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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语言与思维；论战与交锋
       [摘要]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核心是语言决定思维。此说一出，即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但从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此的研究看，尚未形成真正的交锋。主要原因在于语言与思维的概念模糊，未以历史和发展的观点分析语言与思维以及将语言与生活实践脱离开来进行研究。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5—0182—04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人用语言来表达对语言的迷惑、感慨、苦恼、思索与猜测。语言的神奇作用使古人和现代人、古代哲学家和现代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反思：语言与思维到底是什么关系?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是上世纪在西方语言学界颇具影响的理论假说，它对东西方语言学研究都有启迪。它的理论认为：人类不仅生活在客观世界里，也生活在主观世界里，不同的语言有不同“语言习惯”或“模式规律”，不同的“语言的习惯”，或“模式规律”构建人类的不同的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由主观世界的活动而得以感知的，因此，世界因为使用的语言不同而不同。此外，假说的理论还认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是由这个民族独特的语言体系所造成的，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说明了人们的思维是不同的，不同语言导致了不同思维。“假说”认为语言形式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并决定人的世界观；语言的各不相同导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知大相径庭；每种语言系统独特的编码特征与其他语言系统没有共同之处(Lyons，1981：305)。由此可推导：人们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概念范畴的差异和语言间的差异都是无限制的(Hudson，980：103)，跨语言理解也是不可能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自问世以来，就在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领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一、对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实证里程
       (一)反事实假说的实证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Bloom1981)关于反事实假说(即非真实条件)句型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起了一场以语言与思维关系为主题的争论。布鲁姆通过三次试验，仔细观察后得出结论：说汉语的中国人与说印欧语言的人在思考纯假设问题时表现出若干思维差异，这些差异与汉语语法缺乏反事实假设的标记有关!
       布鲁姆认为，他的三次试验的统计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观察和推断。随着语境中反事实暗示程度的提高，汉语受试者进入反事实推论的比例就大幅度上升。试验中操中英语言的两组人员表现的悬殊对比则被布鲁姆归结为操汉语的人不习惯纯假设的思维。他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英语、汉语之间在反事实标记上的不同，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差别，而且反映了操英语的人在划分与整理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上与操汉语的人的不同。”(Bloom，A.H-1981:20)布鲁姆的研究试图对沃尔夫语言相关性假说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做进一步论证。因为语言的作用是通过形式标记来实现的。在思维形成的过程中，语言标记能促使某些与之相应的认知图式的形成，尤其是那些较为复杂、抽象的认知图式。在思维活动方面，语言所标记的认知图式是表达思想的中介，也是认知活动的立足点。
       布鲁姆(1981：45，53)认为，反事实标记对思维由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向高度抽象的推理的转移有促进作用。一种语言的使用者是否能够形成某种抽象思维的认知图式，并不在于对感知世界的进一步区分，而是取决于这种语言是否引导思维向抽象的方向发展。
       布鲁姆援引了李约瑟等科学和思想史专家的有关论述来佐证他对汉英两种语言因结构形式不同导致不同的抽象思维图式。李约瑟指出，尽管中国人也曾用高度抽象的形式来解释客观世界，但是所采取的方式与西方的科学传统对所观察到的现象提出抽象的理论模式的做法不同。如：中国的数学很早就有了负数和变量的概念，而虚数的概念只是在接触了西方数学之后才产生的(J：Needham 1959)，可见中西方抽象思维的不同。因此说如果没有相应的解码形式，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就难以形成与另一种语言的使用者相同的抽象思维图式。
       (二)斯劳宾的即时思维研究
       斯劳宾(Slobin)从“即时思维和说话”(thinking and speaking)的角度来调查人们在形成话语时的思维过程。同思维和语言相比，“即时思维和说话”强调话语形成时的思维过程(1996：71)。他相信，一种语言的强制性语法范畴决定了必须要表达的经验的相应部分。不管语言对人的思维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必定会引导人们注意密藏于语法范畴中的经验范围(dimension)。
