣服下摆则任它垂着。然后跟团里人一样，喜气洋洋地到镇街上去，表现一个县剧团演员的丰采。
       其实，剧团本身并没有人把他当作演员，顶多是个跟斗专家。戏演得疲沓冷落的时候，孙宝环就让他多翻跟斗。翻个天昏地暗，翻到不能再翻为止。
       即使他后来有了还像回事的长进，别人也仍不在意。
       传统剧目开禁，老班底的几个人眉毛一下高了三尺。他们生下来就在戏班子里滚，演样板戏没有他们的份，只能搬道具，拉幕。
       演传统戏，那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台本是他们几个凭记性凑出来的，主演当然只能是他们：你背上这副靠翻个跟斗试试。不说别的，光穿这双高底靴，老予就练了三年。
       跳忠字舞出身的自然只好咂舌头。
       
       老班底酌二度青春并投有能够抖擞几天。到底岁月不饶人，一场戏下来，累得贼死，却并不怎样讨好。许多戏做不到火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久就有人出了事。
       演《挑滑车》，高宠一个蛮子从半山翻到台中间，因为多年没有练功，又上了年纪，好歹硬撑到台后，一跤栽在地上。台前紧锣密鼓，金兀术等着高宠出场，高宠却半天爬不起。孙宝环万般无奈，叫演金兵的饶金苟参加岳家军，并且立刻晋升为高宠。饶金苟还没有弄清头脑，就给扎上靠，推到台前。
       饶金苟很快就镇定下来。他原就对几位老班底很崇拜，平时十分留心他们。《挑滑车》最难的是高宠的死。老班底为了显本事，用了“倒吃虎”：腾起，后翻三百六十度，双掌先着地，然后胸、腹、褪依次着地。翻得好，讨彩；略有差池，最起码要折硬靠。这个招势当然也可以不用，硬邦邦一个“僵尸”就过去了。饶金苟却懵里懵懂一下腾了起来。
       台上台下掌声喝彩“哗”地响起。
       不过，事后并没有人觉得要特别提起饶金苟救场的事。不是科班，偶尔剽学了两手，不算什么。
       那几个老班底架子不倒。剧团亮牌子，还是亮他们。他们工资本来就高，艺龄又长，一调工资，一个人当饶金苟他们好几个。台上真正出力流汗的却是年轻演员。年轻人不服气，就发牢骚，骂自己没有投生到一个好人家，要不何至于在小尉团受气。
       饶金苟只有听的份，他晓得自己的斤两。说到祖上，他忽然记起在公公那里翻到过一个红袖标，颜色已经发白，上面有个墨划的五角星。
       众人不信：
       “你公公要是老革命，会捋几十年牛尾巴?”
       袖标是确确实实的。饶金苟争辩，那又怎么样呢?扫厕所的也戴袖标呢。众人哄笑说。
       饶金苟却认了真，请假回去了一趟。公公根本就不承认袖标的事。他回头求教孙宝环。孙宝环逗他：“给县里写封信，求他们调查调查。你公公进山以前，或许真有些来头呢。”
       信真的写了，发出去好久，没有回音。饶金苟跑去问，人家说根本没有收到信。知道饶金苟为当“高干子弟”奋斗，全团出谋划策：“再往省里写。省里不理，就往中央写。老革命，他们能不管么！”
       一个个义愤填膺，就是想看热闹。喊饶金苟不再喊“饶金苟”，喊“高干子弟”。
       饶金苟在剧团里是笑料，在镇上却有捧场的：一个是小吃铺的长生；一个是街头诗人陶东篱。
       长 生
       影剧院的人说，镇上只要有百十个长生这样的观众，何愁发不出工资。
       只要影剧院卖票，长生从未空过一次，即便连续几天放的是同一部片子、演的是同一出戏。而且每次都买两张票，又都只有他一个人来。长生跟电影无缘，开映不到十分钟，便鼾声大作，震惊四邻。但喜欢看县剧团的戏，又主要是喜欢看饶金苟翻跟斗。
       长生去影剧院是因为孤单。
       快过年了，镇上好事的后生忽然发高烧，要在正月里舞龙。舞龙是“英雄会”。大年初二初三到元宵十五，一条龙五珠十三节，配上花灯、排灯、锣鼓班，文、武班，不下三四百人的队伍，左下水，右兜水，九龙上顶，翻江倒海，浩浩荡荡，一游几十里，通宵达旦。这样的舞龙差不多断了二十年，成了陈年古话。而今，这帮人的骨头又作起酥来了。
       长生当年是锣鼓班的马锣：
       马家伢子开了手，
       大阵伢子闹球球；
       大的跟在后头闹，
       细的闹得没有头。
       马锣也就是乐队指挥。当初长生凭一个巴掌大的铜锣，在镇上风头十足。前有灯彩龙舞，后有文戏武打，锣鼓本无足道。但是有了他，那就不一样。他咧着厚嘴唇，露出一口白牙，时不时把亮锃锃的马锣甩到半天云，叫你仰脸看得眼发花，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马锣又回到他手中，“当当”两下忽又上了天。周而复始，从不塌把。几十人的锣鼓班，给他调理得有板有眼，方寸不乱。尽是“八哥洗澡”、“水牛擦痒”、“水底鱼”一类寻常听不到的锣鼓点子。
       这之前，长生曾经领着一班人下浔阳城置办锣鼓。一伙土头土脑的乡镇后生在城里的大铺面七挑八拣，店老板很看不起，嗤笑道：
       “几个是哪里的名角班子?打得几套点子呢?”
       “几套?”
       长生鼓起眼睛：
       “你听过的点子，只管报来就是。”
       说完翻翻眼，回头去挑他的锣鼓。
       “这么大口气！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真有本事，一套锣鼓送把你们，我要皱一下眉毛，你们把我的招牌倒挂。”
       长生上下看看老板：
       “说话算数?”
       “怎么不算数!不过，打不出怎么办?”
       “我们送你一套锣鼓钱。”
       “那好!列位作证。”
       店堂里的人已是里三层，外三层。
       一套一套点子打过，老板拱手作揖：
       “没有二话，这套锣鼓归你们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长生放下锣，也向老板一拱手：”
       “新年关头，图个吉庆，怎么就当真了呢?”
       虽说丢了一份送到手的财喜，但在大码头为镇上赚了面子。回来，人人眼馋的“蚌壳精”下了最后的决心回绝了追她追得要死要活的“吕仙人”，嫁了长生。
       现在又要舞龙了，长生竖起耳朵听着店堂里的动静，听得出神，把炒肉片烧成了糊锅巴，把食碱当成了味精。
       但是，没有人记得长生，好像镇上从来就没有过他这么个人。他只能独自发狠：操!没有我，你们搞个鸟。到时候八抬轿子来抬，老子也不去!
       没有长生，一条龙照样惊天动地。
       长生也就跟镇上人绝了交。在店里，眼睁睁地看他用手掌擦完鼻涕就揉面。要是有人提醒，他会白那个人一眼，并不作声。等下鼻涕又出来，他用两个指头捏一把，随便往后一甩，算是略有改进。鼻涕碰巧甩劲顾客的餐桌上，甚至碗里，有人惊叫，他会抓起刀往案板上一拍：“擦又不行，甩掉又不行，不让我活了?怕腌躜莫来!”
       如同张翼德喝断长坂桥，四下里马上鸦雀无声。
        天黑不久，小吃铺旁边的那幢小矮房里，就会传出长生粗声大气的、舌头僵硬的叫喊：
       “快上床!”
       叫得一条街都听得见。
       “畜牲!”
       别人只好啐唾沫。
       他老是发酒疯。逼着老婆给他唱戏。一手勾着老婆的下巴：“唱呀唱呀，妖精!”忽然又一掌推开她。“唱黑戏!放毒!呸!”
       他虐待老婆的理由是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姐已、狐狸精、扫帚星!害得老子断子绝孙!老子前世欠了你的吗？给老子生个讨债的来!”他揪住老婆的头发，在地上拖来拖去。
       满街的人，都挤到他门前来，看得他心发虚：
       “看什么看?老子管教老婆，跟你们有什么相干?老子独占花魁，你们眼红?站开些！吕洞宾都斗我不过，你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走?你们只管拿去，横直她老了，老子不要了，呸!”他对着人群猛啐一口，把揪老
       婆头发的手一甩，踉踉跄跄地走进里屋。然后响起他砰然倒地的声音。
       长生老婆没拖几年就死了。女儿躲到外婆屋里再也不肯回镇上来，以后就在那里嫁了人。每年清明，镇上都有人会在上祖坟的时候顺便在长生老婆坟上压几张纸钱，到底是许多人动过心的“蚌壳精”。
       夜里睡不着，长生会抓着头发，立在坟一样的屋子里发呆，清清楚楚地记起自己头回打老婆：
       半夜里忽然被一伙人从床上揪到街上，在他头上挂起一块“反革命”黑牌，一边敲生了绿斑的马锣，一边不住口地喊“罪谅万死”，整整游了三天街。就像那年从浔阳城回来一个样。
       白天镇上开大会，别人已经在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了，他还在糊里糊涂地喊“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成了“反革命”。后来搞清了，是那个“吕仙人”作的怪。隔了这么多年，彼此都早已生儿育女了，“吕仙人”都是食品站站长了，还没有忘掉旧情旧恨。
       游街回来，长生已是血肉模糊，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苏醒后一眼看见坐在床沿抽抽答答的老婆，心里忽然生出一股无名怒火，挣扎起来，一掌把老婆推到床下：
       “都是你这个蚌壳精!”
       猪狗不如啊！
       镇上正月那场龙灯闹过之后，长生有了一个怪癖，就是只要影剧院开门，他就去买票。镇上有人猜他一是为凑闹热，不管有没有人，座位总在那里。另外，两张票，有一张怕是为死了多年的老婆买的。于心不安么。
       长生看了几回县剧团的戏，觉得饶金苟演戏的那股绝劲跟自己有几分相像，跟斗翻一个是一个，从不短斤少两。不像演鸠山和李铁梅的，还没有走出台口就勾肩搭背。饶金苟对镇上的旧事不感兴趣，只对长生的锣鼓点子入迷，团里没有一个比得上的，这样的人不在剧团的乐队，真是天不长眼。两个人竟交上了朋友。
       因为长生，饶金苟又认识了陶东篱。
       陶东篱
        陶东篱每天在小吃铺旁边的长途车站等车的棚子里摆书摊。因为棚子挤，有人把书拿到棚外的树阴或是桥洞去看，陶东篱从不制止。随人把书拿走、送来，往他身边的竹筒丢钱。有些生客在还书和丢钱的时候，希望他看一眼，以证实自己的清白，他只是“唔唔”地哼两声，并不抬头。
       陶东篱是镇外陶家湾放牛的，却喜欢镇上。每天把吃饱了草的牛系在镇外的树上，自己就到镇街上来。
       他的头微微偏着，眼睛眯成一条缝，红通通的鼻子又大又尖。两个肩膀一高一低，走路的时候，低的在前，高的在后，微微偏着的头就在倾斜的肩膀上不停地摆动，仿佛是永远笑容可掬地在向人们致敬。只要他一来，立刻就会有许多伢子从各个门洞和角落里，苍蝇一样围上去。开始，不远不近地跟在他后面，拍手，怪叫，进而接近他，用草棍和树枝敲打他。等他身上被触痛了，突然狐疑地回转身来，伢子们便又“嗡”地四散逃遁。忽然明白的陶东篱便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头就摆得更厉害，更惹人开心。
       镇上人都认得他：
       “上街了啊，陶东篱!”
       大人们一面打招呼，一面赶他身后苍蝇，似的伢子。大家晓得，他那副怪样，是小儿麻痹落下的。老子死得早，老娘是青光眼，靠“五保户”救济过日子。生产队供陶东篱一直念到初中，因为连年欠收，不得不让他放牛。陶东篱原来的大名叫陶牛儿，“东篱”的来处是“采菊东篱下”，陶家湾人向来说自己是陶渊明后人。
       他却扫了大家的兴。
       有一回他竟爬上副食店的柜台，手拼命往货架伸，刚要抓住什么，店里忽然响起喊声：
       “捉贼！”
       摔在地上的陶东篱艰难地翻过身坐起，环顾着围过采的人。脸上依然是那种笑容可掬的表情，只是嘴唇乱抖：
       “我不是偷……”
       “当场捉住了，还赖。”
       “不是偷!不是偷!”陶东篱忽然举起两个拳头，拼命地敲自己的脑壳，又忽然弓起屁股，一直爬进柜台，从地上抓起一本杂志，举起来：
       “我要的是书、书！”
       这是一本文学杂志，已经黄得发黑，是商店从废品收购站买来当包装纸的。他爬在柜台上的时候已经把这本杂志抓到了手，给惊吓掉了。
       货架上的零钱箱就在包装纸边上。鬼相信他会为一本烂杂志做贼。
       陶东篱看看根本没人相信，把高高举在手里的旧杂志用力掼到地下，两只手抖抖索索地从身上摸出一卷纸：
       “你们看!”
       什么纸都有：香烟盒、单位便笺、撕成了小块的标语。纸的反面，居然都歪歪扭扭写着——诗和词：五绝、七律、沁园春、念奴娇、清平乐……一笔一画极为吃力。居然有这样的句子：
       “空有书千卷，谁人怜?”
       “都是你写的?”
       那回，长生也在：
       “你真有书千卷么?”
       陶东篙笑了：
       “快，快有了。”
       他一旦笑，样子就很狰狞。
       “跟我走。”长生说。
       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们走，没人敢惹长生。
       陶东篱的书多了，放的牛却少了。生产队给他放的牛，从三条减到二条，又从二条减到一条。也难怪，再肥的牛只要一到他手上，没有几天就屁股上也会长角。实行责任制，他放钓最后一条牛也交把别的专业户了。长生说，不是有书千卷么，到镇上来摆书摊!
       书摊占了个好地方，加上随和，每天的收入很可以，强过长生。收了工就常常两个人关起门喝酒。后来又多了个饶金苟。三个人，一个背书，—个唱戏，一个说锣鼓点子过瘾，穷快活强压住心里的郁闷：饶金苟想出头；长生想在戏班子里打锣；陶东篱的心最大，想进文化站做陶渊明再世。
       两个人笑他：
       “当了陶渊明又怎样?夜里熬得油干灯尽，赚的钱也不够书摊的一半啊。”
       “钱，钱，钱!”
       喝醉了的陶东篱头抬起脚，踢翻了装钱的竹筒，零钱滚了满地：
       “老子明无不摆摊了!”
       周 燕
       哪个也没有想到，饶金苟的公公真的是老革命!”
       省里派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下来，弄清了饶金苟公公的来历：一九三四年，上级派他秘密回乡任县委书记。他一到地方就发现无从开展工作，也无法存身，连夜逃走，从此隐姓埋名，再没有勇气公开当年的身份。
       省委书记当年是赤卫队员，对饶金苟公公的失踪真相终于大白感慨不已。亲自批示定行政十二级，按离休干部待遇。对其子女的工作，尽量给予适当照顾。
       批示下来的当天，县委办公室通知剧团团长陪饶金、苟到县委走一趟，书记要见他。
       饶金苟忽然之间身价百倍，团里一下炸了锅，再不敢喊他“高干子弟”，因为他现在真是高干子弟。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无数往事，记得先前对他是一个比一个亲热。最沉得住气的是孙宝环。别人说他有慧眼，他便很深沉地清一下喉咙，意思是：那还消说?
