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编者按]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展开已整整30年。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的辉煌成果震惊世界，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有了一个良好开局。与中国经济社会取得的光辉成就相比，30年来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进展如何?我们如何在中国文化学术这一既定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为此，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开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的成就与展望”专栏。期冀学界同仁在回顾总结30年来中国文化学事业的成败得失的同时，为其未来的发展共同谋划，开创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美好明天。
       [摘要]本文通过对1978－2008年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回顾发现，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呈现阶段性变迁。而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研究及应用的必然结果，也是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的必然需要。中国的经济实践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原动力，而国际学术资源的共享、学术研究的频繁交流又为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理论必将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关键词]研究范式；方法论；经济理论；展望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1－0051－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学研究及其成果几乎无法影响政府决策，而仅仅为各种重大政策的出台给予事后的解释，另一方面所有的经济研究基本上被统一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之中，学术规范是完全单一化的。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转型，至今已经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历程中，经济体制和经济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践的改变必然要求理论的变革。同时，经济转型的成果也对经济学从形式到内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变革和发展。
       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摸着石头过河”，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走的是一条不同于他国的道路，因此转型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去评价、去解决，更需要理论的指导。独特的转型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及其发展历程也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特色”的历史烙印。正如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实践，中国经济理论也同样逃脱不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交流与碰撞，因此，在转型的背景下，本文将重点探讨三个问题：1　中国经济理论的范式是一直固守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范式”，还是已经改弦易辙融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还是“苏联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已经走向融合；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2　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历程；3　中国基本的经济理论如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理论等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下面我们将重点追溯或者回答以上问题，并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二、研究范式的变革与发展历程
       中国经济理论在转型之前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可以称之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为“苏联范式”。但转型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越来越感觉到“苏联范式”与现实的冲突，他们认为“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过于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对于“苏联范式”，中国经济学界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坚持在原有的范式基础上，加进一些“创新”的东西，一些能够反映实践新发展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反映在一部分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的论文当中，反映在那些试图构造新的理论，包括引入其他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的论文当中，也反映在那些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理论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改造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倾向当中。与此同时，在一部分较早学习和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中间，产生了另一种倾向，认为原有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过时的，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此应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运用100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因此主张彻底摒弃“苏联范式”。第一部分人其实就是认为原有范式基本上还是可用的，但存在着缺陷，因此需要做的只是修改或补充。这一种主张对原有范式基础上加以改造的范式被经济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以与“苏联范式”相区分，这种共同的观点在转型中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是经济学界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第二部分人其实就是主张彻底融入西方经济学范式。转型期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就是在这两种范式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两种范式之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引入(1978－1991年)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从70年代末西方经济学开始引进和研究，但中国的国情和长期形成的价值理念决定了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可能一下子占据主流地位，只能处于初始或者萌芽阶段。反观马克思主义范式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发展迅速，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的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该时期中国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产业结构调整等等的解释。与此同时，西方经济理论及其最新研究成果也开始被引进、研究及应用，主要有均衡与非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等。
       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成熟与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发展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的十四大正式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起两方面效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成熟和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的迅速发展。不少经济学家继续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对新背景下的经济问题进行探索，尤其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进行的探讨；(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等等。与此同时，由于国企改革的迫切需要以及与马克思主义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兼容性，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产权理论开始引进并广泛研究。同样出于精确测度和预测的需要，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日益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视，并开始大量应用。实证方法的广泛普及，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迅速发展。
       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的融合阶段(2003－)
       200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尽管有待完善，但还是标志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使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在中国经济学界广泛应用，而且日臻规范，其标志是中国主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等刊登的文章几乎全部是采用规范的实证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对重大政策上的总体把握或者价值判断：如刘树成(2007)认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经济发展理念的重要变化；田国强(2007)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制度变迁或体制创新的过程。经济学从来离不开规范分析，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规范分析和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实证分析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他们不仅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呈现日益融合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
       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几乎是和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也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分析到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逐渐过渡、融合阶段。经济转型以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几乎全部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侧重于依靠逻辑推理构造抽象的理论和规律，而疏于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和分析。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随着新一代经济学者的成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逐渐被推广采用。由于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比较熟悉，在这里，重点探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演变历程。我们认为，实证方法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1　统计分析方法
       利用统计学方法，计算所选定的指标数值，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所采用的数据基本上来自中国政府的各级统计年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宋泓、柴瑜(1998)计算三个指标即EIFV(价值增殖效应)、EIFX(产值利税效应)和EIFAX(资产利税效应)，以此反映三资企业对我国工业结构效益的影响；张文中、田源(1989)通过计算储蓄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利率、居民收入增长率、社会总产值指数、工业总产值指数和农业总产值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以此揭示储蓄增长与物价上涨、利率、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2　计量回归分析
       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变量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但设定的模型非常简单，而且往往用宏观数据代替微观数据进行分析，以致得出的结果没有说服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平(1997)设定三变量回归模型，用统计年鉴上的宏观数据分析居民微观消费行为，最终得到1981—1994期间城市居民消费函数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回归的结果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3　规范的实证分析；
