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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对话；辩证法；问一答；解释学循环；我一你；善良意志
       [摘要]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读者和他所理解的文本之间进行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实际上是在读者的前理解和文本之间发生的，其本质是问答，它是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伽氏认为，语言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真理只有经由对话才能显现．使理解达成；在对话中，读者要始终保持“善良意志”并积极参与问答，这样才能分享意义，实现成长。伽氏关注传统和对话之间的关系，传统既是对话的平台，也由对话得以传承和创新。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110-03
       对话，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古老话题，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很重视交谈的艺术。但智者们往往将对话沦为宣讲自己观点的工具，所以苏格拉底讥讽他们会说却不会交流。而苏格拉底本人则重视真正的对话，并将对话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即辩证法。
       辩证法的希腊文是(dialektikos)，它的主体由“dia”和“lek(lec)”两部分构成。“lek(lec)”是它的词根，意为“谈论”、“言说”；“dia”相当于英文“thuough”(通过)。因此“辩证法”的本意就是“交谈”，是通过相互交谈和辩论来获得学问的方法。而且，“对话”(dialogue)的拉丁文形式“dialegomai”和“dialego”都是“dialektikos”的动词来源。所以从词源上看，在古希腊辩证法就是对话，对话就是辩证法。伽达默尔回溯到古希腊传统中告诉我们，辩证法就是问与答，或者说它遵循问答逻辑。柏拉图将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人称为辩证法家，他的著作也都采用对话的形式写就。但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后期的著作是以对话形式为手段实现独自的目的，而解释学倡导的是真正的对话。
       现代解释学的奠基人施莱尔马赫第一个将对话引入到解释学中，他将文本理解看作是一种对话关系，把它类比为“言说”与“倾听”交织。他的后继者狄尔泰则把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过程都看作是主体(理解者)与客体(被理解者)之间不断进行的一场对话。伽达默尔继承了他们的观点，并结合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概念使对话思想更加深入和明确。
       海德格尔认为，理解不只是对一首诗、一件事或一种生命表现进行认识的行为方式，也是作为此在的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此在能够实现理解是有前提的，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解释学处境(hermeneufische Situation)，亦称为理解的前结构或前理解，并将其细化为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对此海德格尔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也就是说，任何理解都是从已经实现了的前理解出发，进一步的理解和解释以前理解为基础，二者形成一种循环关系，理解达成就是循环得到实现。通过这种循环，此在得以实现自身的某种可能性，并牢牢把握住这种实现了的可能，进一步向新的可能性延展，所以理解就是理解者立足于本身的前理解的解释学循环事件。受到海德格尔的启发，伽达默尔发现了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机制是对话，即理解就是在理解者的前理解和所要理解的文本之间发生了对话和交流，二者通过这种方式共同建构并分享意义。
       伽达默尔所推崇的理解中的对话决不仅仅是简单的继承前辈的思想，而是与他的艺术观和真理观密切联系的。伽达默尔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认为艺术作品与存在的关系是摹本(Abbild)和原型(Urbild)的关系(柏拉图：理念是原型，现实是摹本)，艺术作品作为摹本不是对现实的单纯摹写(柏拉图作如是观)，而是形象性的表现存在、扩展存在。而存在只有转化成语言状态才能被理解。文学文本，作为语言性的艺术品，正是在摹写生活世界的同时使它得以在语言中存在，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扩充和继续存在。对于一个理解文本的读者来说，不必求助于作者的心理因素，就可以开启一个由语言自行完满表现的世界。读者对文本所表现的世界与存在的揭示，就是对文本真理的获得。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秉承非主客二分的真理观，将“真理”追溯到古希腊的“aletheia”一词，其意为“去蔽、展现、揭示”，即真理是去除遮蔽状态，使存在澄明的事件。文学文本的语言本身蕴涵着遮蔽和解蔽的张力，真理就在文本之中，吸引着读者揭示它。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特别推崇诗，“诗的目的在于，在闪烁不定思辨的语词背后向我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天地。”而作品所隐藏着的我们的生活世界与存在的真理，是任何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都无法使它显现出来的，只有通过对话，经由语言活动自身的力量才能够得到揭示。
