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汉代；图书市场；述论
[摘要]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持续繁荣，政府重视与扶植文教事业的政策，以及贩运商业的发达与物质层面商品市场的成熟，是汉代图书市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三大因素。当时的图书市场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图书市场虽由“图”与“书”两大门类组成，但并不均衡，而以后者占据主导地位；符合图书市场交易规则的直接贸易形式虽已出现，但问接交易活动仍很普遍；图书市场受政府干预较多，且市场辐射力相对弱小，仅局限于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地域。尽管如此，汉代图书市场依然作用重大，在促进学术繁荣、文教事业兴盛的同时，带动了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书写材料的改进，对社会习尚也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5—0128-05
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物质层面的商品市场，即所谓的我国传统市场就已经出现，并逐渐发育成熟。而精神层面的知识商品市场却因受制于多种因素，至战国时期才初见端倪。作为将物质与精神兼融于一体的图书商品市场，则更是姗姗来迟，直到汉代方趋形成。然而，得益于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国力的强盛、文教事业的繁荣等因素，汉代的图书市场显现出巨大的“后发”优势，发展迅猛。在一些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地域，早已突破了过去学术界所界定的“书肆买卖”的樊篱，成为汉代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以重大的作用与影响。现拟就这一市场的形成、自身特质及其作用等基本情况，叙论如下。
一
在我国古代社会，图书市场的产生须满足三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首先，社会生产力要达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水平，能为图书流通买卖搭建起一个坚实的平台。图书虽然具有物质形态的外壳，但其实质内核仍是精神产品，其存在与发展，最终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很难想象，在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社会里，会有图书市场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其次，社会文教事业较为繁荣，图书的需求总量较大。我国古代社会图书的制作工序繁杂，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多，且图书的写作属于复杂劳动，由此使图书的成本相对较高。若没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以及巨大的社会购买需求，断不会有人经营利润较少，甚至蚀本的图书生意，更不会自发地形成图书市场。即使此类市场已经存在，也会逐渐萎缩，乃至消亡。另外，国家政策的重视与扶植。图书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虽有自身的规律、特点，但在封建专制下的古代社会，国家的文化教策往往关乎图书市场的前途与命运。开明的文化政策，会促进图书市场的发展；反之则抑止其成长。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使图书遭受到空前的劫难，从反面也证实了这一点。
上述条件在汉代社会不仅得到了很好满足，而且当时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崇尚图书收藏的社会习俗等，又为图书市场的发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一，汉代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持续繁荣，为图书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汉皇朝可谓国富民强。这既受惠于天时，又在于人谋。仅就气候来看，汉代处于我国古代社会气候的温暖期。司马迁曾叙述西汉武帝时期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渭川千亩竹”(《货殖列传》)。这些植物的分布与现代相比位置更偏北，有力地证实了此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毫无疑问，适宜的气候为汉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汉代的统治者，大多在农业政策上重视发展生产，有限度地征收赋税、征用劳役。由此，农业得以稳步发展，民众安居乐业。史称文景之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律书》)在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汉代社会，农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障，刺激着封建贵族、一般地主乃至富裕农户对更高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化的需求。他们既有空暇时间读书、著书立说，又有购书、藏书的欲求。春秋以降所形成的学术下移的趋势仍在扩大，使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对图书的需求日益增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图书市场依赖程度的增强。