       最后悔的是周燕：不该一直那样对待陶东篱。
       周燕平日里不声不响，但都硗得她心气
       很高。团里打她主意的不少，她不动声色，从不得罪人，只对两个人公开表示过反感，一个是洪艺兵，一个是陶东篱。
       县剧团伪前身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很神圣，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是个奇迹。
       当时，负责组建宣传队的徐光荣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宣传队有编制，洪艺兵去了可以转成正式工，文化站的老冷便极力向徐光荣推荐。徐光荣也看中了洪艺兵的百依百顺，一口答应。跟上面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
       洪艺兵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他顶的是舞台美工的编，但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七手八脚地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一下弹起去拉幕绳，他的念头是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下场的阿庆嫂因为接着要演江水英，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吓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茶桌底下。那茶桌矮而窄，上身进去了，灿烂的臀部却怎。样也带不进去。台下顿时乱成一片。
       徐光荣口里不表扬，心里晓得洪艺兵辛苦。洪艺兵也最恭敬徐光荣。
       县里发现了盐矿，这是“文革”的伟大胜利。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深入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觉得编不出什么节目。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祖辈是农民，自己微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胸膛：试试就试试!两天盾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过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
       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了一段歌颂这位女营业员的歌词：
       我是供销社的营业员，
       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
       商店后面有口井，
       井水有点咸。
       估计里面可能有盐，
       赶快报告勘探队，
       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
       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地等着掌声。
       “好!”洪艺兵一声大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
       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其他人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在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忽然有个人压抑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其他人跟着乱了，叫爷叫娘的满屋子打滚。
       徐光荣不晓得众人笑什么，有些茫然；洪艺兵是明白的，誓死捍卫似的紧靠着徐光荣，神色严峻。
       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下句。徐光荣的话是大白话，洪艺兵的话是标语口号，对徐光荣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说他比徐光荣还像领导。他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习惯地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和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总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又竟有了求偶的迹象。
       徐光荣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大家都是诗人，他就是诗坛领袖。
       在一个诗的年代，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多数人东抄西搞，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一心要加入团组织的周燕巴望的不是一个星期交一首，而是一天交七首。但实在写不出，又不敢像别人那样抄。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急得抹眼泪。
       有了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洪艺兵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了周燕。
       洪艺兵其实最情愿帮助的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要人背过河，不要人买夜宵带早点，但是这一次，她应该需要帮助。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洪艺兵想错了。周燕一心想做革命青年。母亲已经让她抬不起头，她自己决不会跟洪艺兵这种人搅到一起。
       洪艺兵出身不好，饶金苟是乡下人，她都看不起，很自然。她对洪艺兵是厌恶，对饶金苟却是欺负。那回摸黑起夜明明是她打搅了饶金苟，饶金苟并没有招惹她。她借机把肚子平日压抑的傲气发泄到他身上，根本就是觉得他好欺负。哪里想得到欺负的竟会是这样一个“乡下人”！
       周燕的母亲对女儿很有信心：请他来家里吃饭，他要肯来，以后的事就好说。母亲的心思很明白，在当地火里面周燕算是老姑娘了，再出色，在一个小地方又能怎样?现成有了一个高干子弟，前程无量，戏肯定是演不了几天了，这样的人不抓住还等什么?周燕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母亲，脸微微发红。
       饶金苟冒出了一头大汗，结结巴巴地问：“去你家?真的?”
       “去不去吧?”
       周燕低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离开剧团的时候，周燕没有回避大家的注意，两个人俨然早就是一对。
       到了饭桌上，饶金苟渐渐平静，一五一十说起县委书记的接见。
       县委书记说，以前多次看过他的戏，很不错。只因为老是忙，没有时间跟他好好谈过。现在，他有什么要求尽可以说，要是觉得在剧团工作不合适，可以考虑调出来。
       不，不，饶金苟连忙说，他在剧团很好，他从山里出来，就是来演戏的。只是希望剧团能收一个打锣的；还有一个会写诗的，是个残疾人，希望能进文化站……
       县委书记没有听完他的话就对旁边分管文教的郑书记说：应该没有问题吧，老郑你看呢？
       当然了，当然了。郑书记立刻就表态。
       周燕和母亲看着饶金发呆，不晓得说什么好。她们指望他一个跟斗翻上半天云，如果翻来翻去还在戏台上，那指望什么？
       饶金苟自己后来也很伤心。因为大家，包括恩师孙宝环，都对他说，希望他能在他们调出剧团的事情上出把力——省里有个研究单位愿意要孙宝环，县里一直拖着不放。
       据说尉团就要实行自负盈亏。除了饶金苟，哪个都想趁早调到一个牢靠的单位去。
       三出鬼
       黄帽子
       黄帽子早上开店门，吓了一跳：街对面的门板前，站了几个一身精光的女人。
       黄帽子的店门总是开得比别个早。这一者是由于习惯——这里早先是镇上的食品站，半夜就有人排队的；二者黄帽子上了年纪，一过三更就没有了瞌困。在床上瘫尸，不如起来方便群众。“方便群众”是黄帽子的话，当食品站站长的时候讲惯了。
       天蒙蒙亮，街上静静的。黄帽子伸长颈子看看街两头，不见有别的人走动，便放了心，仔细来看那几个不声不响的光屁般女人。本来就老眼昏花，加上净是眼屎，又揉又
       眯地看了好大一阵，才“瞎”的一声啐了口痰。那原来就是对面裁疑缝店的泥巴人。
       “妖精!”
       黄帽子骂道，又啐了一口。
       “妖精”既是指那几个泥巴人，更是指对面裁缝店老裁缝的独生女儿，是她把这些光屁股妖精弄到镇上来的。高中没有考上，她跟几个疯疯癫癫的同学到广东去打了几年工，回来接了老子的手业，用广东赚的钱把老店装修一新。老裁缝原是高兴的，却没有想到装修完了她会从城里搬回这么一堆不成名堂的东西，搞得镇止许多人走来走去都不自在。老裁缝气得浑身筛糠似的乱抖，却说不出话，就去推。推了几个，没有了气力，反而病倒了，再没有起来。但女儿的时装店——先前叫裁缝店——倒是兴旺起来，一年交的税，在镇上个体企业中是最多的。黄帽子很眼红，总在背后骂“妖精”，骂她不光害死了老子，也是镇上的祸害。但镇上人并不这样看，“妖精”时装店的生意照样是好。黄帽子每天坐在自己店铺的柜台后面，看着镇街上的人流水似的流过来流过去，想想世事的变化，很是感叹。
       黄帽子这个名字是路教那年喊起来的。当时，每到入冬，县里就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利用农闲抓路教。具体任务是抓粮棉油猪的上交，清贷，劳力外流，等等。当时他不过是个镇食品站长，管了几个杀猪的屠夫，因为年纪大些，加上早年有过摘社教的经历，让他当了工作副组长。他自以为是封了八府巡按，开口闭口就训话：“我们是来抓阶级斗争的，不是来吃白食的!没有完成上交任务的，劳力进城不回的，借了钱不还的，我们就抬箱柜，抬寿材，再不然就拆屋。总之决不手软。有人讲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讲对了，我们就是日本鬼子进村!”路教结束，他当了先进。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顶黄帽子。这种粗呢料子的黄军帽本是志愿军军官戴的，怎么会戴到他头上，只有天晓得。他倒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但只是个兵，而且刚过鸭绿江就接到了停战的命令。那顶黄帽子他冷热都戴在头上，极少脱下，生怕脱掉了资格和身份。在这资格和身份下面，是一双细小的眼睛和一只蛮大的鹰钩鼻子。这本来可以使他显得很杀气的，却可惜眼睛没有光，说话时总在要努力去撑开它。大约是因为眼睛怕光，黄帽子扣得很低，直压着眉毛，使一张本来就短而窄的脸更加没有了面积，别人就只能看到一顶黄帽子。当地对他有气的农民就喊他“黄帽子”，后来喊开了，连工作队自己也跟着喊，并且带回到镇上。他不气，反而觉得是一种光荣称号。
       黄帽子的失落感其实是在路教回来后就有了的。管食品站的是副食公司，副食公司上面是县商业局。县商业局才是科级，食品站狗屁级也不是。黄帽子原以为路教回来起码能提到副食公司当个副经理，大小上个股级，结果不但没有如愿，差一点还把站长的位置搞丢了：他不在镇上，的时候，顶替他的人搜集了大量群众意见，说他伙同案上克扣群众、以次充好、私下还贩卖票证——其实就是猪肉票，恨不得送他坐牢。牢是没有坐，站长的位子也一直没有变。呆到退休前，食品站撤销，他自己作了个价，把店面盘下来，开了这家杂货店。因为地段好，他又是会经营的，一年下来，至少强过当十年的食品站长。按说他应该高兴，老了老了，还撞上了财运。他却另有看法：“要是只讲发财，那还有个头么?先前穷是穷些，大家安心。哪像现在，成了什么世道!”如今镇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差不多没有一样看得惯。
       沙河镇的确早已面目全非。镇上老街先前排列着的古旧雕楼拆了个片瓦不存，代之而起的是用劣质瓷砖贴出来的店铺门面。镇外的小河早巳断了流，据说是因为乡镇企业抽多了地下水。一座被上级领导题为“长虹卧波”的极粗变的水泥大桥也便因此显得虚张声势。没有河了，沿河两边却修了马路，让卖禽蛋鱼肉、蔬莱小吃、衣帽鞋袜、日用百货的各类摊贩塞得水泄不通。从河两边的马路倒进河道里的各种污水把河道染出一缕缕散发出恶臭的青绿。窄窄的镇街仍像先前那样嘈杂，只是那嘈杂里多了许多现代化的声响：先前的猪圈，改装成了电子游戏机房；先前的铁匠铺，改装成了卡拉OK；沿街隔几步就有一张台球桌。打台球的没有几个不是蓬头垢面，拖鞋趿袜的。台球桌子下面有伢子在拉屎，有狗在吃屎。
       剃头佬
       最跟黄帽子谈得来的是剃头佬。剃头佬老多了，但一身上下照旧光鲜，不像别的老人一样一老就邋遢。头上没有几根毛了，照旧弄得油光水滑。他早退了休，自己挑出了早年的一副剃头挑子，每天上午就挑到黄帽子的店门前。一张嘴仍是闲不住，牙齿没有几颗了，说话不关风，还流涎，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开口。
       剃头佬最伤心的是他做了几十年的理发店，而今由一个外省来的后生承包，改叫了美发厅，装修得花花绿绿，比先前黑漆麻搭的样子是好看多了。只是不会涕头。剃头佬小时候学徒，剃头的第一刀从哪里开刀，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搬过脑袋就剃。而是根据不同人的身份，确定开刀的位置。规矩是“僧前，道后，宿半边”。俗人剃头，都是从“百会”左边剃起。给出家人剃头，第一刀必须开天门。倘给婴儿剃胎发，还要念“瑞起蔼门机，吾师诵福喜；婴孩今削发，宅合现光华”之类的祝词。而今哪有这些讲究。那个外省后生带来的几个外地妹子，连推剪都不会用，只会“按摩”。按摩要上楼。
       “我们先前叫‘掐穴’，人家现在叫‘按摩’。天晓得他们在楼上摸什么。”
       剃头佬斜了跟睛鼻子，指指窗帘紧闭的美发厅二楼。他的目的是想让人嫌恶那地方，却反而惹起了好奇的蠢动，等于做了那个美发厅的义务宣传员。
       今天一上午，他们谈论的中心是裁缝店。想起“文革”时候一个落难在镇上的将军死了，镇上人不顾死活给他送葬，一向不哼不哈，树叶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老裁缝连夜赶制了全套的寿服寿被。那时候，个个穷得卵子搭得板凳响，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一口做人的正气么。而今日子倒是好多了，人心却坏了。
       黄帽子一面跟剃头佬长吁短叹，一面眼睛睃着裁缝店的动静。
       半上午来了一辆大货车，把街面霸去大半边，堵住了许多人。原来是老裁缝的女儿搬家。她跟人——说不定就是她男人——合股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厂，已经贴出了告示：变卖老裁缝留下的祖屋，上面留了个联系电话。
       “唯愿她发财。也不枉裁缝一生世又做爷又做娘。
       剃头佬还陷在对老裁缝的怀念里。
       “发财？怕是在镇上呆不住。裁缝就是死在她手上。”
       黄帽子撇嘴。
       “那倒未必。裁缝也实在是老了，不经 事。那不过就是几个人样的衣服架子，到底不是上头那些活妹子。”
       剃头佬抓着推剪的手指指美发厅。
       一样看不得。”
       黄帽子说。
       那几个光屁股女人现在被大货车挡着，其实看不见。
       跟着大货车来帮忙搬家的都是小年青，吃饭的时候，又是喝酒又是唱歌，闹翻了天，断黑边上才吵吵闹闹地呼啸而去。
       
       街上忽然静办下来。剃头佬也早收了挑子回去了。再怎样现代化，老街上的住户关门还是早。
       裁缝店门外的那几个光倔股女人竟然还在，在昏暗中更显出几分蛊惑。不晓得那伙人为什么投有把她们带走。或许是因为那边用不上，或许就是故意留下来气人。
       “想气我?哼!”
       黄帽子对着空荡荡的街咕哝了一声。他觉得老裁缝的女儿就是气他，因为他背后骂她骂得最狠。
       “我是哪个？朝鲜战场我都上过，会怕几个光屁股女人?”
       这一阵是街上最难得见到人的时候，电视里正播中央新闻，即便有人出门，也要到天气预报之后。偶尔一只狗或猫在黑暗里窜过去，一下就没有了踪影。黄帽子尖起耳朵，独自当街站着。确信了没有人会从暗中出现，便一下故轻了脚步，几步冲到裁缝店门前，一把横抱起一个光屁股女人。没有想到那东西会那么重，打了个趔趄，又硬硬地直起腰，摇摇晃晃地往回走。这样摇摇晃晃地来回几趟，几个光屁股女人就都进了他那个杂货店的库房。
       老裁缝的女儿走了，日后镇上还是有人要开裁缝店的，这些光屁股女人就还是用得着的，到时候当二手货卖出去不也是笔收入么。这样想着，黄帽子有些愉快起来：想气我？好笑。让我白捡了个便宜，我气什么！
       倒是他老婆有些接受不了，不住地嘀咕：“丑死了丑死了，看相不得。”
       “看不得莫看，吵死!”
       黄帽子喝道。她嫁黄帽子的时候还是乡下人，是黄帽子给她办了农转非。这决定了她一辈子只能看黄帽子的脸色。
       黄帽子关了店门不久，正在洗脚，听见外面忽然有人厉声叫喊：
       “我操!哪个手脚这样快，几个泥巴人转身就没有了。搬回去当婊子用啊?”
