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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交替演进，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其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导致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分野，国家干预主义开始形成。罗斯福新政是美国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的历史起点；60-8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面对经济滞胀二者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再限于表面，二者的融合正在深化。第三条道路是很好的说明。
       [关键词]国家干预；经济自由；美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1－0173－04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曾随着不同时代的经济形态和发展状况几度沉浮交替。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西方经济学史就是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对立、消长与融合的历史。学界一般把国家干预主义界定为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把经济自由主义界定为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在美国经济史上，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分野阶段(主要是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对立)、消长阶段(主要是新古典综合派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消长)和融合阶段(主要是新凯恩斯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融合)。本文按照思想－政策－绩效的写作路径，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思想的交替演进对美国经济政策及其绩效的影响。
       一、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分野：罗斯福新政
       在古典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时期，经济自由是最主要的经济思想，自由放任是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者以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为基石，认为一切生产要素及其价格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完成均衡。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影响，尤其是政府的各类调节企图不仅不会使情况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此坚持以“市场”为第一位、排除政府行为的影响就成了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可以说，经济自由原则贯穿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是最主要的政策体现。尹伯成说：“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推动当时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经济作用，而且对后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从而他的名字就成了人类经济学说史上一块很少有人能超过的巨大丰碑”。以美国为例，美国从建国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前，一直奉行并实践着自由放任原则，这一历史时期，虽然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但是自由竞争还是能比较有效率地释放出生产力发展的潜能，使美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可以说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活力和财富。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是空前的。1921～1929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93.2％。胡佛总统曾骄傲地宣称：“感谢上帝之助，贫困从这个国家的绝迹指日可待”。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也时常面临经济危机的威胁，通过国家干预摆脱经济危机的呼吁日益增多，尤其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不仅毁坏了各国的经济，还彻底摧毁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信念。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空前的失业现象，打破了古典学派关于市场均衡的就业理论，时势要求建立“一个使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成为可能的运行方式的理论体系”。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诞生。从《通论》出版到60年代中期是所谓的“凯恩斯时代”。
       凯恩斯认为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存在着重大缺陷，由总需求和总供给导致的无失业状态是理想状态，而实际情况是总需求绝不是经常必定与社会总供给相等的，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状况下的一种常态。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主要是“消费倾向”、“对投资的预期收益”和“对货币的偏好”等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无论从先验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总需求不能达到足以购买社会生产的全部商品时，就会出现萧条，从而导致就业量总是小于充分就业水平，总会存在一部分“非自愿失业”。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边际储蓄倾向越来越大，保持充足的私人投资不太可能，因此，政府就需要运用预算使投资社会化，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
       因此，凯恩斯主张扩大政府干预经济力度，一方面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另一方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一样，也是总支出的一种来源。相对而言，凯恩斯更看重财政政策的作用。为此，凯恩斯在政策上摒弃了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主张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美国传统上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罗斯福总统(1933～1945)的前任们都主张无为而治，认为“少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罗斯福上台后从1933年3月9日到6月16日先后通过七十多个新政立法，涉及整顿财政金融、调节工业生产、节制农业发展、举办公共工程等各个方面，史称“百日新政”。从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就密切关注着美国的时局，并多次在《大西洋》、《繁荣之道》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新政”出谋划策。凯恩斯在1933年底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这样说：“如果你成功，各国将进行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试验，而我们也可以把你任总统之日，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在罗斯福政府中负责经济事务的M·s Eccles和L·B Currie两位官员是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1933年5月罗斯福总统实施的“以工代赈”措施，1933年7月的反对金本位制措施、1934和1935年财政赤字措施，都是凯恩斯在英国所提倡的。新政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美国失业率由最高峰时的25％下降到3％，失业人数大为减少，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罗斯福总统完全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以上研究表明，罗斯福新政的许多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创造性的成功实验。由于采取了积极的国家干预措施，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20年的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一方面使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及其自由放任原则遭到严重打击，另一方面使凯恩斯主义及其国家干预原则大行其道，国家干预主义
       成为最重要的政策指导思想。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人，在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上继承了罗斯福新政的理念和政策主张，使罗斯福时期的许多改革政策和措施得以保留并使其法制化和制度化。
       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内和经济政策层面上，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国家干预主义开始形成，与经济自由主义正式分野，成为西方经济思想和政策领域内的两条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讲，罗斯福新政是美国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的历史起点。凯恩斯主义不仅在美国取得了成功，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消长：经济滞胀的治理
       尽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干预主义(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居主导地位，但经济自由主义从未消失过，很多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信念的经济学家通过对国家干预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来继承和发展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哈耶克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面对70年代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开始“失灵”，并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怀古情绪，使得新自由主义迅速传播。到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阵营包括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人力资本论、产权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完美的，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社会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现实经济生活中可能也会出现偏离均衡水平从而产生失业和经济波动的现象，但这种失业是自愿失业，经济波动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很快就会消失，所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完全没有必要，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只能是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他们认为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从而主张放弃国家干预，恢复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机制。
