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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卡尔维诺将宇宙万物纳入存在范畴，其存在观带有强烈的生态关怀意味。智性和幻想是卡尔维诺小说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其小说主人公通过漫游、观察和冥思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态度：接受现实但不沉沦于现实，从另外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在追寻事物的感性显现中诗意化生存。
       [关键词]卡尔维诺；存在；生态关怀；诗意化生存
       [中图分类号]1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1－0079－06
       卡尔维诺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并成为其中最为绚丽独异的风景，更多地是在后现代形式主义的意义上被欣赏和接受的。其绝异于传统小说的创作技法、特立独行的先锋姿态，无疑给小说创作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然而，他的小说何以表现出这样的姿态和特质?追问之下我们发现，他的后现代叙事景观缘于一种更深刻的后现代精神，即如大卫·格里芬所说的“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的后现代观。在其智性作品中，卡尔维诺将宇宙万物纳入存在范畴，在对人对物的深切观照中绘制了严整有序的世界图式，其存在观带有强烈的生态关怀意味。
       一、宇宙观
       卡尔维诺崇尚科学，也是具有深厚科学素养和宇宙情怀的小说家。他善于从整个宇宙的角度入思存在，不过，卡尔维诺并没有留下专门讨论宇宙的科学著作。他的宇宙观散见于他对经典的解读和他的小说《宇宙奇趣》、《命运交叉的城堡》、《帕洛马尔》等。在他的评论集《为什么读经典》和《美国讲稿》中，他多次把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奥维德的《变形记》、普林尼的《自然史》和西拉诺的《月球之旅》等放在经典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在对这些诗人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精神的诗人的认同中确立了具有后现代精神特质的宇宙观。
       卡尔维诺谈到卢克莱修、奥维德和西拉诺时，表达了自己对宇宙的基本看法。借助于对他们的诗篇的评论，他赞同这样的观点：一、世界是由基本元素构成的，不管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事物都是少数的、极简单的元素的不同组合。二、宇宙原本没有中心，所有事物无一例外地可被分解为基本粒子，“一切形式都平等地存在”，在权力和价值上没有大小之分。三、由基本元素组成的世界万物是统一的，并且相互关联，无论是事物还是生物，它们共同处于浑然和谐的宇宙整体之中。
       至于人和人在宇宙中的存在序位问题卡尔维诺表述了这样的观点：首先，人和其他物质一样由基本元素构成，人是多样性世界上的一个普通的生物种类，而个人又是其中的一个偶然存在。“每个物种与个体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一条变化和演进的链条中的一个偶然环节。”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一个一下子就成为全部的全部：元素是有限的，它们的组合却可以成千上万地倍增，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找到了一种形式和意义，在一团无形式无意义的尘埃中受到了重视……；其次，人类具有美德和智慧，是卓越的，但人也是有局限的。人类受制于自身的不完美，他必须小心地标示出这个世界的界限，否则他将迷失在无限丰富多样的世界里。三、宇宙无始无终，而人类有生有死，“人类世界既非永恒的世界，亦非惟一的世界”，所以宇宙万物的存在更值得我们关注。
