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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看法的变化与说明的问题
作者:李述森

《东岳论丛》 2007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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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列宁;俄国革命;国家角色定位
       [摘要]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列宁曾存在过三种看法,即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工农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俄国的国情及所处的国际关系体系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列宁的思想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列宁思想变化的实质是对俄罗斯国家的角色定位问题。列宁不断提升俄国革命的层级,体现出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客观现实的日益背离。自身角色定位过高是俄罗斯民族的宿疾,19世纪俄罗斯主流社会思潮曾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特征。毫无疑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摆脱这一历史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A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018-05
       在列宁的一生中,在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上,大体上存在过三种看法:一是认为俄国革命是一种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看法主要存在于1905年革命前。二是认为俄国革命是一场在政治上逸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轨道,但在社会经济内容上仍属于传统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革命。这种看法出现在1905年革命后,一直坚持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三是在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后,逐渐认为俄国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俄国的国情与外部环境并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多大变化,但列宁的思想却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体现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对此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各位读者。
       19世纪末期的俄国仍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落后于西欧远不止一个社会形态的帝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不认为它能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早期的列宁继承了马恩的学说,并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主张阻止发展资本主义的民粹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论战中,列宁特别强调俄国的落后性,认为“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对拥有20000工人的将近9000个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如此惊人的分散和落后,共有财产的事例只有几十个,3-5个小业主联合起来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10个!这种分散性也许会成为可悲的、经济上和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最可靠的保证。”与此相联系的是,列宁大力主张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当马克思主义者发表关于农民分化具有进步性的意见时,民粹派就一味重弹反对‘剥夺土地的拥护者’的老调,借以掩盖他们对前资本主义农村的认识的全部错误。只要想到小生产的惊人的分散性这种宗法式农业的必然后果,就可以确信资本主义的进步性。”
       当时的列宁不仅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是先进的,而且认为它在政治上也是先进的。“无论俄国工人还是全体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自己全民事务的自由。正像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农奴一样,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官吏的奴隶。俄国人民没有权利选举官吏,没有权利选举代表来为全国立法。俄国人民甚至没有权利集会讨论国家的事务。……现在委派官吏来管我们也不用征得我们同意,……没有这些官吏的许可,我们甚至不能印报,不能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讲讲全国的事务!……可是,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都能进入国家杜马(议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谁也不敢出来阻止人民代表的这种讲话,哪个警察也不敢用指头触动他们一下。”甚至对专制落后的德国,列宁也作了这样的评价:“德国人民早在50多年以前就打垮了专制制度,用武力取得了政治自由。德国不像俄国,那里的法律不是由一小撮官吏颁布的,而是由人民代表会议、议会或者是德国人所说的帝国国会颁布的。凡是成年男子都有选举这个国会的议员的资格。因此可以算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有多少票。”。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背景下,俄国面临的任务只能是向欧洲学习,走欧洲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进步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反而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人们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而面向欧洲的人们则“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走欧洲的道路,就意味着俄国面临的任务只能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到1905年,列宁仍在理论上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然而上述思想并不是列宁思想体系的唯一方面。列宁思想体系很早还表现出了另一种倾向,即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合法性的倾向。还在1894年,列宁就这样谈论资产阶级:“商品经济把‘人民’和‘农民’分裂为无产阶级(破产而变成雇农)和资产阶级(吸血鬼)。”“只要富人还是富人,只要他们还掌握着大部分土地、牲畜、农具和金钱,那么不但贫苦农民,就是中等农民也永远摆脱不了贫困。”列宁还特别告诫说:“在谈论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进步历史作用时,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也没有忘记它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
       由于在情感上拒斥资本主义,就像大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也仅仅赋予资本主义以手段的意义。普列汉诺夫曾清楚地表达过这样一种思维逻辑,“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越会』临近”。列宁更是强调:“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他更看重的是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俄国农村中现在交错着两种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1)农民反对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和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2)日益成长的农村无产阶级同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第二种斗争当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思想前提,到1905年时,列宁就明确地不再将俄国革命看作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而是将它界定为工农民主革命。所谓工农民主革命,就是一种排除了资产阶级政治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
       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工农民主革命的结果将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列宁实际上就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作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环节了。“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为什么在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呢?这不是有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吗?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列宁的办法是不再主要从俄国自身看问题,即不再将俄国内部社会经济关系看作是决定性的了,而是引入了欧洲革命、世界革命这些概念,创立了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欧洲革命反过来弥补俄国自身不足的理论公式。列宁强调:“我们不应当害怕……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是已经完全成熟”了。既然欧洲就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既然胜利了的欧洲革命会反过来帮助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么俄国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去让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不是会使俄国人民经受更长时间的痛苦吗?这就是列宁新的思想逻辑。列宁的“工农民主革命”理论一直坚持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