       对话的伟力正在于发现人文科学的真理，作品的语言为读者能够来参与对话预留了空间，双方将在对话中激发出新的东西。巴赫金说：“针对同一主题而发的两种平等的对话，只要遇到一起，不可避免的会相互应对。两个已经表现出来的意思，不会像两件东西一样各自单放着，两者一定会有内在的接触，也就是说会发生意义上的联系。”这便是读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是新意义的出现。“也就是说，语言能让某种东西‘显露出来’和涌现出来，而这种东西自此才有存在。”对话的过程就是创造(新)的过程，有对话，思想才有活力，真正的对话为唤醒对方内在的活力创造了机遇，所以意义最终将如何产生是令人难以预料的，因为对话不断开启新的意义的可能性。
       在解释学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伽达默尔吸收了其他学派思想家的理论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对话”。他率先将马丁·布伯的“我一你”平等交流思想引入对话。
       马丁·布伯在著作《我与你》中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孑然独存的“我”，“我”要么存在于“我－你”关系之中，要么存在于“我－它”关系之中。而“我－它”根本不能称为关系，而是以工具主义态度为根据，相互利用，彼此化为对方的手段。而“我－你”才属关系，这里的“你”和“我”一样是主动的，世界不是作为“它”被认识、被利用，而是化作“你”来相遇、来对话。布伯把“我一你”描述为一种面对面的和谐的相遇，它所体现的是主一主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对话关系；而“我－它”体现的则是主客关系，是一种非平等关系、占有关系。马丁·布伯指出，“在海德格尔的世界中就没有这样的‘你’，没有真正的‘你’从存在对存在说话。”而伽达默尔则在文本理解中确立了“你”的地位。伽达默尔说：“流传物就是可被我们经验之物。但流传物并不只是一种我们通过经验所认识和支配的事件，而是语言，也就是说，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流传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我们
       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这样，伽达默尔就在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中排除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主客对立关系，而是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看成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主体间相互对话的互动关系。真正把作品作为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你”来经验，不忽视“你”的要求，倾听“你”对“我”所说的东西。伽氏强调的是独立于作者的“文本言说”，文本被直接赋予了人格性，读者与文本直接展开对话关系。这一点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对话观念有很大不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理解文本类似理解“你”，这个“你”指向作者，即作者的意思能够表达在文本中，理解过程就是重新认识作者的精神创造过程。在狄尔泰眼里，所有的文化产品在被我们理解之前都是异己的“它”，只有被我们理解了才转变成可以对话的“你”，使我们能够获得进入他人生命世界的通道。可见，二者都是从自然科学认识论出发，把文本作为一种工具来进行解释的。伽达默尔不仅扬弃了他们的无法探知人文科学真理的自然科学方法，而且也真正尊重了文本自己的声音。
       伽达默尔强调理解者的“善良意志”(good will)，即谦虚的态度，努力理解他人的愿望。这是一切平等对话的前提，否则任何对话都不可能有什么建设性的结果。“谁想理解．谁就准备让文本告诉他些什么。”对文本存有足够的敏感，“只有当解释者认真倾听文本，让文本保持它的观点，才能使自己真正向文本开放，这种开放可以激发一种批判的自我意识。”从而让文本也接受到来自解释者的意见和声音，双方在交互往返的对话中走向视域融合和共同成长。
       但是如何能够保证平等对话的“善良意志”不变成独白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呢?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很多思想家都论述了交往扭曲、话语权利的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就谈不上“我一你”的平等对话。伽达默尔对于这个问题倒是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辩证法的精神是自由的、非强制的对话，但是自由不等于任性，如果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与另一个人的对话中去，那么双方都会被对话所带动，个人意志将失去对对话的控制作用，最终是语言在说我们，语言在表述我们，而不是我们表述语言。“虽然我们说我们进行一场谈话，但实际上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任何一方的意愿进行的……这种进行过程中谈话的参加者与其说是谈话的引导者不如说是谈话的被引导者。”对话具有自己的精神，所以伽达默尔并不将希望寄托在理想对话语境的乌托邦上，而是安详地沉浸在此岸的对话中，开启真理，有所创新。
       伽达默尔认为名副其实的对话是一问一答地进行着的，在理解的循环中，读者和作品之间相互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彼此推进意义的呈现。问与答的对话所具有的创新能力也体现在这一过程中。
       在解释学中，一向是“问题优先”。因为问题能够促成真正的开放和交流。问题的本质在于问题具有某种方向性，也就是说，问题其实在答复的方向性方面作出了某种限制。假如回答要有意义的话，就不能离开这种限制。所以，提问将被问的东西带人到了某种背景之中，预设了答复的方向，“而答复同时又会激发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又会诱发新的回答，如此不断向前推进。”具体到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境中来，一方面当文本成为被解释的对象，就意味着这个文本对读者提出了要求被理解的问题，对文本的解释就是回答，这回答必然受到文本文字所蕴含和所体现的意义向度的限制，决不是读者个人的随意曲解；另一方面读者只有自知无知才会有问题、提出问题并耐心倾听文本对问题的回答，从而激发新的问题，不断深化对文本的理解。
