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关键词]马建忠；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
       [摘要]19世纪束马建忠基于比较语语学提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善译”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得到当局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视。本文从多元系统观的角度分析了马氏译论在当时翻译系统中被边缘化的原因。导致马氏翻译观归于沉寂的不利因素有当时的关于文学、翻译、语言的主流观点，翻译活动现状，马建忠译论自身的理论基础以及严复译论的登场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072-03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于1898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对中国语言学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成为积极借助西方语言学来阐释汉语语法的中国首批语言学家中的第一人。他1894年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了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和创设翻译书院、展开翻译活动、培养译才的紧迫性。在该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善译”翻译观。然而，马建忠具有独创性和一定可行性的建议并未被当局采纳。马氏翻译观以西方传统语言学为基础，“已经与现代翻译等值理论十分接近”(陈福康，2000:90)，却未引起当时国内学术界重视。本文将基于多元系统观探讨造成马建忠翻译观历史命运之原因，并分析对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构之启示。
       一、多元系统观概述
       以色列学者I·埃文－佐哈尔于70年代末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后得到其他诸多学者认同并发展。该理论首先是针对文化、文学层面的，所以对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佐哈尔还从文化层面考察了翻译。近年来，虽然有学者指出了该理论的一些缺陷，如忽视译者主体性、论证方法的不足、对文学翻译解释力的不充分性等(张齐颜，2005)，但它对翻译研究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多元系统观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插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新途径，打破了规约翻译研究着眼于“翻译应该怎样”的讨论，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加速了翻译研究的革命。
       “多元系统”指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系统则是文学以及文学外所有相关系统的集成。根据这一理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非单一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交甚至相迭的系统组成。多元系统理论就是要解释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各种系统的功能。文学系统是分层级的，包括“高级的”、“中央的”、“经典的”文学形式；以及“低级的”、“边缘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有“首位”的和“次要”的等等，但这种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处于动态张力之中，因此都在争取居于系统中心位置。经典形式得到各种社会化因素的认可而力图保持自己的中心地位，非经典形式则往往具有革新性，会在系统中争取某种形式的承认。在文学系统中，翻译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据该文化中当时其他文学的状态而定。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已经发展完备，翻译便会层次要地位，翻译文学在系统中就会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摸式也往往是次要的。相反，翻译占主要位置时，就会在塑造多元系统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多元系统观的根本观点是将个别事件置于一系列相关影响因素构成的语境下来考察该事件与各相关因素的相互关系(TheoHermans，1999：33)。根据这一观点及前文分析。下文初步探讨造成马建忠翻译理论历史命运的原因。
       二、马建忠翻译观：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
       (一)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团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悲壮失败，随后《马关条约》签订，洋务运动破产，维新运动失败，使当时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甲午战争的那年冬天，马建忠向当局写了《拟设翻译书院议》。在该文一开始，他就大声疾呼“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马建忠，1968:214)。他揭露了帝国主义公使傲腕于京师，领事强粱于口岸，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的状况。其言真实反映了其时国内局势。彼时许多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郭嵩焘等都看到了翻译对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意义，提出通过翻译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目的。这一思想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实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冯桂芬指出翻译为当时“天下第一要政”(陈福康，2000:76)，马建忠则明确指出了翻译西书的首要目的，即反抗外侮，并战胜之。针对这一目的，马建忠在其文中还分析了当时译事之失提出了创建翻译书院、培养译才等建议。他主张建立的翻译书院作为专门培养译书人才的高等学府，比“同文馆”还高一级；其具体建议涉及翻译学员选拔、翻译教学法、师资、词典编写、译书、购书、出书等，强调“翻译书院”必须教、学、译、出书相结合(陈福康，2000:91)。洋务时期翻译文本完全有西人决定，不能保证作品质量和实用性，中西译员都很少了解翻译本身的理论和技巧。因此，马氏提出“善译”理论以提高翻译的实用性和正确性(顾卫星，2007:55-58)。
       (二)主要内容
       马建忠翻译观主要体现于其《拟设翻译书院议》。在该文中，马建忠以比较语言学的观点概述了他“善译”理论。他说，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问，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病善译也已。”(马建忠，1968:214)
       这段话的义蕴相当丰富而全面，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了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在他看来，译者为了翻译成功，必须十分详尽、仔细地分析源语和目的语，把两种语言中单个词句放在一起比较，以找出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出现异同的原因。据其“善译”理论，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意，“无毫发出人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种要求不可谓不高(马祖毅，1998:248)。马氏非常注重源语言和文本，强调细致的文本分析，而且推崇翻译中的直译。作为当时主要的语文学家，马建忠将自己的翻译理论建立在比较语言学之上。他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了语言对比、翻译过程、文本分析、翻译对等、读者反应等现代译论概
       念。可以认为他是采用以语言对比研究为取向、以翻译对等为中心、注意翻译过程的翻译方法的中国翻译理论家先驱。
       三、马建忠译论历史命运：基于多元系统观的原因分析
       (一)马建忠时代翻译系统
