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日本留学与其他国家留学最大的不同，是存在一条不受政府控制的自费留学渠道。日本自费留学的无政府状态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就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现状看，国民政府重视理科留学教育的政策在日本留学中没有得到贯彻；日本留学中存在着反国民政府的“政治留学”现象。海外留学的整体走向在民国初年由日本转向美国之后，在30年代又一次返回日本。其原因错综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应是留学资金问题。
[关键词]留日；近代留学；国民政府；“对华文化事业”；庚子赔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133－06
有关民国时期留学生文理科人数比例的逆转、留日学生的特点以及中国留学生走向的变化等问题，中日学者已有详细论述。近年来笔者在收集整合留日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至今未曾论及和与以往观点不同的若干重要资料。本文将以这些新发现的资料为依据，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论证：第一，30年代中期留日学生文理科人数比例问题；第二，不同于一般定义“留学”的“政治留学”的实态；第三，继“清末民初中国人海外留学走向由日本转向美国”之后，国民政府时期留学生的总体走向及其主要原因。
一、30年代中期留日文理科学生比例
国民政府注重理工科留学生的派遣方针，体现在各项决议和规程中。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规定，“以后选派国外留学生，应重视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公费留学生应视国家建设上的特殊需要，斟酌派遣，每次属于理农工医的，至少应占全额十分之七。”关于私费生的专业的选择规定“得依本人志愿”，不过，公费或津贴得补助顺序则以理工农医优先，文科学生只有人大学院后，才有受国家补助的资格。
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国外留学规程》。《国外留学规程》共46条，详细地规定了留学生派遣机关、奖学金、留学资格、考试方式、留学管理、回国服务等各项内容。其中明文规定“各省市考选派赴国外研究专门学术者，应注重理农工医等专科。”
王奇生在《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中指出，“此政策颁布后，文、理留学生的比例开始逆转。据统计，1929年，文科留学生占64％，理工科留学生占36％；1933年文理科比例趋于平衡；到1937年，文科降至38％，理工科上升为62％。”此结论的史料依据是1948年出版的《中华年鉴》附表2《历年度出国留学生数－18学年度至35学年度表》，其中1929－1938年留学生所学专业人数统计如表1。
依据表1的统计算出的文理科学生比例正是王奇生得出的结论，而且从此表可以看到自1934年开始，理科学生已经超过文科学生人数。然而，据留日学生组织留东学会的杂志《留东学报》记载，30年代中期，在留日学生中文科学生数仍占多数。
此统计是留东学会根据日华学会的留学生名簿整理而成。由此可知，在1936年留日学生的专业仍是以文科为主，法经、文、商专业的留学生之和是1505名；医、工、理、农专业的留学生总数为865名。而且，1936年在籍的留日学生是3781名，远远超出《中华年鉴》所载同年度各国留学生的总人数。
留学生组织之留东学会引用日华学会的统计数字，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此学会统计的可信度。日华学会是1918年成立的支援中国留学生的民间组织，以后受文部省等政府部门的委托，从2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各项调查和统计，逐渐变为对留学生进行监管的半官方机构。自1927年始，此学会每年出版一册中国留学生名簿，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前夕的1944年(1945年不明)。名簿的资料来源是留学生在读学校统计的汇总，从姓名、性别、专业、年级到籍贯，公自费均有记载，对回中国的学牛也在备注中有详细纪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华学会的名簿虽说是来自留学生在读学校的统计，但是统计人数中包括有学籍且已回国的学生，其统计数字与实际在学的人数仍有出入。
如将日华学会留学生统计人数与《中华年鉴》相比，可以看到两者数字相差甚远(见表3)。
从以上各表可知：30年代，文、理科留学生比例逆转的现象，在留日学生中并未出现，国民政府注重理工科留学生的派遣方针，在日本留学中并未得到贯彻。此外，《中华年鉴》的总人数统计应属不完全统计，可以认为此统计遗漏了许多无需政府批准即可自由赴日留学的自费留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留学生回国，国民政府的留日学生统计数为零。但从日华学会的统计可知，仍有少数留学生滞留日本，1937年12月的统计人数为403人。此后留学生人数又有所增加，这与傀儡政权的建立和开始派遣留学生有关。