       卡尔维诺关于事物的统一性的宇宙观使他的创作获得了一种宽广的视野，大自然和宇宙是卡尔维诺小说最重要的叙述场域，甚至直接是小说的主体。《宇宙奇趣》就是以宇宙为中心场域和主体的一部小说。叙述者是一个叫QFWFQ的没有本质、没有具体规定性、没有明确存在时空的物质，它既属于宇宙大爆炸之前又属于无限久远的未来，既具有无限可感性又极具抽象性，它一会儿是一粒宇宙微尘，一会儿是软体动物。但它又是一个高度人格化的形象，它的性格、心理和行为都具有人的特征，有时干脆就是人。看《螺旋体》中的几段：
       由于我没有形态，我觉得自己就在所有形态中，能做所有动作、怪样和弄出点动静。总之，我的思想没有什么限度，而且不是思想，因为我没有一个可以思维的大脑，我的每个细胞都想自己一次可以想的，而且不是通过形象思维，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形象，而是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感到自己在那里，并不排除其他方式的感觉。
       我那时的条件是丰富的、自由的、满意的，……跟后来的种种限制相比，在想到要以一种形态排斥另外一种形态，会觉得突然那么身不由己，所以说还是我那时的生活最美好。
       每个个体当然有自己关心的事，但其他个体的存在使我安然，向我表明我周围是一个可供居住的空间，让我不再怀疑只有我存在，否则我会觉得在被流放。
       虽然这个QFWFQ在此篇中以一个软体动物的形象出现，但毫无疑问是拟人化的，似乎是一个人在追忆自己曾是软体动物时的种种感受和世界的样子：世界本是自由而和平的，容纳无限丰富的多样性，每个物种都是拥有自身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每个个体各归其位、各安天命，彼此关联又互不相犯，“从生命拥有者的观点来看，生命不能以质或量来评估，也不能与其他生命作比较。”万物平等共在，卡尔维诺描绘了宇宙本来应有的美好图景。
       卡尔维诺既是个整体主义者——主张世界的和谐统一，同时又是个个体主义者——尊重宇宙中每一个个体。在现代性所珍视的个体主义话语发展到后现代之后，卡尔维诺将对人类个体的尊重态度推及整个宇宙，试图在现代性个体主义消解了社会等级制之后，进一步在后现代的解构、去中心力量中消解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卡尔维诺世界观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种信念，也是他的作品不注重描写社会关系中的复杂人性而注重描绘宇宙存在图式的原因，他的宇宙观实际是基于生态整体的存在观。
       卡尔维诺不仅认为宇宙万物是平等的，他甚至表达了这样的生态伦理思想：“亲近性存在于现存世界一切形象与形体之间，不管拟人化与否。动物群、植物群、矿物界与苍穹在它们共同的物质里包含了形体的、心理的与道德的特质，这些通常被视为人类的特质。”大自然虽然无言，并且在本质上外在于人性，但大自然在最根本处却与人类心灵相通，人类最原始的梦境和思想就是在自然这神秘的母体中孕育成长的。卡尔维诺的宇宙观和存在观其实已经具有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深生态学的伦理意味：所有生命个体能够自我实现和自我管理。
       二、现实困境与美学追求
       历史进入20世纪中期，人类思想关注的核心早已从宇宙空间转向人际间、从旷野转向城市，宇宙空间和自然事物对人的影响越来越薄弱，而技术、劳资、福利、市场等经济观念成了支配现代人的绝对理念。随之而来的，是人类视野的萎缩和感性的丧失，人类被日益繁杂的利益性考虑拖向沉沦的深渊，无法感受来自宇宙和旷野的召唤。
       作为20世纪的小说家，卡尔维诺无疑遭遇了现代社会普遍的精神困境。然而卡尔维诺在20世纪的文学主流之外另辟蹊径，没有像现代主义的众多流派那样把视野局限在作为主体和个体的人的存在之痛上，而是把整个自然、宇宙和人纳入存在范畴，致力于恢复人在宇宙中的存在序位，探讨一种诗意化的审美生存途径。在评论博尔赫斯的创作时卡尔维诺归纳了20世纪的两种创作倾向：“二十世纪文学主流是在语言中、在
