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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近代日本；进化论；小说地位；西方文学
       [摘要]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并没有促进日本近代文学的产生，相反，由于缺少外来文学因素的参照，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依然是江户以来的封建戏作文学。为扭转这种局面，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以西方近代文学为参照，借助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井将其应用于对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的更迭与优选的分析，从而确立了近代小说在文学上的最高地位，初步实现了对戏作文学传统的超越。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056－04
       日本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契机，通过“脱亚人欧”实行一系列文明开化政策而走向近代。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驱动其文学车轮的同步运转，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于时代。直到19世纪末的最后10多年，日本文学才走向近代之路。开启文学近代化之门的是坪内逍遥在1885年发表的文论著作《小说神髓》，他在该作中提出的写实主义小说观念，代表了日本小说观念的近代转型，成为明治文坛振聋发聩的新声。坪内逍遥因此被他同时代的评论家高山樗牛誉为“识见非凡”，《小说神髓》也因此被称为“新文学的晓钟”和“救活了频死的明治文学”的一部力作。
       一
       坪内逍遥及其《小说神髓》之所以能够在更新日本小说观念，确立文学的独立价值方面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首先是基于他对明治初年文坛现状的清醒认识和对传统戏作小说观念的深刻反思。
       文明开化初期，日本为满足“富国强兵”的需要，从西方大量引进医学、天文、地理、科学等实学，文学却被视作“无用之学”受到冷落，使得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学没有能够产生，占据明治初期文坛的主流文学依然是自江户以来封建的戏作文学。
       江户时代的戏作文学，是町人(商人)文化的产物。町人是寄生于武士阶级而兴起的一个阶层，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具有追求财富和娱乐享受的强烈倾向。以专门描写町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町人文学，就正面主张町人蓄财致富与追求爱欲本能的满足，特别是通过对爱欲生活的歌颂，来对抗统治者强加给町人的封建伦理观与违背人性的禁欲主义，当然其中也含有对武士的门阀血统观念的蔑视。町人文学曾经出现过黄金时代，其中以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世俗小说)最有代表性。但以后作家的创作却每况愈下，特别是到18世纪，由于町人本身的颓废以及封建统治者对小说作者的种种压迫，町人文学已经丧失了它前期的进取性，出现了卷帙浩繁的侠义通俗小说(读本)。这类小说，大多机械地搬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把它强加在作品人物身上，使人物成为概念的化身。表面上作者在书中一本正经地进行道德说教，实质上则以复杂、怪异或残忍的情节来取悦读者。另外的倾向是以滑稽诙谐取胜或刻画市井男女情事的所谓人情本小说。这些小说作者的思想意识相当低下。他们自称为“戏作者”，自轻自贱地称自己的作品是游戏笔墨，社会上也把他们视作靠文字糊口的贱业文人，其代表作家曲亭马琴就劝其徒弟不要浪费光阴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游戏。
       尽管某些明治戏作文学家如假名垣鲁文、成岛柳桥等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在作品内容方面为适应近代意识对传统戏作文学进行了某些革新，融人了一些近代科学思想和人本主义观念，但采用的依然是江户末期的戏作手法和形式，这种努力用旧瓶装新酒的企图，使得作品仅仅停留在描写风俗方面，基本上未能摆脱戏作文学劝善惩恶的窠臼，仍保留着近世文学宿命的封建因素，被视作“江户戏作文学的残余”[2]。尽管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大众对戏作文学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时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翻译作品和政治小说，但这两种文学流行的时间非常短暂，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使其帷幕自然下落，文坛上又重新出现了江户戏作文学的回潮。
       凭着对百年戏作文学历史的熟知，坪内逍遥敏锐地意识到，此时的日本文坛充斥着大量低劣庸俗之作，这既与缺乏鉴赏能力的读者有关，也和因墨守陈规陋习在创作上缺乏创新能力的作者有关。创作上如此缺少生命力的文坛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了。
       可见，日本近代文学由于缺少外来因素的参照，长期处在一种自发阶段，这使文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时代，这种情况是不符合文明开化的时代要求的。要扭转文坛的这种局面，首要的工作便是清除戏作文学的影响，只有通过对其不合理性及危害性的批驳，才能借以树立起一种与之迥异的全新的文学观念。坪内逍遥批判封建戏作文学的理论武器，是具有鲜明近代思想特色、在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进化论。
       二
