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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贸易顺差；经济政策；宏观调控；两难选择
       [摘要]我国已经进入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发展阶段，顺差产生的根源在于高储蓄与加工贸易，并且顺差已经成为外汇储备的最重要来源。不断积累的贸易顺差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顺差从各个方面显著地干扰了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而试图抑制顺差的经济政策却又难以带来好的效果。因此，对待顺差应采取“疏导”而非“打压”的策略。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4－0058－06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阶段，纵观主要发达国家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这一阶段是以工业化开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应注意到顺差的规模之大、增速之快也给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难题，甚至会使经济政策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不断积累的贸易顺差对宏观经济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而反过来，企图抑制顺差的宏观政策措施却又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许多学者出于担心顺差带来的负效应，提出了“压顺差”的目标，笔者则认为顺差不能刻意去抑制，因为中国持续外贸顺差现象存在阶段性的深层根源，有其必然性。
       一、中国持续顺差必然性的原因分析
       从1994年至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十三年呈现顺差，这一顺差年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1994年到2004年的十一年间顺差一直比较平稳，最高为1998年的434.7亿美元，其后一直在200－300亿美元左右徘徊。而2005、2006两年间顺差陡增，分别创下1019亿美元和1775亿美元的新高，2005年是2004年的3.18倍，而2006年又比2005年增长了74％，2007年这一势头仍将保持，因为仅在春节所在的2月便创下了237.6亿美元的单月顺差次高峰，相当于上年同期顺差的近10倍，比2001年全年的顺差总额还要高。
       导致中国持续顺差的主要是一些长期性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加工贸易。其它一些因素，如产能过剩、国际产业转移、进口替代能力增强等等均可归结为以上两个根本原因。正是中国储蓄率很高，储蓄需要转化为投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拉贷款的压力，因此投资数量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就很高，造成了部分产能过剩。而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具体形式主要是加工贸易，是境内企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产物。也正是由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承接了劳密环节的机电及高科技产业，使机电和高技术产品贸易迅速由逆差转为顺差，从而推动了顺差总额的扩大。
       数据来源：两务鄙。
       1．高储蓄率对贸易顺差的影响
       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等式：X－M＝S－I，外贸差额应与储蓄与投资之差相等。这里的5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国民储蓄，是一个流量指标，定义为一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国民消费，而一般意义上的储蓄存款是一个存量指标，指居民财富的持有方式之一。例如企业利润在宏观意义上属于国民储蓄，政府预算盈余也属于国民储蓄，但两者都不包括在储蓄存款之中，居民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房产、政府债券等同样不包括在储蓄存款指标之中，但却属于宏观意义上的国民储蓄。
       居民、企业、政府三个部门的国民储蓄形成了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其余部分则形成了经常账户的盈余，其中主要的是贸易顺差，所以国民储蓄越是大于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就越大。中国近年来就属于这种情况，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呈现“三高”的局面，储蓄率从1996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7.9％，一直高于投资率。而储蓄是一定要转化为投资的，国内吸收不了的储蓄就决定了中国必然以出超的方式将资本借给存在储蓄缺口的国家，从而形成对外债权。作为比较，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其国民储蓄明显低于国内投资，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储蓄率为负，那么这一缺口就必须以入超的方式通过外部资金弥补，这就决定了美国贸易必然是逆差。高储蓄率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只要国民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情况不变，贸易顺差的局面将持续下去。
       2．加工贸易对贸易顺差的影响
       中国贸易持续顺差的另一必然性因素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的本质属性在于不是独立地生产某个产品，而是承担某个或若干工序的加工生产活动。这一特征属性决定了加工贸易会创造相当于国内加工增加值的贸易盈余，从而推动整体外贸顺差的增加，而不管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如何。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处。
       实际上，加工贸易是作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发展起来的。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角度看，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产品内分工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指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或区段分布到不同国家和经济体进行，使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形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产品内分工的基本源泉仍然是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结构差异相联系的比较优势因素，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也构成了产品内分工的利益来源。