二、左翼青年的“政治留学”
为了能更真实地反映国民党政府时期日本留学的实态，笔者采访了若干名30年代的留日学生，了解到了许多在文献资料中无法了解到的情况。日本留学的特殊性、留日学生留学目的的多样性以及成分的复杂性，使“留学生”一词很难全面地概括在日学习的中国年青人，研究必须重新返回到定义和概念阶段，界定日本留学中的各类青年群体。
“留学”是指留居外国学习或研究，“留学生”一般是指在国外学校等教育机构中学习的学生。而30年代在日青年中，有一部分人并未进入学校学习，来日的目的也并不是追求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他们在校外有组织地学习政治理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些青年人并不能归类为“留学生”，但他们在国外学习的事实应属“留学”范围。
在来日的青年中，大多数人是以接受高等教育、学习近代科学文化技术为主要目的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留学”。但也有不少左翼青年，他们来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习近代文化科学技术，而是寻求救国救亡道路，学习政治理论，进行革命活动。在对30年代留学日本的李云扬和伍乃茵夫妇的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左翼青年的赴日以及在日活动大都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下进行的。
30年代，日本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海外根据地之一。1935年9月，根据共产党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周扬的意见，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林为梁任支部书记。根据其他的资料可知，共产党的东京支部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还有“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东京特别支部是得到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彭真的同意，于1936年9月成立的。
李云扬和伍乃茵出身于广东省台山县，30年代中期在上海接受共产党的指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国民政府的活动。在国民党的镇压日益严酷的情况下，选择了去日本的道路。1935年8月，李云扬和伍乃茵先后来到日本，与已在日本的何干之等人汇合，开始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左翼青年们为了避开警察的监视，经常利用假期去房州和伊势海岸以“避暑”为掩护，进行集体学习和各种活动。广东地区出身的左翼青年群体的中心人物是共产党员何干之，指导马克思理论的学习。1937年回国后，按照共产党的指示，与周扬、艾思奇
等一起赴延安，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学教员、理论家。而李云扬和伍乃茵于1935年夏天在房州海岸与林为梁(后改名林基路)相识，1936年，两人由林为梁介绍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林为梁1934年来日，是“左联”东京分盟的领导人之一。根据林焕平的回忆，在1933年12月决定恢复“左联”东京分盟后，由林焕平、陈一言以及后来的林为梁等3人组成了干事会，林焕平任书记即分盟负责人。
同年，林为梁等创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文化座谈会”(简称“文谈”)。据李云扬回忆，“文谈”约有近百名会员，“文谈”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座谈会，李云扬是“哲学座谈会”的负责人。此座谈会每月有一次或两次聚会，大都是在神田的中国饭店以饭局为掩护进行。“哲学座谈会”的参加人员成份复杂，流动性大，以左翼学生为主，中间派也有很多人参加。与会人数有时数人，也有近百人的时候。教科书是苏联的《大学教程》和永田广志的《辩证唯物论》。因日本警察的监视很严，经常是在留学生的住处组织少数人的学习会。“文谈”在两年多的活动中，“培养出了一批有较高思想觉悟和一定理论水平的骨干，他们在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许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奔向延安，到各个抗日战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解放后，他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伍乃茵是“留东妇女会”的负责人之一，与梁薇娟同是党小组成员，根据林为梁的指示进行各种活动。