       相比于一个真正的谈话者而言，文本毕竟是比较惰性的，所以对话过程中，读者要充分显示他的“主体性”，否则，读者一方的封闭与失语就是双方理解的障碍与隔阂。伽达默尔认为，一部文本本身就是对某些问题的回答，读者只有理解了那些问题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这部文本。可以说，读者对一部文本的理解就是从理解文本是其回答的那些问题开始的。伽达默尔是受到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1889-1944)的启发才产生这种洞见。柯林伍德认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失得最多的东西就是问题，因为历史人物带着许许多多他们还没有回答或无法回答的问题进人了坟墓，已经不在场了，但他们却遗留下了对某些问题的种种回答，也就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各种文献。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这些答案(文献)为线索回溯、重构已失去的问题，通过问题让文献重新开口说话，说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再现历史。伽达默尔认同读者只有理解了文本作为答复所回答的那些问题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文本的观点，但他理性地扬弃了柯氏观点中恢复历史、再现历史的历史实证主义倾向。伽达默尔认为，读者是不可能真正恢复那些问题的原貌的，因为在那些问题和读者中间横亘着时间距离，逝去的历史不能超越肘间距离被完好无损的递交给读者，读者只能立足于自己的解释学处境去接近它、理解它。所谓的“重构”问题永远只是读者从自己的前理解出发提出的问题，文本所回答的就是读者的这些问题，而回答所引发的新的问题，又需要读者从自己的前理解出发予以回答，如此循环往复，对作品的理解就发生在“问～答”的进程之中。所以，流传久远的经典文本总是能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意义。
       伽达默尔提醒我们，问答对话不是对某一个命题的回答，因为理解中的问答对话必然是不断交互往返的。问与答的往复就是读者视域和文本视域不断融合的意义呈现事件，是理解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过程，在这一理解的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有建设性，如果我们没有优良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优良的回答，也不会获得洞见。只有通过有效的问答交流，文本才能呈现出新的意义，读者才能分享意义。
       在伽达默尔的视域里，传统在读者与文本对话交流的事件中占据独特地位。传统对于达成理解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很形象地把传统比作一条河，它流经文本又流经读者，填充了横亘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时间距离，虽然文本与读者在不同的河段中生成，但共同的传统所传导的熟悉性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搭建基础性的平台。
       传统为读者和文本搭建对话的平台，对话也使得传统常新长生。伽氏最为关注的对话效应就是通过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能够使传统得以传承和创新。文学文本无疑是传统的重要载体，因为从历史中走来的语言本身就是传统的承载者，物质形式的语言中保持着精神的生命史，所以作家写作时传统已经通过语言偷偷溜进了作品之中。而且，每一个民族的作家都是在他特有的文化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因素会借助教育和日常生活环境的影响参与作者体验与思考，成为他的前理解的一部分，从而表述在作品中。所以，在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传统元素一定会对读者产生影响。伽达默尔强调，理解者一定要明确在他与文本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传统必定有什么东西说给了理解者。理解者不能对传统的声音置之不理或者消极接受，而是应该彻底开放，积极听取并积极回应，这意味着二者在相互开放、相互听取、相互交流，双方都能够宽容和接受某些对自我具有否定性的东西，探讨并分享更加具有普遍性的人文传统。可以说，是理解者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创造了新的传统。经由对文本的理解，传统的力量冲击着现代读者的思维，传统也使自己通过理解者而得到了传承，但这不是老旧传统的传递。而是传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创新之后的传承，从而能够经由理解者的实践活动参与并影响社会历史进程。
       虽然，伽达默尔对于传统的执着守护使他背负了保守主义和泛传统论的指责，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教化确实无处不在，他的与传统对话的思想对于我们思考人文学科真理的传承与创新也有很大的启发。事实上，正如伽氏所说，对话有自己的轨迹，传统的命运并不能由人来强力控制。
       通过对话，一方面，读者可以唤醒他开放自己、检视自己，修正自己从而创造自己存在方式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客体”的文本，也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也像主体那样具有能动的、创造的倾向，因为文本被对话搅动起来之后所激发的能量和创造性，同时反作用于主体，溶化在主体的生命活动之中，这样从读者到作品，从作品到读者的往复交流，使二者相互激活，从而积累了推进社会历史实践的潜在能量。
       [责任编辑：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