       为了实证他的假设和推论，斯劳宾和几个国家的研究者合作，比较不同语言的儿童对同样场景的描述，涉及语言包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希伯莱语。研究的重点是时空和语言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发现：西班牙语可以对持续和非持续状态作语法标记，而英语只能对持续状态作标记，德语和希伯莱语则缺乏这样的体态区别标记，都不能从语法上标记进行或未完成状态。调查表明，德语和希伯莱语受试并不从语法上区别两件事，动词使用了相同的时态，而英语和西班牙语受试则倾向于区分两个事件。有约四分之三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受试在描述中注意到两个事件的体区别，而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德语和希伯莱语受试注意到这种区别。这种现象在叙述实验中一再重复出现，显示了不同类型语言的使用者说话时的思维差异。斯劳宾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母语中未能语法化的范畴一般会被忽视，而语法化了的范畴即便是三岁的孩子也都会表达。
       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法范畴的有无，还表现在语法资源在共同语义范围里的分配。他通过对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语法研究做出这样的推断：英语倾向于说清楚位移的路径，把最终的位置状态留给人们去推测；而西班牙语倾向于说明位置和方向，把位移路径留给人们去推测。两种语言的这一系统差异决定了说英语的人更注重过程的描述，而说西班牙语的人更注意状态的描述。由于类似英语，德语的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示位移方式的动词，操此类语言者对位移方式的认知是凸显的。
       斯劳宾的即时思维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语言要求我们将事件作为“进行”或“完成”状态，将物体作为“静止状态”或“运行终点”范畴化。这样，人们的经验经过语言的过滤而成为语言化事件，每一种语言都是对人的经验世界的主观定向(orientation)，这种定向在人们说话时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
       斯劳宾通过对不同语言中词性的研究后发现：在诸如俄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言中，物体名称归类为不同的范畴，语法上的性(grammatical gender)就是其中之一。定冠词、代词可以标记名词性，往往形容词、动词也要变化，与名词的性保持一致。那么，把无生命物当作具有性别的生命物来谈论，是否会使人觉得无生命物也有性?即语言范畴是否影响认知思维?
       他的研究表明：语言赋予物体的语法性确实影响着人对该物体的思维表征。俄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都根据语法性赋予物体阴性或阳性的品质，但是，由于各民族在对物体属性的认识侧重不同，其阴阳归属也
       不同。或者说：因语言不同而赋予事物名称阴性或阳性的物质属性也不同。
       (三)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泰尔密(2000:8)认为：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存在于我们能够意识到的经验当中，以特定的结构形式存在，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映射关系。意义涉及到认知域的范畴，比如实物概念、空间时间等范畴。
       1.母语的词汇特点对认知和思维的影响的研究
       研究词汇对人的思维的影响最著名的就是对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汇的研究。人们发现：由于他们对雪的描述词汇众多(多达上千个)，他们对雪的辨认也比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更为高明。于是产生这样的结论：如果语言中对某事物进行描述的词汇比较贫乏，会影响到这门语言的使用者对该事物的认识；母语的特点对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思维结构造成影响。同时通过对记数词汇的研究，人们发现：母语中计数词汇的缺乏，会使语言使用者的计数能力显得格外欠缺。有关数字词汇的缺乏影响人们对物质数量的判断的观点，就是承认语言词汇多少影响了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沃尔夫的理论。
       2.语言符号的选择对思维的影响
       赫尔曼(1957)等人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描述新奇信息的新词能作为一种信息和学习材料中与-之有关的视觉或语义的事实相联系，从而影响学习和记忆，即影响学习者的思维。例如，在学习一种如“0—0”这样的视觉形象时，若用语言符号标记为“眼镜”，那么被试者在回忆中所造出来的形象更像一幅眼镜“0—0”；如果把它标记为“哑铃”，那么回忆中所造出来的形象更像一个哑铃“0＝0”了。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被试者记住了符号标记而不是视觉形象。而且如果没有语言符号标记，被试者会自己发明符号以影响日后他们对回忆中形象的再造。可见词在思维中是一种编码形式，影响人们对要记住的东西做出选择。
       埃利斯(1972)在他1972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用相同的符号标记不同的刺激，能够使不同的刺激似乎更类似或更相关。当不同的刺激用同一种语言符号去标记时，比对每一刺激分别用不同符号去标记时，更难区分出这些不同的刺激，因为相同的符号促使被试者去确定共同的特征，并因而对有区别的特征发现得较少。由此可见，新“概念”的学习更直接地受语言符号的有效性的影响。
       二、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经验证伪与思辨
       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代认知科学逐渐兴起，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成为主流，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乔姆斯基认为，沃尔夫过分夸大了不同语言的表层结构及其差别，没有看到这些语言在深层结构中的一致的地方。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是从人们生来俱有的普遍语法演变而来的，独立于其它认知机制，生成语法强调对语言共性的研究。