其二，汉朝政府推行重视文教事业发展的政策，是图书市场存在的根基。秦统一全国后，推行“挟书令”等文化政策，对图书市场的发展以毁灭性的打击。汉代统治者汲取了秦毁灭图书的教训，于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之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艺文志》)，既使散失的图书得以聚集与收藏，又使图书的抄写和传布得以发展，利于图书市场的发育。其后的汉代诸帝大都重视图书。于是，图书也相应地作为统治者实现其加强思想统治的工具而受到重视，进而为图书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突出地表现在学校的建设和图书的收藏两个方面。汉武帝在长安建立校舍，创建了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平帝时，王莽辅政，为了博取广大知识分子的好感，于元始四年(4年)，为太学生修建了可容万人的校舍。东汉时期，太学生经常保持在三万人左右的规模。两汉政府还在各地方郡国建立学校，教育地方上的地主官僚子弟。班固在《东都赋》中所描述的“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盛况。与官学相辅相成的私学在两汉时期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有的老师的“著录弟子”竞逾万人，其真正亲授的“及门弟子”也往往有数百乃至上千人。例如，《后汉书·刘淑列传》载，刘淑“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又如，《后汉书·杨伦列传》说，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数量庞大的学生队伍，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图书，这便促使图书交换、流通与买卖活动的频繁发生，图书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已是题中应有之义。早在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的前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相国世家》)，开汉代官府收藏图书之先河。汉武帝深感“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艺文志》)。在其后的“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
全汉文》卷41)，所收图书达三万三千九十卷(《经籍志》)。东汉之初，“光武中兴，爱好经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儒林列传》)，及其“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乘”(《儒林列传》)。东汉末年，董卓专权，迁都长安，官藏缣帛图书被吏民“竞共剖散”，“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儒林列传》)。官藏图书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最高统治者对图书收藏的重视，必会浸染至民间社会。事实也是如此。当时，上至诸侯王、达官显贵，下及平民百姓，多重视图书的收藏。例如，河问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河间献王传》)。又如，东汉的蔡邕，家藏图书甚多，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载，其家“有书近
万卷”。而王充《论衡‘别通》篇中，有“通人积文，十箧以上”之说。社会的藏书习俗与图书市场是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的。图书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方便、及时地被官府和私人所收藏。当然，官府还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多方搜求图书，但若不通过图书市场，以买卖的方式获取(包括变相地以金帛换取)，也很难积聚大量图书。私人藏书更要以图书市场为依托。因此，汉代藏书习俗的出现是图书市场存在的有力证据，藏书的规模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衡量图书市场大小与兴衰的一个重要尺度。
其三，汉代兴旺的贩运商业，为图书的流通、买卖开辟了新的通道；而发育较为成熟的物质商品市场，则为图书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便捷、可靠的交易场所。就人类社会的文化交流史来看，在前工业时代，不同地区之间，特别是异域间文化的接触与交流，除了短暂的战争和军事占领外，在和平时期，主要是靠“旅行者”即商旅充当“文化使者”来完成的。具体到我国的汉代，也应作如是观。在我国传统社会，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比较兴盛，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贩运商人为数众多。他们为求商利，不辞劳苦，奔走于各地。不仅如此，随着陆路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海上交通的开通，为牟厚利，他们甚至远贾域外。这样就为图书的流通、买卖打开了新的通道，并开扩了人们的眼界，拓展了图书编纂的领域。特别是佛教的传人和佛学的研究，拉动了对此类图书的需求数量，扩展了图书流通、买卖的范围，对图书市场的发育很有益处。作为商品交换的聚集地和商品经济运转的轴心，汉代物质形态的商品市场发育良好。当时，社会上已形成了各种层次不同的市场：既有自发形成的乡间集市，又有封建政府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稳定等目的，所设置的各级城乡市场，以及军市、关市、狱市等。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出现了夜市、草市的萌芽。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等宏观市场的发育也初见雏形。这些市场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为货物聚集之地，人们频繁出入之所。这便为在固定的场所专门从事图书经营的专业商人，提供了极佳的买卖场所。《后汉书·王充列传》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又《
太平御览》卷614引司马彪《续汉书》日：“苟悦十二，能读《
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上述事例都表明，在物质形态的商品市场内，已经孕育出专营图书生意的专业市场。
汉代图书市场的组成主体、形态特征与发育程度，为构成当时图书市场自身特质的三大要素。
汉代的图书由“图”、“书”两大门类组成。当时的“图”主要有三种形态：其一是兵阵图，如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著录《楚兵法》7篇，原注目：“图四卷。”其二为天文图，如在《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中著录《耿昌月行帛图》232卷，是古代日月运行的图标。其三是地图，如在《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中，有“明年，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人岁各八千万”的记载。对朝廷来说，此类图的内容多有禁忌，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不宜自由传布，其流通买卖受到了极大限制。故在汉代的图书市场上，图不是主角。当时，在图书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的是“书”，即书写于简牍丝帛上的文字资料。