左翼青年们的在日活动丰富多彩，除理论学习以外，还有文学、世界语、美术、戏剧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各类团体有自己的组织和宣传阵地。
左翼青年群体中不少人为了给家里有个交代，在日本的大学交纳学费，获得学籍，但从未去学校上过课，也有人从未进入日本学校学习。针对这一现象，这里有一个概念问题，他们属不属于留学生范畴?当我对此提出疑问时，李云扬先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社会科学文化座谈会就是我们的自学大学，我们当然是留学生。”
在日本的左翼青年，从其学习形态来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日本的大学或专门学校边学习学校课程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等的政治理论；二是在日本的大学或专门学校有学籍，但并未去学校上课，在左翼组织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三是从未进日本学校，只在左翼组织中学习政治理论和从事社会活动。在学校边学习边钻研政治理论的留学生为数很多，但像第二和第三种那样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的青年也大有人在。这些青年人，尽管很难纳入传统定义上“留学生”的范畴，但他们在日学习政治理论等活动应属于“留学”。只是学习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习形式(自学和座谈会等)、学习场所(学校以外)与通常的“学术留学”不同，或许称之为“政治留学”更为恰当。这一现象是30年代日本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判断日本留学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在日左翼青年与当时中日两国政府的意志相悖，秘密展开了反蒋抗日活动，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形式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东京成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一个基地。他们在日本的学习和活动，让30年代的日本留学生增添了政治色彩，其中不少人回国后奔赴延安，成为共产党的骨干。可以说，此时期左翼青年的“政治留学”，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共产党留日政治家群体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中国人海外留学走向的变化
日本学者阿部洋从反思日本留学教育的角度指出，清末民初中国人海外留学的走向由日本转向了美国。并分析其原因在于日本的短期速成教育和营利主义教育。“当中国国内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整备之后，对速成教育的需求就会迅速减少，要求海外留学有更高的教育水准。因此中方的目光就会由低水平的日本转向欧美诸国，尤其是美国。”并列出《20世纪初日本留学生数的变化》和《“解放”前美国留学的变化》两张曲线图进行了论述。这两张曲线图的数字来源：一是日本“外务省纪录”之1906－1921年的各年度总人数；二是华美协进社为纪念中国人留美100周年出版的《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1854－1953年)》一书中的历年(大学、大学院)入学人数。两张曲线图虽然可以看出留学人数升降的波动，但因其统计方式和标准(总人数、入学人数)不一，严格来讲并不能从中得到确切的对照数据。还有，因资料所限，《20世纪初日本留学生数的变化》的曲线图中留学数据仅统计到1921年，看不到此后的变动情况。
根据近期的研究成果，拙作《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1906—1944年，1946年)》对解放前留日学生各年度总人数已基本判明，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留学走向的问题，不仅仅是只看清末民初，还应该连接国民政府时期部分，从整体角度重新分析战前中国人留学的走向的变化及其主要原因。
对留美学生的权威统计，应是前所提及的华美协进社的百年统计。此统计不仅有各年度人大学人数，也有历年各大学在学总数的统计。但是历年在各种学校就读的总人数并无系统的统计，只能在当时与留学生相关的各类报道和《教育杂志》、留学生刊物中去查找。王奇生根据各类资料制成了《历年在美中国留学生数》一表。此表年度不全，在其他资料中还可见到1908年(354人)、1916年(1596人)的人数。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1906－1944年，1946年)》之留日学生总人数的统计和王奇生的《历年在美中国留学生数》一表，尽管有着标准不一、年代不全等缺陷，但都是接近总人数的统计，有一定的可比性。近代的中国人留学动态从根据上述留日美学生统计数制成的各年度人数曲线图中可一目了然(见表4)。