       在这一阶段或层次，中国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越来越接近规范的实证方法：首先建立变量之间的数学模型，然后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除此之外，规范性还表现在数据质量上，特别是最近几年，大量的微观数据的采用，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走上了规范的实证分析之路，尽管与西方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经济学者们重视微观数据的获取并以之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这方面的成果有：尹恒等(2007)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个人的收人流动性进行的经验分析；孙文凯等(2007)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进行的经验分析。
       此外，中国经济学界也注意借鉴西方经济学其他的研究方法，如博弈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法，进行非实证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傅江景(2000)用博弈论研究集体腐败问题；谭松涛等(2006)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为股民的过度交易与过度自信相关；林树等(2006)运用心理学研究发现，无论股价连续上涨还是下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个人投资者或潜在的个人投资者中，“赌徒谬误”效应对股价序列变化的作用要强于“热手效应。
       四、中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
       中国转型期的制度背景、价值理念等决定国外的理论不可能全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及相关研究方法发展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开创和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理论，这里以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理论为例探讨中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历程。
       1　收入分配理论
       1978年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相应的体制和制度改革也随之发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也从此开始了从以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的演变历程。占有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不同，按要素进行分配所获得的收入可能也不同，所以90年代初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转型期收入分配的研究正是基于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的背景下展开的。而赵人伟等1999年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尽可能地介绍或使用了国外同类研究中使用的已经非常成熟的方法，如测度收入差距的方法和分析影响收入差别变动的切人思路，比如几种回归计量分析法、收入分配极化趋势测度法等等，从而为中国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而恰当的分析方法或研究角度的介绍和使用是如此之重要，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收入分配领域里的研究水平，因此该书的出版为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经济学界对于收入差距的初期研究基本上集中在静态分析或者比较静态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通过计算某年或某段时期的各种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来反映不平等的程度，这方面的指标有熵指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等；其二，研究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赵人伟等(1997)认为至少应该考察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即经济增长或发展、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和经济政策及其变化。这三方面的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都有扩大的一面，又有缩小的一面，但扩大的效应起了主导作用，所以收入分配的差距总起来说是扩大的。最近几年，对收入差距的研究开始由静态转向动态，由研究短期不平等转向长期不平等，即开始关注收入流动问题。而各种微观面板收入数据的可获取性则大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脱颖而出：尹恒等(2007)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间两次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个人的收人流动性进行的经验分析，孙文凯等(2007)利用农业部1986－2000年间六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进行的经验分析。由此可见，中国收入分配理论发展的动力源自对中国收入差距的衡量和解释的经济实践，而国外成熟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则大大提高了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质量。
       2　经济增长理论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是从引进和研究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开始的。卡莱斯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中国后，有的学者(史晋川，1985)以该理论为基础，尝试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选择物质平衡体系(MPS)中的综合统计指标和利用这些指标可以计算的数值作为模型中的变量和参数，从而为国民经济增长的计划和预测工作提供
       一个较为实用的分析工具。此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开始陆续引进、研究。在借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在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新增长理论开始引入中国，而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应用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不再局限于国内的视野，国际比较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比较代表着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这方面开拓性成果就是李京文、乔根森(美)、郑友敬和黑田昌裕(日)等几位教授合著的《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苏联解体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原苏联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增长方式，目的在于总结并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此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应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已进展到新的阶段，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在于制度创新。
       3　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
       产权理论的引进和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重要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它是在国企改革异常迫切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于产权改革，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所以现代西方产权理论被率先引进并对其展开应用研究。中国经济学界应用产权理论对国企改革的研究起初集中在如何通过国企改革，即中小企业的改制和大型国企的改革，以培育竞争性市场问题方面。对中小企业的改制的研究侧重于应该以何种方式改制以及如何防范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对大型国企改革的研究则侧重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及经营绩效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大型国企如何应对国外企业的竞争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产权理论的应用研究侧重于通过对现有的一些国企进行合并、兼并，从而形成新的集团化企业，从而增加国有企业与国外大集团资本竞争的规模实力。与此同时，经济学者也日益关注国企改制后的绩效评价，胡一帆等(2006)根据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五城市、覆盖六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1996－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发现：(1)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2)中国民营化是富有成效的，提高了销售收入，降低了企业成本；(3)由民营机构控股、彻底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
       4　金融理论
       中国金融理论的发展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体制进行相应改革的理论；二是对改革中出现的金融现象给予解释的理论。第一条主线，李守荣(1983)认为在资金供应和管理体制上，存在“吃大锅饭”、权责不明等弊端，不利于调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因此流动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即由银行统一管理企业流动资金；蔡重直(1988)认为应逐步形成和完善一套金融改革思路，它“主要是三个重点：发展金融市场，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和建立、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其中金融市场的形成是整个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心环节。”第二条主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界开始关注金融风险问题，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课题组(1999)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实际上是经济结构中潜在的风险与矛盾的激化，尤其是银行业积累的巨额不良债权成为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而最近几年，人民币升值和基金、股市成为新的热点问题，王曦等(2007)提出了计算人民币升值的合意幅度问题。
       五、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展望
       由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呈现阶段性变迁。中国经济理论范式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之争的结果，但二者之争不是零和博弈式的、此消彼长的竞争，而是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中自然分工：马克思主义范式侧重于对转型期各种重大经济政策的总体把握和价值判断，而西方经济学范式则侧重于定量、精确估计和评价经济政策的成果。由于西方经济学离不开规范分析，马克思主义范式也有实证分析，所以两种范式呈现逐渐融合的趋势。受范式的变迁、融合的影响，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其中实证分析方法则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不规范到日趋规范的演变之路，可以预见，随着数理方法和计量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应分析数据质量的提高，规范的实证方法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至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研究及应用的必然结果，也是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的必然需要。由于中国转型期的特殊制度、文化背景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经济人”意义上的中国经济个体，所受的约束不同，他们的预期不同，经济行为也自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经济人”的行为，这就决定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必须在引进、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而中国经济实践将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原动力。透过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产权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理论等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无不基于循序渐进的改革实践，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现象进行动态性解释及修正，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系统的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际性的学术资源的共享、学术研究的频繁交流，中国经济理论将更快、更便捷地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从而获得更好更快地发展。
       [责任编辑：路士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