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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青年到老年，我时常想起一个怪人，一想就是几十年。他，我自然是认识的，有几年还几乎天天见面，但关系实在一般，离深交更差得远。
       他是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分配来刚成立的合肥师范学院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按理说，当一名教师不成问题，可由于他浓重的苏北口音，便被派到中文系资料室作资料员。人事处找他谈话前，原以为要费一番唇舌，哪知话没说完他就点头，马上就到系里报到。跟他谈话的副处长准备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便在心里纳闷：这人好像很怪。
       合肥师范学院是大跃进“跃”出来的，一切来不及就绪就匆忙开张了。教职工的住房不够需求，院房产科叫他克服困难，暂时到学生宿舍挤挤，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既然这样，你们不必考虑，我就睡在资料室好了。“分配住房，很少有人满意的，光是那朝南朝北，就有的计较。他不，房产科的人不免感到，这人是有些怪。
       他于是就在中文系资料室安营扎寨了。一张上下铺的床，下铺睡人，上铺摆一口大木箱，装着他的全部家当。他一日三餐吃食堂，每到开饭的钟点，便见他手拿一双竹筷和一只大土碗，慢腾腾地朝食堂走，脚步之轻，似乎怕踩死蚂蚁。当年我也在食堂吃饭，每每在路上或饭厅碰见他，我总是微笑，点头，打招呼，他却一律把嘴一嘟，连头也懒得点，似理非理的。
       然而，怪人上班才个把月，资料室就变得井井有条起来。哪本书在什么位置，什么杂志在哪个架子，他都烂熟于心，张口便说出来。老师们要查什么，不必东翻西找，一问他就可以了。他还腾出资料室的一小块地方，安上桌椅，让来读书看报的人有个坐的地方，这也大受老师们的欢迎。更显出名牌大学高材生水平的，是有时查资料的人翻了书，却找不到所需的材料，自言自语地嘟哝一句，平时难得说话的他，这时总能接过来，建议你再去查什么，十有八九还真能解决问题。他在群众中开始有些声望了。
       有一天晚上备课，我临时需要核实一段引文，第二天课堂上好向学生交代。看看墙上的时钟已指过十点，想到反正他住在资料室，便抱着一试的心情去敲他的门。说明来意，他把嘴一嘟，示意入室查找。我连声“谢谢”，他再无别的表情，也不答一词，转身坐到办公桌前做他自己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反正资料室就是他的“家”，除了去食堂吃饭，他整天呆在家中，资料室也就整天开放，没有上下班的限制。其他系的老师都很羡慕这点，而那些系资料室的管理员就感到压力了。
       有一次我在资料室，系总支书记刚好也来借书。我看他同样对这位权重一时的书记爱搭不理，自顾自地整理新到的图书。书记选好书去登记时，他说话了：“你只剩三张卡片，不能借四本。”这位在群众面前不苟言笑的书记，不由一怔说：“这四本是一套。”语言简洁明了，明显有指示的意味：四本可算一本。没想到他头一摇：“不行。制度不是你们定的吗?”话音一落，他就抱起一摞图书去上架，不再看这位书记一眼。
       当年系里的报纸是由院里供给的，再由系上分配给系里各个部门。先前多些，后来削减了，各部门的自然得跟着减少。那时各系都有“工宣队”入驻，“工宣队”其实际权力，在任何组织之上，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愿没事招惹他们呢?这位怪人却不然。既然各部门的报纸都要减少，他就行使资料室管理员的职权，将工宣队的那份也减少。工宣队认为自己是钦差大臣，而且负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使命，少了谁都没关系，怎么能少了自己的呢?他们去责问他，他以沉默相对，怎么说就是不给恢复。书记也好，工宣队也好，在这怪人面前，终究无计可施。只能说一句，这人，真怪!
