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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卡夫卡；颠覆；传统小说
       [摘要]被称为“现代派文学鼻祖”的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以超凡的想象力和勇气进行现代艺术的探险，以作品全部荒谬的、不合逻辑的、离奇曲折的结构，反映作者心目中“异化了”的世界图像。通过对传统自由观的颠覆，对传统人物的颠覆，对传统小说艺术的颠覆等方面的探索，使其创作彰显出迥异于传统小说创作的诸种典型特征。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5—0106—04
       一、对传统自由观的颠覆
       自由，就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存在，并且拒绝一切不合自己意愿的规定性。纵观西方文学史，就其本质来说即是西方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史。人的自由精神经历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神的对立、人与物的对立三个发展阶段，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演化递进。
       卡夫卡是20世纪初最早的、最为深刻的体验到人的自由的真实含义的作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展现了人实际上所处的介于自由与奴役、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尴尬处境。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人物的行动都是自由选择的：《判决》中的格奥尔格虽然被父亲判决去投河淹死，但是并没有人逼着他去做，他完全有选择不去投河的自由；《诉讼》中的约瑟夫·K虽然被捕了，却并未被关押、拘禁起来，反而有选择是否出庭的权利；《城堡》中的K，甚至是自作主张地跑到村子里来，他不仅享有绝对的人身自由，并且可以随时离开。表面看来，这些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甚至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人的命运是处于某种神秘的必然性之中的。因此人的自由是相对于种种匿名的权威而言的，是在权威的重压下的苟延残喘。这就导致了人们在寻求绝对自由的过程中反而失去了自由，最终不得不同那些同他对抗的匿名的权威相妥协。
       由于人与匿名的权威的力量过于悬殊，因此这场斗争注定以人的失败而告终。事实上，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表面看来似乎准备进行抗争，而实际上却是时刻准备妥协，因为这些斗争实质上正是一种妥协形式。《诉讼》中的约瑟夫·K，一生“都在寻找最高法官一正义和秩序的代表。他既不反对正义，也不反对没有秩序和没有规则的正义以及正义本身的思想，而是反对没有正义”。约瑟夫寻求的正是一种变形的“最后审判”，一种绝对的认可和赞同，得不到他所需要的赞同和认可他便失去了依附。《判决》中的那个可怜的儿子仿佛一直在等待着父亲的判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扔到河里。《城堡》中的K更是以毕生的精力来求证他存在的合法地位。他不顾一切地想知道“土地测量员的正式权利和义务，以便能够据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也想作为一名公民在村里被接受。实际上他只想实现所有的形式，合法地生活”。他的要求是如此迫切，以致于不等获救便累死了。所有这些对权威的绝对妥协，实际上是一种对自由的颠倒：“在颠倒中，他反对自由。”久而久之，人在这种颠倒中丧失了自己的目的和意义，淡忘了关于自由的种种设想，只剩下一点点不好受：“被囚在这个地球上他觉得憋得慌……但如果你问他：他究竟想要什么，他回答不出来，因为他一这是他最用力的证明之一——没有自由的观念”。这是一个绝对不自由的世界中一位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的悲惨处境。
       在卡夫卡后期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城堡》中，人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越发具有伦理和生物障碍的性质。《城堡》中的K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终于为自己争到跟克拉姆会见的权利。他在旅馆后门旁边看到了克拉姆的雪橇，于是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等到克拉姆。有时，他独自一人闲逛，谁也不去赶走他。可是他突然“觉得似乎人家斩断了一切同他的联系，似乎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自由，可以在这块原是禁止他来的地方愿等多久就等多久，而且他是经过奋斗争得的这个自由，这点很少有人能做到，现在谁也伤不了他一根毫毛，甚至谁都难得跟他说上一句话：虽然如此，但同时他又觉得这个想法至少象他上面的感觉一样强烈，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刀枪不入的状态更荒谬、更让人绝望的事了”。事实上，无忧无虑地听任自己的行动的指导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是预先决定了的。人尽管可以自由地去反对它，但徒劳无益。人的命运位于某种神秘的必然性之中，人如果奋起诅咒这个必然性，则不得不胆战心惊地承认：“人的诅咒本身注定也是预先决定的”。