       黄帽子一惊，把一盆洗脚水踩得翻了一地。
       听出那个人是镇上、收破烂的何拐子，黄帽子心里马上又更加熨帖起来，庆幸自己先下手为强，抢了何拐子的彩头。
       夜里黄帽子做梦回到了六四年下乡“社教”的那个大队。那时候他很受器重，从军队复员，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工作组长。那地方的乡风，女人偷人越多越有脸面。结了婚的女人跟男人一样打赤膊下田、乘凉，洗澡就在门口，不管男女生熟，见人就问长问短。自己的男人不在，就跟相好过夜。碰巧男人撞见，看到床前有双鞋头朝里的别的男人的鞋子，就会转身避让。要是猜出哪个男人，当时就可以去他家里填空。
       晓得这个地方没有教化，社教干部就格外小心，进出都至少两个以上搭伴。临到社教结束，黄帽子却放松了警惕。
       那天晚上他蹲点的生产队开欢送会，一向跟他搭伴的那个干部因为家里有事提前回单位了，他只能一个人去。没想到回来时多了一个人：大队妇女主任下午在那个队开计划生育会，晚上非要跟他做伴回大队。那个队离大队有四五里山路，大热天，半夜里，月亮又好，一男一女，干柴烈火，哪有不起骚的。
       黄帽子是被老婆推醒的。老婆幽幽地说：“瞎摸什么，要摸起来摸。”她指的是那几个光屁股女人。她虽然怕黄帽子，女人的醋意还是有的。
       黄帽子翻了个身，没有搭理，依旧想着刚才的好梦。在梦里，那个妇女主任的确跟那几个光屁股女人一模一样：大奶子，翘屁股，一身溜滑。她早上在水塘边公开了他们头夜的事，随后他留在当地监督劳动了一个月，后来就娶了她，后来她又偷人，他跟她离婚，又跟现在这个女人结了婚。他这一辈子最不称心的就是不走桃花运。年轻时跳花灯，他扮吕洞宾，想蚌壳精想得神魂颠倒，却给打锣的长生搞走了。他本是最求上进的，出一点屁大的事就怕得要死。就因为没有了蚌壳精，心里再也不得自在。要不他一个工作组长当得好好的，哪里会随便就栽在二个乡下妇女主任的裤裆里?那件事也确实害得他一辈子没有得到重用。“文革”时暗里挑唆造反的对长生下了一把毒手，现在想想是过分了些。这辈子总算风流过一回，睡过两个女人，没有白活。跟许多人比，还赚了。
       何拐子
       二日上午，剃头佬的挑子来了之后，何拐子也来了。他说他今天上午懒得出去，趁着请剃头佬刮秃瓢，打听那几个泥巴人的下落。老裁缝女儿临走是讲好了送把他的，当时他正忙，心想那东西除了他当破烂收下，镇上没有鬼会要，吃了夜饭才出来。哪晓得还有跟他争猫食的。
       剃头佬也很不屑，帮腔说：
       “地方小，人心也小。”
       看看黄帽子闹着，又说：
       “这里不正有个会破案的么。”
       黄帽子当时就是因为破了一个大案成了路教的先进：不管他怎样号称是日本鬼子进村，他当副组长的那个工作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路教快结束，他们工作组管的那个大队忽然出了一桩杀人案：一家富农跟一家上中农换亲，富农女儿嫁上中农的痴呆儿子，上中农把一个瘸腿女儿嫁富农儿子。订了几年亲，上中农家里忽然反悔，却又不肯退富农儿子的彩礼。富农儿子就用一把斧头劈了上中农一家好几口。
       这样的恶性案子百年难遇。当时的工作组，组长生病住院了，就是黄帽子主持工作，破案的功劳自然也主要是他担当。
       凶手被处决的那天，黄帽子布置到处贴满了大幅标语，欢呼路教的丰硕成果。有了这个成果，别的工作组做梦也莫想跟他争高低了。他兴奋得不得了，那双老也睁不开的细小眼睛放着红光，在脸前扣得很低的黄帽子也掀到了后脑，眉毛一下高了三尺。那天加餐，居然喝醉了，讲起社教那年，自己正年。轻，又有抗美援朝的老资格，女人见了就缠住不放，害得他犯错误。这样的韵事跟他的破案加在一起，他也就一时名声大噪。像剃头佬、何拐子这样的老人自然记得。
       何拐子一下被提醒，减起来：
       “对了，站长，称这里正对着裁缝店，昨日你应该看见的。”
       “看见什么?”
       黄帽子正在柜台里面装憨，何拐子喊他，他只好起来应声。
       “那几个泥乜人呀。”
       “看见了。我关门的时候都上好的站在那里。”
       “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还有那份闲心？”
       “你几时关韵门?”
       “天黑。”
       “裁缝店的货车走之前还是走之后?”
       “之后。”
       “之后几久?”
       “好大一阵。”
       “几大?”
       “刻把钟样子。”
       “刻……把……钟……”
       何拐子沉吟起来：
       “我是货车走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到裁缝店门口的，这样说来，那几个泥巴人不见了也就在刻把钟里头。刻把钟能走几远?出不了镇街的。对了，那几个泥巴人还在街上，没有错的。”
       何拐子一拍大腿，剃头佬手一抖，剃刀差一点在何拐子的秃顶上割出一道槽。
       真正受了惊吓的是黄帽子。何拐子真要这样三日不休四日不了地追究下去，迟早是要让他暴露的。早晓得何拐子把那几个光屁股女人看得这样重，他用刚才不该装憨，就说是老婆起了意，想拿那几个泥巴人卖钱，让
       他收起了。现在却不好改口了，只有硬着头皮憨下去：
       你是说那几个泥巴人自己走的？那不出鬼了?”
       黄帽子打哈哈。
       “鬼说得到，而今什么怪事没有?”
       何拐子眼睛骨溜溜乱转，射出一股寒光。
       黄帽子忽然觉得背脊有些作冷。
       因为收破烂，挑东捡西，掂斤论两，何拐子养成一双贼眼，从来就是骨溜溜乱转且精明发光的，未必有什么特射。但今天却让黄帽子心惊肉跳心，有何拐子盯着，那几个光屁股女人出不了手不说，还真成了一桩祸害：他在这个镇上好歹做了几十年“站长，搞不好一张老脸要丢在几个搂得困不得的光屁股女人身上。
       一整天黄帽子都心神不定，眼前老是晃着何拐子那双逼人的贼眼。在那双贼眼后面，那几个光屁股女人晃过来晃过去。晚上关门的时候，他着看对面门板紧锁的裁缝店，后悔昨日此时不该冒失。咬咬牙又想：就让她们堆在库房里又怎样，又不要饭吃。何拐子莫非还能一家家搜查么!
       半夜，黄帽子起来拉尿，尿桶就在房门外的天井边上。拉到一半，忽然重重地打了一个寒噤：天井那边，月影掩着的墙根下，站着他昨夜抱回来的那几个光屁股女人，一律面无表情地正面看着他。等他把那个尿水滴答的东西胡乱塞回裤裆，眨眨眼定睛再看，又只剩了空空的墙根。
       “老鬼!你老了，老眼快瞎了。”
       黄帽子骂着自己，摸摸索索回到床上。刚才一泡尿没有拉完，在那里作怪，他想躺一阵子再起来，却忽然又听见几个女人的低低的吃吃的笑声，细听是从隔壁库房里传出来的。他的头一下跟着响起来。
       “真的出鬼了?莫非那几个光屁股女人是有魂灵附了体的?”
       黄帽子想着，忽然“嚯”地坐起：都这把年纪了，还怕几个女鬼?又翻身起来，去了库房。几个光屁股女人无声无息地挤在一个墙角里，上面严严实实地盖着一块塑料布。一只老鼠在它们脚底下梭来梭去，弄得那块老化的塑料布嗤嗤作响。
       这一夜，黄帽子爬上爬下，昏昏沉沉。老婆倒是鼾声不绝，恨得他直咬牙。
       二日夜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三日夜里，一切照旧。
       再后来，不光是夜里，就是大天白日，只要店里静办着，黄帽子就会忽然在自己屋里的任何一片暗影中看见几个面无表情的光屁股女人，或是隐约听见哪个角落里传出的女人的低低的吃吃的笑声。
       而店子外面，何拐子对那几个泥巴人依旧没有死心。他说，只要他不死，总能见到那几个泥巴人现世，除非哪个把它们打碎了，埋了。
       何拐子发的誓倒给黄帽子出了主意：事到如今，最好的法子是把那几个惹事的光屁股女人毁了。想想却又不敢下手。他怕一到静办的时候，她们依旧会出来纠缠他。
       黄帽子只有关了店门，回了乡下的老屋。
       走之前，黄帽子只说是乡下有事，去去就回，不料好久没有音信。之后又听乡下来的人说，黄帽子一到乡下就病了，病得很重，只怕是回不到镇上了。
       大家不由觉得心下有些不好过。黄帽子，的杂货店在韵时候，习似为常，一旦不开门，多少有些不方便。黄帽子为人刻薄，个人开了店还以为是先前的国营“站长”，又交不亲养不热，再熟的人他也一样做手脚。但同在一条猪尾巴长的镇街上住了多年，日日抬头不见低头见，忽然就不见了，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总不是个味道。
       最感到蹊跷的是剃头佬跟何拐子。议论了半天，两个人忽然想起，那天他们追究那几个泥巴人酌时候，黄帽子的脸色非比往日，本来逢到这类话头他的嘴是最多的，但一连几天他都好像心不在焉，说话支支吾吾。这些时，何拐子也差不多摸清了，除了黄帽子屋里没有看过，镇街上，确实没有哪一家收捡了那几个泥巴人。
       “莫非就为了那几个泥巴人?那我就有过了。”何拐子挠着自己的秃瓢说：
       “我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几个泥巴人，就是有人要，又能值几个钱?真是他老人家收捡了，我还会抢走么?”
       剃头佬看何拐子痛心，劝道：
       “这也是猜猜而已。站长不像你我，一生世都站在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他见过大世面的，做人何至于那样逼仄。”
       (责任编辑 程绍武)上街头，下街头
       陈世旭
       一　叫　春
       罗　姨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第一声是宣告，很悠扬；第二声是命令，很短促；第三声是恳求，几分凄婉几分哀怨。每次开饭，罗姨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喊。三声喊过，没有响应，她又从头开始；还是这样的次序。美工组的条子说，罗姨的喊声曲折起伏，很有音乐感。大家注意所，还真是。有时候就是为了享受这音乐感，故意拖延下班。
       “我晓得，你们就是想急死我。”
       罗姨口里这样说，心里很快活。
       罗姨先前是安老师家的保姆。
       安老师是城里师专毕业分来的，女朋友是初中同学，父亲病故，家里弟妹多，她是老大，只好失学。安老师参加工作后帮她在城里找到一个小学代课，等她转了正，他们才结婚，她已经三十出头了。沙河镇到城里坐火车只要半个小时 ，每个星期或是安老师回城，或是他爱人来。站里给了他一间房，他自己去买了一张双人床。床最重要，生儿子要拜托它。桌子和凳子都是站里的。桌子是条桌，凳子是条凳，站里都用不上了。站长老冷当过县财政局的副局长，找关系弄到一笔经费，添了一些新的办公用品。夫妻两个只开支一个人的工资，另一个人的工资存起来留给儿子。
       婚后半年，老婆的例假一直正常，两个人便沉不住气。旁人也渐渐为他们着急，提醒说：“要加班加点噢。”每次临近老婆的例假，两个人便惴惴的，一声“来了”，顿时眼睛发黑，手脚发软。
       儿子比他们要沉着得多，不慌不忙地在娘胎里呆到足月。
       儿子出生，让他们吃更多的苦头。光是为了找个合适的保姆，就耗尽了心血。安老师爱人是班主任。整天忙得头发都梳不清爽。比较起来，安老师好办些，带孩子却又多少有些难为他；只有请保姆。但镇子附近的人愿到镇上做的极少，因为工钱低。要做就去城里。
       安老师先后找到过两个保姆，一个是镇上捡破烂的，弯腰驼背，不停地咳嗽。半个月后，安老师的儿子感染了她的肺结核。赶紧付了一个月的工钱打发她走人。后来找到一个自称十五岁顶多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孩，结果是多了一个要照护的人：早上不用力推她，她绝醒不了；白天她跟一帮光屁股的伢子在河里捉鱼，安老师的儿子在摇篮里哭得惊天动地。
       实在没有办法，安老师只好硬着头皮把儿子送到城里住几天。
       那回，安老师从城里接儿子回来，走出火车站，有个女人一直在身后喊：“哥哥!”他没有在意，他在此地无亲无故。上了公路，这个声音还在后面响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急。
       除了不时擦身而过的汽车或拖拉机，边上没有别人。安老师不由得疑疑惑惑地回头：一个老女人，手长长地向前伸出，一踮一
       踮地跑着。发髻已经松散了，几绺头发在耳朵和脸面之间甩来甩去。
       “哎哎，哥哥!慢些，哥哥……”她上气不接下气，“就是喊你们……我接了好多回了……天天来……你们不是说初七回的么，怎样到了今天……今天是初十了吧……不记得了么？我不是到机关单位见过你一回的么，说好了，过了节，我就来跟你们做的呀。”
       “原来是你。”安老师歉然。端午节前，他是见过这个女人，她“罗姨”。
       罗姨抱过安老师儿子，拼命地亲起来：“心肝啊肉啊。”母鸡似的格格大笑。”
       一个路上，罗姨喋喋不休，说她初七一大早就挑着箩担来了，一头被盖，一头米。等了一天，不见人，只好又挑回去；二天又来，又不见，就有些慌了；昨天来，还是不见。她急得把箩担挑到车站上守了一天。好在你今天来了，要不她以为变了卦。停了一下，又说，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工钱要是从初七算起，那她就白沾了几天光。
       “工钱当然从初七算起。”安老师说，“让你等了这些天；已经很不应该了。”
       她愣了一下，说：“你这个哥哥，真好。”
       老是被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恭恭敬敬地喊“哥哥”，安老师开头很不自在。后来他发现，只要对方是男的，罗姨都是一个喊法，包括安老师那个才满周岁的儿子。
       “哥哥吔，莫瞎窜！”她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放下手上正在劈柴的刀或是正在搓洗的衣服，跳起来，把那个快要晃到河边上的一岁的“哥哥”，一把搂回去。
       罗姨见人就说“托你的福”，问她的年纪，她就回答：“托你的福，养了两个撑饭的。老大生了伢子。老二旧年当兵回来，也讨亲了。”
       作为一个女人，她很有理由骄傲：一，生了两个儿子；二，守寡把他们拉扯大了。
       站里的人也都说：这是可以立牌坊的哟。一致拥护老冷的决定，在库房里给她隔出一个小间安身。
       两个儿子成了人，做娘的却没有在家里安生。罗姨是熬怜儿子。乡下穷，只要动得，她就想到外头多赚些。
       每封星期天，不论天气好坏，罗姨都回去。要是安老师星期六晚上回城，她当天就走。要是安老师爱人来了，她就在星期天天亮前从床上爬起来，生炉子，煮粥，在桌上摆碗筷；在雾里摸索着，到河里提水，把盆盆罐罐都装得满满的；实在没事了，就劈结疤柴。好不容易见到天发亮，她轻手轻脚，钩起一根手指头碰两下安老师房门，怯怯地祝：“哥哥，粥好了，冷了，可以吃得。”好豫安老师两口子迟迟没有起床，是等着粥冷。听到里面床上翻动的声音，她才跟着说：“我走了。”一边嘀咕：“不是怕鸡发瘟，死人才回去。”免得安老师两口子不高兴。
       罗姨这种小心，其实不必要。找到这样一个保姆，安老师两口子再满足不过。反是觉得她太苦了。
       每次回来，她都跟回去时是两个人，脸色蜡黄，浑身就像撒了架。“再也不回了。”每回她都发狠，“该死该埋的才回呢。”一到日子，她又赶起赶落地走了。
       有一次她回来让安老师大吃一惊：撑着腰，喘着气，一步一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碍事的，起早了，头发昏，栽到坎下去了。”她笑笑，想从安老师手上接过孩子，终于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上。
       以后的一个星期，安老师请了假，自己带孩子，做饭，天天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回来给她熬药。到月又把一个月的工钱一文不少地交给她。她瞪着安老师，好半日才哭出声来。
       大家这才晓得，她这回病倒，是因为遭了殴打。
       事情由两只木水桶引起。
       来镇上之前，她在城里一个老干部家里做。走的时候，老干部让她挑样合适的东西做个纪念，她就挑了一担桶——同老大分了家的老二一直借用别家舶水桶。这担桶是老干部从下放的农场带回来的，也算是个纪念物。罗姨把这担桶交给老二之前，先在站里放了好久，反复盘算才下了决心。还是惹了祸。二儿媳刚过门，大儿媳就出头把家分了。因为老二没有儿女负担，老娘就分到了他名下。老大和他女人没有料到，分家以后，老娘竟成了一棵摇钱树：进了城，发了财。从城里带回一担桶，就是一个证明。
       坐在门槛上喂奶的大儿媳，见婆婆一手挽着一只木桶，进了老二的屋，“嚯”地站起，把下闷头抽烟的丈夫一推：“不行!今日买桶，明日置缸，后日不要做屋了么!这口气，老娘怄不下!”
