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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传媒；文学语言
       [摘要]在现代传媒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系统，近年来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判。重新思考胡适提出的“文学的国语”的问题，将语言提到民族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讨论文学的审美特征、规范化特征、大众平民化特征，正是现代传媒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4－0082－05
       言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汉语文学时，许多学者、作家担心汉语言出现不美、不规范的问题，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现代文学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达到现代文学语言的提倡者们所预期的效果，甚至呈现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现代传播媒体的角度看，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语言之间的符号功能缺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检视现代文学语言，不能不首先从传播媒体的符号功能出发，研究语言符号在现代传媒中的意义。
       从19世纪末裘廷梁、梁启超等人提倡白话文开始，经由20世纪初的白话报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白话文运动，19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到1940年代延安文学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转型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之中，没有形成稳定的文学语言特性，白话文、国语、大众语、现代汉语等概念也处在建设发展中。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现代报刊为主体的传播媒体从载体的角度，支持了文学语言的变革，现代报刊的某些属性规定了现代文学语言的性质特点和形态。但是，不应忽视的是，从宗教教会报刊发展而来的现代报刊，从其开始就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是清末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所运用的政治化报刊，一是商业化报刊，这两类报刊在其发展中，都会对文学语言产生强烈的侵蚀作用，消解文学语言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同人报刊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使白话文真正发展为知识分子争取个人话语的富有文化张力的语言，成为现代文化的“国语”。但随着192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解体，各种政治力量和商业文化对现代报刊的影响，知识分子同人报刊逐渐被机关报和商业化报刊所取代，而远在北平的京派文人创办的几份同人性质的报刊如《骆驼草》、《学文》、《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往往时间短暂，没有对整个文坛形成较大的影响，尤其在文学语言方面显然没有更多的探讨兴趣。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一套话语系统被消解了，现代文学语言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判。总的看来，以传媒符码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在如下三个方面出现了值得人们反思和讨论的问题。
       第一，“文学的国语”显然需要提到民族语言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代文学语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报刊这一现代传媒中创造审美的语言，使一种平民化的语言升华为审美性的语言，不仅为大众所接受，而且体现出现代汉语的审美特质。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指出，“文学革命”的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进一步解释这个宗旨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胡适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主要落脚点在语言方面，是通过新文学的建设解决中国语言的根本问题。显然，胡适已经意识到现代传媒与语言的关系，意识到白话之于报刊的意义，也意识到现代白话建设过程中审美特征的问题。在胡适看来，文言文之所以是“死文言”，就在于这种语言不能被大众所接受，不能适应现代传媒的需要，所以“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因此，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并通过文学创作丰富发展现代白话语言，使“国语”成为现代的审美的语言，“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30年代，胡适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指出“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因为“白话报是为‘他们’老百姓办的，不是给‘我们’读书人看的”，检视新文学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白话报纸与文学间的关系：“民国七年复活的《新青年》杂志才有一班文人决心用白话为‘我们’自己做文章。民国十年以后才有国语的小学教科书。八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发生了无数的白话小杂志，造成了许多少年的白话文作家。十几年来，国内的杂志，除了极少数的几种之外，差不多完全白话化了。日报‘副刊’的编者与作者大都是新少年，所以白话化得也特别早。所以日报的白话化，同日报的标点分段一样，是从‘报屁股’上白起的。”