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女性主义；中国焦虑；性别；消费社会
[摘要]中国女性话语与西方现代女权主义的叠印、纠结、裂隙乃至错位是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的主要内容，遭遇消费主义之后更加呈现一种深化态势。它既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化与20世纪以来的百年女性问题在当代的延伸与变异，更是经济转型之后中国社会及文化领域内的诸多矛盾问题在性别领域内的投射。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5—0096—06
作为一种对权力和资源分配上因社会性别而产生不平等、并坚信这种不平等必须应该予于根除的思潮，女性(权)主义从一开始诞生就遭到了处于主流地位的男权文化的反对与攻击，这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的一种普遍处境。相对于女性主义的这种“世界性焦虑”，我这里想重点谈及的却是由于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独特时代背景、文化传统、理论资源而来的那种“中国焦虑”。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是一种双重焦虑，它包括中国女性主义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地位与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弱势这样两个方面，而后者又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我不太同意用当前女性学界常用的“本土性”来标识这一问题，因为1.“本土性”这一语词似乎包含着一个文化本质化的命题，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话语实践与域外、与西方的密切交流已很难说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何谓中国、何谓西方的截然分别了。2.“本土性”并非仅是一种客观陈述，它还暗含某种意义评价策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是在译介西方外来资源的基础上产生的，女性学人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强势力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本土性”作为一种自卫的话语武器，或者说将有关中国女性问题与世界女性主义的某些不一样之处统统地以“本土性”呼之，进而以对“本土性”的“赋权”(empowerment)来对抗全球化浪潮。但我对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的这一乐观化的积极意义却不敢过于高估，20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思潮在何种程度上界人，更不用说提升了女性主义理念内核，恰恰应该是一个需要具体论证的命题。表意的焦虑感，对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的中国女性主义而言，不仅仅意味着世纪初“哥哥拯救妹妹”式女性解放神话的困惑，或是新时期以来女性学者在译介传播女性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孤军奋战的尴尬，更以其与西方现代女权主义的叠印、纠结、裂隙乃至错位昭示了我们自己的女性主义的“中国特色”。而对这种“中国特色”内在本质的蠡测探究也便成了管窥女性主义“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问题的一种重要举措。
古代女性话语的文化落差
如果说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男性的话，其写作对象却以女性居多，但是将女性描述成花容玉貌或极力揣摩其哀怨感伤之态，在大多数作者大多数情况下却并非意味着真正的赞美、体恤女性。自屈原以降男性以“香草美人”自喻为怀才不遇或向君王(封建社会真正的男性统治者)进言几成一种传统，这里所描写的女性实际并非女性而是作为作者的男性自我。另外，即使的确以极尽铺排之能事状女性之“美”，也不意味着因为欣赏女性而使女性“站立”起来成为精神独立的人，而只意味着男性对这种“美”的渴望与占有，对处女、少女等尚待字闺中的美女(尚无固定的男性占有者)的尤其推崇就微妙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从形式上看，或许是风流男子拜倒在女性石榴裙下，实际上极尽女性之“美’’恰恰是创设有效刺激男子征服欲望并显示征服功绩的最佳手段。在姿色基础上的女性地位随着年华流逝而容颜消退后即一落千丈，便是女性被他者化的证明。而大量歌颂自由爱情的文本背后，女性主体地位也似乎普遍匮乏。随着秦汉以来男权化封建制度的确立与巩固，曾在《
诗经》等早期经典文学中出现的乐观、主动、健康的女性形象，就越来越多地被“弱不禁风”、“弱不胜衣”、“侍儿扶起娇无力”之类忧郁感伤型女性所取代了，以弱态病态凸显女性美，既是男性霸权要求进一步控制女性的表现，也导致了女性从身体之弱转向精神之弱。在歌颂女性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自由爱情的众多戏剧、话本中，女性与封建家长发生冲突，是因为二者选择对象的标准不同——前者注重一些外在的诸如男性体貌、才情、言谈等方面的优势，后者则有更多门第、仕途之类的功利性考虑，但是在没有独立生存机会的封建时代，女性向往婚姻自主更多是从把自己的终身“托付”(一个明显包含不对等关系的语汇)给一个自认为靠得住的男人出发的，尤其是处于幽闭状态的贵族女性一旦发现了自己心仪的男子，往往会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爱全盘奉送，而不会提自己人格独立、精神平等等方面的要求。即使是接受五四精神熏陶的子君，在得到了涓生的爱情之后，同样陷入了喂油鸡、饲阿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境地，更何况浸淫于封建伦常观念中的古代妇女?