       “这个恶婆子！跟一阵风样冲进来，打烂了捅不算，还说我是老骚精……”罗姨忽然打住。好久，才叹了口气，“我这不是造孽么！”
       “你儿子呢?”
       “儿子……”她凄然地歪了一下嘴角，什么也没有再说。
       有关罗姨过去的种种，站里渐渐就听到一些传闻。
       原来她的离乡，并不全是因为穷。她有过一个相好，有回碰头，被相好的屋里人抓住，当众把她的衣服撕得露出奶子。儿子觉得丢丑，整天没有好声气。她在家里呆不住，才进了城。
       老干部早年丧妻，儿女都成了家，逢年过节才到老子这里聚一次，平日唯一的伴就只有保姆。时间长了，难免生出纠葛，以至于想要结婚。老干部所有的晚辈在最短的时间里旋风般地集中，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下老妈子轰了出去。
       这些故事，让大家发现罗姨确实比实际年龄少性：头发是黑的，还发亮；牙口齐整，一颗不少；高兴的时候脸上光鲜红润。尤其有些难情的是，她的胸脯还真是鼓鼓的。还喜欢唱情歌：
       捏姐一把姐一扭，
       姐儿骂郎轻骨头。
       捏姐莫在人前捏，
       人前捏姐假风流，
       你不害羞我害羞。
       唱得抑扬顿挫，有滋有味，唱唱就出了神。
       挨了大儿媳殴打之后，罗姨不再回去。起先，到日子她还是早早地起床，做饭，提水，劈柴……终于发觉这匆忙不必要，便怅怅地叹口气。
       不知为什么，晓得了罗姨那些事情，安老师两口子心里总有些不是味道，对她的态度不知不觉就有些改变。
       自到安老师家，罗姨一直是跟东家坐在一桌吃饭。只要她不坐下，东家决不动筷子。即便对自己的母亲，他们也来必有这么敬重。开始她很不自在，后来就习以为常。有时候，安老师或他爱人因为什么事要耽搁一会儿，让她先吃，她也就照吃不误。现在，一看她大咧咧地坐在桌上，安老师就暗暗觉得她实在有些无礼，开始找由头把她支开，让她或是去冲开水，或是给儿子把尿……以前，这些事总是安老师自己争着去做的。又老埋怨儿子身上腌臜，言外之意当然是她失职；饭要是煮得有点夹生，就皱起眉毛。她并不在意，以为是时间长了，随便了。偶尔有一次，她领着安老师的儿子去墙根晒太阳。坐偏了板凳，一屁股跌在地上。安老师儿子搂住她的脖子哭喊起来。她感动得热泪盈眶，一连好几天都咕咕哝哝地说安老师的儿子晓得疼她，人只有做细伢子的时候心最好。对安老师两口子与日俱增的冷淡，她的反应也就是这样了。
       安老师两口子还是决定辞退罗姨。离一个月还差几天，安老师付了一个月的工钱。
       
       “穷死，也不在乎这几个钱。”罗姨说，“有么了不得，老干部屋里我都做过。天天有油条麦粑吃，我还不做呢。”
       临走的时候，罗姨用力碰了一下篱笆门。安老师怔怔地看着她一踮一踮的后背，又有些觉得自己过分。
       大约一个多月后，一个星期天，安老师和他爱人正忙着做饭，忽然听见院子里的儿子大哭，跑出去一看，罗姨正半跪着蹲在地上，死死地搂定他们的儿子，老泪横沛的脸。拼命在小脸上蹭。
       看到先前的东家，罗姨连忙站起就走。走于两步，又忽然站住，从裤袋里掏出什么，塞到安老师儿子的口袋里。
       是两粒水果糖，包装纸已经褪了色，糖也软软的了，不晓得在她裤袋里放了几久。
       这两粒糖，使安老师的心也软了。他已经听说，罗姨后来去的那一家，只能等东家吃完了她才能吃，只能在厨房里吃，只能吃东家指定的剩菜。没有多久她就想走，总在人前讲安老师的好处。只是安老师哪里长期请得起保姆，先前请罗姨是因为儿子太小，实在没有法子，现在儿子可以入托了，即使没有上次木愉快的分手，迟早也要辞退罗姨的。
       “罗姨!”
       安老师大声喊，心里想着：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
       “你等等。”
       站里新近增加了几个单身，老冷盘算着办个食堂，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安老师把罗姨带到老冷面前，老冷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对安老师，老冷从来是言听计从。
       罗姨从此就成了站里所有人的“姨”，无论年岁跟她差不多的老冷，还是比她孙女大不了几岁的郑晶晶。
       “也不晓得哪世修的，跟你们结了缘分……”很长一段日子，只要一见到站里人，罗姨就眼睛发红。一直到觉得自己真的是站里众人的“姨”了，说话才成了现在这样的高声大气：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今天有些怪，无论罗姨喊得怎样曲折起伏，始终得不到响应。
       安老师
       立春好久了，没有想到下了这样大一场雪，从昨日下到今日还一点没有停的意思。
       炭是上好的栗树炭，铮铮地发出。金属的光泽，烧起来“哔叭”作响。炭条架得老高，蓝悠悠的火苗呼呼地蹿起，亮亮的火星子不时地四面迸散，围着火盆的人一阵惊慌。屋子里暖融融的，窗玻璃上结的薄冰很快就化子，变成许多小水滴，虫子似的在玻璃上弯弯曲曲地往下爬。
       站里大部分人都集中这盆炭火周围。这是先前的店堂，很宽敞，除了贴着一面墙的木楼梯，就是老冷和老胡的两涨办公桌。老冷说，你们搞专业的要静办，上楼，我一个打杂的，随便坐哪里。老胡来得晚，老冷让他在自己前面摆了张桌子，说正好跟我做个伴。食堂就在后面，每次开饭前，大家总喜欢在这里挨一阵。今天挨得比以往久些，不是为了听罗姨有音乐感的喊声，是等电话。
       “安老师不晓得到了地方没有。”
       老冷看着窗外的大雪，忧心忡仲。一旦安老师不在，老冷就总觉得少了什么。
       “他今天只怕是吃大苦头了。”
       老冷把刚沏的茶小心地放在火盆边上——他喜欢喝烧嘴的茶，又怕冷，每次都坐得离炭火最近，两个巴掌恨不得贴者炭火。
       下午正收拾会议室，安老师接到一封信，匆匆看一眼脸色就变了。信是下面公社一个业余作者写来的，信里说，老婆要离婚，他痛苦得要命，不想活了。
       哪个也劝不住，安老师当即就决定去看那个作者。已经没有了班车，只能走去。足足四十里路，还是这样的大雪天！
       “挂个电话问问，看着安老师到了没有?”
       老冷对坐得靠近电话机的会计老胡说。摇了很久，总算接通了总机。话务员记录完了以后，让等着。
       黑色的摇柄电话机久久地沉默着，它的沉默，使众人觉得在几十里外的风雪中跋涉的安老师更加遥远。
       安老师师专毕业分到县里工作。那时候他是机关里最年轻的干部，瘦瘦长长，白白净净，又是城市人。六十年代，作兴交谊舞。安老师一般不跳，只站在一边看。偶尔跳一回，就跳得潇潇洒洒，害得许多妹子为他翻脸。县剧团的头牌花旦副县长追都迟迟不肯答应，跟安老师跳了两回舞，就主动写了情书。
       哪有猫儿不吃鱼的?要是别人，难保不犯错误。安老师没有。
       老冷和安老师“文革”时下放在一个公社，过了很多年往回调的时候，老冷把安老师带到了站里。老冷快六十了，身体又一向不好，许多事情想管也投有精力，就委托给安老师。站里没有活动则罢，一有，就成天有人“安老师”前、“安老师”后的叫喊。安老师很谦和，对认识不认识的作者都要让椅子、沏茶，帮着改稿子，帮着推荐，寄出前帮着誊正，用的是毛笔蝇头小楷，极其工整。还决不受礼，哪个送，他就放下脸，语重心长地讲一番犬道理。
       安老师最太的优点和最大的毛病都是什么事都太过劲。
       每次出差回来，安老师的汇报都是最详尽的。发害之前，打好腹稿，比较重要的几句话，预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才轻轻地、媚媚地、一字一句地、有条有理地说出来：出门的那天是天晴还是下雨：坐的是第几班车，车上挤还是不挤：到了目的地联系工作先后找了几次人，第一次没有找到，第二次找到了但不是主管，第三次找到了主管的，因为临时出了件什么事，没有把事谈完；第四次才解决了问题。要是开会回来，就要说明会场是怎么布置的，摆了花盆还是只贴了标语。总之，使人如临其境。他认为，事情总有来龙去脉，不讲清楚，别人得不到要领，自己的工作也等于没有交待。
       安老师今天去看望的那个作者先前是一个大队小学的民办老师。站里由安老师编的油印的本地作者作品选里，他的诗占了三分之一。这使他对自己有了很大的信心，辞掉民办老师，一心写作。他要写一部多卷体巨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安老师全力支持，不时寄去成捆的剪报和稿纸——这是乡下作者最缺的。还有煤油。乡下点的是煤油灯。
       不到半年，作者从乡下寄来了第一批成果。
       那天正好站里学习，大家都集中在会议室。书稿寄到，安老师看上去没有表情，只是手发抖。
       一帮人先是屏心静气，而后是面面相觑，文章如何先不讲，这满满当当一大纸箱的稿纸光是抄也要抄掉半条人命。
       这些时，安老师除了吃喝拉撒睡，全部时间都埋在那堆书稿里。
       但乡下那边却撑不住了。先是两个兄弟们逼着分家，后是老婆求公社给她做主：她一个人做田，还要养男人和儿女，活不成了。
       安老师出门的肘候连连顿脚：“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老冷喝口茶，叹口气。炭火的势头早已减弱，众人低头默着，都没有散去的意思。
       老 胡
       老胡先前是县政府的会计，小气出了名，传说他给叫化子两分钱还让人家找一分还他。没事的时候总是在政府院子里到处转，佝着腰专心寻着绳头，铁丝尾巴，烂扫帚，秃拖把，然后又拆开，并拢，重新扎成扫
       帚或拖把。
       这些还不算什么，在他眼里差不多人人是贼。每回让他审差旅费报销，都要准备受一肚子气。他对县内的车船班次了如指掌，一段一段给你指出来，应该在何地搭哪趟车或船，在何地住宿，稍有偏差都逃不脱他的算计。要是你从外县外省回来，他就盘问得更仔细：才几天?这样多的公共汽车票?莫非一天到晚在街上兜圈子?一旦你闪烁其词他的嘴角就滑过一丝胜利的冷笑。你要同他吵，他不回嘴，把你领到领导那儿，细致地指出单子上的每一个疑点。领导忙，照样签字了事。他当时气得说不出话，回到自己办公室，依旧坚决撕下那些他认为不合理的票据，说：“你要不服，只管去告。”
       机关宿舍晚上打扑克，鏖战正酣，蜡烛快到头了，别人正换新蜡烛，他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呀，十点了，睡觉睡觉，莫点烛了。”
       “什么时候，还心疼根把蜡烛!”人们异口同声地喝道。
       “这样烧法，增加多少公务费?又不是办公。”他一边说，一边把刚点着的蜡烛抢过去，一口吹熄。
       黑暗中，人们杂七杂八地骂起来：哪个让他来的，扯卵淡!再没有人喊他打牌。连着吃了几回闭门羹，老胡会一个人站在走廊上骂自己：“不干了，不午了，老子马上就给组织部打请调报告，不打不是人!”
       但老胡最后离开县政府是让人赶出来的。
       过年前，政府办公室主任叫他在机关招待费账上加一笔支出，给县委县政府的头每人发点现金。
       “干部困难补助不是发过了么?”
       “是让你作账。不是同你讨论。”
       “不行!除非有文件。”
       老胡居然犟起来。
       主任的指关节咔吧咔吧地响：
       “就不能体谅一点领导么?不就是给他们津贴一点香烟茶水费么?”
       “乡下人再穷，到了正月也要家家请客。到哪去领津贴?
       主任的脸扭歪了：
       “你算个鸟!”
       老胡后来被弄到镇上修自行车的综合服务厂当会计。他在城里念中学的独生子被武斗的流弹打死了，长年生病的老婆扛不住，随后就找她儿子去了。那个厂长跟老胡有一点沾亲带故，念他孤单，收留了他。有一回厂长公款请客，他却死括不同意餐费上账，把厂长搞火了，骂他“丧家狗”，“不识抬举”。正好那次老冷路过，听厂长话说得难听，就让老胡跟他走。他在县财政局的肘候就听说过老胡，觉得这样的人是少了不是多了。老胡当时发狠说：”日后要再做会计，天打五雷轰。”
       到了站里，老胡还是做会计。老冷说，“不做会计，我要你来做什么?”问题是他做的事没有变，做事的方式也没有变。审核发票，依旧是把站里的个个当贼，连老冷签了字的白条子，他也立刻就放下脸：
       “实在不得已，也要多几个人证明。”
       老胡唯一宽待的就是安老师。安老师成捆的给乡下作眷寄剪报寄稿纸，邮费开支相—应的就大。看看站里经费拮据，安老师就说他自己来出邮费。老胡说，那怎么行?培养柞者是站里的事，怎么能让你个人出钱!