       普遍主义对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所倡导的相对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同时自皮亚杰在1923年发表《儿童语言与思维》以来，其发生认识论对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皮亚杰关于语言反映已有的认知结构的立场直接导致上世纪60年代心理学界提出的与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相对立的“认知假说”(cognition hypothesis)。认知假说主张认识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即认知结构决定语言结构。同时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人们对颜色词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Berlin、Kay和Rosch相继公布了他们关于颜色词与认知的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焦点色、类典型和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指出人们对颜色的认知是由人的生理构造决定的，不受其所使用的语言影响。这些因素都对语言相对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学术界在这一时期对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产生了广泛的质疑。语言学家以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视角，谨慎地对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进行着各种求证、证伪。
       语言对思维的作用理论使人们从常识人手提出几个问题：1.人在学习语言以前有没有思维?2.没有语言能力的人有没有思维能力?3.会多种语言的人其世界观显示多样化还是多变性?
       心理语言学家斯坦恩伯格(1993)从三个方面证明，思维先于语言并相对独立于语言：①儿童在习得语言之前就能理解口头语或书面语，这说明儿童先就有了概念和思想，即思维能力。②习得语言之前就失聪的儿童同样有思维能力，他们通过感知、记忆、再形成概念并用某种方式(如手语)表达思想。海伦·凯勒的语言缺陷并不代表她的心智无能，她甚至比常人具有更敏锐的思维能力，只是几年以后才借助其老师的方法表达出来。显然正常人所具备的心智能力并不需要语言作基础。③双语者在交际中成功的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并不要求他完全改变其世界观，他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始终如一的(业已固定的)观点而已。这是因为人们不会在学一种语言的同时就学到相应的世界观，或者讲这种语言时用这种世界观，讲另一种语言时用另一种世界观。
       克拉克夫妇(1977:523)指出：表达方式的点制约着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使其在基本概念范畴方面有着共同之处。而语言则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表现感性知识的一种形式。它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初级阶段并不决定思维，只是在形成抽象概念方面帮助人们丰富和深化思维，从而使思维变得高级而复杂。也就是说，人们的思维在感性、认知、社会和语言心理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客观世界的存在决定了感性认识的共同性，因而导致思维(即概念形成)的共同性。
       社会语言学家赫德森(1980:104—105)说得更直接：思想的形成总的来说是独立的过程，但与语言有关；人们依照大自然的结构和自身的交际、认知需求去剖析自然，而不是依照语言。
       不管是语言学家、语言教学工作者还是语言学爱好者都对语言、思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以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作为基准来观察、实验、思辨和研究这一关系到人类自身的话题，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和找到语言的起源一样困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真正的交锋也很少。
       三、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难以形成交锋的原因
       从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假设的研究没有真正形成交锋，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观点，有的造成对该理论的误解。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①语言与思维的概念模糊。首先表现在对语言及思维各自的本质把握不精确上，物质的语言与精神的思维如何能直接相互作用呢?语言学者并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其次是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隐晦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理解，即分别阐述为语言与感知、语言与世界观以及语言与思维等等；最后则表现为对思维的种类不清楚，用笼统一个“思维”包括了全部的甚至与语言无关的思维形式。②对语言与思维缺乏历史的及发展的观点。这一点表现在语言学者们总是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无论从种系还是从个体来看，语言与思维都各自有不同的产生与发展根源，其发展路线各不相同，互不依从，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数。③将语言与生活实践脱离开来。即以一种孤立的观点看待语言。语言所标志的永远是客观存在及其相互关系，语言的背后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将语言从生活实践中分离开来谈论语言与思维或其他事物的关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极易犯逻辑错误。
       [责任编辑：公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