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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古代长期的统治思想，儒家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个论断当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儒学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儒学的家庭与社会伦理观以及国内政治思想的层面，但是对中国古代重要政治现象之一的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如何在儒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独特的外交理念、外交体制并在此体制下如何开展对外交流的研究却基本为学界所忽视。2007年9月19日至21日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和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暨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此课题做了初步的、有益的探讨。来自中、日、韩三国的59位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35篇，围绕儒家思想中的涉外理念，儒家文明在中国传统对外政策和涉外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封贡体制的发展、演变及衰落以及此体制对中琉、中韩传统关系的影响等开展了深入研讨，发表了很多真见卓识。
       出席会议的学者认为，儒学的“仁”、“义”思想以及义利观、天下观、华夷观等核心观念，浸透于中国传统涉外事务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理念。有学者认为，儒家的传统外交思想可以总结为“一个核心，一个目标和三个原则”，即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实现大同理想为目标，以“亲仁善邻”、“和而不同”和“以力辅仁”为原则。有学者透过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形成、演变的辨析，认为与国家主体或者民族主体的自觉意识相比，华夷观念更是一种带有文化优劣意义上价值判断的文化自觉，其主要内涵是中国即天下、在文化上严格区分华和夷的界限、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在对待“夷狄”问题上一直有剿抚的不同策略，而这些观念对后世的王朝具有很大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随着3至6世纪佛教的东传、异域高僧的东来及中土求法僧侣的西行，人们的地理知识大为增加，地理视野开始拓展，而佛教经典中蕴含的“天竺中心观”对华夏中心论及华夷观念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使“文化之别”进一步代替了“地理之别”和“种族之别”，但却不能对华夷圈层体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是支撑中华帝国组织系统的最高政治价值的表达，是皇帝君临全部世界之绝对权力的象征，就是当时的人们以中国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自己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所在。而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外交领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学者们也有所涉及和论述。一些学者肯定其积极作用，认为儒学外交思想在构筑睦邻政策以及外交效果上有着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传统的封贡体制在形式上的不平等之下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秩序；也有学者结合中国近代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探讨了儒学思想中的保守因素对于近代外交所起的消极影响，认为传统涉外思想使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形势，仍然坚持传统的华夷观和外交体制，必然和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国际条约体系相冲突，最终在冲击之下衰落、终结。
       与会学者还就在“天下观”、华夷观指引下形成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封贡体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有些学者就唐代的涉外思想的变化、唐朝华夷观的“二元制构造”以及唐太宗的安边制胜之策等有关唐代封贡体制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认为随着国力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唐代统治者的涉外思想发生了变化，外交政策不是严格按照儒家的标准来制定的；这一时期华夷观的二元制构造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程式，华夷观的内涵及外延从而也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导致了封贡体系内容的嬗变；唐太宗对于对外战争的看法和涉外思想受到了荀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以民为本、慎于用兵，王道之举、仁人之兵。以上诸观点勾勒出了封贡体制下唐代外交理念及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的大致脉络。有些学者探讨了中国与琉球的传统封贡关系、琉球留学生在传播汉文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琉球亡国和封贡体制功能丧失等问题，对琉球儒学家程顺则传播儒学的个案进行了分析，廓清了一些历史史实，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研讨了琉球在封贡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日本学者根据琉球在封贡体制下力图进行海上贸易、建立海洋贸易圈的史实，以他者的视界、从周边邻国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传统的“封贡体制”在前近代时期对于东亚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有的学者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日在“球案”事件中采取的不同外交政策作了深入细致的比较，对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外交理念、外交体制和近代西方乃至日本外交政策的区别做了厘清和剖析。也有学者通过论证新井白石的“日本型华夷观秩序”，反面证明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及其封贡体制对周边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作为封贡体制中的典范个案，儒家思想指引下的传统中韩关系是本次讨论会的主题之一，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热点。学者们结合自唐代以来直到近代的中韩传统关系分析了“封贡体制”的性质及作用。在中韩传统文化交流上，有韩国学者考察了新罗中代儒学的传人朝鲜半岛及影响，认为这一时期新罗从唐朝集中引进了先进文化和制度，既适应了唐代力图建立东亚封贡新秩序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罗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内部需求。也有韩国学者透过对程朱理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程的分析，认为程朱理学的传人和传播不仅影响了当时朝鲜的思想界，逐渐成为主流学说，同时也逐渐成为了统治思想，引起了当时政治势力的分化和斗争。有日本学者研究了新罗崔致远和日本阿倍仲麻吕在唐代中国的学习、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入仕经历，认为二者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从而来论证古代朝鲜和日本在“中国化”的历程中的不同及背后映射的民族性格差异。有学者考察了高丽时期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布，认为高丽已然成为事实上的以儒学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国家，对于中原王朝的封贡体制是倾心向化的。也有学者认为，明朝与朝鲜建立的典型封贡关系根基之一是这一时期朝鲜逐渐形成了慕华思想，并深入探讨了慕华思想形成的根源、目的及影响。中韩之间的传统政治关系也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有学者认为，10世纪中叶到12世纪，辽宋丽三国并存，导致了一元化封贡体制向二元化体制过渡，使这一时期的中韩关系带有浓烈的时代特征，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同时也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变迁。也有学者通过对明太祖朱元璋对朝鲜外交政策变化的研究，认为明代初期的外交政策有着外交理念和外交现实的两面性和内在理路的矛盾性，其对朝鲜所采取的灵活富有弹性的外交政策使后来的调整进而稳固两国间的关系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以小见大，通过对明初中朝两国围绕在铁岭设卫的矛盾和冲突的一件具体历史史实的分析，不仅证明了双方的争论是由于对地理区域的不明和行政区划的误读，而且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决定中原王朝采取何种外交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有的韩国学者认为在16世纪末的壬辰战争期间，明朝虽然出兵援助了朝鲜，但却凭借着在封贡体制中的强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朝鲜内政，明朝与日本在战争期间展开的和谈也在一定程度延缓了战争的早日结束；而中国学者则枚举大量史实，否定了明朝通过“封贡体制”干预朝鲜内政的观点，并且认为不能把中国传统的“封贡体制”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宗藩关系混为一谈。而中国学者递交的有关同一历史事件的论文用翔实的史料分析了明王朝对此一事件的反应和决定出兵援朝的原因，认为，尽管壬辰战争中明政府出兵支援朝鲜有顾及自身领土安全的考虑，但其发扬“字小”之仁，倾全国之力拯救封贡体系下最忠诚的藩属之国，最终导致自身实力大为受损乃至最后的亡国，其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有学者对明清之际的中韩关系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朝鲜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在华夷观和国家利益之间作出选择，论证了这一时期朝鲜矛盾的民族性格。对于近代以来的中韩关系，学者们通过对清政府对巨文岛事件的处理、驻日公使与清鲜关系等历史史实的分析，主要探讨了清政府对朝鲜外交政策的艰难转变，认为在近代西方殖民势力东来，国际条约体制开始大行其道的时代，清政府奉行的传统封贡体制步履维艰，开始艰难融入西方条约体制，而传统体制则逐渐衰亡。
       本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儒家文明的涉外理念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原则、体制及政策、具体历史史实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拓宽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的新领域、新视界，为后续研究构建了新的厚实的平台，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的创新意义，而且有助于发现儒学中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的普世价值，建构新形势下蕴含中国文明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从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枣庄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