       所叙述的事件的肌理中，在对潜意识的探索中提供与生存的混乱对等的东西。但是，二十世纪文学还有另一个倾向，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少数人的倾向，其伟大的支持者是保罗·瓦莱里，他提倡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界的混乱。”卡尔维诺本人正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卡尔维诺初入文坛时曾试图以青年作家必须履行的责任而“表现我们的时代”，并且以新现实主义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在文坛崭露头角。然而他发现沉重、惰性和不透明性的社会现实与自己的心性发生了矛盾，尤其与自己的文学理念发生冲突。热爱大自然并且具有科学精神和宇宙意识的卡尔维诺不想让自己艺术世界的图景混同于现实，从而与世界一起“变成石头”。在20世纪已变得狰狞丑恶的人类社会中，人将如何存在?这是卡尔维诺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之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刻关切和终极追问。在《看不见的城市》的结尾，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之口做出了回答：
       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存在着两种免遭痛苦的法子，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持续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从文艺复兴开始进行的现代化运动中，人类毫不客气地将自身设定为宇宙的中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日益恶化，到了20世纪，人们普遍感觉人类生存的世界形同地狱，感觉到生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在这种极端恶化的生态和人文环境中，人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卡尔维诺从柏尔修斯战胜妖魔美杜莎的神话故事得到启迪，对待已经妖魔化的生存现实应该采取第二种法子：接受现实但不沉沦于现实，从另外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在幻想的和非理性的诗情中观照世界，在追寻事物的感性显现中建构诗意化生活秩序。基于这样的存在观，卡尔维诺在处女作之后转变了创作路向，外部世界不再以人类社会现实的面貌进人他的创作视野，他不再关注人的悲剧性存在，而是把视域放大，把物的世界纳入整体存在的范畴，努力使意识回归宇宙和旷野，在超越性的意义上人思存在，从此开始了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界的混乱的幻想之旅。
       对大干世界的事物给予关注，这是卡尔维诺特别赞赏保罗·瓦莱里和弗朗西斯·蓬热的原因，也是他小说的显著特色。他认为，对事物的关注并非出于任何外在理由，不为有所象征，不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也不为服从某些美学原则，而只为了事物本身，“为了重建与事物作为事物的关系，与一种事物和另一种事物之间的差别的关系，与所有事物跟我们的差别的关系。”而事物与事物、事物与人的关系中蕴含了最本真的存在体验，事物中包孕着宇宙本身的秘密秩序。他引用蓬热对蜗牛的赞颂来为人树立榜样：“它们的工作包含的东西，不涉及任何外在于它们、外在于它们的必须和必要的东西。没有什么是与它们的身体存在不成比例的。没有什么是它们非必需和非根本的。”这间接地指出人在本真的存在之外附加了太多的东西，而这正是人的痛苦的根源，也是人类精神生态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
       至于呈现事物的方式，作为小说家的卡尔维诺与诗人蓬热不同，无法借助意象的罗列直接描述日常事物，他必须给事物特定的场域，必须借助一个基本的情节。这正是卡尔维诺小说特别注重幻想性的原因。在《美国讲稿》中他认为幻想是与宇宙灵魂等同的东西，它向世界提供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它超越自我，超越主观，进入无限。他说：“幻想是一部电子计算机，它储存了各种可能的组合，能够选出最恰当的组合，或者选出最有意思、最令人高兴、最令人快乐的组合。”既然宇宙是由最基本的元素组成，文学就应该是由实存的或幻想的各种形象组成的另一个可能的宇宙。在这个审美式微的时代，卡尔维诺特别把形象鲜明作为需要拯救的标准，因为人的记忆已习惯于不断被外部符号世界充填各种垃圾形象，而“丧失了这样一个人类基本功能：人能闭着眼睛看东西，能够从白纸上印的一行行黑字中间看到各种颜色与图形，能够依靠形象进行思维。”这种能力的欠缺其实就是幻想能力和感性思维能力的欠缺，这直接导致了现代人在混乱的现实中无法自拔，只能被现实同化的悲剧结局。