从传媒与语言的关系来看，现代报刊传媒的平民化、复制化、平面化，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学语言的美，使文学创作中语言的韵味在平面化的报刊上发生了变异。传播学者认为，传播的语言符号具有指代功能、表义功能、自律功能、显示功能、认识功能、交流功能，但这只是就语言符号的一般功能而言。在传播过程中语言符号还应具有审美功能，即通过语言符号字形、声、义等方面，感受体味语言特有的美学意味，“文明以文字为基础，因为文字是使文化一致的加工过程，这一加工过程靠视觉的时空延续，时空延续又靠的是拼音字母表”，在语言这一辅助媒介中，“每一个词或一串词都代表一个理性概念，而这些概念又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按顺序结合在一起”，文学语言表达人们的一种理性精神，并影响到民族的语言习惯。“五四”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文学的国语”对于现代文学语言乃至民族语言的意义，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指出：“文学的精神，全仗着语言的质素。”要做到使文学“人人心深，住人心久”，“唯有凭藉说话里自然的简截的活泼的手段。所以我说，想把白话文做好，须得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竟用说话的快利清白一一一切精神，一切质素，——到作文上”。所以他提倡“逻辑的白话文”、“哲学的白话文”和“美术的白话文”，总结起来，他认为理想的白话文就是“欧化的白话文”。美的语言不仅能如“五四”知识分子所期望的那样准确地“表情达意”，而且能从根本上反映民族精神的面貌，铲除遗留在语言中的封建主义统治话语，以优美的富有个性的语言取代封建主义的官话套话，以“文学的国语”取代文书化的语言。但现代文学的发展并非像人们期望的那样，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但由于现代报刊直面市民社会的现实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片面地理解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简单地割裂了白话文从古代文言文传统中获取美学营养的路径，从而使现代文学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失却了汉语应有的美学特征和文化韵味，甚至出现有的作家很不讲究语言审美意义的现象。在这里，不能否认现代报刊对文学语言的消解意义。
       “文学的国语”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概念。从“五四”文学发生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在争取自己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建立了以报刊为主体的白话语言的系统。如果审视“五四”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可以发现“文学的国语”是具有个性的、文化内涵的和富有艺术张力的语言，是一种具有
       审美特质的现代性语言。如果比较“五四”时代几位作家的文体风格，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尽管依托的报刊大体相当，围绕《新青年》所形成的初期白话文学群体，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创造与应用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语言审美性的追求也体现了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和文体意识，他们大体都做到了语言的平民性与诗性哲思性的合一，都注意到了报刊对语言的特殊要求，也表现出他们的个性差异和语言差异。郜元宝曾有一段关于鲁迅与胡适语言文字的精彩论述，“胡鲁都习惯在深夜写作，但胡的文章是给白天报刊杂志显著版面预备的，鲁迅则只愿在不会太多的‘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留一点痕迹，像木刻家的小刀，划在窄窄的木板上，以证明‘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胡适的语言直白明了与鲁迅的语言深邃幽远，既是他们的人格修养的呈现，也是他们对现代报刊不同的审美把握。他们都是在深入研究了报刊的文体特征并借鉴了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汉语进行写作的。胡适正是借助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的主张，从而改变人们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他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上的写作，是早期汉语写作中的代表性作品，浅白通顺真切自然。胡适的写作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读懂、明晓，让人相信，所以他有些刻意追求自然，努力使自己的语言亲切朴实，读他的诗歌、文章，一方面感到缺少必要的韵味，另一方面又感到自然舒畅中的痛快淋漓，一旦进入其语言世界，就会在他平和的文风中感受到阅读的快乐。鲁迅并不是提倡白话文的作家，但他在白话文的发展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现代文学语言进一步丰满充实，进一步表现出汉语自身的美学特质。无论胡适语言的浅白朴实，还是鲁迅语言的深邃幽远，都体现出他们不同的个性特征，是为其他作家所无法模仿的。
       “文学的国语”作为现代文学语言追求的民族语言的目标，还体现为语言的存在意义，在于审美性语言对于民族思维和心理的根本改变，所以，白话文不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而且作为一种语言，“是理性思维的符号形式”，是人类存在的家园、生存的基础，是文学自身的“目的”。周作人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当现代报刊采用新的语言与读者见面时，这种语言既是对读者阅读的解放，又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传媒体现，在其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文学创作中，既从民间文化中吸取了语言的精华，而又提升了大众语言的文化品味，将民间文化精神融入语言的陈述之中，“一个话语的形成不能完全占据它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的形成体系所造成。