       进化论是明治初期为适应当时日本从国家到个人能够广泛而迅速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需要，与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自然法等思想一起被介绍到日本的西方近代思想之一。
       《小说神髓》构思于1883年，正是进化论在日本非常流行的年代。而此时正在东京大学英文系读书的坪内逍遥，不仅接触过斯宾塞有关进化论的理论，还听过进化论的积极信奉者外山正一教授等人的课。特别是在此之前的1882年，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哲学系学生井上哲次郎首先将流行的进化论社会学应用于诗歌改良，他注意到西方诗歌的长处在于其形式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而形式短小的日本传统的俳句、短歌，虽然适于表现人的瞬间感觉和感情，却不适合表现新时代的思想和事物。于是，他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时代不同，环境进化，人的真善美意识也会随之而变化，因而必须革新诗的素材，表现对社会和人生的新认识，即表达近代人复杂的思想感情。这一改革，突破了俳句、短歌的传统，为日本近代新体诗的确立开辟了道路。文学界首先兴起的诗歌改良运动对坪内逍遥来说，无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于是，当坪内逍遥开始构思《小说神髓》，试图为日本近代小说确立其应有的文学地位时，进化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他首选的立论之本。
       在“小说的变迁”一章中，他首先以“所谓进化的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趋势”为依据，一方面从“适者生存”的角度，具体生动地描述了从神话开始的每一种文学样式的兴起和衰落，都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以及文明开化的程度相符合的，指出“文运的发展，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处”；一方面又以“优胜劣汰”为准则，通过对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学体裁流变和更替的分析，指出文明气运的进展与人类智力日进的事实是密切相联的，即社会的发展和文学的进化都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共同规律。文学样式的发展经历了由神话、诗歌、传奇、寓言故事、寓意小说、戏剧到小说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所遵循的进化规律是，“荒诞不稽”的成分逐渐减少，即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神秘荒诞的东西越少。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坪内逍遥详细分析了神话或神代记中的正史如何取代野史、传奇如何取代神话、寓意小说如何取代寓言故事、小说如何取代戏剧的过程及其原因。
       坪内逍遥认为，劝善惩恶小说(即戏作小说)的作者写出的作品之所以令人感到可笑，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此种小说在文学样式进化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于是，他又从进化的角度，谈到劝善惩恶小说渊源于寓言故
       事，而寓言故事又被随后兴起的寓意小说所取代，且寓意小说也将被新兴起的文学样式所取代，所以，劝善惩恶小说被淘汰的命运早已成定局，这是文学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的结果。如今戏作文学重新泛滥文坛，原因之一是戏作者们对小说衍变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而对文学历史发展基本知识的欠缺，既说明这些“缺少见识的作者”，视野狭窄、目光短浅，也说明其保守闭塞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当戏作文学已经丧失生命力，属于早就应该被淘汰之列的时候，戏作者们还以此为乐事，岂不十分可笑?这样，坪内逍遥在进化论的理论指导下，依据“优胜劣汰”的原则，通过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反思，指出小说是文学样式进化所达到的最优结果。
       从文学体裁的发展流变过程来看，小说是在戏剧衰微的时候出现的。戏剧固然有它自身的优点，但同小说相比则又逊色许多，甚至其优势在某些方面也成了弱势：首先，戏剧不同于小说的写实，是超越真实之上的；其次，戏剧无法像小说那样表现复杂的人物性格；第三，戏剧在表现时代情态方面受舞台布景的限制而不如小说的范围广阔。因此戏剧不如小说优越。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他又从“观者”的进化角度论述了小说优于戏剧的原因：在文明尚浅、蒙昧未开的社会，人们总是喜好表面的新奇，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也都流之于举动与脸色当中，可以一揽无余。这时，出色的梨园弟子若进行宛如其物的逼真表演，“观者”在不知不觉中便会进入忘我的境地，因此，这时的传奇很难优于戏剧。然而，随着时代的进化，到了文明开化之时，人们开始抑制自己的情欲，使自己的心态不流之于表面，这时，仅仅把人的性情诉之于“观者”的眼睛和耳朵的戏剧已不合时宜，而把人之性情诉之于心灵的小说的生存空间就变得十分广阔，因此小说取代戏剧是进化过程中理所当然的规律。“经过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小说自然而然地在社会上盛行起来，并受到重视。这是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规律所使然，是大势所趋，无法抗拒的。”可见，坪内逍遥为了给自己的小说改良理论寻找立足之本，借助当时在日本颇为流行的西方进化理论，将生物的进化与淘汰应用到文学样式的更迭与优选上，首先确立了小说在文学上的最高地位，实现了对传统戏作文学的超越。
