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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在西方学界的兴起，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曼德尔、艾伦·伍德等人试图通过引进“中间环节”范畴来发展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论。但由于无法摆脱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在艾伦·伍德那里作为“中间环节”而存在的“经历”范畴，成了她抛开“抽象”而全面转向“具体”的工具；而曼德尔的“自主变量”范畴实际上也只是他把经验主义地解释现实与教条式地批判现实简单嫁接在一起的“桥梁”。
       [关键词]抽象；具体；经验主义；“中间环节”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142－06
       从表面上看，我们每个人的确都生活在社会历史过程的现象层面，但这既不意味着现象就是合理的，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受到现象之外的本质逻辑的制约。于是，思想史上的很多理论家都致力于探寻存在于现象背后的本质，并简单地认为只要抓住了这一本质，社会历史过程不但能够得到清晰的解读，而且借助于这一过程，人类还能实现最终的自由。这种对本质与现象、抽象与具体之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在西方近代形而上学本质观中体现得较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旦“本质”不是来自于对历史过程的分析，那么，本质对现象产生决定作用的复杂性就不可能得到关注。客观地说，马克思也是强调历史本质论的，否则，他也不会说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马克思的本质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论，它源自于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社会历史过程之本质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这便决定了他在思考“本质”如何对在现象领域中加以运用的问题时，必然会关注具体现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有的学者也许会说，除了一些政论性的文章之外，马克思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在逻辑层面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而没有太多地涉及到历史现象层面的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走向，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谱系中似乎只有“逻辑具体”而没有“历史具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研究的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但正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申明的那样，“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整个《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以英国为模板的，而且还是像德国这样的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未来景象。因此，我们有理由指认，《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研究的既是“逻辑具体”，又是“历史具体”。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晚年还专门研究过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以及体现在《历史学笔记》中的对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我们就不难相信，“历史具体”的层面在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确曾出现过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过分偏重于本质规律的情况，这种状况一旦进一步发展到用本质规律来代替对“历史具体”的研究的程度，那就很容易滋生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客观地说，把本质规律与历史具体辩证地结合起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就会走向在抛弃“本质”的前提下完全倒向对“具体”的别无选择的肯定。从文化的视角切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这方面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由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模式、社会结构、工人运动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卢卡奇等一批思想家敏锐地抓住了“历史具体”层面的变化，并致力于纠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以本质规律代替“历史具体”的缺陷。但他们这批人身上显然存在着纠偏过度的嫌疑，即他们对阶级意识等问题的强调是以对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地位的重要性的弱化为理论代价的。二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质论来分析与批判当下资本主义的现实，又成了摆在西方左派理论家面前的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从文化或政治等视角切入的那些左派理论家，大凡都走向了用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他们至多不过是对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本质论作出了另类式的发展，有的甚至是以“用政治来取代哲学”为幌子来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本质论彻底放弃。当然，也有人是想要坚持历史本质论的，曼德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大多十分关注政治经济学的线索，并以此为基础来凸显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当代性的理解。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这批学者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要在“本质”与“具体”之间建立“中间环节”的思想，这种观点尽管可以上溯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价格概念的运用，但自二战以来，由于大多数左派学者都忙着把“本质”演绎进“具体”之中，因而曼德尔的这种“中间环节”思想显示出了较大的理论个性。
       从学理层面来说，能关注并强调“中间环节”的重要性，已经可以表明该学者最起码是认可“本质”层面的理论价值的，否则，他也没必要花那么大的劲来谈论处于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这些“中间环节”了。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凡持“中间环节”论的左派学者在总体上是处于西方左派学界的“保守”地位的，因为，正如加拿大著名学者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说的，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试图界定而不是反对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方式。典型的模式最多是寻找资本主义的裂痕，在它内部为另外可供选择的“话语’、‘活动’、‘身份’开创空间。人们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的片断特征——不论这种特征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还是后福特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这被视为扩大了左翼文化的活动空间。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基础的，看来就是确信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前景中是如此。”在反本质主义思潮盛行的西方学界，左派学者中出现上述这种理论转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本质”必须抛弃，那就只能用偶然性、碎片化的“激进政治”来代替哲学视域中的本质沉思了。英国著名学者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应该是艾伦·伍德所说的那些左翼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了，他们对其学术思路也作出过自圆其说的论证：“我们之所以给予‘话语’范畴以中心地位，是因为我们试图强调对象之所是(the being of the objects)的纯粹历史的和偶然的特性。这并不是一个随便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轻易作出的偶然发现；相反，它深深植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之中。在一个技术的发展处于低水平状态、物质生活的再生产是通过基本上重复的实践来进行的社会里，‘语言游戏’或组织社会生活
       的话语秩序是极其稳定的。这一状况导致了这样一个幻觉：作为纯粹社会建构物的对象之所是属于物本身(things themselves)。把世界理解为通过一整套稳定的本质性的形式而组织起来的这一观念，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核心预设。形而上学思想的根本幻觉恰恰就在于没有意识到所是(being)的历史性。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在这个时代，技术的变革、资本主义快节奏的变化不断改变着建构对象之实在的话语秩序——所是的纯粹历史性才变得清晰可见。在此意义上，整个当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实在化的一种尝试，就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系列脱离。”
