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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陈独秀与苏共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欢迎、合作到怀疑、批判的演变过程。在晚年，陈独秀对苏共的党内状况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苏共党极端缺乏民主、苏联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等重大问题。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对我们今天进行党的自身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苏联共产党；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196－03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掌握了政权并长期保持了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以苏共为样板确立了自身体制，并在取得政权后照搬了苏共的执政方式和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然而，苏共无论在自身体制方面还是在执政方式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弊端，因而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就对苏共党的领导体制和苏联的社会性质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其某些思想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后因右倾错误被开除出党，他个人的境遇及一生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直接影响了他对苏共的认识与评价。他与苏共的关系和对苏共的态度，经历了欢迎、合作、怀疑、批判4个阶段。
       陈独秀早年系统地研究过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十月革命胜利后，陈独秀认识到苏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才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和取得了政权，并勇于探索和有着严格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因而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很快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去着手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党等重大问题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经验，只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创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事实上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时期，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些政策与指导意见，虽时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合作服从。如在建党之初陈独秀虽极力反对由共产国际提供经费，认为这种方式有“卢布党”之嫌，会极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但革命的经费不能长期依靠募捐及领导人个人筹集，迫于实际情况，陈独秀还是采纳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加入了共产国际并接受由其提供的经费。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上，陈独秀在与国民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上也与共产国际代表出现意见分歧。他一度反对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共产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与其进行党内合作这一方式，认为这种党内合作方式会使中共受制于人，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地位，主张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陈独秀最终还是遵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成为苏共主要领导人，党内权力日益集中，民主逐渐消失，在对待中国的政策和策略上，也出现严重错误。苏共党认为中国必须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这个革命大势的需要，帮助国民党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而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与此同时，苏共和共产国际缺乏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身上，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销了他党的总书记职务。苏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使陈独秀内心极为愤懑，他由此开始对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产生失望和怀疑。这在具体行动上也有所体现。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曾通知陈独秀参加会议，还拟请他留在莫斯科任东方部部长，但陈独秀断然拒绝了邀请，表明他已由对共产国际的怀疑发展到公开对抗。
       陈独秀对苏共的怀疑批判客观上起因于共产国际在中国政策的失误，但也还有主观上的因由，这就是他对托洛茨基思想的认同。1929年，思想上处于消极怀疑状态的陈独秀在接触到托派的一些文件后，感觉到自己的疑惑有了某种现实的依据。原来在联共内部，托洛茨基早就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提出过批评，指出“中国革命四月的失败，不但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破产”。他在共产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上反对尤甚。苏共党不仅不接受托洛茨基的批评，而且还对托洛茨基分子给予无情打击。托洛茨基的处境、尤其是他的思想，在陈独秀那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促使他很快成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由此，陈独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也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远了。
       陈独秀一生思想的变化甚多曲折，经历了从早期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再到托洛茨基主义者，最后又回到民主主义者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中，他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专制。在研究民主的历程和发展之后，陈独秀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是一部民主发展的历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的指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是这样认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在现代社会，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可否看作是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最初动因呢?具有这种民主思想的陈独秀看到列宁死后，斯大林在党内压制民主，取消派别，在肃反运动中采用大清洗的方式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制造了大量的冤案。苏共的做法在中共党内和苏区也有鲜明的反映。基于观察到的事实和个人的亲身经历，陈独秀开始对苏联的党建模式、政治体制进行深入地思考和探究。
       (一)对苏联党内民主制度的质疑。陈独秀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但他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所推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却不认同，曾多次对苏联党内民主状况提出批评：“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马克思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陈独秀1941年在《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文稿中，将各国政府划分为“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两大类，将英、美、法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典型，而将苏俄归为法西斯的独裁政府一类。他在《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主义》一文中提出：“我们之所以反对法西斯，不唯其名唯其实，无论他挂的是何等金字招牌，无论他为了何种目的，只要他在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同样的手段，我们都一律反对。”而在《无产阶级与民主革命》一文中，他更是明确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可是，“斯大林不懂
       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
       (二)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判断。早在1936年，陈独秀就提出了苏联的社会性质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国家而已成为“官僚国家”的看法。他指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了。”他用“无产阶级独裁制”来表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国家政权，认为这个政权消灭了民主，用独裁代替了民主，称这个政权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虚伪、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1938年8月，他对苏联的社会性质作了更为经典的概括：“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经过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事隔26年后的1964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共中央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可与陈独秀的结论作个比较。《公开信》说：“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这个特权阶层在斯大林去世以前就已形成，并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党、政、军、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统治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剖析。苏联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领导时期，在政治体制方面没有形成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致使党政领导权力日益走向集中，走向专断。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往往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粗暴的性格及专断的作风。陈独秀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把这归因于苏联制度上的问题。“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他认为苏联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主要原因，指出“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的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该有的。”
       陈独秀晚年能对苏联党内民主及党的性质提出上述看法，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苏联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领导时期，无论是在党内体制还是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都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富有弹性的监督体制和调控系统，致使党政领导权力日益走向集中、专断。同时，陈独秀本人作为中共领导人与苏共及共产国际之间工作上的摩擦及个人经历上的曲折也是形成其上述思想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陈独秀一生个人思想多次发生变化，如从早期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完全接受托洛斯基的思想，晚年又完成向西方民主思想的复归。这种思想历程也对陈独秀晚年形成对苏联党的新认识提供了主观上的基础。
       应当说，陈独秀晚年对苏联党的诸多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偏颇，如一味否定苏联体制的弊端，没有看到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在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许多观点有些过激。并且，他晚年所尊奉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与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要坚持的民主观念也是很不相同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先进的民主，尽管发展的过程会有曲折，但我们决不能回复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陈独秀的许多观点还是击中了苏联党内制度方面的要害，触及到了斯大林专制体制产生的根源。他提出的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要沦为独裁专制，必然要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等看法，与我们今天对苏联的认识不无共同之处。他早在1940年就能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苏联的解体，是苏联政治体制弊端逐步积累的结果。如同曾把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学习一样，我们党也曾长期照搬苏共的党建模式。尽管近20多年来，我们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尝试，抛弃了苏联体制中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接轨，但是苏联政治体制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深远的。深入研究苏联经验及不断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趋利避害，对于我们党搞好自身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