       那么，坪内逍遥所赞赏的小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说呢?根据他的表述，小说是一种以写人情和世态风俗为主要内容，以给人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艺术。他在《小说神髓》中提到过的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以及菲尔丁等都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最喜爱的文学样式就是小说。可见，他是以西方现实主义小说作参照来进行其进化论思维的：真正的小说(novel)是艺术，它来自于西方，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所以只有艺术的小说才能“适者生存”；由于戏作文学是道德说教的工具，不属于艺术的范畴，肯定会被淘汰。而日本的小说如果不想被淘汰掉，就必须以西方小说为标准进行改革。因此坪内逍遥竭尽全力来强调小说这一文艺门类在西方受到的尊重，以打破当时社会上人们对小说持有的不正确看法甚至是偏见，借以提高小说家的社会地位。
       明治初期的社会上层人士，对自江户时代以来的戏作文学普遍抱着鄙视态度，即使是那些醉心于探求西方新知识的启蒙思想家们，由于他们的文学教养多受儒家影响，也不重视文学，甚至视小说为有害无益。比如启蒙先驱福泽谕吉虽然带头传播西方新思想和新知识，但他从提倡实学等有用科学出发，将戏作、和歌、汉诗都看作是游离于现实的“虚学”，并无经世致用的价值。另一位积极主张文明开化的中村敬宇则认为“小说藏四害”，他为此写了“焚淫书十法”，细说小说的“四害”即所谓玷品行、败闺门、害弟子、多恶病，建议立即取缔出版小说，并提出具体的禁止办法。据历史记载，明治初期的议事机关集议院在“游娼声妓俳优杂剧小说家等改制书”上，将小说家与娼妓、演员并列，而建议加以取缔。明治政府在文学方面，虽然没有像幕末政府那样采取高压政策，但也没有积极指导和扶持文学的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放任和蔑视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当时人们不愿以写作为业，即使有，人数也很少。
       在当时的文坛上，日本近代诗坛通过诗歌改良，确立了新体诗的地位和艺术价值，激发了人们的创作欲望，使得新体诗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再加上缺少生命力的戏作小说受到人们的鄙视，文坛上因此出现了重短歌而轻小说的倾向。为扭转因戏作文学流行而引起的社会上对小说的偏见和对小说家的歧视，坪内逍遥不仅通过《小说神髓》进行理论上的阐发，为确立小说的文学地位大声疾呼，而且为提高小说家的社会地位而身体力行。他依据自己所提出的新小说理论进行创作实践，发表了长篇小说《当代书生气质》，“以其独特的清新气息而扣人心弦，使从来被社会忽略的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本文暂且避开对选部小说艺术价值的评价，单就其小说的写作动机来看，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来提高小说和小说家的社会地位。作为具有受人尊敬的文学学士头衔，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东京大学教师，坪内逍遥居然写起为人们所卑视的小说，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世俗成见的挑战，其中所蕴含的惊世骇俗力量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因此，著名文学评论家内田鲁庵在《回忆中的人们》一书中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问世后给予社会的影响“这是新文艺的第一声，天下青年翕然景从，一齐开始了文学的冒险。”
       三
       坪内逍遥之所以要以进化论作为其小说改良的理论基础，一是深受加藤弘之以“优胜劣汰”为核心的国家学说的影响，二是顺应明治政府为扩张国权，增强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能力而强行推行的模仿西方运动。在由此而掀起的欧化浪潮中，人们开始发现文学在西方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于是，文学作为西方文明的又一标志，受到日本人的重视。
       坪内希望通过小说改良所达到的目标，是使小说成为艺术，但这并非其最终目的，最终目标是“殷切希望看到我国物语最终能凌驾于西方小说(nove])之上。”也就是说，坪内逍遥的主张是通过改良，把日本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上，不仅使之达到能与西方诸国比肩而立的水平，而且还要使它或者说至少在小说方面超过西方。
       可见，坪内在《小说神髓》中对戏作文学进行反思，之所以要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是因为他认为日本的小说不如西方，因而要进行改良，这说明此时的他内心还存在着强烈的民族自卑感，而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提倡使日本小说超越西方，又表现出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一种十分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不禁使人感到，坪内是把小说改良视为达到与西方诸国文学抗衡这一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其头脑中经过改良后被称之为艺术的真正日本小说，与西方小说属于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形态，而要想证明二者的高低优劣，进化论是其必然的选择。
       尽管坪内在《小说神髓》中主张小说是艺术，提倡非功利主义小说观，反对“劝善惩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关于此方面论述，本人另有拙文《论坪内逍遥的非功利主义小说观》)，但透过其非功利主义的小说观，我们看到坪内本人又的的确确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种矛盾心态，也许是身处新旧交替时期的所有人物包括坪内本人所无法逃脱的一种悖谬吧。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