汉代图书市场的交易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民间社会图书的直接交易形式；其二为国家政府图书的间接交易形式。就前者来说，除了前述依托于物质市场，出现在通邑大都中的图书交易市场外，还有一种由买卖双方的需求而自发形成的图书市场。《
太平御览》卷828引《三辅黄图》日：“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纪、笙磬、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由此观之，这种出现于西汉末年的“会市”，显然不是官府管制下固定的图书市场，有点类似于南朝隋唐时期的“草市”。就后者来看，如果说汉朝政肘在国内尚可不直接通过图书市场以行政手段征集图书的话，那么，对域外图书则大体需遵循市场交易的规则，以间接的贸易形式获取。这突出地体现在对佛经的搜集上。佛教大约在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明帝曾派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卒得佛经四十二章。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遣使出外访求搜集佛经。西域等地不乏擅长经商、慕求商利的国家，《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列传》对此多有记载。例如，疏勒有市列；“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善市贾，争分铢”；大夏“善贾市”；安息“商贾车船行旁国”；大月氏“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高附国“善贾贩，内富于财”；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汉朝使者欲求佛经于西域等地，想必需以重金厚帛的贸易形式换取。此说虽不见于史书，但这既符合当时“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又颇合乎汉朝为怀柔远人而推行厚往薄来的对外贸易政策，应似确有此事。
与我国传统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时期较为成熟的图书市场相比，汉代的图书市场尚显稚幼，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图书市场相对狭小，受政府干预较多两个方面。汉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已形成了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山东、江南四大经济区。由于各个经济区的自然与人文条件差异较大，图书市场的存在与发展极不平衡。概而言之，半农半牧的龙门碣石以北经济区，及尚未开发、“火耕水耨”的江南经济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图书市场是难以产生与存在的。处于黄河流域、经济发达的山东、山西经济区是图书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场所。汉代的图书，不论是简册，还是帛书，传写、制作既费工，又费时，携带与收藏又多有不便之处，这更限制了图书市场的拓展，使其势力所及的范围非常有限。王充《
论衡》一书的传布情况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后汉书·王充列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充所作《
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人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
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王充卒于章帝初年，蔡邕是灵帝时人，他看到《
论衡》时，此书已问世近百年，而在中原地区仍没有得到传布。王朗上距王充已逾百年，也要到王充故乡——江南的会稽，才得到《
论衡》。由此可见，当时图书市场的狭小与功能发挥的有限。如前所述，在汉代的市场上，图的传布受到官府的严格管制。不仅如此，一些书籍，诸如史书和诸子书的流传，也受到朝廷的严格限制。正如《汉书·宣元六王传》所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由此可知，这些图书在流通、买卖的过程中，还遭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是难以公开进入图书市场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以政治权力干涉图书市场正常运营之事，有日渐弱化的趋势。汉代图书市场的存在与拓展，在促进学术繁荣、文教事业兴盛的同时，带动了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推动了书写材料的改进，甚至对社会习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代是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名家辈出，著述繁盛，影响至远。仅就史家来说，司马迁的
《
史记》和班固的《
汉书》可谓名满天下。编纂这两部史书的典籍资料，除官府藏书外，大多是在当时社会上流通的。可以说，当时的图书市场为两部史书的广采博取、兼收并蓄提供了客观条件。汉代学术繁荣反映在著述上，就是编纂的扩展与著述数量的增多。《汉书·艺文志》共著录596家、13269卷，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文字载体与文本依托，是人类精神文明不断演进的重要标志。这些著述可分为先秦著作(其中大部分已经过汉代人的整理)、汉代人对先秦古籍的注释和汉代人的著作三类。后两类著述与图书市场存在的亲密关系自不待言，就是汉代人对先秦古籍的整理，也与当时的图书市场息息相关。两汉时期，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逾两千年，积累的典籍异常丰富。当时的图书以手工抄写、篆刻，时间既久，散乱、舛误的情况在所难免，迫切需要加以整理。通过图书市场，可以为整理先秦图书提供大量的书源，便于搜罗异本，择善而从，订正错讹。先秦典籍经过刘向父子、郑玄等人的整理，得以定本形式重新投入图书市场，从而提高了图书的质量，益于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汉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对图书市场的发育具有促进作用。而反过来，图书市场的发展又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兴盛。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现仅从图书市场的视角，对其社会作用略作探讨。应该看到，汉代图书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各种学校中接受教育者人数众多，来源广泛，既有贵族官僚的子弟，又有贫寒细族的后人。这些人完成学业后，或充任基层小吏，或到社会上谋求普通的职业。这一方面扩大了封建统治阶级构成的基础，对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颇为有利。另一方面，又扩大了整个社会的受教育面，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更多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利于文化知识的下移与传播，从而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使社会文明得以向更高层次迈进。