卡尔维诺在小说中，按照宇宙基本元素的组合规律，经由文字，清晰地呈现事物，这些幻想元素的可能性组合使他的作品带有清新如初的宇宙气息和鲜明生动的可感性，从而使他的作品获得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能够超拔于现实之上，绘制宇宙和人类精神本应具有的秩序。其《宇宙奇趣》、《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帕洛马尔》等都是由幻想元素组合成的小说，这些小说中传统的情节和人物性格因素被压缩到最低，充其量起到串联作用，而占核心地位的是清晰可见的事物形象，在虚构的幻想中，卡尔维诺给“非地狱”人和物以足够的关注，而关注就是“让出空间”。
       与宇宙观和美学追求相应的，卡尔维诺小说的叙述场域具有无可置疑的广阔性和包容性，他的小说很少直接切入实际存在的人类社会，他往往给小说设置一个遥远的时间和巨大的背景，其中大自然和宇宙在他的笔下具有本体论意义，这也是他的小说一以贯之的特质之一。《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虽然是以意大利抵抗运动为现实背景，但它并不完全是写实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存在意味很强的一部小说，关注个人在不可抗拒的时代中的孤独命运，作者把大自然作为人的个体性得以实现的场所写进小说，幻想性和形上色彩极其强烈。《阿根廷蚂蚁》和《烟云》两个短篇小说直接揭示了自然生态的失衡，现实批判意义在所有小说中算是最强的，然而批判意义仍然是潜在的，在描绘已被破坏的大自然之外，作者仍为我们提供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化自然。《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更是把叙述的背景设置在遥远的古代，大自然是三篇小说共同的空间背景。“自我”的主题与大自然的氛围水乳交融，表明真正的自我的实现是决然离不开自然的。而《宇宙奇趣》直接把原始洪荒的宇宙作为小说的绝对场域，以科学为出发点，同时又驰骋着瑰丽无边的幻想，科学与诗情水乳交融。
       三、诗意化生存
       卡尔维诺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拒绝被现实同化的人，是卡尔维诺所说的通过第二种途径生存的人，他们能够在混乱拥挤的现实生存中为自己开拓空间，同时给物以空间，说到底，他们就是坚持一种生活中的审美精神和省思能力、进行诗意化生存的人。至于人如何开拓空间和诗意化生存，卡尔维诺提供了几种方式：旅行(或漫游)、观察、冥思。
       现代人的生活空间被挤缩于烦乱的城市中，城市的居所形同鸽笼，居所本来具有的原初的“家园”意义已不复存在，“住宅和寺庙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可这种神圣性在现代城市的意义上已丧失殆尽。在城市中，我们失去了自然，失去了和物交谈的能力，失去了人与人的信任和理解。人变得日益势利，日益枯萎，城市变成了一座牢狱。对远方的渴望成了人们回到被忘记了的本原的最基本的渴望。不过卡尔维诺与19世纪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并不试图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之外发现世界，本质上他不是悲观主义的。短篇小说集《马科瓦尔多》中，马科瓦尔多是城市居民，是没有产业的城市劳工，他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开车去郊
       外旅行，他只能在城市中漫游，但他的漫游不像波德莱尔一样去发现城市中的恶，而是要发现城市中隐存的自然的信息。他不是诗人，但具有诗人的审美情性。他漠视城市中大众传媒制造的各种流光溢彩的视觉图像和时尚符号，但“一片高挂在树枝上的枯黄的叶子，一根缠悬在红瓦上的羽毛，他却不曾遗漏；马背上的牛虻、桌上的蛀洞、人行道上压扁的无花果果皮，马科瓦尔多不会不注意到；四季的变化、心里的欲望和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这些他都能发现。”(《市区的蘑菇》)他在假日城市的道路上徜徉，“用另一种方式来看所有的东西：马路像山谷、或像干涸的河床，房屋则是险峻山岭的大石，或礁石的岩壁。”(《归他所有的城市》)他甚至在电影提供的虚拟空间中去印度旅行，“因为巨大的银幕足以展示最宽广的画面，辽阔的草原，连绵的山峦，非洲的丛林，鲜花遍野的岛屿。”鲍勒诺夫说：“这种抛弃前进的目的，这种内在的无目的性，才真正是散步的生活作用。人从文明强加于他的有计划的追求目的中折返回来，走回到早先的、我几乎可以说是史前的状态中，他才能自由地欣赏纯粹的现在。”马科瓦尔多就是这种能随时在漫游中回到原始之处的幸福者，无论他的现实状况如何不堪，他都不失为一个诗意存在的人。
