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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品题是魏晋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但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更没有将它作为独立的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故至今尚无专著问世。黄少英博士的《魏晋人物品题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3月第1版)，结合时代精神与选举制度的变化，对魏晋时期名法、儒学、玄学和佛教各主要学派人物品题的特征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各种思潮的人才价值取向，是这个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首先，人物品题与仕进的关系。学术界已注意到魏晋世家大族通过控制人物品题的话语权以操纵选举的历史事实，却忽视了人物品题和寒门“仕进”的关系。黄少英博士通过深入分析曹魏、西晋、东晋三个时期士族与寒门“仕进”的大量案例，提出了新说：其一，魏晋士族子弟固然有人仕特权，但并非都能进入政治关键岗位。士族当权派通过人物品题这种舆论形式，将其中的德才出众者遴选出来，这对巩固门阀政治起了重要作用。其二，许多寒门通过人物品题获得了社会声誉，由此走上仕途。作者指出，“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乱世，即士族社会或各个政治集团亟须‘能人’拨乱反正的时期。具体说，在王朝更替的魏晋之际、两晋之际和晋宋之间比较明显。”(见《魏晋人物品题研究》第33页。以下引该著只注页码)作者通过对史料的认真梳理，揭示了人物品题对寒人的“仕进”的积极作用，并为研究寒人在南朝时期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魏晋人物品题对门阀政治制度下寒门仕进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最终为南朝寒人登上政治历史舞台起了重要作用。”(第46页)考察这几个时段的历史，作者的这一论断，言之有据，发前人所未发。
       其次，将人物品题与各种学术思潮相结合，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品题的理论内涵。该书并不满足于对人物品题作一般性历史叙述，而是以较多的篇幅对魏晋人物品题与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思潮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从名法、礼法、玄学名士和两晋高僧四个方面，探讨了人物品题在这四种思潮下的不同价值取向，分别以“名法之士赏功能”、“礼法之士尚德行”、“玄学名士重自然”、“两晋高僧入主流”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品题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比如作者在分析汉魏之际名法思潮下人物品题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创建时，将其与名法派倡导的“重才”理念紧密联系，指出正是因为名法派重视“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策略和倡导“唯才是举”的选拔机制，才使得汉魏之际的人物品题由汉代的重“名教”，转向“重才能”，也就是作者所概括的“赏功能”。这种“才”的内涵的变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汉魏之际的人才理论的提升，比如他们所讨论的才性关系、圣人人格和人才的分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魏晋玄学早期清谈的重要内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魏晋玄学清谈兴起的一丝端倪。作者不仅仔细探讨了汉魏之际名法思潮下人物品题的“重才”的价值取向，而且对人物品题在汉魏之际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这种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汉魏之际，人物品题在‘择臣’和‘择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人物品题(人才分析)对制定战略战术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人们对曹操与袁绍的对比评论，既突出了汉魏之际重对比评论的特征，又对曹操以弱胜强、战胜袁绍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结论立足于缜密的历史分析，读来令人信服，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而深入的思考。
       最后，将人物品题与佛教本土化相联系，揭示了佛教本土化过程中人物品题的重要历史作用。关于佛教与魏晋时期人物品题的关系，作者从名士与高僧和高僧之间两个方面进行了开掘，使得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佛教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过程以及两晋时期僧人社会的文化风貌。”(第170页)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也是作者在该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创建。佛教自汉代东传以来，在魏晋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主要表现就是逐渐融入了中国主流文化。这种融合，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佛教高僧和名士的密切交往，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佛学和玄学的相互融合，而人物品题恰恰成为这一融合的重要形式和表现。不仅如此，作者还敏锐地指出：佛教在魏晋时期开始了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过程，也为人物品题之风输入了新的内容。”(第171页)黄少英博士在该书中通过对僧俗之间和高僧之间的相互品题的详细分析，为我们展现了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时期，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努力过程。
       此外，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不遗余力，该书附录中附有长达131页的《魏晋人才文献资料选编》，说明了作者的立论，建立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借助于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可以深入窥视魏晋时期人物品题的历史风貌，而且还为有志于从事人物品题研究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