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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美是一种陶养的工具
作者:马芹芬

《东岳论丛》 2007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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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蔡元培;美学思想;普遍;超脱;陶养
       [摘要]蔡元培是我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全力提倡者和积极践行者。一方面,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他肯定美是一种情感活动,强调普遍性和超脱性是美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蔡元培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强调美是一种陶养的工具,突出了审美的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5—0149—03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美学理论的全力提倡者和积极践行者。革命、救国的历史重任不允许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美学家和教育家坐下来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因此他没有留下系统的美学理论专著,但专门讨论美学和美育的文章、讲演却不少。认真研读这些讲演、书信和论文,可以发现他的美学理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颇具特色。
       一、学习西方,强调审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
       蔡元培的美学理论和美学实践始于他对近代西方美学及其精神的发现。蔡元培曾说,辛亥革命前,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时,“讲堂上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提出康德的美学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可见,蔡元培的美学理论主要来自康德的美学观点。康德从审美超越功利关系的先验论出发,认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对象”,所以,审美愉快不同于欲望上的满足和道德上的完善而产生的那种愉快,而是不受利害关系和道德观念限制的,所以这种愉快是自由的,具有超越个人欲望盼普遍有效性。对康德关于美感的界说,蔡元培作了合理的概括和评价。他说:“康德立美感之界说,一日超脱,谓全无利害之关系。二日普遍,谓人心所同然也。三日有则,谓无鹄的之可指,而自有其赴的之作用也。四日必然,谓人性所固有,而无待乎外铄也。”
       正是在康德这种美学观点的影响下,蔡元培在肯定美感是一种情感活动的同时,认为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是美的本质特征。而所谓美感的普遍性即“美感的共享性”。他说:“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认为物质只能满足人的生理欲望的需要,助长人我之别、自私自利的计较,不能以美论;能“一视同仁”、“天下为公”,才属于美的范围。
       关于美感的超脱性,蔡元培说:“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韩干所画之马,决无对之而做服乘之想者。狮虎,人之所畏也,而卢沟桥之石狮,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可见,在蔡元培看来,美感的超脱性是建立在美感普遍性的基础之上的。它主要指美感的超功利性和超实用性,所以它可以摆脱因果律的束缚,可以超越现实的生死利害,从而进入绝对自由的实体世界。
       蔡元培对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之论述,除了受康德美学观点的影响外,也吸收了一些西方心理学的知识。他把人的五种官能活动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围:味觉、嗅觉、肤觉,属于生理活动范围,直接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利益,以满足动物性的本能欲望上的需要;它是个体的、自私的,所以无法普遍、超脱。而视觉和听觉属于心理活动范围。在意志、智见、情感三类心理活动中,唯有感情既不通过概念,也不通过功利观念,而直接与对象的感性形式发生联系,产生快与不快。而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活动,它的内动力是情感,因此具有普遍性和超脱性。
       可见,蔡元培关于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的论述,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但是蔡元培是一位重视实际的学者,所以他的美学思想没有空谈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而是植根于审美领域,又把审美放在现实人生这一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充分发挥美学陶养人的作用。这就构成了蔡元培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二、立足传统,结合现实,重视审美的社会价值
       蔡元培对美的属性和本质的探讨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是立足传统,将其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蔡元培强调美的普遍性,同时也强调美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的普遍有效性。认为人对美的追求应遵循从个体到社会,从自私到为公的规律。如果能使私美变为公美,这才是美的目的。他所说的“美的进化公例”,就是美的发展的普遍规律。“美的原理”就是指美的普遍社会意义。所以,他反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中国把美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热烈赞扬西方社会的都市、街道及公共场所的环境美化和公共设施建设。