       按照梁启超及陈独秀的观点，近代中圄意识觉醒的过程分为由浅人深的三个步骤：由器物层面上科技意识的觉醒到制度层面上政治意识的觉醒再到文化层面上伦理意识的觉醒(张光芒，2003)。鸦片战争虽是近代中西关系的转折点，但国内思想界的转变，远没有来的这样快。19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化大量涌人，“西学东渐”达到高潮。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思想文化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在几千年相对独立的发展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建立了自己相对稳定、完备的文艺系统。中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优越性，不必通过翻译从别的文化中汲取思想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直到1870年，中国士大夫阶层视西人为蛮夷的基本观点没有根本变化，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汉语与外语相比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因此要让汉语做翻译中的译入语是不可接受的(chart，1995:57)。因此，翻译在整个中国文化大系统中乃至文学系统中长期居于边缘地位。这一状况在中国进人20世纪后才逐渐得到改观。
       中国历史上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后来才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罗新璋，1984)。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三国时期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译论的主流。历史演进到了马建忠时代，居于翻译系统中心位置的依然是这种传统翻译观，为当时的翻译界乃至整个社会精英阶层所认同，成为在翻译系统中的主流翻译观。因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中国的翻译系统在文学系统中居于边缘地位，在翻译系统内部居于中心的翻译观是派生于传统文艺理论的传统翻译观。
       19世纪末，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及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虽已起步，但奉守儒家思想的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了解很有限，真正懂一点的人也很少。精通外文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李鸿章曾说“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陈福康，2000:78)。马建忠(1968:214)曾论及这一状况：
       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迭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
       上面这段文字是对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翻译现状的生动描绘。由于这种现状，故当时普遍采用“西译中述”的译法，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所必然产生的现象，说明当时中国同时精通汉语和外语的译才奇缺的现实。上述情况是马氏建议创建翻译书院培养译才的原因之一。
       (二)严复翻译理论的登场：核心观点与理论来源
       严复在其《夭演论·译例言》(1898)中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翻译原则，这是严复译论的核心观点。严复引用了《易经》和孔子的言论作为立论根据，也提到“什法师”，可见他的理论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诗学和美学的营养，是与其前的中国传统译论一脉相承的。虽然“信、达、雅”三个字早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就已经全部出现，但将这三字按照译事的内在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明确而自觉地将它们作为翻译标准而提出，则始自严复(陈福康，2000:107)。严复的译论扎根于中国文艺理论的深厚土壤，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特点，即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主观印象性，对翻译理论范畴术语的选择强调对翻译结果的印象化评价而非描写或分析，带有翻译批评特征和唯心主义色彩。严氏译论可以看作当时翻译系统内部居于中心的翻译观自我演进的结果，与在文学系统和翻译系统中居于中心位置的思想观点具有自然的亲和力，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容易被广泛接受。
       今天来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实际上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打上了非常明显的译语文化的烙印，从人称、文字，直至“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就是为了追求使译本对译人语读者来说既通顺又易懂，从而能为在译人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的代表——士大夫们理解和接受，以达到其借用西方先进思想改革中国社会的良苦用心(谢天振，2002)。严复的译作也受到当时的士大夫、官僚、上层知识分子的认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如桐城派吴汝伦那样的封建士大夫也曾对《天演论》译文大加赞赏(陈福康，2000:118)。
       (三)马建忠译论与严复译论的不同命运
       马建忠译论和严复译论在通过翻译改造社会这一点上具有相通之处。然而马建忠的语言学翻译观对于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是一个新事物，与严复译论理论基础完全不同，他们代表了不同的翻译思想。尽管马氏译论代表了新的译论发展方向，但将“夷人”的语言和中国的语言放到同等的地位加以对比并把后者作为翻译的目的语是难以为主流思想观点接受的。要不懂外文者通过学习达到“善译”所要求的条件谈何容易，士大夫们更做不到。马建忠时代的翻译活动多出于功利目的，要译者达到“善译”的条件再来翻译时间不允许。加之马建忠本人专心研究语法，没有解决翻译实践问题，这也是他的翻译观不被重视的一个原因。同时，当时的士大夫、官僚、上层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为严复译论的登场所吸引，忽略了前者。马建忠译论因此归于历史的沉寂。如果当时保守的士大夫们把他的翻译主张看作“标新立异”之说、“哗众取宠”之谈，“纸上谈兵”之论也是不令人奇怪的。在当时历史的条件下，马建忠的“善译”只是一种理想，在翻译系统内部和外部都受到排斥。中国的语言学翻译观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刘宓庆、金堤等学者的研究才重放光彩(Chan，1995:61)，并在80年代以后逐渐得到国内翻译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如王洪涛(2005)对马建忠的翻译观进行现代诠释，从中吸取营养以资当代翻译研究。
       四、结语：对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构的启示。
       西方在1916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后确立了现代语言学，翻译界立即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标志着西方传统翻译研究和现代翻译研究的分水岭。而中国1894年问世的基于比较语言学的马建忠翻译观却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兴趣。马氏译论的历史境遇对中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建构具有启示意义。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从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翻译理论界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谭载喜，1991:7)。中国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在现阶段，中国翻译界要本着开放的精神，着力建立具有时代精神风貌叉蕴含中国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国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应是中国当代翻泽理论的核心理论赖以构建的原始语言文字之一(张柏然，2001:87)，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创新的立足点。要实现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对于传统译论话语则需要解决一个扬弃的问题，要在了解了传统译论的总特征和精神的前提下，对传统译论的理论范畴进行梳理、甄别，根据现代性的要求，将有用成分分离出来，减少或摈弃其唯心主义因素，从而使之成为新译论话语创建的话语来源之一。翻译理论研究必须站在科学的高度，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列翻译系统和翻译过程所涉及的诸多具体因素和复杂关系进行立体多边探讨，才能建立跳出传统译论批评性窠臼的、体现现代性的、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国新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