       为了与这些偏右的左翼知识分子区别开来，那些偏左的或者说趋于“保守”的左派学者一直在致力于探讨马克思主义本质规律论通过中间环节的具体化过程。应该说，这种探讨对他们来说是十分艰难的，因为自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起码从外表上呈现出了相对繁荣的景象，要在这种语境中探讨以内在矛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本质规律论的具体化形式，自然是很困难的。正因为如此，这一阵营中的不少学者逐渐远离了自己原先的理论追求，开始转向一些更为实证性的理论研究。就依然坚持对“中间环节”进行探讨的学者来说，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以下三种观点在学理上具有较为突出的特点：(1)曼德尔的中间环节理论。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这一理论的特点是以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资本周转时间等经济因素为基础，再附加上阶级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共同构成了使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规律论能对以平均利润率快速增长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解释的中间性理论环节；(2)法国调节学派的中间环节理论。从上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法国调节学派的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利比兹(Alain Lipietz)等人就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间环节的挖掘。阿格里塔从劳动过程的演变、消费的社会化、货币的霸权等方面解读了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中间环节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利比兹则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社会秩序对当事人的规制、社会现实形态在当事人身上的内在化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矩阵”理论，从中也显示了他对“中间环节”的理解；(3)加拿大著名学者艾伦·伍德在上世纪80－90年代提出的中间环节理论。伍德透过对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的评价，首先从阶级的构筑与阶级的形成之间的不同来凸显了自己的鲜明观点。在她看来，处于本质层面的生产关系结构只能对应于阶级的构筑，即在阶级地位的地形图上清晰地标出不同人群的定位分布，但这并不等于阶级的形成，后者是需要包括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要素在内的多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形成的，“区别生产方式对阶级的构筑以及阶级形成过程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是在理论上微不足道的。同样重要的是，不论我们如何成功地通过推理的演绎，在阶级地位的地形图上完美地解决人们的定位分布问题，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仍会存在，并将从中探究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更有意义的答案。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所必须承担的主要任务不是要识别阶级的定位，而是要揭示与说明阶级形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伍德指出，必须在处于“抽象”层面的生产关系结构与“具体”层面的阶级的形成之间，引入“经历”这一中介范畴，只有这样，才能对阶级的形成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生产关系实质上是这些阶级关系的中心；但对于生产关系这一决定性的结构压力而言，只有在它们产生出阶级形成的历史进程这样的结果时，才能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压力也只有在引入‘经历’这一中介观念后才会在理论上被了解。”
       相比较而言，就学理逻辑的清晰度来说，艾伦·伍德的思路在上述三种观点中是最突出的，她透过阶级的构筑与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区别，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为什么必须在抽象与具体之间加入一个“经历”的中介观念。西方左派学界中的大部分学者只是满足于指认马克思在本质规律层面所揭示出的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于对当下经验现实的分析，但这种指认往往只停留在经验的层面，没有提供学理上的分析。伍德做到了这一点，应该说这是她的一大贡献。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她借助于对汤普森的评价而提出的“经历”这一中介观念，隐藏着较大的理论风险。尽管她本人一再强调只是用“经历”来充当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但问题是：它充当的是从抽象转移到具体的中介，还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伍德一再强调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特点是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目的论，走向了历史过程论，“通过提出用历史代替目的论，他也提供了用变化代替绝望或无条件接受的可能性。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加以批判而不是不加辨别地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假设和范畴，他使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现其被一个更人道的社会所取代的条件成为可能。其结果是既有对历史特殊性的更深刻理解，又有一个更具普遍主义的看法。”我以为，有理由断定，伍德犯了一个把洗澡水与澡盆中的小孩一起抛弃的错误，也就是说，她在抛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目的论的同时，也把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规律论抛弃了。让我们简单地来分析一下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看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助于分工和所有制、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等概念，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建构起了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阐释，并以此抗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唯心史观。这的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构建，但必须清楚的是，这决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内容到此就全部结束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做的工作是：通过商品一货币一资本的线索，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深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就历史的角度而言，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出现在早期社会缝隙中的简单的商品交换，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完全实现其自身，并使整个社会成为商品化社会的；就逻辑的角度而言，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商品中内含的矛盾为何会必然地发展成资本的内在逻辑并走向自我灭亡的。因此，马克思语境中的“历史本质”并非是某个既定的东西纵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而是由私有制社会的不断发展所自我凸显出来的那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伍德希望抛弃的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本质论，但由于她未能把握马克思意义上的本质规律论与形而上学本质论的不同，因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缺失了本质基础的历史过程论。从根本的方面来说，伍德受汤普森的影响太深，而汤普森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从组织结构、政治活动、宗教情绪、文化娱乐等方面对工人阶级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由此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工人阶级的经历使多数英国工人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从而形成了阶级。汤普森的这种历史学思路实际上是无法提升到哲学层面的，因为如果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工人的这种“经历”无法使他们意识到共同利益，那是否可以说阶级就不存在了?如果这样的话，“经历”这一中介岂不失去了伍德希望它能承担的理论使命?