汉代图书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与之相关的竹木种植、售卖与佣书等行业的发展。在汉代的图书市场上，参与流通交易书籍的主要书写材料是简牍。简是竹片制成的简册，牍是木板制成的版牍。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竹简是汉代书写的主要材料，而版牍仅为书写的辅助材料。简牍的制作工艺复杂，古籍文献对此有载。例如，应劭《风俗通》曰：“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竹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日杀，亦治也。”(卷606)又如，《论衡·量知》篇载：“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人。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纪。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汉代由竹木制作的书籍较为笨重，对竹木的消耗量也较大。《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即言秦始皇每天所批阅的简牍重量超过一百二十斤。而《史记·滑稽列传》所记载的东方朔用三千奏牍写成的上书，重量更是惊人，“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汉代的气候较现在温暖，竹子的自然分布也较今广布，但能制作竹简的大竹，似仅出产于江南。上面所云陈楚、吴越之地制作竹简的杀青工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在渭川经营千亩竹园，以及在通邑大都的市场上售卖“竹竿万个”，每年均能取得与“千户侯等”的较好经济效益。此处虽没有明言竹木经营与图书市场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汉代图书市场发展对竹木等书写材料的迫切需求，无疑是促成商人乐于从事竹木种植与售卖的一个重要诱因。汉代图书市场的存在与发展，说明当时的图书生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复本已大量存在。在写本时代，这意味着为人佣书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不过，与雇佣劳动者多出卖简单劳动不同，佣书者所售的是复杂劳动，是把其拥有的知识、技能商品化而立身于社会。他们或为官府抄写，或替私人书写，已成为当时知识商品市场中的一员。即如《后汉书·班超列传》所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又如《后汉书·文苑列传》所记，刘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除简牍之外，缣帛是汉代图书的另一种书写材料。与简牍相比，缣帛确有优势。它柔韧光洁，容易着墨，便于书写；可折可叠，舒卷自如，利于阅读；重量较轻，携带方便，易于收藏。但缣帛成本很高，价格昂贵，很难在图书市场的书写材料上占据主导地位。“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列传》)这显然是制约图书市场发展的瓶颈。因此，寻找价廉、易得与制作简便的新型书写材料，就成为发展图书市场的迫切需要，由此促成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在汉代的诞生。据有的学者研究，在蔡伦以前二百年，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但这时造纸的主要原料是大麻，造价昂贵，且工艺简陋，纸质粗劣，根本无法取代简牍和缣帛。东汉宦官蔡伦潜心于造纸工艺的改进，在造纸的原料和方法上取得了突破。他“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蔡伦列传》)，并于元兴元年(105年)上奏皇帝。从此，质量较高、价格便宜、取材方便的纸张开始取代简帛，成为图书的主要书写材料。这不仅扩大了图书的生产规模，推进了图书市场的发展，而且为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汉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促成了以功利为中心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正如司马迁所引用的民谣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读书虽然不能直接发财致富，但自汉武帝以经取士以来，许多儒者便以明经升任高官。在我国传统社会，升官与发财的结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只仅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场实录，汉代社会亦然。“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恒情”(《邓张徐张胡列传》)。在汉代的士人们看来，读经与从政、富贵是联为一体的，只要读好书，便能获取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为求利禄，他们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在读书、人仕、发财这一环环相扣的链条上，图书市场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前述汉代甚盛的藏书之风的形成，也与此存在着密切关联。不仅如此，汉代图书市场还有助于重视家学渊源风气的形成。像“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韦贤传》)之类的民谣，以及蔡邕“赐书四千许卷”(《
列女传》)与其女蔡琰的行为举动，都折射出汉代图书市场于其中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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