逆男权性别规范而行的女性被妖魔化，也是中国古代性别话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女、为爱(男人)而生或死的女人、因为失去男人而楚楚可怜的怨妇，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文化里的主流女性形象，而超出了这种性别范式的女性则会被打入另册，成为一种异己的或丑陋或淫邪的化身。未置身于与男人的恩怨纠葛中的女性在古代文学中要么是花木兰似的女扮男装毫无女性性征的假小子，要么是《水浒》中勇猛无比却也丑陋无比的母夜叉孙二娘。男性的文化创制者或浸染了男权观念的民族集体创作，对活动范围超出了肉体、情感范围之外的女性人物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将她们视为非女性化、非人性化的异类人物，体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别样人生追求的排斥与打击。另一类父系权威规范之外的女性是所谓的淫女妖女，像《
金瓶梅》里的荡妇、《
西游记》里的女妖精、《聊斋》里的狐女等。她们倒一般不是被丑化的女性，但是她们的“美”却天生是一种“政治上不正确”的美。因为她们不是被动柔顺地自觉服伏于男性的欲望目光，而是以一己之美去挑逗、诱惑、俘虏男性，让男人又爱又怕，感到了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性欲望而受到了来自另一性别的威胁。但男权文化又实在无力拒绝甚至心理暗暗希望着淫女妖女所给予的超出贞女淑女范畴之外的性的暗示与刺激，所以为数众多的古代文学典籍又表现出了对这类女人异乎寻常的持久留恋。可以说，如果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作为西方林林总总的各派女性主义潮流共同恪守的思想精髓的话，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化是与这种现代女权观念有所疏离乃至错位的，而这也便成了女性主义“中国焦虑”的一种传统文化渊源。
传输与发展过程中的话语裂隙
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之际，欧洲启蒙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女权运动与现代女性主义观念就开始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更是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来提倡个人权利、反抗传统文化。女权问题在那时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尺、个性/人性解放的先决条件，甚至意味着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体”的重塑，如胡适在其译著《贞操论》序中说：“女子问题，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少数觉悟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就是供这极少数男子
的参考。”三、四十年代女性问题则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密切联系了起来。毛泽东最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女性是处在各种封建压制的最底层，但对解放步骤的设想是“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周恩来亦提出过这种“自然而然”的女性解放观：“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要是将来一切妨碍解放的制度打破了，解放革命马上就能成功，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如果说与启蒙主义结缘的女性话语的潜台词是“只要女性获得了‘人权’就获得了‘女权’”的话，马克思主义女性话语似乎在表明：“只要制度解放了女性就能得到解放。”20世纪上半期这种“只要/只有……就/才……”的女性问题的“条件句式”解放观，曾被女性学界形象地称之为“搭车解放”。“搭车解放”的一个最直接后果便是，不管是倡导“人权”还是强调“人”的政治经济斗争，这里的“人”都是借用了男性主体，而将女性问题的解决作为最终促进社会其它问题的解决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20世纪上半期的女性解放逻辑中。与此相适应的便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女性解放思想，尽管在有关女性的人权、经济独立权、教育权、参政权、婚姻生活自主权等各方面开展得蓬蓬勃勃，但是多是从界定女性与男性“一样”地实现社会价值这个层面来论述的，或者说只有符合这种将女性解放吸纳进政治经济解放中去的思想才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首肯，而其他的较为“另类”的观念则暂时无法统摄到有关“女性解放”的视线中去。如早在西方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中高得曼、伍德胡尔等就提出了女性“性权力(利)”的问题，认为性的解放不仅是女性个人的实现，还是女性从剥削和私有制下的最终解放，女性有处置自我身体的自由和权力。这种在市场经济时代得到了中国文化界异乎寻常大力附和的观念，在那个现代女性以着男装、从事男性职业为时尚的年代遭到冷遇与不屑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问题与民族国家的联系有增无减。