       与旅行相应的对待世界的方式，就是观察——以目光开拓空间。在另一个旅行者的故事《看不见的城市》中，我们感受到事物的存在——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马可·波罗的眼睛和心灵赋予了它们存在空间。《看不见的城市》每一章描述一个城市，然而这篇小说最基本的元素并不是城市，而是构成这些看不见的城市的万事万物，马可·波罗描述的每一座城市都是物的集锦，比如：
       来到菲利德，你会非常欣赏架在运河上的各式各样的桥梁：驴背式罗锅桥，有顶棚的桥，有柱脚的桥，驳船托着的桥，悬空桥，带雕花栏杆的桥。还有临街的各式各样的窗子：双扇窗，摩尔式窗，哥特式窗，镶着半月形或圆花饰磨砂玻璃的窗。各种材料铺砌的道路：鹅卵石、青石板、碎石子，还有蓝色与白色的瓷砖。城市的每个地方都向游人展示着她令人惊奇的景色：城堡墙头上伸出来的一丛刺山柑，梁柱端的三个女王雕像，洋葱式圆屋顶上串着三个小洋葱加一个尖。”
       马可·波罗讲述的55个城市没有哪一个是实存的，然而也没有哪一个是全然虚构的，不过是旅行者马可·波罗把他眼睛所看到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排列而已。马可·波罗为忽必烈汗呈现的是一个无限丰富的、感性的世界，征服可汗的是一种注重微观、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存在态度，也是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审美的生存态度。这种态度把一个征服者——征服宽广辽阔的疆域，拥有无限的财富和无上的权力的——忽必烈汗拯救出绝望的深渊。
       马可·波罗不向可汗“提出关于饥荒、舞弊和犯罪阴谋的警告，或者报告新发现的绿松石矿，或提议购买镶嵌宝石的刀剑”，而只会告诉他“某人晚上坐在自家门槛上乘凉时想些什么”，以功利的眼光看，这样的跋山涉水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然而对世界的观察本身，对于与己无关的其他人的关注本身却构成了生活最本质的意义。马可·波罗在观察世界的同时也拥有了世界，“他迎向世界，信赖地奉献自己，让世界参与他之中，并要立即衷心地回答它，让它的力量和自己的力量相互作用。”这样的拥有方式与忽必烈汗征服和占有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后者的方式导向的最后结果只能是绝望，而前者的拥有方式却使主体获得了一种亲切的在家园感。忽必烈汗和马可·波罗代表了两种看世界的方式：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它从宏观着眼，着力于认识和征服，而征服过后留下的是无边的虚无，就像忽必烈汗发现棋局终了“最终的胜利也不过是一方刨平了的木头”。而马可·波罗在这方刨平了的木头当中却读出了最细微的生命感受：
       “陛下，你的棋盘是两种木头镶嵌的：乌木和枫木。你现在注视的方格子，是一个干早年份里生长的树干上的一段：你看到它的纤维纹理了吗?这里是勉强可见的一个结节：早春萌生的树芽被夜间一场霜给打坏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孔。也许曾经是一个幼虫的洞穴，不过肯定不是蛀虫，因为蛀虫一生下来就不停地挖洞……”
       在一块光滑的空木头上能看出如此之多的事物，体验到如此新鲜活泼的生命感受，这样的人生必定是丰富的和诗意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习惯于用理性思维尤其是工具理性思维去对待世界，人类在获得暂时的利益的同时，却失去了审美精神，从而导致生命感觉的枯竭和诗意的丧失，也导致了信仰的崩溃和价值的沦丧，存在成为荒谬的和悲剧性的。歌德说过：“我们在投向世界每一瞥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在整理着世界。”这种整理其实就是还世界以秩序，同时也是整理着我们人类自身的精神秩序，这是现代人免于在现实中沉沦的存在之道。真正的存在是什么?存在是观察者在与物的互相融合与吸收中体悟到的纯粹经验。“回到事物本身”，现象学的箴言揭示了存在的真谛!