       解读思路推进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伍德的思路与拉克劳和墨菲的思路其实相差得并不像想象中那么
       大。拉克劳和墨菲也想强调把本质层面的思路拉到纯粹的生活层面上加以思考，只是，如果套用伍德的概念的话，他们俩认为工人的“经历”并不能使他们形成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只有当工人反抗资本家对他或她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时，这一关系才成为对抗关系，然而，这种反抗并不能在逻辑上从‘劳力出卖者’这一范畴必然地推导出来。只有当我们补充上另外一个假定——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时，这一关系才变成对抗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在那个时候已变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零和博弈。但是，所谓工人也以资本家那样的方式使自己成为利润的最大化者，这一观念已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拒斥。”考虑到当代西方左派学界有不少学者都认定，由于利益的多元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已经很难在阶级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似乎用“赚工资的人”这一概念更合适，那么，伍德思路中的漏洞就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她借助于汤普森所关注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恰恰通过“经历”而形成了阶级，但并不等于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是如此。一旦通过“经历”形成不了“阶级”，是否就像拉克劳、墨菲一样走向以偶然性、碎片化为特征的后马克思主义?殊不知，工人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如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通过“经历”无法形成“阶级”，这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体系中就不存在形成阶级的机制了。马克思所说的本质矛盾论的线索在此就应该发挥作用了，也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渡过相对繁荣的时期，一旦其经济出现危机，阶级依然存在并且还会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如果因为相对繁荣时期的“经历”形成不了阶级而放弃了本质规律论的线索，那就只能在任何时期都听凭资本的任意摆布了。
       在上述三种关于中间环节的观点中，就学理逻辑的全面性来说，曼德尔的观点也不占优势。客观地说，他太局限于生产过程的视域了。在他所列的“中间环节”的几大要素中，绝大部分都是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要素，如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积累率、资本周转时间等，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中论及“经济之外的因素”时，也只是指“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与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在曼德尔的理论视域中似乎并不存在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与他差不多同时期的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阿格里塔(曼德尔1972年出版《晚期资本主义》、1980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阿格里塔1976年出版《资本主义调节理论》)，尽管在整个法国调节学派思想家中是最偏向于经济线索的，但毕竟还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谈到了社会角色或社会关系对个人主体的制约性，“当新的社会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去寻找其社会角色的时候，这一角色的意识形态特性其实早已内化在他们本人之中了。”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曼德尔“中间环节”理论的视域比较狭窄，它只是被用来解释二战之后以平均利润率快速增长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经验现实的。尽管他的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确也包含着对其必然走向社会经济危机的指认，但遗憾的是，这种指认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之间并不存在有价值的逻辑相通性。这便决定了他只会用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中介环节”要素来解释平均利润率快速增长的事实。而阿格里塔则不同，他是站在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审视点，回过头去思考福特制资本主义是如何克服其内在矛盾的。也就是说，在阿格里塔那里，福特制资本主义最起码不是一个只需要加以解释的事实，而是一个其本身包含着内在矛盾的社会形态，只不过这种内在矛盾没能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而已。阿格里塔的这种视角使他能够把其原有的经济学思路扩展到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
       我们在前面批评艾伦·伍德把“经历”作为中介范畴时，指责她过分偏重文化、政治等因素的作用，或者说把经济的本质决定作用通过“社会存在”范畴拉到了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作用相平等的层面上来看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社会作用，或者说资本通过文化、政治等层面而展开的霸权性。此处的关键点在于必须真正把握住从抽象层面的经济规律上升到具体层面的生活过程之间的中间环节，而不是或者走向单纯的文化批判，或者停留在纯粹的经济分析的水平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不少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始终绕不过弯来，不是走向这个极端，就是走向那个极端，在我看来，这跟他们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时所持有的总体上的经验主义方法论直接相关，这使他们很容易被相对繁荣的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如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所迷惑和“俘虏”，从而丧失对它的本质及发展方向作出正确判断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从文化批判角度切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在假想出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已经没有内在矛盾的前提下，专注于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外在的批判。而像曼德尔这样从经济学角度切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会满足于用“中间环节”来解释(而不是批判)当下资本主义的经验现实，然后再生硬地嫁接上一种围绕经济危机而铺展开来的所谓批判性思路。实际上，曼德尔是不应该停留在这种理论层面上的，因为在他之前，捷克著名学者卡莱尔·科西克就已经出版了《具体的辩证法》一书。在此书中，科西克对“伪具体的世界”作出了十分深刻的分析，明确地指出“充塞着人类生活平日环境和惯常氛围的现象集合，构成伪具体的世界。这些现象以其规则性、直接性和自发性渗透到行动着的个人的意识中，并获得了自主性和自然性的外表。”而且，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还引用过科西克此书中的观点，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解读思路。如果他真的受到科西克观点影响的话，就不会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仅仅当作经验事实来加以解释，而应当视之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历史事实。