       1974～1975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联邦预算赤字达到战后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工业生产却出现下降，失业率达到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凯恩斯主义面对滞胀束手无策，并且“70年代滞胀之于凯恩斯经济学如同30年代萧条之于古典派正统观念一样”。使其陷入重重矛盾的境地。在此背景下，新经济自由主义从7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主要国家受到青睐，成为这些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根据。最典型的是美国总统里根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形成了“里根经济学”。它在学理上，是对盛行于战后并于五、六十年代达至顶峰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潮的逆向调整；在政策上，则以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平衡财政预算和放松对工商业活动的管制为重点，以求激活在以往国家干预经济中遭到相当程度禁锢的市场机制，强化美国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激励创新。正如1984年里根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所说，我认为我们的价值之根本就在于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的核心是经济上的自由；如果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得到了自由，就不再需要任何人向他们发号施令了。这至少是向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论发出的挑战。里根政策的效果在1983年美国经济开始回升中得到表现，由于减税增加了积累，增强了个人消费能力；消费诱发了投资，刺激工商业与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对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活期存款实行控制，使通货膨胀率明显减低，从1980年的12.4％下降到1982年的5.1％，并继续呈下滑趋势。所以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里根经济学标志着美国宏观经济的一次重大转变。
       萨缪尔森等人则进一步拓展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而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中趋向于一种充分就业的均衡，但70年代以来，工资成本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同时新技术革命使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使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因此新古典综合派提出了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失业并存理论。
       托宾认为，应付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基本对策是收入政策，即限制各个生产要素收入的增长率，限制物价上涨的政策；应付结构性失业的基本对策是人力政策，即联邦政府通过就业指导和对劳动力的重新训练，促使青年和非熟练工人找到工作，扩大就业量。事实上，新古典综合派是在借鉴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就业理论。从而提出将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微观化和多样化。托宾认为为降低失业率的预期值，应当推行规范的劳动市场、人力政策和人力资本政策。所以，新古典综合派是以经济体系稳定为前提，提出“微调”经济的主张，开始借助市场与技术相结合的手段来解决就业问题，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就业理论，给人力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导致了美国70年代后的“微调”(fine－turning)政策。1973年美国政府颁布“全面就业和训练法案”，批准了全国性的就业和训练服务计划。1976年颁布《终身学习法》，并在联邦教育部内设立终身教育局，许多州都制定了继续教育计划。美国从70年代用于人力计划的支出达50亿美元，比60年代增长了近20倍。美国政府的人力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人力政策通过立法、人力计划、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加强就业服务等措施来消除劳动力面临的就业障碍，为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人力政策在西方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结构性失业问题，减少贫困、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合理配置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
       就60－80年代的美国经济而言，在经济思想领域内和经济政策层面上，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二者的竞争日趋激烈。一方面，随着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了很大限制，但它并没有沉沦。
       三、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的融合：美国新经济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成分，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凯恩斯主义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是非出清的，劳动市场上经常存在着超额劳动供给，存在失业。经济中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对于整个经济而言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概念，并且从微观的角度解释自己的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论证工资、价格粘
       性的基础上，提出为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
       他们认为国家的干预力度宜缓不宜急，过急过猛都会与经济缓慢的变动过程脱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秩序混乱。货币政策必须渐进实施，国家通过限制措施调节银行的信贷配给数量，这些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效果；而财政政策的实施，则会由于现在财政支出的增加而产生溢出效应，通过乘数增加未来的收入。政府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抑制工资、价格的粘性，以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从而稳定经济，增进社会福利。因此，强调微观经济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在政策操作上，他们针对新古典综合派倡导的“微调”政策，设计出粗调政策，以抵消或避免宏观水平波动的问题。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对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施政方案产生巨大影响，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形成。“第三条道路”以新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为理论依据，既强调经济自由，又强调国家干预，从而表现出较强的中间性。其特点是：第一，强调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作用，即该政府干预的地方绝不任市场放纵，该让市场自由操作的地方政府决不插手。布莱尔提出的口号是：尽可能“市场”，必要时“国家”。第二，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公正，反对“野蛮资本主义”，主张创造出一种新的混合经济，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是广泛的社会后果。第三，既反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推崇的“福利国家”，又不同意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反对搞“福利国家”，而是将投资重点由公益事业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改革后的福利国家要成为一个社会投资国家在风险和安全之间，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第四，在经济调节政策方面，第三条道路的特点是供求调节并重。第三条道路主要以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等的经济政策为代表。
       克林顿上台后，为适应“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干预经济的目的主要是推动对未来的投资，增强美国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地位，而且着重于供给方面，特别强调民用高科技的发展。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税减支，缩小赤字以增加投资、增加供给的政策；二是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明确的产业政策；三是其增税政策主要是向富人开刀，不仅提高了最高税率，而且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高收入者加征10％的附加税，使他们纳税的实际税率达39.16％。上述措施的实施，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后半期出现了“两高”和“两低”，产生巨额财政盈余的局面。
       杰弗里·弗兰克尔在《90年代美国的经济政策>一书的前言里写到：“克林顿执政贯穿了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将记住这一时期美国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克氏根据美国经济现实，借鉴战后日本和德国等国的成功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克林顿经济学”。从理论上讲，克林顿经济学是一个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混合物。克林顿政府既反对自由放任。又反对过分干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将走第三条道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为美国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并促成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长周期的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内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再限于表面，二者的融合正在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放任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第三条道路就是很好的说明。
       四、比较与借鉴
       从经济史实证的角度来看，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交替演进是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变迁而展开的，并对美国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思想的演进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正确地评判美国的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注重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与融合研究。从美国经济史过程来看，二者呈现交替发展情况，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侧重有所不同，问题只在主次之分和领域之分，单一的国家干预或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片面强调市场调节或宏观调控都会导致经济发展的波动，而反其道行之又会导致新的波动。美国经济正是在这种不断波动与反波动中实现着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互补与互矫，推动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就中国现状而言，适度的自由放任与适度的国家干预应是理性选择。
       (二)强化经济学理论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美国历届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都有一定的经济理论作指导。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经济理论根植于美国经济的变迁，另一方面，美国历届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也得到了经济理论的指导。就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建设而言，我们应该强化经济史的实证研究，推动经济学理论发展，从而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责任编辑：王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