       事情现在弄成这样，老胡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一直紧张地守着电话。
       沉寂中，电话突然响了。
       老胡一把抓起话筒，却拿倒了。
       “我来。”
       老冷“嚯”的一下从火盆边站起，大衣角把火盆沿上的茶碗一下扫倒了。火盆上冒起一大股白烟和呛人的灰。
       是安老师来的电话，他已经到了那个公社。
       老冷低着头，不停地“嗯、嗯、嗯、好、好、好”，好像电话那头的安老师是上级，他是下级。
       条 子
       每餐饭条子都是最后一个到食堂的。别人都屹过了，叫他，再不去，罗姨就收摊子了，他才连滚带爬地从顶层的三楼上下来。
       条子跟讲解员郑晶晶开过玩笑，请她做模特。也就是开玩笑，哪里敢动真的。就是别人不说，他自己也承认，要打郑晶晶的主意，必须具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魄。他哪来这种气魄?人长得像根条子，走起路来风摆杨柳。郑晶晶是县里分管文教的郑书记时千金，在郑书记眼里差不多就是公主，不嫁则已，要嫁，起码嫁到省里。至于镇上人，不要说挨不得撞不得，就是多看两眼，他也是要不高兴的。
       要想讨郑晶晶做老婆，起码先做成省里的画家。
       只要接到举行全省和全国画展通知，条子就会去缠安老师。“我需要你的文学想象，”他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同绘画的血缘是最近的。”他把安老师拉进他的美工室，在一大堆颜料瓶、桶和夹着臭袜子的纸捆，中间坐下，腌萝卜干就白开水，开始岖心沥血的构思。然后就一连几天关在垃圾。箱样的屋里，眼睛斜斜地眯起，凝视着画布，拿画笔的手微微抖着，在空牛画着看不见的线条，突然扑向画布。一边画，一边跺脚，挥手，翘起下巴，抿紧嘴唇，“唔唔”地哼。据说大画家都是这样哼的。
       每经过这么一次，条子就像大病了一场，刀削似的越来越细，头发乱得像鸡窝，衣服沾满了厚厚的油彩。众人提醒他，小心不要让人把他本人当作了西方资产阶级颓废节术的代表作。这样努力的结果，居然参加了一次专区画展。那幅画的标题是《护苗》，构思是安老师的：一位老贫农在手把手教一个知青给小树苗浇水——水都浇在根。寓意是老贫农从根本上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画所以入选，就是靠的这寓意。这样的画画多了，连条子自己却觉得寡淡无味。
       条子出名是因为“红海洋”，当时他是镇中的红卫兵，带着一帮战友在镇上画出了三层楼高的领袖像。这使他免去了接受“再教育”。
       条子的画室而今是个作坊。只要做完站里交代的事，就做在外面接来的业务，画广告，写招牌，布置橱窗，装潢门面。而今做这脚事，虽然没有外快，总还能隔三差五混口油水润润肠子，跟干部们“口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是一样的。
       条子的自尊心本来极强，但现在遇到对方负责人一面拗着椅腿，一面慢慢呷茶，眼睛越过茶杯俯视他，也会垂着手，憨憨地笑迎人家的脸。
       “就是一泡屎也要吃下去，”每次事后，他都说，“计较什么，要紧的是油水。”
       技术上他又总是快人一步。别人不惜工本把字画裱得崭新发亮的时候，他已经晓得用茶水漂宣纸，用县剧团的烂戏袍当绫子，把自己的笔墨搞得像古字画，许多从大城市到乡镇来淘古董的行家都给他骗过。
       “我们绘画就像鸟儿啼鸣。”
       条子说这是一个外国画家的名言。他的条子脸一天天宽阔光滑起来，不再操心什么鸟省展国展。安老师偶尔问他：不想当大画家了?他说：“当了又怎样?省里那些留过洋的不也为一块商店橱窗争得你死我活?”
       有一天，一个乡下人走进条子的画室。条子瞪了半天才一下跳起来：
       “疤子!”
       大热天，疤子衬衣上所有的扣子都紧扣着，领口紧箍着粗壮的脖子，裤子又肥又短。
       “看你一身土。”
       “搭拖拉机来的。”
       “进城来办事?”
       
       “伢儿大了，老屋不够住，要加间屋。想托你在镇上设法买点便宜砖瓦，拆旧房子的也要得。”
       “没有问题。”条子连忙说。
       “那就好。”疤子走向靠墙的几幅画，“听说你很出名了。”
       “有什么看头，瞎涂的。”条子忽然谨慎起来。
       文化站那年要一个美工，就在画领袖像的几个红卫兵里选。实际就是在条子和疤子中选一个。那帮伢子中。除了他们两个捏画笔，其他都是打下手的。画到交稿那天的天亮前，一帮人都熬不过瞌困横七竖八地在架子下困死了。
       天亮时候的光线痒痒地照到脸上。
       条子看见疤子正从架子上下来，昨天夜里来不及画完的部分现在已经完成了。
       疤子后来对来验收的人说画是条子最后完成的。怕条子不过意，又说：
       “你留下来吧。你画画比我有出场。我比你有力气，做田能搞到饭吃。”
       结果是疤子回乡，条子留在文化站。
       “早晓得你心思不在画上，当初还不如我留下来。”
       疤子叹了口气。
       疤子不肯吃夜饭，执意走了。条子在画架前坐下来，斜斜地眯着画架上的那张白纸，他想，还是应该从基本功练起。
       条子有事没事就开始画站里的人：劳碌快活的罗姨；一团和气的老冷；俊朗严肃的安老师；总跟人过不去的老胡；过街老鼠似的洪艺兵。有一次，偷偷画了趾高气扬的郑晶晶，没有想到给郑晶晶发现了，竟老半天看着他，两眼发直。
       郑晶晶真的成了条子的专职模特。一有空，两个人就关上条子的房门，躲在里面，一磨蹭就是老半天。站里个个都睁只眼闭只眼，只瞒过了郑书记两口子。郑书记老婆有一回在床头翻到郑晶晶的画像，猜疑起来，问女儿，女儿说：“关你什么事!”郑书记是领导，了解下情是工作，经常在下班前后突然出现在站里。每次他来，就有人赶紧上楼通风报信，郑晶晶就赶紧躲到顶层上面的阁楼里。郑书记晓得那是洪艺兵住的地方，从不过问。洪艺兵根本就没有被嫌疑的资格。
       郑书记一头撞进门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奇怪，只是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心思都在安老师那里。
       “还在开会?”
       郑书记一边跺脚，拍着身上的雪，一边眼睛闪闪地睃着屋里。
       “就散就散。”
       老冷中断跟安老师钓通话，含含糊糊地说着，指指自己起身接电话后空出的椅子，表示让座。论算起来他的资格比郑书记老。
       我来找条子，”
       郑书记说着，直接就往楼梯那边走，“他上次答应给县委会议室画幅画，我来看画好了没有。”
       “这还用亲自来?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老冷说：
       “我陪你上去。”
       又仰面对楼上喊：
       “条子，郑书记来看你了!”
       洪艺兵
       沙河街镇两条平行的窄窄的街屋，沿着沙河的一边河岸蜿蜒。街很窄，从高处往下看，是一条缝；抬起头，是一线天。路面中间是青石条，便于独轮推车，两进是卵石，以外是流水潺潺的明渠。先前的店铺脸面，年深月久的老字号清晰可辨。许多人家的中堂上，还保留着字迹斑驳的“不求金玉贵但愿儿孙贤”之类木刻对联。即便有日头的日子，街市也总是阴凉着。参差错落又浑然一体的青瓦灰墙之间，流贯的是产片悠然韵致。因为是南北向，东晒西晒都照不进，不到正午，街上就莫想见阳光。细雨天气，长街若一弯蒙蒙轻烟。弦索之响似有若无，蜿蜒曲折之间，偶尔花伞一现，便有了丝丝缕缕的芳馨，令人疑在一个遥遥的旧梦。
       只有县文化站这幢楼，高出了镇上所有的屋子，站在顶层，可以俯视全镇，这才能整天见到在镇上的屋瓦上、镇外的河上和田地上纵情撒野的阳光。论说起来，这幢楼跟站里打杂的洪艺兵关系最直接：他老娘的娘家是山里的大户，在镇上开了最显摆的一家店铺。土改时候他们划了工商业兼地主，这幢楼就归了公。镇政府、县政府都先后在里面挤过。后来它们各自盖了办公楼，就把这里交给了文化站。这来历洪艺兵自己从来没有讲过，别人偶尔提起，一旦给他听到，他马上就会脸色发白，连声说“罪过罪过”。大家笑道：“你有什么罪过，又不是你的屋。”洪艺兵稍稍松口气，说；“对对，是剥削阶级的老窝，是魔窟！”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哪有你讲的那么可怕，这么好的楼!”
       楼其实说不上什么“好”，早老朽了。只是地方选得好：穿堂而过，后门临河。楼与河之间是一力小院，藏在一片森然的古樟环抱冲，古樟或如驼背老者，或如伏地卧龙，或连理耸立，或华盖蔽日。有宽宽长长的青石台阶浅浅伸到河水里，上面是桶粗的樟树枝干，拱门似的弯过。弯曲清澈的河上，人字形木桥迤逦横过，对岸良田美畴，青山葱翠。而今，所有这些，都被茫茫大雪盖住了。
       洪艺兵先前叫洪一鸣，现在的名字是“文革”开始改的，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音。他给入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商低低地伸缩。有时近视眼镜被水汽蒙住，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便是寻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他也照样恭恭敬敬。跟人说话，不管对方说什么，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是的……”有人问路，或打听事，他也是只顾“是的是的……”别人以为他敷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搞得对方不知所措。他主动开口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往往是检讨，又往往过分。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连说：“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说得声咽气绝，直到别人反过来劝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绝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完全可以谅解，他才逐渐平静，别人也于是安生。在站里从端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他样样都做。平日，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没有不答应的。修锁、伞、钟表，补套鞋、皮鞋……有求必应。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他也会马上就洗，决不迟疑。做了，总是他感激人家；若是觉得人家有可能不满意，就坐立不安。有伺安老师请他修一只半导体，因为缺零件耽搁了几天，他一见安老师就说“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安老师自己倒忘了，问“什么事”，他沉痛说“半导体哟，到现在还没有弄好，害你一个星期听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了。”“毛主席去年就逝世了。”安老师有点哭笑不得，他愕一下又没头没脑说，“是红色电波，红色电波。”
       洪艺兵是个临时工，一直没法转正。原因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小时候随开店铺的大人在镇上念中学，有一回学校组织进城远足，被一个城里人拐跑，一去没有音讯，土改时忽然带回一个上十岁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再没有二话。不好回山里的娘家，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关于洪艺兵老子，传说是伪官吏，逃跑时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尽管如此，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文化站。这主要因为他们母子在
       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十几年来，他们蜷在曾经是他们的祖屋的柴禾间里，无声无息。洪艺兵母亲从来都是见人矮三分。洪艺兵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死了，留给他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份做人的小心周到。
       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惹出这样的杀身大祸：
       老冷又弄到一笔维修费，把站里上上下下整理了一遍，今天下午，各人搬回了各自的办公室，集中来搬会议室。洪艺兵本来在摆桌子椅子，见到会议室门外几个人吃力地抬着领袖半身塑像进不来——领袖塑像很高，肩部以上被门头挡着，他赶紧丢落手上的事跑过去，一面全力托着塑像，一面连声喊着“放倒放倒”，让大家把塑像仰起，平躺着抬进来。等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一切已经晚了，所有人都静静地看定他，他听得见自己的也听得见各个人的心跳。通身的热汗刹那间冰冷，冷得彻骨。
       “放倒”是沙河镇的土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打倒”。
       打破静默的是安老师，他站在塑像后面，两只手扶着塑像的肩膀，说：“对对，放平。”
       大家跟着一阵七手八脚的忙乱，再不看洪艺兵。
       洪艺兵住在顶层上面的阁楼，是老冷让他从柴禾间搬上来的，柴禾间改成了食堂的厨房。每回罗姨喊开饭，他总是最早一个响应，不只是因为饿，更多的是因为服从的习惯。但是现在他无动于衷。认罪书写了一桌子，连他自己都觉得怎样“认罪”都无法宽大。便站起来，推开阁楼窗户，随近夜刮骨的风吹着，看看积着雪的远处的山，看看萧瑟灰暗的村野，看看瓦檐下地缝似的镇街，六神无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当时何必要跑去呢?跑去就跑去了，又何必要多嘴呢?多嘴又怎样不会像安老师那样讲“放平”呢?老冷今日不追究，不等于明日不追究；别人今日不做声，不等于明日不会做声。就是这些人放过了他，郑书记也绝对不会放过他。抬塑像的时候，偏偏郑晶晶也在。单位上有一个人犯下滔天大罪，她会不告诉老子?郑书记这个人很厉害，看他的时候眼睛就像刀子。他有过好几次转正的机会，就是郑书记不肯批准。
       罪肯定是死罪，就是不死也要塌层皮。莫说他这种出身，隔壁小吃铺的长生几代贫农，那年就是因为糊里糊涂喊错了口号给弄得七死八活，好歹捡回一条命。与其麻烦别人，不如自己解决。本来也是自找的。
       好在这世上他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他暗里喜欢县尉团拉手风琴的周燕。周燕的母亲在城里离婚，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这个继父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进了县剧团。她在整个沙河镇是长得最惹眼的一个。她启己总是不声不响，一个人安安静静拉琴。进县剧团之前，她跟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跟文化站紧挨着，只隔一层板壁，洪艺兵落脚的办公室那一边，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琴。忽然有一天，洪艺兵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琴声停了，然后是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这声音一直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到镇外，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镇上人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好女人不会把结婚当菜园子，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又都被人看不起，这让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说不清道不白的亲近。但也就只是这种暗中的感觉，多一点他也不敢妄想。她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们也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好意。
       郑晶晶没有敲门，一阵风就扑进来了。背靠着反身关上的阁楼门，蓬头散发，手上搂着一堆衣服，不知是冷得还是吓得，脸色煞白，直打哆嗦。
       洪艺兵。回头看见差不多光着的郑晶晶，差一点晕过去。
       郑晶晶做着很凶恶的怪像，伸出一根指头，不准他乱说乱动。
       门外传来楼板下的动静：先是含棍不清的说话声，脚步声，老旧的木楼梯的“空哐”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然后在一个平面上停下来，盘桓着，盘桓着，似乎永远不想消失。终于又移动起来，这回是挨着墙壁往下掉，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听不见。
       郑晶晶拍拍胸口，长出了口气，忽然对洪艺兵说：
       “看什么看，转过身去!”
       洪艺兵再转身的时候，郑晶晶已经穿戴得头齐脚齐，又神气活现了，正在看他的认罪书：
       “认罪?认什么罪?”
       “晶晶，”洪艺兵死死盯着郑晶晶的脸，“求你个事。”
       “说吧”
       “下午的事……”
       “下午有什么事?”
       “我说错了话……”
       “说错了什么话?”
       郑晶晶一直在看洪艺兵的认罪书：
       “你是说‘放倒’吗?我怎么没听见？”
       “你听见的是什么?”
       “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放平’。”
       “什么‘好像’，就是‘放平’。”
       老冷陪郑书记审查了条子给县委会议室画的那幅已经完成“正准备送出”的画，然后跟条子一起送郑书记下了楼，看着郑书记的背影在大雪里模糊，赶紧回屋，重又爬上阁楼。安老师的电。话说的是两件事：一，请示老冷，有没有可能，设法给那个作者搞个“农转非”指标，如果有，他这次是不是就给他们一个许诺？二，他忽然记起来，下午搬完领袖像之后，洪艺兵的脸色很难看，千万莫又出事!