       曼德尔在此问题上的思路也许源自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曼德尔在作为中间环节而存在的自主变量的历史作用问题上的观点是：“这一生产方式中的所有基本变量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和周期地起到自主变量的作用——当然不到彻头彻尾的程度，而是通过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在一种经常连接在一起的相互作用中。”凹从表面上看，这两者之间的思路似乎很相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抽象本身的作用只在于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曼德尔认为处在抽象层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具有把相互作用的各个自主变量经常连接在一起的功能。但曼德尔没有注意到，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是用来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唯心史观的，严格地说，此段话中的“抽象”与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讲的“本
       质”是不完全相同的，或者可以说，他们此时对“抽象”一词的理解还清晰到后来所讲的“本质”一词所包含的内涵的程度，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后来还要强调“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因此，我们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那段话中得出如下的结论：他们仅仅从把各种历史资料编排顺序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的历史作用。曼德尔的上述观点显然偷换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说语境，把此处的“抽象”理解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意义上的“本质”了。而且，即使我们退一步讲，假定马克思恩格斯此处的确在放弃本质思维的前提下只关注实证层面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那也是跟曼德尔的思路不相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分工和所有制的内在矛盾的角度来理解上述现实过程的，而曼德尔则是通过“中间环节”得出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经验解释。
       我以为，这里还有一个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作出准确评价的问题。首先应当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在此书中通过分工和所有制、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内在矛盾的线索，已经清晰地解释了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此书中已经达成了。但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此时显然还受到了亚当·斯密思想的影响，因而在运用已经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他那个年代，英国传统的土地贵族开始让位于基于利润来管理其土地的、更有远见的资本主义农场主，这便使商业社会的交换原则在英国的乡村和城市一样盛行，而且乡村和城市之间在交换原则的基础上还能相互促进。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斯密提出了“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与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以及“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分工”来代表“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受到了斯密的影响。但问题是：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意识到资本的逻辑所追求的，决不仅仅是市场的一般增长，或者说基于交换原则的广泛的生产，而是由市场和交换的特殊结合所带来的社会所有制关系的转变，它需要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而不是形式上的从属。而这是必须要在突破从分工角度对生产力的理解之后才能达成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真正达成，或者说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只是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才实现的。亚当·斯密对这一理论质点的忽略导致他在面对分工给人带来的片面性时无可奈何，而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点的忽略则导致了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与其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论述上略显不足，他们只是从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这一维度来论证上述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没能对为什么生产力一旦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就能证明其所在的所有制形式必然被超越作出解释，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们仍然坚持从斯密意义上的分工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
       马克思后来对上述这一问题作出了非常深刻的辨识。在1858年8－10月间，当他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的初稿时，即明确地区分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厂内部的分工。在他看来，前者是指社会的、似乎未经个人参与而产生的生产部门本身的分工，而后者则是指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个别生产部门中独立的劳动者之间的分解与结合，“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生产力所谈的内容，完全是奇异的观点，不属于此处所谈的问题，也不属于他提出这一论点的地方所谈的问题，它只同工场手工业的一定发展阶段有关，而根本不适用于现代工厂制度。我们这里所指的分工，是整个社会内部的自发的和自由的分工，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生产的分工，而不是工厂内部的分工(不是个别生产部门中劳动的分解与结合，而是社会的、似乎未经个人参与而产生的这些生产部门本身的分工)。”只有真正把握住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特征，才能准确理解上述这种社会分工的含义，对这一点的辨识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其所有制关系即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客体向度上的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从而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依据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曼德尔不了解这么多，所以，他自然就不可能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一旦碰到像晚期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快速增长这样的棘手问题，就很容易滑向经验主义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