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区差距；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摘要]经济持续增长与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引发了人们时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兴趣。本文在评述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于检验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并利用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总体经济增长趋向于正向影响，但其显著性并不高。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5—0060—06
一、引言
经济持续增长与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现象引起了众多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如果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因素综合考虑，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最高的。从收入分配的衡量指标基尼系数来看，虽然不同机构和学者测算的结果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些测算结果都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程度已经相当大，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而与此并存的是，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更是高达9.9％。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存的现象引发了经济学者对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的极大兴趣，人们试图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探求中国经济能否继续持续增长，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相同。
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用于实证检验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对模型的有关系数进行了经验估计，以期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综观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中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即研究结果都支持“收入差距扩大论”。这一方面最具权威的研究来自以李实和赵人伟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团队，他们对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李实(2003)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他将居民收入差距分解为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考察了各种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宋洪远、马永良(2005)利用1990—2003年中国城乡收入、教育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差别数据，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指数法计算了按城乡分的收入指数、教育指数和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数，结果表明城乡在收入指数上的差距始终是最大的，并且呈现出总体扩大的趋势；城乡教育指数间的差距小于收入上的差距，且呈现出整体缩小的趋势；而城乡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指数间的差距始终是最小的，但差距呈扩大趋势；总体来看，城乡差距始终存在，而且有波动性扩大的趋势。
二是研究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例如，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影响的角度来研究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马敏娜(2001)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及总体消费水平下降，消费需求断层，使得扩大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罗良文(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相当一部分城镇工业品无法实现消费，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任国强、夏立明(2005)利用1981—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的消费需求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臧旭恒、张继海(2005)利用1985—2002年按收入等级分类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数据，实证研究了收入分配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收入差距扩大将降低总消费。李军(2003)、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则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与消费需求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探讨了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认为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主要来自于投资渠道，并且在即期内呈现出强的负面影响，之后变为正，再逐渐下降至微弱的负影响。从累积效应来看，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的影响。聂国卿、陆远如(2004)认为，中国转型期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破坏了社会激励机制，影响了资本积累，扭曲了需求结构，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受阻，进而引发结构性经济过剩，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杨俊、张宗益(2002)综述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文献，结果表明，建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研究往往支持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而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大多支持不平等不利于增长的结论。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主要通过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社会政治稳定和政体的选择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并且最终的结论大多都支持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一，收入差距过大要求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来调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这势必通过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来实现，高税率将抑制投资，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很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政体的重新选择，这在短期内将破坏社会生产力，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当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时，影响低收入者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三是探讨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刘霖、秦宛顺(2005)利用1982—2001年中国GDP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数据，对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一方面经济增长推动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周文兴(2003)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同方向的长期均衡关系。王小鲁、樊纲(2005)利用1996—2002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中国的收入差距走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下降的后果，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收入差距在今后长时期内还将继续上升，而下降还遥遥无期且不能确认，从而对社会公正和稳定提出极大的挑战，不排除陷入所谓“拉美增长陷阱”的可能性，即分配不公和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在中国居民收入
分配领域是否存在差距过大问题已不存在争论，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收入差距过大论”。但这种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般来说，间接研究支持负面影响的结论，直接研究的结论则正、负影响都有。同时，已有的研究对于城乡差距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给予的关注比较多，而正如李实(2003)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收入差距本身可以进行分解，城乡差距只是收入差距的一方面，地区差距等收入差距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加剧的背景下，对于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更显得具有必要性。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构造了一个衡量地区收入差距的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用于检验地区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对于模型的参数进行了经验估计。
三、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一些基本事实
随着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问题日益显现出来，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在多个层面上，学者们关注最多的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体上采取了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即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努力首先富裕起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推行最初是以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来启动的，例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央政府先后在沿海地区划定了五个经济特区，对于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这种非均衡战略的推行，总体上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使中国保持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最明显的证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例，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而到了2004年，这一数值上升为2936.4元，年均增长12.6％，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7.5％。但是，随着总体经济的增长，增长的不平衡性也在加剧，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增长俱乐部”现象，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逐渐形成。三大经济地带之间的增长差距十分明显，并且存在日益加剧的趋势。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三大经济地带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区域层面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仍以农村居民收入为例，1985年，上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最高的，为805.9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省份是甘肃省，仅为255.22元，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为550.70元，相对差距为3.16:1。但是到了2003年，上海市仍然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达到6653.92元，而最低的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564.66元，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为5089.26元，相对差距达到4.25:1。我们发现，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在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省市之间都拉大了，尤其是绝对差距(见表1)。