       “我真说的是‘放平’?”
       洪艺兵眼睛睁得跟牛眼一样，看看老冷，又看看郑晶晶。
       “我听的是。”老冷肯定地说。
       “我听的也是。”
       郑晶晶是女孩子，习惯干净，顺手就把桌上乱纷纷的字纸一张张收拢。老冷又把那叠纸从她手上接过来，一把一把地扯烂，走到阁楼窗户那儿，一扬手撒出去。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碎纸卷了进去，立刻就看不分明。
       这顿夜饭吃得比往常已经晚了许多，除安老师出差之外，人都来齐了，老胡还是迟迟没有出现，一个人在磨磨蹭蹭地拨弄火盆：冬天每天下班之前，他都要把各个办公室的火盆没有烧透的炭埋进炭灰，口里说是小心火烛和二天生火方便，其实是心疼那点没有烧透的炭。
       站里最喜欢戳驾老胡的是条子：老胡啊，守财奴!
       “守财奴?老胡会过日子。”
       听到对老胡的议论，罗姨就会挺身而出。
       “会过日子?那你跟他过!”
       众人起哄。
       没有想到刚进食堂的老胡竟鼻头发红，结巴起来：“瞎扯什么，瞎扯什么!”罗姨也低了头，扭转身子佯装没有听见。
       老冷和安老师已经在私下撮合两个做老伴，两个都中意。
       罗姨喊吃饭，老胡总是最后一个进食堂。大家都说是故意的。又说，罗姨哪里是喊我们，她喊的是老胡，是“叫春”。
       二 意 外
       饶金苟
       
       那年普及样板戏，县剧团的导演孙宝环下乡辅导，顺便给团里物色演员，发现了饶金苟。
       饶金苟在公社剧团跑龙套。《沙家浜》“奔袭”，他一口气翻了几十个跟头，翻到后台，连气也不带喘一口。锦绣江南鱼米乡，本来用不着翻这么多跟头。问题是乡里的楦头不一样，什么样板也要走样的。乡下看戏图的是热闹，男男女女挤在一堆掐掐捏捏。就是认真看戏的，也只管你哭是不是真哭，刀是不是真刀。尤其跟头翻了多少，最能征服人心。哪怕翻跟头的角色只是“战士甲”、“民兵乙”，也要比“郭建光”更受敬仰。
       “要得!”孙宝环捏了捏饶金苟净是骨头的肩膀。二天又做了调查，了解到饶金苟公公几十年前孤身流落到山里来，先是打长工，后来做佃户，在当地安了家。一家三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做田人。土改时定的成分是贫农。政治上没有问题。辅导结束，孙宝环就把饶金苟带到县剧团。
       公社有些舍不得，还是高兴。这是县里最边远的一个公社，很穷，没有什么让人看得起的地方。粮、棉、油、猪、人，都不行。这里的老俵请客，如果是逢年过节，给你煮碗面条，上面放条鸡腿，鸡腿上扎截红绒绳。主人一定再三劝吃，客人一定只吃面条，末了把鸡腿原封不动地留在碗底。那只鸡腿只是表示一种规格，不好吃掉。下个客人来，那只鸡腿又很隆重地放在下碗面条上。有的人家，鸡腿干脆就是木雕的，可以待很多年的客。平时最好的菜就是清水面条，饭是煮薯片或薯丝，杂几点蛆似的米粒。当地有一首歌诀：早上萝卜薯，中午薯萝卜，夜里砧板响，还是薯下锅。三年饥荒，连萝卜薯都也没有吃，饿死了很多人。那几年生养的伢子都不像样，到征兵的年纪，没有一个通过体检。现在出了个饶金苟，能到县里去做演员，自然是当地一件很有脸面的事。饶金苟家里不用说，生产队、大队、公社都请了孙宝环的饭。吃得孙宝环很感动，又有些不是味道。他看中饶金苟的，不过就是翻跟头，要说演戏，那只有天晓得。
       走的那天，很多人来送。车辚辚，马萧萧，千叮嘱，万嘱咐，饶金苟只是点头，两只眼睛哭得像桃子。
       乡里老俵见到公社以上来的人，哪怕是邮递员，—律喊“书记”。到了县剧团作兴喊“老师”，饶金苟就见人喊“老师’，同样是不分青红皂白，附近乡下到剧团食堂来倒潲水的人顺手捞走院子里晾的褂子，给他发现了，他也一直“老师、老师”地喊着追出去。
       下乡演出，在生产从仓库过夜。仓库分两间，共着一扇门。女的睡里间，男的睡外间。女的要出门，必须经过外间。半夜里，拉手风琴的周燕摸黑起来解手，一下栽到饶金苟身上，饶金苟从梦里吓醒，叫起来，把一屋子人惊动。周燕很轻却很伤人地说，倒霉!并且从此见了饶金苟就把脸别过去。饶金苟也觉得是自己的过错，好久抬不起头，见了周燕就像老鼠见了猫。
       进了县剧团的饶金苟留了长头发，每天早上梳头，梳不熨帖就抹凡士林。练功时在地上打滚，沾满了尘土，草屑，弄得像个鸡窝。剧团的人都讲究穿着。有谁要去上海出差，谁就等于成了上海服装批发商。饶金苟也来凑热闹。那个要去上海的人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眼，说：“你的衣服没法子买，除非上童装店。”饶金苟很瘦小。但是他坚决地说：“我要跟你身上这套一样的。”“穿不得莫怪啊。”“不怪不怪。”衣服买回来了，样子很时新，饶金苟马上就穿戴起来。挽起一截裤腿，挽起一截袖子，长得快到膝盖的衣服下摆则任它垂着。然后跟团里人一样，喜气洋洋地到镇街上去，表现一个县剧团演员的丰采。
       其实，剧团本身并没有人把他当作演员，顶多是个跟斗专家。戏演得疲沓冷落的时候，孙宝环就让他多翻跟斗。翻个天昏地暗，翻到不能再翻为止。
       即使他后来有了还像回事的长进，别人也仍不在意。
       传统剧目开禁，老班底的几个人眉毛一下高了三尺。他们生下来就在戏班子里滚，演样板戏没有他们的份，只能搬道具，拉幕。
       演传统戏，那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台本是他们几个凭记性凑出来的，主演当然只能是他们：你背上这副靠翻个跟斗试试。不说别的，光穿这双高底靴，老予就练了三年。
       跳忠字舞出身的自然只好咂舌头。
       老班底酌二度青春并投有能够抖擞几天。到底岁月不饶人，一场戏下来，累得贼死，却并不怎样讨好。许多戏做不到火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久就有人出了事。
       演《挑滑车》，高宠一个蛮子从半山翻到台中间，因为多年没有练功，又上了年纪，好歹硬撑到台后，一跤栽在地上。台前紧锣密鼓，金兀术等着高宠出场，高宠却半天爬不起。孙宝环万般无奈，叫演金兵的饶金苟参加岳家军，并且立刻晋升为高宠。饶金苟还没有弄清头脑，就给扎上靠，推到台前。
       饶金苟很快就镇定下来。他原就对几位老班底很崇拜，平时十分留心他们。《挑滑车》最难的是高宠的死。老班底为了显本事，用了“倒吃虎”：腾起，后翻三百六十度，双掌先着地，然后胸、腹、褪依次着地。翻得好，讨彩；略有差池，最起码要折硬靠。这个招势当然也可以不用，硬邦邦一个“僵尸”就过去了。饶金苟却懵里懵懂一下腾了起来。
       台上台下掌声喝彩“哗”地响起。
       不过，事后并没有人觉得要特别提起饶金苟救场的事。不是科班，偶尔剽学了两手，不算什么。
       那几个老班底架子不倒。剧团亮牌子，还是亮他们。他们工资本来就高，艺龄又长，一调工资，一个人当饶金苟他们好几个。台上真正出力流汗的却是年轻演员。年轻人不服气，就发牢骚，骂自己没有投生到一个好人家，要不何至于在小尉团受气。
       饶金苟只有听的份，他晓得自己的斤两。说到祖上，他忽然记起在公公那里翻到过一个红袖标，颜色已经发白，上面有个墨划的五角星。
       众人不信：
       “你公公要是老革命，会捋几十年牛尾巴?”
       袖标是确确实实的。饶金苟争辩，那又怎么样呢?扫厕所的也戴袖标呢。众人哄笑说。
       饶金苟却认了真，请假回去了一趟。公公根本就不承认袖标的事。他回头求教孙宝环。孙宝环逗他：“给县里写封信，求他们调查调查。你公公进山以前，或许真有些来头呢。”
       信真的写了，发出去好久，没有回音。饶金苟跑去问，人家说根本没有收到信。知道饶金苟为当“高干子弟”奋斗，全团出谋划策：“再往省里写。省里不理，就往中央写。老革命，他们能不管么！”
       一个个义愤填膺，就是想看热闹。喊饶金苟不再喊“饶金苟”，喊“高干子弟”。
       饶金苟在剧团里是笑料，在镇上却有捧场的：一个是小吃铺的长生；一个是街头诗人陶东篱。
       长 生
       影剧院的人说，镇上只要有百十个长生这样的观众，何愁发不出工资。
       只要影剧院卖票，长生从未空过一次，即便连续几天放的是同一部片子、演的是同一出戏。而且每次都买两张票，又都只有他
       一个人来。长生跟电影无缘，开映不到十分钟，便鼾声大作，震惊四邻。但喜欢看县剧团的戏，又主要是喜欢看饶金苟翻跟斗。
       长生去影剧院是因为孤单。
       快过年了，镇上好事的后生忽然发高烧，要在正月里舞龙。舞龙是“英雄会”。大年初二初三到元宵十五，一条龙五珠十三节，配上花灯、排灯、锣鼓班，文、武班，不下三四百人的队伍，左下水，右兜水，九龙上顶，翻江倒海，浩浩荡荡，一游几十里，通宵达旦。这样的舞龙差不多断了二十年，成了陈年古话。而今，这帮人的骨头又作起酥来了。
       长生当年是锣鼓班的马锣：
       马家伢子开了手，
       大阵伢子闹球球；
       大的跟在后头闹，
       细的闹得没有头。
       马锣也就是乐队指挥。当初长生凭一个巴掌大的铜锣，在镇上风头十足。前有灯彩龙舞，后有文戏武打，锣鼓本无足道。但是有了他，那就不一样。他咧着厚嘴唇，露出一口白牙，时不时把亮锃锃的马锣甩到半天云，叫你仰脸看得眼发花，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马锣又回到他手中，“当当”两下忽又上了天。周而复始，从不塌把。几十人的锣鼓班，给他调理得有板有眼，方寸不乱。尽是“八哥洗澡”、“水牛擦痒”、“水底鱼”一类寻常听不到的锣鼓点子。
       这之前，长生曾经领着一班人下浔阳城置办锣鼓。一伙土头土脑的乡镇后生在城里的大铺面七挑八拣，店老板很看不起，嗤笑道：
       “几个是哪里的名角班子?打得几套点子呢?”
       “几套?”
       长生鼓起眼睛：
       “你听过的点子，只管报来就是。”
       说完翻翻眼，回头去挑他的锣鼓。
       “这么大口气！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真有本事，一套锣鼓送把你们，我要皱一下眉毛，你们把我的招牌倒挂。”
       长生上下看看老板：
       “说话算数?”
       “怎么不算数!不过，打不出怎么办?”
       “我们送你一套锣鼓钱。”
       “那好!列位作证。”
       店堂里的人已是里三层，外三层。
       一套一套点子打过，老板拱手作揖：
       “没有二话，这套锣鼓归你们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长生放下锣，也向老板一拱手：”
       “新年关头，图个吉庆，怎么就当真了呢?”
       虽说丢了一份送到手的财喜，但在大码头为镇上赚了面子。回来，人人眼馋的“蚌壳精”下了最后的决心回绝了追她追得要死要活的“吕仙人”，嫁了长生。
       现在又要舞龙了，长生竖起耳朵听着店堂里的动静，听得出神，把炒肉片烧成了糊锅巴，把食碱当成了味精。
       但是，没有人记得长生，好像镇上从来就没有过他这么个人。他只能独自发狠：操!没有我，你们搞个鸟。到时候八抬轿子来抬，老子也不去!
       没有长生，一条龙照样惊天动地。
       长生也就跟镇上人绝了交。在店里，眼睁睁地看他用手掌擦完鼻涕就揉面。要是有人提醒，他会白那个人一眼，并不作声。等下鼻涕又出来，他用两个指头捏一把，随便往后一甩，算是略有改进。鼻涕碰巧甩劲顾客的餐桌上，甚至碗里，有人惊叫，他会抓起刀往案板上一拍：“擦又不行，甩掉又不行，不让我活了?怕腌躜莫来!”
       如同张翼德喝断长坂桥，四下里马上鸦雀无声。
        天黑不久，小吃铺旁边的那幢小矮房里，就会传出长生粗声大气的、舌头僵硬的叫喊：
       “快上床!”
       叫得一条街都听得见。
       “畜牲!”
       别人只好啐唾沫。
       他老是发酒疯。逼着老婆给他唱戏。一手勾着老婆的下巴：“唱呀唱呀，妖精!”忽然又一掌推开她。“唱黑戏!放毒!呸!”
       他虐待老婆的理由是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姐已、狐狸精、扫帚星!害得老子断子绝孙!老子前世欠了你的吗？给老子生个讨债的来!”他揪住老婆的头发，在地上拖来拖去。
       满街的人，都挤到他门前来，看得他心发虚：
       “看什么看?老子管教老婆，跟你们有什么相干?老子独占花魁，你们眼红?站开些！吕洞宾都斗我不过，你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走?你们只管拿去，横直她老了，老子不要了，呸!”他对着人群猛啐一口，把揪老婆头发的手一甩，踉踉跄跄地走进里屋。然后响起他砰然倒地的声音。
       长生老婆没拖几年就死了。女儿躲到外婆屋里再也不肯回镇上来，以后就在那里嫁了人。每年清明，镇上都有人会在上祖坟的时候顺便在长生老婆坟上压几张纸钱，到底是许多人动过心的“蚌壳精”。
       夜里睡不着，长生会抓着头发，立在坟一样的屋子里发呆，清清楚楚地记起自己头回打老婆：
       半夜里忽然被一伙人从床上揪到街上，在他头上挂起一块“反革命”黑牌，一边敲生了绿斑的马锣，一边不住口地喊“罪谅万死”，整整游了三天街。就像那年从浔阳城回来一个样。
       白天镇上开大会，别人已经在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了，他还在糊里糊涂地喊“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成了“反革命”。后来搞清了，是那个“吕仙人”作的怪。隔了这么多年，彼此都早已生儿育女了，“吕仙人”都是食品站站长了，还没有忘掉旧情旧恨。
       游街回来，长生已是血肉模糊，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苏醒后一眼看见坐在床沿抽抽答答的老婆，心里忽然生出一股无名怒火，挣扎起来，一掌把老婆推到床下：
       “都是你这个蚌壳精!”