“中国妇女运动，如能与整个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前进时，妇女运动就有发展，对人民革命斗争就有贡献；反之，凡不实际参加革命，只喊空口号，或离开当时整个革命斗争的这些任务，自己孤立地搞一套，就使妇女运动遭受挫折。”这种被李小江称之为“父权的妇女解放”的女性观，是与那个时代将个体价值置于国家、民族、阶级之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的。“男女都一样”的结果是使得女性在服装、发式、职业、个性旨趣、文化传承上一律向男性靠拢(而不是男性向女性靠拢)的“一样”。这样它在张扬男女平等理念时仍不自觉地承袭了男尊女卑、男高女低的那一套父权制性别话语。但是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观念下，大批妇女获得教育权和就业权并能对就业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界限有所突破，在客观上使得女性有可能选择一条不必依附男性而独立生活的人生之路。尽管这种“平等”在中国主要被理解为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平等，但是它却重新界定了“男性”与“女性”的内涵：“女青年”作为一个主体位置，是和“男青年”一样由社会角色(对党/革命的忠诚)而不是由家庭角色和性功能来界定的。虽然这种界定表现了执政党的某种政治意图，但是“女青年”这个主体位置所包含的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是意味深长的，它使广大女性冲出传统妇道有了某种来自国家倡导的合法性。另外，公有制/国家父权制的巨大权力剥夺了家庭内男性家长在历史上享有的权力，他甚至对财产都没有支配权，更无法决定儿女的职业、教育、住房有时包括婚姻等人生大事。在“一切听从党安排”中，女性似乎具有了同男性“一道”(尽管不是完全“平等”，社会性别关系是多种话语影响的结果，传统性别规范依然存在)在民族国家的话语权威下发挥自己才能的某种可能。
新时期之初的女性观是从对毛泽东时代性别话语清算整理开始的，但在学界对“男女都一样”的普遍声讨中，男女知识分子的性别立场是不尽相同的：同是力求树立一种“男女不一样”的新型话语范式，如果说女性强调的是妇女问题的独特性的话，男性使用的则是“不一样”范畴下男性应“高”于女性的话语修辞(这与上述其在毛泽东时代地位的相对下降相关的)。这种修辞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或者从经济学角度借批判计划经济来抨击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指责“妇女解放”是“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的”，抱怨妇女就业“增加了男子的劳动时间和疲劳度”，声称“在社会主义‘大锅饭’里，妇女舀去了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不等价的一勺”；或者搬出生理决定论，因为妇女的生理特征影响了她们的社会工作；或者借对“铁姑娘”与“奶油小生”的批判与嘲弄，重新营构出一种男强女弱的男性文化逻辑，甚至还出现了将男人的“阳刚气”与一种民族主义思维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想像(如《寻找男子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似乎民族的振兴、社会的重新秩序化、现代性焦虑的克服就在于恢复和巩固传统性别秩序。对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观进行批判时，其实际指向了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本身，这应该说是20世纪80年代“男女不一样”性别话语对女性主义的最大误读。如将女性从过去由对国家阶级忠诚的社会角色的界定转向了由其生理、心理的独特性而来的“自然”角色的界定成了当时女性话语的一种新时尚，“人是有性征的，抽象的人从来就不存在。有史以来，人，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预示了他(她)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并因此造成了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心态结构”。从生理、心理等“自然”因素来界定女性的结果，只能是将性别差异导向一种本质化、经验化的理解，连著名的女性学家也未能幸免，足见当时女性话语矫枉过正之甚。
80年代另一种论证“女性意识”合法性的方式是，将女性的政治解放与自主意识的文化解放区分为两个层次，在前一层次上中国女性被判定为“解放”，在后一层次上则被判定为“未解放”，而这种“未解放”的程度又是紧紧依据上述女性在生理、心理上的独特性而来的，即女性未完全意识到自我有别于男性的那种“差异性”以及建立在这种“差异性”基础之上的自主意识。这样，同西方女权主义将批判的锋芒始终指向男性统治的“性政治”不同，80年代中国的这种女性话语，将批判的落脚点最后还是放到了长期的政治一体化社会对女性的异化上。那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种异化的天然结束，改变女性心理上的顽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是这种女性话语的潜台词。只是对女性自我“文化革命”的强调忽略了女性现实存在的严酷性：真正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天然”结束的，是一直困扰女性生存发展并愈来愈变本加厉往隐蔽处发展的父权制。