从三个经济带的情况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收入较低的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地区性比较明显(见图1)。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最高收入省份一直比较稳定，上海市每年都高居榜首；而最低收入省份则并不固定，处于交替变化之中，1985年到1996年人均纯收入最低的省份一直是甘肃省，而1996年到2002年这一位置由西藏自治区所替代，2003年贵州省成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省份。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阶段性的“马太效应”，即在一定的时期内，发展快的省份领先地位一直保持，而落后省份很难摆脱低增长的困扰。一个省份一旦进入发展最慢的行列，走出这种困境需要的时间很长，例如甘肃省，用了十年多的时间才摆脱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国最低的困境。
四、模型和数据
1.模型
为了研究地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必须对地区收入差距程度给出一个衡量指标。最常用的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然而目前基尼系数只包括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内部差距层面上的基尼系数，地区收入差距程度的衡量还需要设计新的指标来加以衡量以满足建模的需要。本文将关注点集中在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用于衡量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
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λ
it|α
it-α
t|)
(1)
式中α
t是t年全国平均水平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α
it是t年第i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λ
it是t年第i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口数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口数的比重。为了避免负号对于计算结果的抵消作用，对于a
it与a
t之间的差值进行了绝对值化处理，用来反映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代表加总求和。
前文已经指出，本文的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生产函数的典型形式，这种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Y＝AK
αL
β (2)
其中，Y是国民收入，A为参数，K是资本因素，L是劳动投入，α和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对收入的贡献份额。
对式(2)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
lnY＝lnA＋αtlnK＋βlnL (3)
式(3)是大多数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所采用的生产函数形式，本文的研究也是建立在该生产函数基础上的。为了研究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将收入差距因素引入基本的生产函数。为此，将式(1)引入式(3)，我们得到：
lnY＝lnA＋αlnK＋βlnL＋ｙ∑(λ
it|a
it－a
t|) (4)
式中，y是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其符号反映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数值用于衡量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将式(4)转变为计量经济模型，得到：
lnY＝C＋αlnK＋βlnL+y∑(λ
it|a
it－a
t|)＋u (5)
其中，c为常数项，u为随即扰动项。
2.数据来源及处理
目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通常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官方数据更具权威性。因此，在能够取得国家统计局发
布数据的情况下，本文数据均采用其发布的数据。在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缺失的情况下，本文采纳其它来源的数据。
为了通过实证研究获取上述模型中各系数的经验估计数值，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衡量国民收入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衡量资本投入指标，从业人员数据来衡量劳动投入指标。因此，实证研究的进行需要获取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从业人员数据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分省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年度全国农村居民总数和分省农村居民人口数。
根据现行统计数据发布范围，我们可以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直接获取年度从业人员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也可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获取，不过需要根据相关价格指数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数据调整为可比数据；由于数据获取方面的限制，全国平均水平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和分省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未根据相关价格系数进行调整；分省农村居民人口数根据历年《中国人口年鉴》中发布的各省年度人口总数和非农业人口数计算而得，加总分省数据得到年度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由于篇幅所限，收入数据和人口数据未列出，只给出了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得到的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数据。相关数据见下表。
数据来源：GDP数据为实际GDP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按可比价格计算，根据1978年GDP数据和GDP指数计算而得，其中1978年GDP数据和GDP指数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其中1985—1990年的数据为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1991—2003年的数据为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1991年为基期。从业人员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得。地区收入差距程度数据根据上述公式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五、实证研究
为了获取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的经验值，我们利用收集、整理的数据对式(5)进行实证检验，所用的回归分析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本文的估计结果均借助Eviews5.1计量经济学软件包完成。
1.初步估计结果及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因为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份额，所以有0＜α＜1，0＜β＜1。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α和β估计值的符号与数值与预期一致，因此可以通过经济意义检验。y的经验估计值为正数，说明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2)统计意义检验。首先是拟合优度检验，拟合优度R
2＝0.9942，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djR
2＝0.9931，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高，说明对样本的拟合效果比较好，模型的解释能力比较强。然后进行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变量个数k＝3，样本容量n＝19，在0.05的显著水平下，t统计计量的临界值为t
0.025(15)＝2.131。可见，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α和y的估计值可以通过t检验，解释能力都比较强，而β的估计值不能通过t检验，显著性不高。最后进行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由回归结果可知，F＝869.321，说明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比较高。
(3)计量经济学检验。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以从业人口的对数值和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的判定系数为0.9659，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然后进行异方差性检验。以估计残差的绝对值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值、从业人口的对数值和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为解释变量，所得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均很低，同时以上述三个变量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仍然很低，说明原始模型不具有异方差性。最后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从回归结果我们发现，D.W.值为0.7950，说明模型存在自相关性，必须采取措施消除模型的自相关性才能利用模型进行相关分析。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中β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同时模型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性，除此之外，其它检验均能通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对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性进行修正，以得到能够用于分析的估计结果。
2.模型的进一步修正
我们首先修正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通常情况下，运用差分法可以消除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是，按照惯例进行差分法修正后，模型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仍不能用于分析。为此，我们考虑对于模型的形式进行修改。在式(5)中，我们没有对α与β之和做进一步的规定，也就是说，没有对经济的规模报酬性质做出规定。现在，我们假设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于是有：α＋β＝1，即β＝1-α，将这一关系式代入式(5)，我们得到：
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性质做出进一步规定，经过整理，我们得到最终的修正模型。仍然利用表1的统计数据对式(8)进行实证检验，借助Eviews5.1计量经济学软件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对上面的回归结果进行检验，我们发现：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总体显著性都比较高，各个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也比较强。与修正前的模型相比，多重共线性问题有所减轻，但仍然存在。为了彻底消除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可以进一步采取差分法对模型进行修正，不过这会降低模型的拟合优度。修正结果如下：
经过修正，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彻底消除，同时也不存在自相关性，但降低了模型的拟合优度。在最终的估计结果中，y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不高，不能通过t检验，但是其t检验值大于1，估计结果可以用于分析。
综合分析上面的估计结果，无论是运用差分法修正前的结果，还是经过修正后的结果，y估计值的符号都是一致的，都为正值，这说明，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向于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对于经济增长将起到促进作用。
六、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用于检验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的模型，并利用1985—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对模型的系数进行了经验估计。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向于正向影响。这说明，在目前农村居民收入状况下，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差距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和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下，来自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对总体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地域间的收入差距仍保持在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范围之内。其政策含义是，在目前中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是着力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确保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基础上，适当拉开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反而有促进作用，所以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尚未构成农村政策的着力点。尽管如此，张东辉、司志宾(2006)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趋向于负面影响，因此，结合目前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现状，我们在关注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应给予前瞻性重视，因为这一差距一旦超过某一临界点，对于消费需求，从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负面的。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积极作用的临界点问题，尚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