       歌德说：“没有了思想，观察是什么呢?”《帕洛马尔》写的就是一个以美国天文台的名字“帕洛马尔”命名的人物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和沉思。帕洛马尔似乎生来就为观察，假日中他观察海浪、落日，观察乌龟交媾、倾听乌鸫啭鸣，观察草坪，观察月亮和星辰；在城里生活的日子，帕洛马尔也在观察，观察大地，观察壁虎和椋鸟，购物的时候观察鹅油、奶酪、柜台，在动物园里观察长颈鹿、白猩猩和有鳞目；旅游的时候观察沙庭、观察蛇与人头骨，观察布鞋。总之，大干世界的各种意象无一不进入帕洛马尔的视野。在观察中他感到“无穷无尽的、哑口无言的事物之中，一种召唤、一种表示或一个眼色出现了，某种事物脱颖而出，要意味什么……意味什么呢?意味它自己。”观察对帕洛马尔来说是下意识的，在观察中他能够进入事物之中，进入世界的和谐秩序。然而，在观察事物之外，人和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进入他的冥思范围，尤其是“和谐”问题。他“希望在这不协调的世界上找到某些和谐的图案。”可他的寻求和希望往往落空，他发现要确定自己在无穷无尽的事物之间的准确位置是容易的，“他观察星辰时已习惯把自己看成宇宙中既无名称又无形状的一个小点，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存在；现在要和人们打交道，要使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便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何在了。”在“既无规则形状又无逻辑可言的生活现实”中，每个人都把自我设定为中心，嫉妒、偏狭，拼命去挤占别人的空间，而不是尊重别人的主体性，彼此让出空间，人和人的关系自然难以达到和谐状态。而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又怎样呢?帕洛马尔在肉店购物时看到标示出各区域美食意义的牛的轮廓图时，想到：“这是一种人类生活环境的地图，它与圆形的地球平面图一样，都记载和确立了人类自己赋予自己的权力，即无限制地占有、瓜分、和吞食地球的七大洲或动物的身躯。”世界本来是和谐的，可是人类参与了这个世界的进程，人类狂妄地将自身设定为世界的统治者，肆意扰乱世界的正常秩序，从而给整个生态圈造成伤害。毫无疑问，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世界不和谐的罪魁祸首，卡尔维诺通过这个代表人类整体的帕洛马尔的眼睛进行观察，通过他的思维进行反思，有了这样的眼光和态度，世界和人类世界重归和谐将是可以期待的。
       从上述宇宙观、美学观和小说特质看，卡尔维诺是一个具有生态自觉的后现代小说家，他从去中心的视角把宇宙看成所有存在者共同的家园，在生态存在的整体高度进行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思索。“诗意地栖居”，人类由征服者变成存在的守护者，人类的力量体现在对这种世界基本关系的实现之中。这是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局限之后人类应该具有的价值视域，这个主题也应该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应关注的宏大叙事主题，是一个文学家应该深刻思索的时代命题。卡尔维诺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创作呼应了这种后现代价值观，他对个体元素的重视、对宇宙万物的尊重，使他的创作具有生态论和存在论的深度。同时也使他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后现代叙事景观：长篇小说基本都采用短篇小说的组合形式，叙事元素平等共在又严整有序，呈现为玲珑剔透的晶体模式，在形式上完美地展现了世界的和谐与秩序。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