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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科学；宗教；古希腊；中世纪；近代
       [摘要]近代科学来自西方。西方科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古希腊——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期。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都是双向度的，它一方面要为现实服务，讲实用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是理想的批判的反思的。就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而论，科学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控制，无疑是人类与文明的巨大进步，然而在现代的西方世界，大多数人过着宗教生活，许多科学家仍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4－0123－03
       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科学”这一概念。晚明徐光启在接受传教士利马窦的西方科技知识时，他将“科学”翻译成“格致”。“格致”出自《礼记·大学》，是宋明理学家使用的“格物致知”的理学概念，用之来比拟西方科学并不恰当。后来“科学”这一新名词19世纪末从日本引进中国，流行开来，“五四”运动前后才真正与西方的“科学”概念对上号，被确认下来。
       近代科学来自西方。西方科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古希腊——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期。
       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概念包括在“哲学”的范畴之中，叫做“理论”或称之为“自然科学”。当时文理不分家，有关自然的知识都是在哲学范围内发展起来的。所谓“科学”，实际是人们认识观察世界的方法论，是哲学家把握自己的对象即自然或宇宙的一种方式。哲学家对宇宙星体种种自然现象进行沉思性的观察与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利用它们、改变它们以造福于人类，而是服务于建立人的世界观，进而为人生所面临的各种困惑问题如生死、来源、归宿等作出解答。这就是说，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没有什么功利色彩，研究科学的目的不是为向自然界索取什么!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小到微小的石头沙粒都是有生命的，有它们自身的价值与权利。这样，古希腊人的科学就有其形而上的追求情怀，哲人的沉思与观察在根本上体现了人类文化理性的一面，却又以乌托邦精神支撑起形而上冥想的大厦。科学带有神秘色彩，却与技术毫无关系。
       古希腊、罗马是欧洲文化的发祥地，并给东方各国文化以深刻的影响。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希腊文化衰落时，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吞并希腊诸邦，用闪电式的战术东征胜利后，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希腊化”运动。那时中东地区最高的文化代表是希伯来宗教文化。希伯来《圣经》原属于希伯来一个民族，基督教称之为《旧约》，只是把它当作发展中的世界宗教经典。希腊、罗马世界的基督教，不过用它的一神论为媒介，并用希腊的哲学思想去解释《圣经》，许多东西是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东西之相融合，才形成了欧洲宗教。早期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叶到二世纪末叶，《圣经》的希腊化正是于这一时期在欧洲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发展的。基督教文化可以说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宗教由矛盾、冲突到交流、融合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早最大的成果。
       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之后，至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欧洲史上的中世纪。欧洲中世纪文化的主体是基督教，而基督教会统治的理论基础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圣经》的主导思想是博爱主义，但僧侣们对《圣经》妄加解释而使其完全成了封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论根据了。中世纪的前期，教会把一切学术纳入神学的范畴，把哲学看作是神学的婢女，把科学、艺术看作是神学的奴仆。神学宣扬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基督教中的上帝不是弱智的暴君，而是经过希腊理性熏陶过的“数学家”与“工程师”。科学家揭示世界秘密的同时就是认识上帝创世的秘密，唯一的目的是赞颂上帝的伟大与荣耀，以增加信仰者的虔诚度。这样，神学竟成了推动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发展科学是基督教教义以及信仰者的需求。
       中世纪的后期，即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阶级而掀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借助于古代希腊文化以世俗的形式对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宗教改革是从教会营垒内部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二者都是反对教会的斗争。天主教教会是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精神的支柱，一切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会的宗教世界观，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反对为封建阶级服务的天主教教会。随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科学与文艺逐渐从神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科学的解放，首先是其自身的发展引起的。在17世纪数学和力学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开始。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出现了牛顿的力学体系，导致了“自然科学”从哲学、神学中独立出来，从而诞生了一门新学科。自然科学侧重于从客体方面探索事物的本质、规律。科学的逻辑认知方法的特点是可以观察，可以度量，这被哲学家和神学家说成是低下的，但对智慧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实验手段为“科学性”提供了可靠的认识论基础。科学实验把自然现象还原于自然规律，被看作是人类认识的“真理”标准。这样，人格化的上帝便成了多余的假设。技术提供的实验程序不断地获得科学的新发现。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继而接连发现放射性、电子、镭、量子论、相对论、原子有核结构，形成量子力学，出现了近代物理学革命。此后又有了天体演化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和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出现了分子生物学，使自然科学革命从非生物界扩展到生物界。这一连串的科学发现都是通过实验程序走向制造程序取得的。实验使经典的科学概念和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欧洲科学文明宣告诞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系统地取代上帝的创世能力。