遭遇消费时代之后
进入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问题并没有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全方位传输与全球化的宏大声音而“自然”得到解决，相反，遭遇消费主义之后的中国女性主义，在女性生存现实与女性文化表述、女性自我价值定位之间却出现了明显的话语修辞现象。
修辞之一：女性现实与“女人味”镜像。
男女平等在任何时代都是新中国政府的公开倡导，但是在实际的政策制订或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
男女不平等甚至歧视女性的隐患，而且这种导向性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在“打破大锅饭”的时代口号下逐步暴露出它狰狞的面目来的。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女性在毛泽东时代“自上而下”得到的某些权利，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里本身却成了问题，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变化也便成了中国当下女性话语的一切焦虑之源。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正确全面地来分析现代大众文化所铺天盖地建构的“女人味”问题。女性学者王政曾将“女人味”的基本要素分解为“消费主义＋贤妻良母＋性感”。我认为“女人味”固然可以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中“美妇人”形象的强大、80年代“回归女人”提法中的本质化经验化倾向、年轻女性的身份认知障碍等文化心理层面加以批判，但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在强大的市场社会竞争面前，女性难以找到祈望与男性独立平等的物质基础，不得不转而投向自身性魅力、爱情或婚姻。将这种“女性意识”的受动表达置换成女性对“美”的内心渴望是大众媒体一贯的话语运作策略。现在的问题是，当大部分批判聚焦于“女人该不该有‘女人味’”、“‘女人味’究竟是为‘悦己’还是为‘悦己者’”时，就悄悄偏离了对这种性别话语的复杂运作过程的严肃批判。为什么“女人味”恰恰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几年甚嚣尘上的?女性“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遗憾的是，这种严肃的探讨在当今女性学界还不多见，对不遵循“‘女人味’逻辑”的女性人生提出忧虑的倒不在少数。例如80年代初最早向中国推介女性主义思想的朱虹，就将大众文化语境里的“女人味”与贯注进女性主义思想的“妇女研究”对立起来，如果“中国的一个女孩子拿到了妇女研究的高等学位，除非是在学校教书做研究，若是在社会上找工作，这个学位是会帮助她还是妨碍她呢?”将妇女研究/女性主义当作一种学术信念而非人生信念，恐怕是许多女性学者的内心隐衷，只不过朱虹女士在此将它公开化罢了。
修辞之二：后现代文化与“后女性主义”迷思。
要求男女平等、颠覆男性霸权的女权主义实际是在“女性”身上填注进许多观念在里面的，比如大写人格、人的诗性的精神性的超越性的那一部分，它往往把到社会领域中争取同男性的平等平权看作是女性一种本能渴望。然而中国90年代以来兴起的讲求“自由”(消解责任)、“个人”(疏离他者)、“物质”(逃避精神)的文化则对这种渴望的“天然”性产生了怀疑，它承认的是快感、世俗、欲望、享受、趋利避害等人类所呈现的另一种本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当代社会渴望从中国的时弊——循规蹈矩、压抑个性——中突围出来，就掀起了一股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思潮。然而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同以大写人格为基础、强调个人奋斗的经典女权主义的距离，甚至衍生出一种在大众文化中流行的“后女性主义”话语。通过对消费时代女性写作的分析，我曾在《“女性主义”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一文中将其概括为：1.对女性独立、平等的要求不如对女性魅力、女性气质的强调突出。2.情欲领域已取代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成为女性权力争取的主战场。3.女性解放与女性消费/消费女性的声音混杂在一起。4.直接投身社会实践对男权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反抗的“大女人”，让位于更多在性别围城中权衡利弊的“小女人”，成为文本叙述的重心。5.要求男女平等颠覆男性霸权的单一声音变得复杂、犹疑、暧昧。对这种混合了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时尚”女性观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失之简单化。上述我们曾论述的消费时代中国女性地位的重新边缘化是它得以由来的立法前提，而以男性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潮流对女性的话语裹挟则是它最直接的思想源头。