       猪狗不如啊！
       镇上正月那场龙灯闹过之后，长生有了一个怪癖，就是只要影剧院开门，他就去买票。镇上有人猜他一是为凑闹热，不管有没有人，座位总在那里。另外，两张票，有一张怕是为死了多年的老婆买的。于心不安么。
       长生看了几回县剧团的戏，觉得饶金苟演戏的那股绝劲跟自己有几分相像，跟斗翻一个是一个，从不短斤少两。不像演鸠山和李铁梅的，还没有走出台口就勾肩搭背。饶金苟对镇上的旧事不感兴趣，只对长生的锣鼓点子入迷，团里没有一个比得上的，这样的人不在剧团的乐队，真是天不长眼。两个人竟交上了朋友。
       因为长生，饶金苟又认识了陶东篱。
       陶东篱
        陶东篱每天在小吃铺旁边的长途车站等车的棚子里摆书摊。因为棚子挤，有人把书拿到棚外的树阴或是桥洞去看，陶东篱从不制止。随人把书拿走、送来，往他身边的竹筒丢钱。有些生客在还书和丢钱的时候，希望他看一眼，以证实自己的清白，他只是“唔唔”地哼两声，并不抬头。
       陶东篱是镇外陶家湾放牛的，却喜欢镇上。每天把吃饱了草的牛系在镇外的树上，自己就到镇街上来。
       他的头微微偏着，眼睛眯成一条缝，红通通的鼻子又大又尖。两个肩膀一高一低，走路的时候，低的在前，高的在后，微微偏着的头就在倾斜的肩膀上不停地摆动，仿佛是永远笑容可掬地在向人们致敬。只要他一来，立刻就会有许多伢子从各个门洞和角落里，苍蝇一样围上去。开始，不远不近地跟在
       他后面，拍手，怪叫，进而接近他，用草棍和树枝敲打他。等他身上被触痛了，突然狐疑地回转身来，伢子们便又“嗡”地四散逃遁。忽然明白的陶东篱便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头就摆得更厉害，更惹人开心。
       镇上人都认得他：
       “上街了啊，陶东篱!”
       大人们一面打招呼，一面赶他身后苍蝇，似的伢子。大家晓得，他那副怪样，是小儿麻痹落下的。老子死得早，老娘是青光眼，靠“五保户”救济过日子。生产队供陶东篱一直念到初中，因为连年欠收，不得不让他放牛。陶东篱原来的大名叫陶牛儿，“东篱”的来处是“采菊东篱下”，陶家湾人向来说自己是陶渊明后人。
       他却扫了大家的兴。
       有一回他竟爬上副食店的柜台，手拼命往货架伸，刚要抓住什么，店里忽然响起喊声：
       “捉贼！”
       摔在地上的陶东篱艰难地翻过身坐起，环顾着围过采的人。脸上依然是那种笑容可掬的表情，只是嘴唇乱抖：
       “我不是偷……”
       “当场捉住了，还赖。”
       “不是偷!不是偷!”陶东篱忽然举起两个拳头，拼命地敲自己的脑壳，又忽然弓起屁股，一直爬进柜台，从地上抓起一本杂志，举起来：
       “我要的是书、书！”
       这是一本文学杂志，已经黄得发黑，是商店从废品收购站买来当包装纸的。他爬在柜台上的时候已经把这本杂志抓到了手，给惊吓掉了。
       货架上的零钱箱就在包装纸边上。鬼相信他会为一本烂杂志做贼。
       陶东篱看看根本没人相信，把高高举在手里的旧杂志用力掼到地下，两只手抖抖索索地从身上摸出一卷纸：
       “你们看!”
       什么纸都有：香烟盒、单位便笺、撕成了小块的标语。纸的反面，居然都歪歪扭扭写着——诗和词：五绝、七律、沁园春、念奴娇、清平乐……一笔一画极为吃力。居然有这样的句子：
       “空有书千卷，谁人怜?”
       “都是你写的?”
       那回，长生也在：
       “你真有书千卷么?”
       陶东篙笑了：
       “快，快有了。”
       他一旦笑，样子就很狰狞。
       “跟我走。”长生说。
       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们走，没人敢惹长生。
       陶东篱的书多了，放的牛却少了。生产队给他放的牛，从三条减到二条，又从二条减到一条。也难怪，再肥的牛只要一到他手上，没有几天就屁股上也会长角。实行责任制，他放钓最后一条牛也交把别的专业户了。长生说，不是有书千卷么，到镇上来摆书摊!
       书摊占了个好地方，加上随和，每天的收入很可以，强过长生。收了工就常常两个人关起门喝酒。后来又多了个饶金苟。三个人，一个背书，—个唱戏，一个说锣鼓点子过瘾，穷快活强压住心里的郁闷：饶金苟想出头；长生想在戏班子里打锣；陶东篱的心最大，想进文化站做陶渊明再世。
       两个人笑他：
       “当了陶渊明又怎样?夜里熬得油干灯尽，赚的钱也不够书摊的一半啊。”
       “钱，钱，钱!”
       喝醉了的陶东篱头抬起脚，踢翻了装钱的竹筒，零钱滚了满地：
       “老子明无不摆摊了!”
       周 燕
       哪个也没有想到，饶金苟的公公真的是老革命!”
       省里派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下来，弄清了饶金苟公公的来历：一九三四年，上级派他秘密回乡任县委书记。他一到地方就发现无从开展工作，也无法存身，连夜逃走，从此隐姓埋名，再没有勇气公开当年的身份。
       省委书记当年是赤卫队员，对饶金苟公公的失踪真相终于大白感慨不已。亲自批示定行政十二级，按离休干部待遇。对其子女的工作，尽量给予适当照顾。
       批示下来的当天，县委办公室通知剧团团长陪饶金、苟到县委走一趟，书记要见他。
       饶金苟忽然之间身价百倍，团里一下炸了锅，再不敢喊他“高干子弟”，因为他现在真是高干子弟。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无数往事，记得先前对他是一个比一个亲热。最沉得住气的是孙宝环。别人说他有慧眼，他便很深沉地清一下喉咙，意思是：那还消说?
       最后悔的是周燕：不该一直那样对待陶东篱。
       周燕平日里不声不响，但都硗得她心气很高。团里打她主意的不少，她不动声色，从不得罪人，只对两个人公开表示过反感，一个是洪艺兵，一个是陶东篱。
       县剧团伪前身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很神圣，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是个奇迹。
       当时，负责组建宣传队的徐光荣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宣传队有编制，洪艺兵去了可以转成正式工，文化站的老冷便极力向徐光荣推荐。徐光荣也看中了洪艺兵的百依百顺，一口答应。跟上面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
       洪艺兵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他顶的是舞台美工的编，但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七手八脚地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一下弹起去拉幕绳，他的念头是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下场的阿庆嫂因为接着要演江水英，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吓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茶桌底下。那茶桌矮而窄，上身进去了，灿烂的臀部却怎。样也带不进去。台下顿时乱成一片。
       徐光荣口里不表扬，心里晓得洪艺兵辛苦。洪艺兵也最恭敬徐光荣。
       县里发现了盐矿，这是“文革”的伟大胜利。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深入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觉得编不出什么节目。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祖辈是农民，自己微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胸膛：试试就试试!两天盾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过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
       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了一段歌颂这位女营业员的歌词：
       我是供销社的营业员，
       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
       商店后面有口井，
       井水有点咸。
       估计里面可能有盐，
       赶快报告勘探队，
       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
       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地等着掌声。
       “好!”洪艺兵一声大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
       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其他人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在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忽然有个人压抑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其他
       人跟着乱了，叫爷叫娘的满屋子打滚。
       徐光荣不晓得众人笑什么，有些茫然；洪艺兵是明白的，誓死捍卫似的紧靠着徐光荣，神色严峻。
       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下句。徐光荣的话是大白话，洪艺兵的话是标语口号，对徐光荣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说他比徐光荣还像领导。他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习惯地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和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总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又竟有了求偶的迹象。
       徐光荣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大家都是诗人，他就是诗坛领袖。
       在一个诗的年代，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多数人东抄西搞，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一心要加入团组织的周燕巴望的不是一个星期交一首，而是一天交七首。但实在写不出，又不敢像别人那样抄。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急得抹眼泪。
       有了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洪艺兵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了周燕。
       洪艺兵其实最情愿帮助的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要人背过河，不要人买夜宵带早点，但是这一次，她应该需要帮助。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洪艺兵想错了。周燕一心想做革命青年。母亲已经让她抬不起头，她自己决不会跟洪艺兵这种人搅到一起。
       洪艺兵出身不好，饶金苟是乡下人，她都看不起，很自然。她对洪艺兵是厌恶，对饶金苟却是欺负。那回摸黑起夜明明是她打搅了饶金苟，饶金苟并没有招惹她。她借机把肚子平日压抑的傲气发泄到他身上，根本就是觉得他好欺负。哪里想得到欺负的竟会是这样一个“乡下人”！
       周燕的母亲对女儿很有信心：请他来家里吃饭，他要肯来，以后的事就好说。母亲的心思很明白，在当地火里面周燕算是老姑娘了，再出色，在一个小地方又能怎样?现成有了一个高干子弟，前程无量，戏肯定是演不了几天了，这样的人不抓住还等什么?周燕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母亲，脸微微发红。
       饶金苟冒出了一头大汗，结结巴巴地问：“去你家?真的?”
       “去不去吧?”
       周燕低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离开剧团的时候，周燕没有回避大家的注意，两个人俨然早就是一对。
       到了饭桌上，饶金苟渐渐平静，一五一十说起县委书记的接见。
       县委书记说，以前多次看过他的戏，很不错。只因为老是忙，没有时间跟他好好谈过。现在，他有什么要求尽可以说，要是觉得在剧团工作不合适，可以考虑调出来。
       不，不，饶金苟连忙说，他在剧团很好，他从山里出来，就是来演戏的。只是希望剧团能收一个打锣的；还有一个会写诗的，是个残疾人，希望能进文化站……
       县委书记没有听完他的话就对旁边分管文教的郑书记说：应该没有问题吧，老郑你看呢？
       当然了，当然了。郑书记立刻就表态。
       周燕和母亲看着饶金发呆，不晓得说什么好。她们指望他一个跟斗翻上半天云，如果翻来翻去还在戏台上，那指望什么？
       饶金苟自己后来也很伤心。因为大家，包括恩师孙宝环，都对他说，希望他能在他们调出剧团的事情上出把力——省里有个研究单位愿意要孙宝环，县里一直拖着不放。
       据说尉团就要实行自负盈亏。除了饶金苟，哪个都想趁早调到一个牢靠的单位去。
       三出鬼
       黄帽子
       黄帽子早上开店门，吓了一跳：街对面的门板前，站了几个一身精光的女人。
       黄帽子的店门总是开得比别个早。这一者是由于习惯——这里早先是镇上的食品站，半夜就有人排队的；二者黄帽子上了年纪，一过三更就没有了瞌困。在床上瘫尸，不如起来方便群众。“方便群众”是黄帽子的话，当食品站站长的时候讲惯了。
       天蒙蒙亮，街上静静的。黄帽子伸长颈子看看街两头，不见有别的人走动，便放了心，仔细来看那几个不声不响的光屁般女人。本来就老眼昏花，加上净是眼屎，又揉又眯地看了好大一阵，才“瞎”的一声啐了口痰。那原来就是对面裁疑缝店的泥巴人。
       “妖精!”
       黄帽子骂道，又啐了一口。
       “妖精”既是指那几个泥巴人，更是指对面裁缝店老裁缝的独生女儿，是她把这些光屁股妖精弄到镇上来的。高中没有考上，她跟几个疯疯癫癫的同学到广东去打了几年工，回来接了老子的手业，用广东赚的钱把老店装修一新。老裁缝原是高兴的，却没有想到装修完了她会从城里搬回这么一堆不成名堂的东西，搞得镇止许多人走来走去都不自在。老裁缝气得浑身筛糠似的乱抖，却说不出话，就去推。推了几个，没有了气力，反而病倒了，再没有起来。但女儿的时装店——先前叫裁缝店——倒是兴旺起来，一年交的税，在镇上个体企业中是最多的。黄帽子很眼红，总在背后骂“妖精”，骂她不光害死了老子，也是镇上的祸害。但镇上人并不这样看，“妖精”时装店的生意照样是好。黄帽子每天坐在自己店铺的柜台后面，看着镇街上的人流水似的流过来流过去，想想世事的变化，很是感叹。
       黄帽子这个名字是路教那年喊起来的。当时，每到入冬，县里就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利用农闲抓路教。具体任务是抓粮棉油猪的上交，清贷，劳力外流，等等。当时他不过是个镇食品站长，管了几个杀猪的屠夫，因为年纪大些，加上早年有过摘社教的经历，让他当了工作副组长。他自以为是封了八府巡按，开口闭口就训话：“我们是来抓阶级斗争的，不是来吃白食的!没有完成上交任务的，劳力进城不回的，借了钱不还的，我们就抬箱柜，抬寿材，再不然就拆屋。总之决不手软。有人讲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讲对了，我们就是日本鬼子进村!”路教结束，他当了先进。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顶黄帽子。这种粗呢料子的黄军帽本是志愿军军官戴的，怎么会戴到他头上，只有天晓得。他倒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但只是个兵，而且刚过鸭绿江就接到了停战的命令。那顶黄帽子他冷热都戴在头上，极少脱下，生怕脱掉了资格和身份。在这资格和身份下面，是一双细小的眼睛和一只蛮大的鹰钩鼻子。这本来可以使他显得很杀气的，却可惜眼睛没有光，说话时总在要努力去撑开它。大约是因为眼睛怕光，黄帽子扣得很低，直压着眉毛，使一张本来就短而窄的脸更加没有了面积，别人就只能看到一顶黄帽子。当地对他有气的农民就喊他“黄帽子”，后来喊开了，连工作队自己也跟着喊，并且带回到镇上。他不气，反而觉得是一种光荣称号。
       黄帽子的失落感其实是在路教回来后就有了的。管食品站的是副食公司，副食公司上面是县商业局。县商业局才是科级，食品站狗屁级也不是。黄帽子原以为路教回来起码能提到副食公司当个副经理，大小上个
       股级，结果不但没有如愿，差一点还把站长的位置搞丢了：他不在镇上，的时候，顶替他的人搜集了大量群众意见，说他伙同案上克扣群众、以次充好、私下还贩卖票证——其实就是猪肉票，恨不得送他坐牢。牢是没有坐，站长的位子也一直没有变。呆到退休前，食品站撤销，他自己作了个价，把店面盘下来，开了这家杂货店。因为地段好，他又是会经营的，一年下来，至少强过当十年的食品站长。按说他应该高兴，老了老了，还撞上了财运。他却另有看法：“要是只讲发财，那还有个头么?先前穷是穷些，大家安心。哪像现在，成了什么世道!”如今镇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差不多没有一样看得惯。
       沙河镇的确早已面目全非。镇上老街先前排列着的古旧雕楼拆了个片瓦不存，代之而起的是用劣质瓷砖贴出来的店铺门面。镇外的小河早巳断了流，据说是因为乡镇企业抽多了地下水。一座被上级领导题为“长虹卧波”的极粗变的水泥大桥也便因此显得虚张声势。没有河了，沿河两边却修了马路，让卖禽蛋鱼肉、蔬莱小吃、衣帽鞋袜、日用百货的各类摊贩塞得水泄不通。从河两边的马路倒进河道里的各种污水把河道染出一缕缕散发出恶臭的青绿。窄窄的镇街仍像先前那样嘈杂，只是那嘈杂里多了许多现代化的声响：先前的猪圈，改装成了电子游戏机房；先前的铁匠铺，改装成了卡拉OK；沿街隔几步就有一张台球桌。打台球的没有几个不是蓬头垢面，拖鞋趿袜的。台球桌子下面有伢子在拉屎，有狗在吃屎。
       剃头佬
       最跟黄帽子谈得来的是剃头佬。剃头佬老多了，但一身上下照旧光鲜，不像别的老人一样一老就邋遢。头上没有几根毛了，照旧弄得油光水滑。他早退了休，自己挑出了早年的一副剃头挑子，每天上午就挑到黄帽子的店门前。一张嘴仍是闲不住，牙齿没有几颗了，说话不关风，还流涎，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开口。
       剃头佬最伤心的是他做了几十年的理发店，而今由一个外省来的后生承包，改叫了美发厅，装修得花花绿绿，比先前黑漆麻搭的样子是好看多了。只是不会涕头。剃头佬小时候学徒，剃头的第一刀从哪里开刀，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搬过脑袋就剃。而是根据不同人的身份，确定开刀的位置。规矩是“僧前，道后，宿半边”。俗人剃头，都是从“百会”左边剃起。给出家人剃头，第一刀必须开天门。倘给婴儿剃胎发，还要念“瑞起蔼门机，吾师诵福喜；婴孩今削发，宅合现光华”之类的祝词。而今哪有这些讲究。那个外省后生带来的几个外地妹子，连推剪都不会用，只会“按摩”。按摩要上楼。
       “我们先前叫‘掐穴’，人家现在叫‘按摩’。天晓得他们在楼上摸什么。”
       剃头佬斜了跟睛鼻子，指指窗帘紧闭的美发厅二楼。他的目的是想让人嫌恶那地方，却反而惹起了好奇的蠢动，等于做了那个美发厅的义务宣传员。
       今天一上午，他们谈论的中心是裁缝店。想起“文革”时候一个落难在镇上的将军死了，镇上人不顾死活给他送葬，一向不哼不哈，树叶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老裁缝连夜赶制了全套的寿服寿被。那时候，个个穷得卵子搭得板凳响，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一口做人的正气么。而今日子倒是好多了，人心却坏了。
       黄帽子一面跟剃头佬长吁短叹，一面眼睛睃着裁缝店的动静。
       半上午来了一辆大货车，把街面霸去大半边，堵住了许多人。原来是老裁缝的女儿搬家。她跟人——说不定就是她男人——合股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厂，已经贴出了告示：变卖老裁缝留下的祖屋，上面留了个联系电话。
       “唯愿她发财。也不枉裁缝一生世又做爷又做娘。
       剃头佬还陷在对老裁缝的怀念里。
       “发财？怕是在镇上呆不住。裁缝就是死在她手上。”
       黄帽子撇嘴。
       “那倒未必。裁缝也实在是老了，不经 事。那不过就是几个人样的衣服架子，到底不是上头那些活妹子。”
       剃头佬抓着推剪的手指指美发厅。
       一样看不得。”
       黄帽子说。
       那几个光屁股女人现在被大货车挡着，其实看不见。
       跟着大货车来帮忙搬家的都是小年青，吃饭的时候，又是喝酒又是唱歌，闹翻了天，断黑边上才吵吵闹闹地呼啸而去。
       街上忽然静办下来。剃头佬也早收了挑子回去了。再怎样现代化，老街上的住户关门还是早。
       裁缝店门外的那几个光倔股女人竟然还在，在昏暗中更显出几分蛊惑。不晓得那伙人为什么投有把她们带走。或许是因为那边用不上，或许就是故意留下来气人。
       “想气我?哼!”