       为了能够部分地保全自我的自由，卡夫卡试图把自己尽可能地变小、变弱，甚至变丑、变恶、变成异类，就像《地洞》中的小鼹鼠一样。因此，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充满人性的小动物，最为典型的要数《变形记》了。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通过变形，摆脱了令他深恶痛绝的工作和养家糊口的重负。在甲虫的躯壳里，格里高尔部分地实现了自由，并且成功地避开了众人的指责和干预。在《地洞》中，他又不厌其烦地描绘了一个虚幻的地下“天堂”。在《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他详尽地描写了人猿在被人捉住并关进笼子以后的心理：“凌驾在这一切之上的只有一个感觉：没有出路。我担心人们太不了解我所说的‘出路’指的究竟是什么。我是就最完整也最通俗的意义上来用这个词的：我故意不用这个词的。我故意不用‘自由’的字样。……我甚至觉得，人类因自由两字而上当受骗是否已经太多了一些?正因为自由被视作最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所以，相应的失望也算是崇高了。好多次，在杂耍戏园子里，还没轮到我上场的时候，我常常看到空中飞人怎样在屋顶高处的秋千上表演。他们摆动自己的身子，晃来晃去，向空中跳去，扑进对方的手里，这一个用牙齿咬住那一个的头发。我就想到：‘这样的自我约束居然也算人类的自由’。”在这里，卡夫卡所寻求的适应环境是以保存自我的独特性为大前提的，他的变形人所显示出来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求证自我的真实存在。
       二、对传统人物的颠覆
       在传统的叙事性作品中，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横亘着一条英雄与恶棍的界限。人物塑造上的善恶两极化的做法以及在善恶两极中对善者鲜明的认同和肯定，始终是西方传统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于是，西方文学中便出现了许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正面英雄形象。如意志坚强超凡出众的个人奋斗者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品格高尚充满道德力量的小人物露西和索尼娅，在探索中忏悔新生的贵族知识分子安德列、彼埃尔等，他们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和真善美的化身。
       20世纪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意志的强度、情感的厚度、精神的高度无不存在严重的滑坡，使人物的品位进一步沉沦，人物的形态进一步发散。他们非但是一种萎顿的生物，更要紧的是一种荒诞的存在，使强者变成了弱者，使英雄变成了丑角。
       卡夫卡是最先感知到这种变化的作家。他在札记中这样谈到人：“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囚徒，他感到处处受到排挤，他充满忧愁、软弱、不健康的
       情感，脑海里经常浮现出囚徒的胡思乱想——在他不自由的这个粗暴的事实面前……任何安慰也不能使他得到慰籍”。于是，他以艺术家的独特敏锐和深刻体验在他的作品中对人变成“非人”的异化过程做了极为冷峻的描绘和象征性的表现。卡夫卡是西方社会最早表现“异化”主题的作家，也是最早表现“卑微、琐屑”的“弱者”的作家，因此有“弱的天才”的美称。他的眼睛牢牢盯住人类的灵魂，他靠独特的穿透力洞察人类充满困惑与危机的灵魂。因此，他作品的主人公没有了传统小说的“强者的色彩”和“英雄的品格”，而代之以“非英雄、反英雄”的人物，即被社会重压压跨了的弱者，卑微、落魄、孤独、软弱、无所作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
       卡夫卡以弱者的视角看世界，去创作“弱者的史诗”。他曾以弱者的胆怯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的格言是：‘我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刻着的格言却是：‘一切障碍都把我摧毁”’。他曾这样概括自己创作的特点：“我知道，生活要求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来，我随身带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把这种弱点当作我的时代的消极面紧紧地握在手里!”