尽管西方第二女权运动退潮之后也出现了一股重新倚重婚恋家庭的倾向，但是它却往往有一个前提，即经过女权运动洗礼后女性自我独立观念明显增强，不少人亦相应提高了个人素质技能以保证这种独立的现实实施，在这种基础上再强调正视女性特殊性、婚恋家庭的重要性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也是这种性别保守主义观念近来甚至得到某些西方精英人士首肯的原因。不过中国的“后女性主义”话语却是直接承袭着消费主义文化而来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世俗化、个人化、非道德化倾向在性别领域中的投射。由于背离了那些传统上能够为女性带来价值攀升的行为和态度(独立、自强、个人奋斗、在社会领域里取得影响等)，这种更多与女性“性”地位相关的女性话语使得女性处境出现了继续边缘化的恶性循环。
修辞之三：全球化图景与女性“全面解放”的神话。
“全球化”是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倾注了异乎寻常热情的一个话题。近年来某些女性学人有无视权力、等级及中国社会性别实质对“全球化”、“她世纪”做过分乐观阐释的倾向：
1.将自身作为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获得的有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普遍化，以抽象的“中国妇女”掩盖了全球化镜像下女性分化的残酷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曾说：“对中国妇女来说，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使每个女人都有机会超越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最终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去做一个人。无论全球化产生了多少新问题，还有什么比选择更重要?”全球化是一个包含了复杂内涵的过程：处于不同地理位置与阶级位置的男女在全球化中会有不同的经历，资本的扩张、殖民关系的延续与全球抵抗力量的跨国界行动是同构并置在这一话语中的。笔者在此无意对“全球化”做一个全面的界定，只是想联系一下近一二十年中国女性就业参政的几个数据，指出上述说法是片面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或任何国家)的妇女获得那种想象中均一发展的机会，在有些阶层的女性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向上发展的同时，另一些阶层的女性却并非完全出自个人原因地无法占有向上流动的资源甚至无可奈何地向下流动。
2.将个人在社会转型期有可能获得的“全面解放”的机会普泛化，尤其是在对身体、生理等因素的强调中将性别意义上的“‘女人’的解放”与社会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对立起来，并将前者当作一种“更高层次”的解放。关于女性解放，80年代女性学界曾有一种政治解放与文化解放的“分层次”之说，90年代希望有所突破的女性学界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第三种解放”，“即对自己身体的解放……(女性)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眼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下的‘女人’的自我发现。”与徐坤从“身体”这个角度重新界定女性解放相呼应的是，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陈染则将女性解放注入了更多放松休闲的内容：“今天的我有权利不介入社会，这也应该是一种解放!……今天的年轻女性的解放是放松，是更多地保持完整的自我。探寻生活意义的那种劳累本身反倒构成对自己的束缚和压迫，生活本身的乐趣更有意义。”身体发现、放松休闲等的确构成了更完整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它们也为今天的女性话题灌注进了新的活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悬置起对这种“性别解放”下面应涵盖着什么样的社会现实的深度追问：你用什么样的文本、人群和社会现象来代表女性?是否能保证对于身体、休闲的强调没有对政治经济层面上的女性解放形成新一轮的话语遮蔽?那些与更大多数女性生存境遇相联系的东西是否真的只沦为已成“完成时”的第一、二次解放?我认为不止一个的著名女性学(文)人屡屡从自身的“较高”身份出发为“中国当代女性”做一个乐观的全称判断，已经不能仅仅从西方中产阶级女性观在中国的复现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了，它还表现出当前中国的某些主流观念甚至是大众文化中的流行趣味对严肃的女性学界的一种话语渗透以及后者对此的浑然不觉。遭遇消费主义之后，女性主义“中国焦虑”问题的这种深化，可以说既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化与20世纪以来的百年女性问题在当代的延伸与变异，更是经济转型之后诸多复杂矛盾的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在性别领域内的投射，也只有将其放置在中国性别话语的历史与现实的宏大背景中才能做出一个更加深入合理的解释。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