       1917年2月,沙皇政府在战争和革命的冲击下垮台了,俄国随后出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局面,资产阶级并没有确立起自己的统治。然而列宁认为俄国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手里。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从理论上讲,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下一步就应该是进行工农民主革命,但列宁认为俄国的工农民主革命也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既然工农民主专政也实现了,那么提上议程来的就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列宁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人现实的世界,……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此一时期的列宁仍不愿意直接提及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概念,例如他说,“我们会不会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但在事实上,他是在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他竭力诉诸巴黎公社的经验。还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就明确要求,“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在随后写的《论两个政权》和《论策略书》两篇文章中,列宁重申,苏维埃“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诉诸巴黎公社的经验就是要求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而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列宁实际上已在考虑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会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它们会更好地、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怎样才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以及究竟能够采取哪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受到的支持越多,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就越强烈。他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公开要求临时政府采取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这引起了其他党派的反对。列宁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列宁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帝国主义战争已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他严厉批评将社会主义
       看作是遥远未来的事情的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逐渐认为俄国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了。“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对工厂实行工人监督,接着是剥夺这些工厂,实现银行国有化,建立调节国内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人们必须同意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提出过的过渡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他并且开始明确地将十月革命称为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
       到1917年时,俄国的国情与19世纪末期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列宁在1921年时仍这样描述俄国的状况:“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纳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和铁路,即同那连接文明……连接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的。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的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他苦于俄国文化上落后,认为在像俄国这样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任何建设性的工作都是无从谈起的。
       俄国的国情没有变,难道外部世界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吗?实际上也没有。尽管列宁多次预言西方制度就要崩溃,就要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尽管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打击,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陷入制度性的危机,而是仍在不断向前发展。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就从来没有得出列宁那样的结论,而且也不同意他那样的结论。
       既然国内外现实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何会不断提升俄国革命的层级与水平呢?这里反映出的实际上是俄罗斯民族面对先进的西方无法给自己的国家进行正确定位的问题。
       不能给自己的国家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痼疾。这既源于东正教的救世意识、第三罗马帝国诉求的影响,也源于俄罗斯很早就建立起了一个巨无霸帝国、获得了超级的国际权势所带来的自我意识的变化。
       进入19世纪以后,俄国逐渐从国际权势的顶峰跌落下来,相反,西方国家却表现出了空前的活力,实力急剧跃升。既然落后,按理来讲就应该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但基于上面所述的原因,俄国在学习西方方面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俄国的社会意识极不情愿承认西方比俄国先进和伟大的现实,不愿意承认西方是俄国学习的榜样。因此,在19世纪的俄国急剧泛起的不是西方主义、自由主义,反而是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主义者无视现实,不看西方蒸蒸日上这一主流,竭力妖魔化西方,同时对俄国则竭力美化,肆意拔高。
       在当时的俄国也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俄国的落后性,认为俄国的绝对君主制、农奴制等是需要改变的,但他们同样也不愿意承认西方的先进性和俄国应该学习西方。作为折中,他们转向了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形成了俄国特色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他们试图使俄国既超越自己,叉超越西方。这种双重超越自然是不可能的,最终他们都回归了斯拉夫主义立场,将俄国农民村社看作是人类新生的希望。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是以民粹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既然与民粹派对立,他们似乎应该克服了民粹派不能给俄国正确定位的问题。但实际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的对立仅仅是表面上的和暂时的。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给国家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肯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是不肯承认西方对于俄国的榜样性。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学习西方,而是超越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与其说是现实的需要、国家利益的需要,不如说是理论上的需要。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工人阶级,而不发展资本主义就不能产生出足够数量的工人阶级。
       正因为如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俄国应该学习西方、进行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但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他们很快就将俄国革命界定为工农民主革命不是偶然的。在作出了这样一种新的界定的情况下,他们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也公开改变了。“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在这里,熟知马恩理论学说的列宁完全不提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认识。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列宁也开始作这样的评价:“议会制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到1913年,列宁就已经完全否定西方制度的先进性了:“当今欧洲之所以先进,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而是由于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争取美好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壮大起来,只有它才能保持和传播对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和人侮辱人现象的无情的仇视心理。”“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活着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列宁此类思想发展的顶点是1916年帝国主义论的提出。
       如果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工农民主革命,就意味着俄国仍然落后于西方国家,意味着俄国的新生仍需要西方(哪怕是来自西方无产阶级)的救援。布尔什维克党人也逐渐无法接受这样的限制。到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时,列宁实际上修改了自己的世界革命理论,而认为即使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至此,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理论上完成了彻底的飞跃。至此,俄国已由一个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并负有拯救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使命的国家。至此,俄罗斯民族彻底地从俄国不如西方、需要学习西方的心理重压下解脱了出来。不过,心理上是解脱了,现实却依然如故。为了保持这样一种自我意识,苏共领导人就不断创立一些新理论,从世界革命理论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从建成社会主义到2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俄罗斯人忽然发现自己在21世纪仍然面临着回归人类文明主干道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韩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