       当年为了教育群众，常组织教职工着电影。看电影就得发票，发票就得分票。分票很麻烦，除了琐碎，还容易得罪人。场次的不同，座位的前后，七嘴八舌的人可多了。领导将这件事交给他，他没有因为这不属于本职工作而拒绝，而且尽心尽力，干得很出色。你如果这次拿到的座位不好，不要和他争，争也没用，下次肯定是好的。这次座位如果不好也不差，下次就还会不好也不差。这次如果很好，对不起，下次一定是差的了。假如分的是难得一次的戏票，就用抓阎的办法来解决。久而久之，大家看到上面写有自己名字的票拿起就走，不会再去斤斤计较，因他们相信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没有亲疏。
       “公平”是老百姓最缺乏因而也是最渴望的，于是，这怪人的声誉渐高，人们开始感到：怪人虽怪，其实不怪。
       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苍白的脸上有些淡淡的青块，随时带着一副疲惫的倦容。他早已结婚，上有老母，下有两个男孩，妻子在老家工厂上班。自己每月工资五十九元，十九元留作伙食费，其余的全部寄回家用。当年物价虽低，但平均每天仅有六毛多钱，实在是拮据得可以。他早年患过肺结核，后来又加慢性肝炎，普通药物已不见效，高档药品只有“高干”才能报销，每月十九元的他怎能消受得起。这时，我才知道，他走路那么慢，不全是性格使然，更因为久病体弱，营养不良，精力不挤。然而学校一年中难得有的困难职工补助，他却从不申请。系工会动员他，同事劝说他，他也一再回绝，这时，所有，的人都感到，怪人虽怪，身上却有许多闪光的东西，值得尊敬。
       一九六九年底，合肥师范学院在“斗”、“批”之后“散”了，整个学校被撤销。我下放到肥东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则随中文系的大部合并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临行前，我去他的“家”也就是系资料室向他告辞，并备薄礼一份，感谢他多年来为我也为大家看书借书提供的方便。他只是“哼哼”两声，并没有其他的表，礼物则说什么也不收。但这些已在我预料之中，到了这时，我已经不觉他有什么怪的了。
       从几位老同事那里得知，他去芜湖后一切照旧——依然管理中文系资料室，依然把资料室搞得井井有条，依然睡在资料室的角落里，开放的时间依然没有限制，执行借阅制度依然那么坚决，生活依然艰难却依然拒绝申请补助……不同的是：他居然成了批判的对象。
       批判他什么呢，要说思想境界，他只知奉献，从不索取。要说工作业绩，他兢兢业业，有口皆碑。要说祸从口出，他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但是，他创作过一部两万五千行的《长征行》，里面写到红军损失惨重，林彪瘦得“脸如刀削”。在工宣队授意下，由系总支出面，一些“左视眼”组成批判组，批判他诬蔑红军，丑化林副统帅……
       批判者义愤填膺，万炮齐发，他却安坐在位子上，眼睛望向窗外，半睁半闭。等批判的人炮弹放完，主持者命令他坦白交代，他起来只说一句“我写的都是历史真实”，就坐回座位，不管群情怎样激愤，口号怎样起伏，决不再有第二句话。哪位借书不成的总支书记逸时已兼任系革委会主任了，正襟危坐在前排正中，见场面不好收拾，拍案而起，疾言厉色道，现在没有想好，回去认真反思，下次再向革命群众坦白交代。
       经过诸如此类的折腾，他的病更重了，精力更差了，连提一小捆杂志上楼都要歇几次。林彪折戟沉沙后，组织上正式向他道歉，但精神的创伤岂能很快消除。他借口 (也是事实)需要家人照料，家人也需要他照料，终于回老家江苏淮安去了。
       中文系资料室很快换了新人。这位新人也不遵守上下班时间，晚上开放资料室就更不可能了。老师们开始怀念他，回忆他，盼望他能再调回学校来。不多久，传回学校的却是他的噩耗，听到的人先是惊诧，继而热泪盈眶。一位好心人牵头为他募捐，援助他健在的老母和遗孀、孩子。全系教工纷纷解囊，有位负债累累的老师，掏出一元钱，非要表达心意，结果汇出的总额商达五六百元，差不多相当于那时普通教师一年的工资。
       怪人姓霍，名养信。一生没有职称，没有级别，没有“成就”，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是真真正正的一介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