       问题在于实验科学的诞生与中世纪宗教神学是否有关系?这在20世纪一直是科学史上的热门话题。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认为科学可以作为神学的辅助而把神学对世界的解释作出具体说明。神的智慧有上升的运动和下降的运动，下降的运动表现为科学的产生，从中世纪的神学发展到近代科学是“道成肉身”。马利坦主张科学从中世纪到近代是连续的，他承认科学的发展与中世纪神学有联系，这就等于说，承认科学的模式源自于犹太教——基督教中的救赎模式，是按照上帝的事先安排而进行的。这是一部分持唯物主义、实证主义观点的科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笔者认为，在中世纪神权主宰、统治一切的时期，科学的发展得不到神学的支持而要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中世纪后期实验科学能够成为可能，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思想前提，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把包括所有动物在内的所有自然存在解释
       为上帝所创造的“东西”。生命科学以及基因技术、解剖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基督教文化圈中出现的。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到近代，西方的科学又是一个逐渐脱离神学的实证化、技术化的过程，是一个把自然与宇宙(即研究对象)非神学化的历史过程，而科学“解魔”、“祛魅”、“破禁”、“启蒙”的结果，也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异化、研究对象的物化，把自古希腊——中世纪以来赋予科学内在意义以及终极目的一面消解了。在古希腊、中世纪人眼里看作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活生生的自然物，在近代科学家们的实验室里变成了本身没有“道德价值”的实验品，就像笛卡儿所说的没有灵魂与精神的纯粹的机械式的“外延物质”。这样，人类面临的是又一次精神与心灵上的挑战。因为，自然宇宙一旦变成单纯被使用、被征服、被掠夺的材料，那么既然人可以解剖，就有可能成为实验的对象、成为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物质材料。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它的731部队已经以中国人作为细菌战的实验对象了。培根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也会在道德上更加完善的愿望落空了。
       把经过科学手段检验过的“认识”看作是“真理”，而“真”与“善”的界限也就容易混淆不清；“不善”的真理与不是真理的“善”被科学技术化或技术科学化都搬进实验室里去了。把科学中得到证明的认识等同于甚至混淆于“真理”，进而等同于“善”的价值观，从而使科学成了不会受到任何道德怀疑的高尚进步的活动。作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揭示的是：没有一定的人文精神为背景，科学家没有终极关怀的情怀，科学研究是可以为“恶”的。人们看到，高科技的发展，使人类面临热核战争的危险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口膨胀及由此所引发的苦难前景，已经就在眼前。这是无法回避的。
       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都是双向度的，它一方面要为现实服务，讲实用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是理想的批判的反思的。就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而论，科学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控制，无疑是人类与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从宗教权威解放出的人在世俗化之后，放荡起来犹如一头野兽，对传统道德伦理几乎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作用，过之犹恐不及，丧失人的形而上追求情怀，丧失基督文化所培养起来的“彼岸”意识，从而无法摆脱既定的现实秩序的役使，无法从日常生存状态中超脱出来，将心灵安置在远方“彼岸”以避免在现实“此岸”的物欲中沉沦。科学在摆脱宗教神学之后，最大的缺失是人的精神“彼岸”的消失，形而上追求情怀的淡漠，人文精神的消解，从而出现了精神危机。
       今天，我们在科技可以为恶验之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来思考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和与分所带来的利与弊，会感到人类文化双向度中有一种“先知”的价值，其意识中的人文关怀精神尤显可贵。在今日西方物质利益至上、功利主义的霸权主宰地位下的精神状况，使宗教道德中的彼岸意识的重要性比19世纪空前凸显了。反映到世界政治格局上，持强凌弱而成为国家霸权主义，战祸连绵，恐怖主义活动遍布于世界各地，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都陷入大灾难之中。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都重视对高科技的利用，而一般科学家也不理解科学活动在新时代特有的形而上的蕴涵，轻视知识中道德因素的解体，而只迷恋科学活动可能带给人们的巨大控制力和物质利益，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物欲横流、精神萎缩，造成人危险地落后于他自己的创造发明。
       面对种种现实，人们反思宗教，会认为它并非完全是毒品、迷信。于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到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培育”和“教化”的口号，这一方面是对人性自然张扬的限制，对古希腊人对人和世界的理性态度的肯定，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古希腊和罗马视为灵感和智慧的源泉”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宗教道德伦理对人精神境界下降设防线的肯定。20世纪初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敏锐地看到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工业化)运动中，科技迅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作用而明确地说：“今天，需要捍卫人文学科不受到自然科学的侵犯，正如曾经需要捍卫他们不受到神学的侵犯那样。”白璧德等通过对基督教神学的新的阐释弘扬传统和宗教，使现代人免受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的冲击，约束与净化人类对自身充满欲望的“天性”，使人精神上循规蹈矩，中节合度，表现为道德的智慧，主张荟萃人类历史上佛教、耶稣教、儒家和古希腊诸文明之精魂，加以变通而施于今日之社会人生。白璧德的中国弟子吴宓早在1927年7月3日与日本友人桥川时雄谈话时说：“中国受世界影响，科学化、工业化，必不可免。正惟其不可免，吾人乃益感保存宗教精神与道德意志之必要”。
       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狄德罗要解开两股“栓在全人类脖子上的绳索”——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主张消灭宗教，以无神论否定天主教权威和宗教罪恶，但他又无法否认宗教力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社会产生的巨大作用。启蒙思想家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着想，有的甚至主张：世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以教育群众，接受“理性的王国”的统治。因此，宗教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也成为“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的精神支柱之一。在西方世界，大多数人过着宗教生活，许多科学家仍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宗教曾极度衰落，在列宁提出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指示下，进教堂做礼拜的人少了。而七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导演了“苏联解体”，东正教由此勃然兴起，不仅这种“死灰复燃”值得人们深思，而在叶利钦掌权的俄罗斯动荡时期，东正教却竟然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力量，这又说明什么?难道能简单说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种倒退吗?如果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天之灵有知，他们又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他们还会说宗教是要很快消亡的吗?
       责任编辑　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