       在短篇小说《变形记》中，卡夫卡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与社会现实的荒诞及悖谬。一方面，格里高尔为了生存和还债养家，拼命劳作，四处奔波，充当挣钱的机器，而结果却走向了愿望的反面，失去自我，变成甲虫，彻底失掉生存和养家的能力，最终被社会所抛弃，这既是主体被劳动异化的典型特征，也是在现代“物化”世界里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主观动机与行为效果的完全悖反。另一方面，从格里高尔的心态来看，他既是异常地自卑和痛苦，又是十分地孤独和无助，这是因为他变成了“非人”远离了“人”的世界，被人类社会拒之门外所致，最后孤独忧郁而死。这是一种本体失落的悲哀。通过格里高尔变形，彻底否定了古典作家关于人的理想主义的定义，使人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高位跌落下来，成了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胆小、孤独、卑微的可怜虫。这部作品气氛是压抑的，基调是灰暗的，体现的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在《城堡》中，土地测量员K在进入城堡那黑暗的领地之初，似乎还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尽管他的抱负显得谦卑而可怜，不过是为了顺利地展开土地测量工作而与当局进行合作罢了。一开始，K并不是一个反叛者，而且可以说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成为反叛者。他之所以成为城堡当局的对立面，从而审视并洞察到城堡的黑暗性质，完全是被迫的。在卡夫卡的笔下，个人是在一个“偶然”的状况下与乖张的命运相遇的，因此，K所面临的困境由“土地测量员”演变成“城堡是否需要一名土地测量员”这一命题的时候，前提就成了结果。也就是说，K必须首先证明自己身份的合法性，才能展开工作。要证明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就必须得到城堡当局具有法定效应的许可文件，而要得到这一文件，必须有机会见到城堡的官员。而所谓的城堡官员“克拉姆”却始终没有露面。K的每一次努力和挣扎都远离他最初的目标。
       卡夫卡在《城堡》中集中展示了个人的存在如何远离他的目的和意义的悲剧历程。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卡夫卡所洞见的两大生存困境，或者说两大哲学范畴：绝望和“不绝望”。“不绝望”并非是对于绝望的否定和消解，而是“绝望”更为荒谬、暧昧、深刻的表现形式。作为个人所无法忍受的压力而言，绝望也许是真实的，但“不绝望”则是一个彻底的虚幻荒诞的情境。在《城堡》中，K既未找到希望，亦未遭遇到彻底的绝望。这是城堡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城堡当局确凿无疑地告诉他，城堡不需要一名土地测量员的话，那么K的困境似乎不难解脱。问题是在村长的记忆中，他确实见到过招募土地测量员的文件；他没有获得任何开展工作的许可，城堡却给他派来了两名助手；他没有见过克拉姆，克拉姆却通过信使巴纳巴斯给他写来了亲笔信，鼓励他好好工作；他在城堡是一个不受欢迎、碍手碍脚的人，处处受到冷遇、刁难甚至是威胁，但城堡方面绝无将他赶走的意思……
       在卡夫卡的世界里，主人公越是抗争就越显得软弱，越是抗争就越显得无奈，越抗争就显得越渺小……然而这一切全都来自于命运。他们总是碰到外部世界与自己过不去，经常处于“被告”的地位，让那无法言说的外部世界对自己进行莫名其妙的审判。弱者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这也许是卡夫卡本人最真切的亲身体验，所以他才说：“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他的作品不仅言说出这些弱者一步一步被粉碎的过程，更为冷酷的是，他还写出每到最后的关头，弱者总是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在悄然无声中被消解殆尽。
       三、对传统小说艺术的颠覆
       加尔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米兰·昆德拉指出：“另外的方法，指的是越过真实性的疆界。并非为逃避真正的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它。因为，把握真正的世界属于小说的定义本身；但是，如何把握它，并能同时投入一场使人着魔的异想天开的游戏?如何能在分析世界时做到严谨，同时在游戏般的梦中不负责任地自由自在?如何把这两个不相容的目的结合起来?卡夫卡解开了这一巨大的谜。”