       黄帽子对着空荡荡的街咕哝了一声。他觉得老裁缝的女儿就是气他，因为他背后骂她骂得最狠。
       “我是哪个？朝鲜战场我都上过，会怕几个光屁股女人?”
       这一阵是街上最难得见到人的时候，电视里正播中央新闻，即便有人出门，也要到天气预报之后。偶尔一只狗或猫在黑暗里窜过去，一下就没有了踪影。黄帽子尖起耳朵，独自当街站着。确信了没有人会从暗中出现，便一下故轻了脚步，几步冲到裁缝店门前，一把横抱起一个光屁股女人。没有想到那东西会那么重，打了个趔趄，又硬硬地直起腰，摇摇晃晃地往回走。这样摇摇晃晃地来回几趟，几个光屁股女人就都进了他那个杂货店的库房。
       老裁缝的女儿走了，日后镇上还是有人要开裁缝店的，这些光屁股女人就还是用得着的，到时候当二手货卖出去不也是笔收入么。这样想着，黄帽子有些愉快起来：想气我？好笑。让我白捡了个便宜，我气什么！
       倒是他老婆有些接受不了，不住地嘀咕：“丑死了丑死了，看相不得。”
       “看不得莫看，吵死!”
       黄帽子喝道。她嫁黄帽子的时候还是乡下人，是黄帽子给她办了农转非。这决定了她一辈子只能看黄帽子的脸色。
       黄帽子关了店门不久，正在洗脚，听见外面忽然有人厉声叫喊：
       “我操!哪个手脚这样快，几个泥巴人转身就没有了。搬回去当婊子用啊?”
       黄帽子一惊，把一盆洗脚水踩得翻了一地。
       听出那个人是镇上、收破烂的何拐子，黄帽子心里马上又更加熨帖起来，庆幸自己先下手为强，抢了何拐子的彩头。
       夜里黄帽子做梦回到了六四年下乡“社教”的那个大队。那时候他很受器重，从军队复员，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工作组长。那地方的乡风，女人偷人越多越有脸面。结了婚的女人跟男人一样打赤膊下田、乘凉，洗澡就在门口，不管男女生熟，见人就问长问短。自己的男人不在，就跟相好过夜。碰巧男人撞见，看到床前有双鞋头朝里的别的男人的鞋子，就会转身避让。要是猜出哪个男人，当时就可以去他家里填空。
       晓得这个地方没有教化，社教干部就格外小心，进出都至少两个以上搭伴。临到社教结束，黄帽子却放松了警惕。
       那天晚上他蹲点的生产队开欢送会，一向跟他搭伴的那个干部因为家里有事提前回单位了，他只能一个人去。没想到回来时
       多了一个人：大队妇女主任下午在那个队开计划生育会，晚上非要跟他做伴回大队。那个队离大队有四五里山路，大热天，半夜里，月亮又好，一男一女，干柴烈火，哪有不起骚的。
       黄帽子是被老婆推醒的。老婆幽幽地说：“瞎摸什么，要摸起来摸。”她指的是那几个光屁股女人。她虽然怕黄帽子，女人的醋意还是有的。
       黄帽子翻了个身，没有搭理，依旧想着刚才的好梦。在梦里，那个妇女主任的确跟那几个光屁股女人一模一样：大奶子，翘屁股，一身溜滑。她早上在水塘边公开了他们头夜的事，随后他留在当地监督劳动了一个月，后来就娶了她，后来她又偷人，他跟她离婚，又跟现在这个女人结了婚。他这一辈子最不称心的就是不走桃花运。年轻时跳花灯，他扮吕洞宾，想蚌壳精想得神魂颠倒，却给打锣的长生搞走了。他本是最求上进的，出一点屁大的事就怕得要死。就因为没有了蚌壳精，心里再也不得自在。要不他一个工作组长当得好好的，哪里会随便就栽在二个乡下妇女主任的裤裆里?那件事也确实害得他一辈子没有得到重用。“文革”时暗里挑唆造反的对长生下了一把毒手，现在想想是过分了些。这辈子总算风流过一回，睡过两个女人，没有白活。跟许多人比，还赚了。
       何拐子
       二日上午，剃头佬的挑子来了之后，何拐子也来了。他说他今天上午懒得出去，趁着请剃头佬刮秃瓢，打听那几个泥巴人的下落。老裁缝女儿临走是讲好了送把他的，当时他正忙，心想那东西除了他当破烂收下，镇上没有鬼会要，吃了夜饭才出来。哪晓得还有跟他争猫食的。
       剃头佬也很不屑，帮腔说：
       “地方小，人心也小。”
       看看黄帽子闹着，又说：
       “这里不正有个会破案的么。”
       黄帽子当时就是因为破了一个大案成了路教的先进：不管他怎样号称是日本鬼子进村，他当副组长的那个工作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路教快结束，他们工作组管的那个大队忽然出了一桩杀人案：一家富农跟一家上中农换亲，富农女儿嫁上中农的痴呆儿子，上中农把一个瘸腿女儿嫁富农儿子。订了几年亲，上中农家里忽然反悔，却又不肯退富农儿子的彩礼。富农儿子就用一把斧头劈了上中农一家好几口。
       这样的恶性案子百年难遇。当时的工作组，组长生病住院了，就是黄帽子主持工作，破案的功劳自然也主要是他担当。
       凶手被处决的那天，黄帽子布置到处贴满了大幅标语，欢呼路教的丰硕成果。有了这个成果，别的工作组做梦也莫想跟他争高低了。他兴奋得不得了，那双老也睁不开的细小眼睛放着红光，在脸前扣得很低的黄帽子也掀到了后脑，眉毛一下高了三尺。那天加餐，居然喝醉了，讲起社教那年，自己正年。轻，又有抗美援朝的老资格，女人见了就缠住不放，害得他犯错误。这样的韵事跟他的破案加在一起，他也就一时名声大噪。像剃头佬、何拐子这样的老人自然记得。
       何拐子一下被提醒，减起来：
       “对了，站长，称这里正对着裁缝店，昨日你应该看见的。”
       “看见什么?”
       黄帽子正在柜台里面装憨，何拐子喊他，他只好起来应声。
       “那几个泥乜人呀。”
       “看见了。我关门的时候都上好的站在那里。”
       “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还有那份闲心？”
       “你几时关韵门?”
       “天黑。”
       “裁缝店的货车走之前还是走之后?”
       “之后。”
       “之后几久?”
       “好大一阵。”
       “几大?”
       “刻把钟样子。”
       “刻……把……钟……”
       何拐子沉吟起来：
       “我是货车走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到裁缝店门口的，这样说来，那几个泥巴人不见了也就在刻把钟里头。刻把钟能走几远?出不了镇街的。对了，那几个泥巴人还在街上，没有错的。”
       何拐子一拍大腿，剃头佬手一抖，剃刀差一点在何拐子的秃顶上割出一道槽。
       真正受了惊吓的是黄帽子。何拐子真要这样三日不休四日不了地追究下去，迟早是要让他暴露的。早晓得何拐子把那几个光屁股女人看得这样重，他用刚才不该装憨，就说是老婆起了意，想拿那几个泥巴人卖钱，让他收起了。现在却不好改口了，只有硬着头皮憨下去：
       你是说那几个泥巴人自己走的？那不出鬼了?”
       黄帽子打哈哈。
       “鬼说得到，而今什么怪事没有?”
       何拐子眼睛骨溜溜乱转，射出一股寒光。
       黄帽子忽然觉得背脊有些作冷。
       因为收破烂，挑东捡西，掂斤论两，何拐子养成一双贼眼，从来就是骨溜溜乱转且精明发光的，未必有什么特射。但今天却让黄帽子心惊肉跳心，有何拐子盯着，那几个光屁股女人出不了手不说，还真成了一桩祸害：他在这个镇上好歹做了几十年“站长，搞不好一张老脸要丢在几个搂得困不得的光屁股女人身上。
       一整天黄帽子都心神不定，眼前老是晃着何拐子那双逼人的贼眼。在那双贼眼后面，那几个光屁股女人晃过来晃过去。晚上关门的时候，他着看对面门板紧锁的裁缝店，后悔昨日此时不该冒失。咬咬牙又想：就让她们堆在库房里又怎样，又不要饭吃。何拐子莫非还能一家家搜查么!
       半夜，黄帽子起来拉尿，尿桶就在房门外的天井边上。拉到一半，忽然重重地打了一个寒噤：天井那边，月影掩着的墙根下，站着他昨夜抱回来的那几个光屁股女人，一律面无表情地正面看着他。等他把那个尿水滴答的东西胡乱塞回裤裆，眨眨眼定睛再看，又只剩了空空的墙根。
       “老鬼!你老了，老眼快瞎了。”
       黄帽子骂着自己，摸摸索索回到床上。刚才一泡尿没有拉完，在那里作怪，他想躺一阵子再起来，却忽然又听见几个女人的低低的吃吃的笑声，细听是从隔壁库房里传出来的。他的头一下跟着响起来。
       “真的出鬼了?莫非那几个光屁股女人是有魂灵附了体的?”
       黄帽子想着，忽然“嚯”地坐起：都这把年纪了，还怕几个女鬼?又翻身起来，去了库房。几个光屁股女人无声无息地挤在一个墙角里，上面严严实实地盖着一块塑料布。一只老鼠在它们脚底下梭来梭去，弄得那块老化的塑料布嗤嗤作响。
       这一夜，黄帽子爬上爬下，昏昏沉沉。老婆倒是鼾声不绝，恨得他直咬牙。
       二日夜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三日夜里，一切照旧。
       再后来，不光是夜里，就是大天白日，只要店里静办着，黄帽子就会忽然在自己屋里的任何一片暗影中看见几个面无表情的光屁股女人，或是隐约听见哪个角落里传出的女人的低低的吃吃的笑声。
       而店子外面，何拐子对那几个泥巴人依旧没有死心。他说，只要他不死，总能见到那几个泥巴人现世，除非哪个把它们打碎了，埋了。
       何拐子发的誓倒给黄帽子出了主意：事到如今，最好的法子是把那几个惹事的光屁股女人毁了。想想却又不敢下手。他怕一到静办的时候，她们依旧会出来纠缠他。
       黄帽子只有关了店门，回了乡下的老屋。
       走之前，黄帽子只说是乡下有事，去去就回，不料好久没有音信。之后又听乡下来的人说，黄帽子一到乡下就病了，病得很重，只怕是回不到镇上了。
       大家不由觉得心下有些不好过。黄帽子，的杂货店在韵时候，习似为常，一旦不开门，多少有些不方便。黄帽子为人刻薄，个人开了店还以为是先前的国营“站长”，又交不亲养不热，再熟的人他也一样做手脚。但同在一条猪尾巴长的镇街上住了多年，日日抬头不见低头见，忽然就不见了，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总不是个味道。
       最感到蹊跷的是剃头佬跟何拐子。议论了半天，两个人忽然想起，那天他们追究那几个泥巴人酌时候，黄帽子的脸色非比往日，本来逢到这类话头他的嘴是最多的，但一连几天他都好像心不在焉，说话支支吾吾。这些时，何拐子也差不多摸清了，除了黄帽子屋里没有看过，镇街上，确实没有哪一家收捡了那几个泥巴人。
       “莫非就为了那几个泥巴人?那我就有过了。”何拐子挠着自己的秃瓢说：
       “我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几个泥巴人，就是有人要，又能值几个钱?真是他老人家收捡了，我还会抢走么?”
       剃头佬看何拐子痛心，劝道：
       “这也是猜猜而已。站长不像你我，一生世都站在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他见过大世面的，做人何至于那样逼仄。”
       (责任编辑 程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