说明：1937年4月留日学生数为5934人，1937年12月为403人。
这一曲线图告诉我们，20年代是留美的黄金时代，留美学生在总人数上曾一度超过了日本。30年代初留美进入低谷，30年代中期留日出现了留日史上的第三次高潮。这一现象用阿部洋的教育水准一说已无法解释。日本以速成为主的留学教育早在1907年就已终止，美国留学教育水平优于日本的状况也没有变化，然而中国人的留学走向在30年代中期却又转回了日本。在明确了这一变化之后，有必要重新审视20年代留美和30年代留日高潮的关键性原因。
留学有各种限制和条件，首当其冲的是留学资金问题。阿部洋在分析20年代的留美热潮的原因中主要强调了美国留学教育水平高于日本，把美国实施“返还”庚子赔款培养中国留学生看作是“契机”。
自1908年始，美国开始“返还”庚子赔款为留美学生提供资金。为进行留学预备教育设立了清华学校。此后20年间选拔了大批中国的优秀学生，进行预备教育后送往美国。此项事业持续到1929年。大批庚款公费生连年赴美，学资充足的庚款公费生中不少人一直读到硕士或博士。他们回国后活跃在各领域，显示了美国教育的实力，宣传了美国的教育思想，将留美推向了高潮。美国“返还”庚子赔款为留美学生提供学资的措施，不仅是“契机”，更是引发留美高潮使之持续到20年代末的主要原因。此资金还曾为一部分自费生提
供补助，这更刺激了留美的兴盛。
20年代初的日本留学相反，1922年，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为期15年的“特约五校”条约到期，每年165名公费生的派遣结束。这项公费生的选拔是以考入指定的五所学校为条件的，对赴日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特约的结束自然会对留日有负面影响。
在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后，日本为增强日渐衰落的对中国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于1924年开始仿效美国实施利用庚子赔款的“对中文化事业”，其中有对留日学生进行学资补助一项。日本的做法与美国不同，不是“返还”，而是与中国“共同进行”，整个过程日本始终紧握主导权，两国政府冲突不断，以致走向决裂。1929年国民政府提出废除中日共同文化事业协定、全面返还庚子赔款的要求，在遭到日本的拒绝后，1930年7月，对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发出了停止选拔庚款留学生的训令。此后，日本单独主持这项“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华文化事业”最终变成了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工具。
政策的效果均有滞后期。美国1908年开始的资助留学生的政策，在民国初年收效明显。从1924年开始，留日庚款补助生每年都在300人上下，赴日后可以得到学资补助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自费留学日本。在对30年代留学生的采访中，不止一人提及到日本可以申请到助学金是选择赴日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利用庚子赔款补助留学生的政策对诱致中国青年赴日留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引发30年代留日高潮的原因，比起日本庚款补助政策来，更重要的是30年代中期的金银汇率的变化。当时因金价下跌、银价上升使赴日留学和在国内就学费用相差无几，致使众多自费生赴日留学。
留学走向受留学政策变化、教育水准高低、出入国难易、两国关系明暗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全面观察20－30年代留学走向的过程，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中，留学资金应该是主导留学走向最重要的原因。
四、结束语
为什么国民政府重视理科的留学政策在留日学生中没有得到贯彻?为什么反国民政府的左翼进步青年可以在日本“政治留学”?为什么1930年以后为国民政府禁止的、日本政府单独进行的庚款留学生补助事项仍可以继续下去?其原因均可以归结为不受政府控制的日本自费留学的渠道的存在。
赴欧美各国的留学生如无政府发放的护照便无法出国，因此都会按步就班地领取教育部颁发的留学证书，申请护照。教育部的各项规定对欧美留学生有较强的约束力，其统计也接近实际情况。然而，日本留学生则不同。去日本无需护照，不通过政府批准可自由往来；日本许多学校只要考试合格，无需政府证件即可以入学，中国政府很难控制众多自费留日学生的动向，国民政府领取留学证书以及留学资格等规定对留日自费生无任何约束力。正因如此，留日自费生可以无视政府有关专业选择上的各项规定而赴日留学，反对国民政府的左翼青年可以赴日“政治留学”，自然也可以无视政府训令，在日本申请庚款补助金。留日学生中自费留学生的无政府状态，使日本留学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