由此可知，一个特定话语的形成，当它在一个新的话语群中被重新采用、安排和解析时，可以揭示一些新的可能性”，白话文的采用和形成揭示了“五四”时代人们思想解放的个性意识，同时也揭示了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自由方式。在“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提倡白话文是将报刊通向大众的手段，也是改变大众精神的一种方式，作为传播现代文明的途径，对此，胡适也表达过对语言的认识：“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文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很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这种认识虽然还没有把语言提升到人的生存世界的高度上来，但作为提倡白话文初期的理论认识，已经触及了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尤其当这种语言观与《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联系在一起时，更能看到语言作为传播媒体的文化意义。
       第二，提倡白话文以及大众语，是迁就民众语言，还是坚持语言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立场，这也是现代文学语言面临的一个不能绕过的难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关这一问题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新青年》、《新潮》同人主要把白话文的创造与知识分子语言联系起来，“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胡适的观点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建立的一套知识话语体系。1925年，周作人在《理想的国语》中表述得更清楚：“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标准来规定国语的方针，用字造句以未受国民教育的人所了解的程度为准。这不但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到，也只能使国语更为贫弱，于文化前途了无好处。”周作人从建设现代文化出发讨论现代语言问题，同样认为以知识分子语言作为现代语言的基础，是以知识分子语言提升民众的语言、思想、精神世界。在他看来，“现代民间的言语当然是国语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满足，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现在的白话文诚然是不能满足，但其缺点乃是在于还未完善，还欠高深复杂，而并非过于高深复杂。我们对于国语的希望，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的使他化为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清微的感情与思想，作艺术学问的工具。”周作人的观点是可以代表“五四”到20年代中期一些作家对语言问题的基本认识，也呈现出现代语言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趋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以“高深复杂”的审美语言促动国民精神的提高，以“文学的国语”净化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大众语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基础，作为白话文的基本语言，可以经过加工改造后吸纳进现代语言中，但却绝不能以大众语言为理由而降低现代语言的文化品味。
       但是，以现代传播媒体作为载体的现代文学语言，在以知识分子语言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以启蒙话语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主导时，现代传播媒体却恰恰起到不同的作用，一方面现代报刊以通俗的语言向人们传达着启蒙思想，努力使报刊语言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使现代语言逐步远离了大众，成为知识分子话语的言说方式。报刊为主的现代传媒把白话文的问题提出来，进而被知识分子作家解释为一种启蒙话语，要求“文学的国语”，“美术的白话文”，但现代报刊的进一步发展却逐渐消解着白话文的人文特征和美学意义。现代报刊文学的语言“使一篇文章从头到尾用一个腔调和一种态度去处理主题”，“这种千篇一律的腔调延伸到口语中，使文人说话作文都保持一种‘高调’。这一腔调极具破坏性”，“书面语的同一性渗入了口语之中，磨掉了文人的棱角，直到他们的言语成为印刷文字的摹本而已；他们的言语在音响效果上很贴近印刷物同一而连续的视觉效果。从注意技术后果又衍生出另一种走得更远的现象：美国英语的幽默、俚语色彩和戏剧性表现力，如今成了半文盲垄断的东西”。现代报刊语言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报刊的平民化走向首先对语言的平民化提出了要求。但对语言的平民化却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一是平民化语言是否可以
       作为现代文学语言和报刊语言而使用，二是平民化的语言是向市民大众语言还是工农大众语言发展。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和不同实践反映出现代文学的不同走向，在两种语言观的呈现中表现了作家的不同价值取向。
       张恨水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作为平民化语言的两种发展方向的例子，是很有研究意义的。1930年代“大众语”讨论中，胡愈之首先提出“张恨水的小说，都用‘白话文’的形式，表现没落社会层的意识”。张恨水的小说是否“表现没落社会层的意识”可另做讨论，但张恨水小说的语言却是一种文人化的市民语言。张恨水依托《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新晨报》、《新闻日报》等市民化报刊，主要为市民读者而写作。张恨水的小说的确使用了一种“白话文”，但这种白话文却并不是淡而无味的语言，而是特别讲究的审美化的语言。作为一种报刊连载小说，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使用了市民社会所能接受的市民语言，这种语言又是精心打磨的文人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已抛弃了文言文的装腔作势的习气，而比较讲究用词造句的恰切与境界。