       作为现代艺术的探险家，卡夫卡用独特的艺术悖论的思维方式解开了这一谜底。他曾公开宣称要从与巴尔扎克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社会与人生，“卡夫卡行文中大量奇异的、梦幻般的不合逻辑，正好与他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冷静的事实描述形成对比，它们产生于直接的行为和经验与适当的想象性形式的融合，直接的经验世界和寓言世界的融合，以及将一种常见的隐喻或讽刺转变为卡夫卡式的东西。但是这两个层次的现实的结合，并不是促使卡夫卡世界诞生的唯一源泉，它的另外一个源泉是其不一致和脱节。”
       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有其因就有其果的传统思维方式被摈弃，出现了有其因无其果，有其果无其因的悖论。人可以变成用四肢爬行的甲虫，艺术家苦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拒绝进食，人猿走上神圣的科学讲坛斥责人类的愚昧行径，以科学制造的杀人机器正在亵渎文明……
       卡夫卡还常采用模糊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的手法，甚至人物也用K作符号代号。他们既无国籍，也无时代，读者更无从知道他们个人的性格、历史。而且这些人物大都是身世不明，来去无踪。最典型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城堡》，卡夫卡撇开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人物的生活遭遇、悲欢离合等等现实生活的描写，而着力对主人公K，也就是普遍的“人”的主观精神世界进行挖掘，从而深刻表现他的虚幻感和无能为力感。长篇小说《审判》的故事更为荒诞，主人公约瑟夫·K在三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突然宣布被捕了，为什么被捕他一无所知，但被捕后他仍有行动的自由。为弄清原因并反抗这种莫名其妙的不幸，他请了律师、画家为自己辩护，均无济于事。要想获得开释，无非有三种形式，一是正式开释，二是假释，三是无限期延长。三种形式都不可能使被告获得真正自由。后来，律师告诉约瑟夫·K，“一个人的定罪往往是由于某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于是约瑟夫·K不再为自己洗刷罪名而奔波了。在整个案件期间，既没有耽误他吃睡和工作，也没有耽误他与女人接触，然而，就在他对世界的荒诞性似有所悟的时候，两个蒙面黑人把他架走，一路上，他“欣赏着”路边的夜景，到了采石场，两个蒙面人用刀刺进他的心脏，他便像狗一样毫无反抗地死去。
       若从细节上看，这部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他对人物的言行、外部的环境等的描写非常逼真，故事情节也颇有连贯性，几乎没有非逻辑的内容；但若从情节与结构着眼，它又是现实主义所无法容纳的，因为故事本身缺少了推动其发展的叙事原动力，仿佛自我缠绕，找不到传统文学中有其因则有其果的逻辑关系，以至人物成为性格模糊的人物，事件成为莫名其妙的事件。卡夫卡在这部作品中想要告诉读者，无论真理、自由、法律，它们尽管存在着，但由于现实世界的荒诞性，以至谁都无法追求到它们。在这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东西，一是我们习惯上认定了的真理，一是我们用常识无法把握的、非常陌生的荒诞，当它们按照各自的逻辑运行时，谁也没有发现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好、不妥或结构“错位”，然而，一旦这两种东西碰撞到一起，便构成了巨大的悖论，从而暴露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在结构上的荒诞性和脆弱性。关于这一点，法国作家加缪说得最精到：“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
       卡夫卡善于把虚妄的离奇荒诞的现象与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把“对实在世界忠实准确的描绘与将实在世界加以梦般的、魔幻的分解”揉合在一个框架之内，把相互矛盾的两者结合起来。因此，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忽明忽暗，似有若无，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处于不断的来回滑动或摆荡之中”。卡夫卡这种把现实与梦幻、合理与悖谬、常人与非人，具体与抽象浑然一体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根源于他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表现了人生和社会的某种境遇，传达出一种痛彻心脾的人生况味。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