       其次,他所谓美的超脱性,主要是针对利己主义的物质利益的营求,而不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所以不同于没落士大夫所追求的那种消极遁世的超脱,而是对人生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他肯定的是为公、爱国,反对的是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完全是出于当时革命救国的需要。他说:“既有普遍性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这重要的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这些说法,说明他倡导美学思想的目的,是想通过具有普遍性和超脱性的审美熏陶,逐渐冲刷个体的自私的欲望,成为忘利而行义的高尚的人,到了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做到为民族为国家而献身。“他的审美超脱的最终目的和他的伦理关系的最高原则——‘舍己为群’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蔡元培的美学思想非常注重把审美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认为美德是一种最高尚的自由。所以,他在阐述智、情、意三者关系时,虽然接受了叔本华意志盲目论的思想,却得出与叔本华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说:“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括动,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是知识;所以供远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认为意志虽然是非理性的,但通过科学与美术,亦即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教育,一方面提高人的知识、智慧、创造力,以发展生产,兴办实业,提高物质生活,完全能克服现实世界的灾难而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活的提高,大多数人有了幸福,那么普遍享受教育,审美和各种文化生活也有了保证,这不仅丰富了精神生活,增加了快乐,同时也受到了审美教育,提高了道德境界。那么营求之心、人我差别也会逐渐冲淡,久而久之的熏陶、培养,也就可以进入自由的实体世界。所以他把意志归入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他说:“意志表现为行为,属伦理学,知识属于各科学,感情属于美术的。”认为人的行为、实践要达到目的,必须借助于科学知识提高理性认识,以探求正确的方法、途径,同时要通过美感教育激情导欲,树立崇高的信念并为之献身。这才是最高尚的自由——美德。这是一种最高的善,一种完全超脱利害关系的
       自由,而要达到这种道德境界,必须通过情感的陶养,即美育。而所谓“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德育实为人格之本,若无德,则随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可见蔡元培研究美学并努力实践自己的美学思想,其目的是为了陶养国民,培养国民高尚的人格。
       蔡元培重视审美的社会价值,注意把审美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考察的美学观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德利用”的基本精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精神体现在文艺上就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反映在蔡元培的美学思想上,就是对德育和审美社会价值的重视。蔡元培在主张革新和改造时,一直没有提出或赞同与旧传统思想文化决裂之类的激进看法,相反,确言传统有值得我们去传承的地方。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美育实践总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希望通过审美来陶养国人的感情,使其具有高尚纯洁的情感,消除人我之见和利己损人的思想。这使得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充满强烈的济世意识,对社会人生持积极进取的态度,更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不像某些美学家那样,把审美作为精神上的麻醉剂。这正是蔡元培美学思想的特色所在和可贵之处。所以有人把他与同时代的王国维作比较,认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虽然更深刻,但在这一点上是王国维所不能比拟的:“就现代性语境来说,王国维关于美术功能的思考,似乎更像是在寻找一处世外桃源,相反,蔡元培的美育观更倾向于世俗观照,拥有某些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品格。”
       三、践之以行,积极倡导审美教育
       蔡元培在强调审美超脱的同时,更重视审美的社会价值。他在中华民族充满内忧外患、横遭蹂躏、动乱不安的时代,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身体力行地把自己的美学理论付之实践,提出了美育救国的观念。
       蔡元培认为,近代政府的腐败和军阀间你争我夺的战争频繁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人急功近利,缺乏高尚的思想境界。而要提升国民素质,让他们拥有高尚的品德、美好的情操,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美育。因为美育与宗教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在蔡元培看来,宗教注意教人,要人面对一切不满意的事能找到安慰,把情感寄托到另一个世界中去,把现实世界忘掉。也就是说,宗教对他们的精神安慰作用在于达到信仰的目的。他给予人的不是超脱人我之分,而是扩大人我之分;不是消除营求观念,而是加强营求观念。这恰恰是一种最世俗的情感,对人的精神有着很大的弊害。而审美是无功利的,不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审美教育能营造一个审美世界,这个世界犹如一个“过滤器”,能把人的欲望过滤掉,从而使人们从欲望横流的现象世界达到不分你我的实体世界。他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在《美育》中,他又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可见,陶养感情是美育的直接目的,但培养人健全的人格精神才是美育的最终目的。美育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其强大的情感力量辅助德育的完成。
       可见,美育不仅在塑造人类心灵方面具有其特殊的功能,而且在培养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能力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蔡元培发表了《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具体阐述了美育的作用。三年以后,又撰写了《美育实施的方法》,阐述了美育实施的方法和途径。而且在改造北大的过程中,又身体力行地作出示范,把自己的美学理论付之实践,并取得卓著的成效。
       综上所述,在蔡元培的美学理论中,美是一种超脱,但更是一种陶养的工具,这构成了他美学思想的主要特色。蔡元培这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之形成离不开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但他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美学思想时,并不盲目地崇拜西方,而是努力将之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所以,在蔡元培这里,西方美学思想只是充当方法论的角色。“‘西方’不是蔡元培美学选择和美育实践的终点”,为当时中国社会寻找出路才是他美学选择和美育实践的最终目的。因此,蔡元培所倡导的美学思想是一种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要求来熔铸西方美学材料的创造,是经中国社会过滤、被改造整合了的理论,这使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带上了自身鲜明的理论特色。
       [责任编辑: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