张恨水在意识到小说被市民社会所接受的同时，并不是将小说语言世俗化，以平白无味的语言充塞小说篇幅，而是在富有审美特征的文人化语言的运用中，使小说获得市民读者的接受。张限水对小说的理解是：“所谓街谈巷议之言，固亦自具风格，彼一切文词所具之体津与意境，小说中未尝未有也。明窗净几之间，花晨月夕之际，胸怀旷达，情有不能自已者，窃尝提毫伸纸，试效为之，亦复悠然神会，辄中绳墨焉。”可见街头巷议的故事可以用市民语言表述，又可以进行文人化创作。而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小说已不再是俚语之作，而同样讲究语言的“体津与意境”。因此，张恨水对小说语言的讲究用功，恐怕是许多“新文学”作家所不可比的。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则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趋于农民语言方向。赵树理所依靠的传媒主要是《解放日报》等延安地区的报刊，他的作品语言也主要考虑到农民读者的阅读习惯，他一再声称自己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语言也是纯正的农民口语。但赵树理为农民而写却为农民读者而拒绝的现象，的确也是文学史值得关注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赵树理对农民不熟悉，不了解农民的欣赏水平和口味，不了解农民的语言，而主要在于赵树理过于拘泥于农民口语和农民的欣赏水平时，农民也会因不能从作品中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而厌倦。不过，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所提出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小说语言与作家的政治立场对等起来时，对农民语言的运用就不是简单的艺术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了。周扬在论述赵树理的创作时，就指出作家不仅要熟悉工农兵的语言，也要使自己的叙事语言工农兵化，“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赵树理的小说是“文艺座谈会”以后“学习民间语言”的“优秀的结果”。在周扬看来，应当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语言进行一番必要的“打扫”，所谓“打扫”语言，实际上正是清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语言，回到毛泽东所期望的农民群众的立场上去，因为人民群众有着“丰富的生动的语言”，作家就应该“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以农民群众的语言创作出为农民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但是这种“打扫”以后的语言是否真正能够适合于农民读者，能否表现出农民的精神面貌，也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在这里，赵树理和张恨水同样是坚持“大众”语言，但立足点不同，其艺术效果也不同，文学史的评价当然也不相同。
       第三，现代文学语言的规范化问题也是现代文学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当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现代文学语言能否符合汉语的语法要求，建设规范的现代文学语言，许多作家都曾探讨和实践过，对此也提出过不少问题。特别是当现代文学语言与现代报刊结合在一起时，这种语言就会受到俗众的影响，口语化的语言渗入文学语言中来。或者说将口语化的语言转化为书面化的文学语言，传播媒体的“中介”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与西方现代哲学、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不同，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缺少必要的语言基础，其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中，少有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其二，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相对滞后的现实，没有为现代文学语言支撑一个丰满的理论框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主要是一些哲学、文学家参与其中，人们所关注的也只是与文学相关的语言问题，而文学之外的语言学其它问题诸如语法、修辞、语言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很少有人去关注。在中国，还没有一部像瑞士学者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样的著作。从刘师培、吴稚晖到胡适、刘半农等人，与其说他们关注语言问题，不如说借语言以讨论文化和社会问题。1940年代王力、吕淑湘为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学理论，但又往往过于偏离语言的实际而对文学语言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滞后，不仅影响了现代文学语言的讨论，使若干次语言理论的探讨都缺少语言学理论的含量，而且在创作上也缺少语言学理论的支撑，某些语言不规范成为一大弊端，诸如半文半白、欧化语言等现象，甚至不符合语法的现象，尤其是报刊文体中的语言，在很多方面出现了不规范的语言问题，都严重地影响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现代文学语言受到报刊语言的极大冲击，口语化、浮泛化、欧化现象是现代文学语言探求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如何化解白话文与这些问题的内在矛盾，建设审美的、人文的、规范的文学语言，即使在今后也仍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
       不可否认的是，报纸期刊所使用的白话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语言的规范化道路，在口语化语言的运用中，过分强调语言的可接受性，过分强调语言的大众化特点，而忽视了报纸期刊语言的现代语法和修辞规范。而语言的失范所引起的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严重后果，也可能是人们所无法预料的。
       责任编辑　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