加工贸易刚好迎合了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化要求，并且中国也具备产品内分工的禀赋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FDI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倾向的原因。图(2)数据显示，2003年约有79％的加工贸易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实现或参与，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据65.8％的份额，中外合资与中外合作企业之和占了34.2％。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的这种“结盟效应”的深层次原因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放眼亚太地区，正形成以中国为加工中心、以东亚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欧美为核心的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新的产业链。亚洲“四小龙”与日本的发展经验显示，早期通过参与承接组装等相对简单工序切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随后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部学习和提升能力，有可能向较高增加值工序和环节攀升，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工贸易积累的贸易顺差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现象，具有经济合理性。
       二、宏观经济政策面对外贸顺差的两难选择
       2006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其中货物项目顺差2177亿美元，服务项目逆差88亿美元，收益项目顺差118亿美元，经常转移顺差292亿美元；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仅为100亿美元，虽然有高达603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净流入，但证券投资净流出也高达676亿美元。可见经常项目顺差已经远超过资本与金融项目，成为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主要来源，而经常项目顺差中主要的就是贸易账户顺差。不断积累的贸易顺差已经给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种种原因又表明“压顺差”的政策措施也不会起到好的效果。于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所派生的这一两难挑战凸显在决策者面前。
       1．持续顺差显著干扰了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1)制约了中央银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这主要是指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导致央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因为结售汇制下，出口企业的外汇收入需以官价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从央行获得一个持有外汇的限额，超过这一限额，外汇必须卖给央行，所以企业出口收汇的最终买受人是央行。央行买入外汇也就是投放等值人民币的过程，由于贸易盈余是外汇流入的最大来源，央行在决定货币投放量时必须预测顺差规模，一旦这一规模超出预期，势必造成流动性过剩。所以央行每年投放货币量的大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外汇流入量。近两年贸易顺差的突然增大使购买外汇已经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以2006年为例，外贸顺差1775亿美元，按年均汇率相当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14149.9亿元人民币，以货币乘数为5计算，派生的货币总量为70749．5亿元人民币，约占2006年货币供应量(M²)的1/5左右，可见现阶段流动性过剩问题与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制约有直接关系。
       (2)使对冲干预产生政策副作用
       对于外汇占款形成的高额人民币被动投放，央行的一个主要调节手段是以发行金融票据的方式进行对冲干预，其初衷在于回笼部分流动性货币。但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大量的顺差会导致大规模的对冲，进而产生资产价格上涨和短期利率上升这样的副作用。原因在于贸易顺差越大，作为实体经济部门的出口企业的对外债权就越多，如前所述，在结售汇制下它们必须卖掉一部分对外债权，买入其他形式的国内资产。卖掉对外债权的后果是官方对外债权的积累(即外汇储备的增长)，买入其他国内资产的过程就形成了包括债券在内的各种资产价格的重估，同时由于资产分散化的原因其对外债权不会全部卖掉，结果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金融与资本账户下的资本流出，如2006年就有676亿美元的证券投资净流出。在实体经济部门把对外债权卖给央行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对冲，它便获得了大量的现金；如果出现完全对冲，它便获得了大量的央行票据。那么央行的对冲幅度有多大呢?2005年，中国货币当局共发行125期央行票据，总发行量达到27882亿元，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20662亿元，比上一年增加9217亿元，相对于外汇储备增加16200亿元，其对冲幅度为57％(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如此大规模的对冲使实体经济部门同样出于分散化的考虑，会继续卖出央行票据买人其他资产，于是其他资产价格上涨，央行票据的价格下跌，导致短期利率上升。中国当前从债券到股票，到地产和古董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就是冲销干预引发资产重估副作用确定性的证据。
       (3)经济政策的制定部分妥协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经常成为某些国家转移其国内经济矛盾的借口，使中国对外贸易遭受许多莫名的诘难，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不得不考虑、甚至妥协于这种外来的政治经济压力。人民币升值就是这种情况。升值问题实际上最早由日本在2003年春的七国峰会上提出，主要是指责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倾销大量廉价商品，向世界出口通货紧缩。不久，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以同样的理由指责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商品，致使美国贸易出现巨额逆差，抢走了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使失业人数增加，加剧经济萧条。有些议员甚至威胁人民币若不升值30％－40％，将通过立法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然而，这样的指责根本是无稽之谈。2003年中国的贸易量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而世界贸易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也就是中国的贸易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左右，即使中国所有的出口产品全部免费赠送，也不可能引起国际上的通货紧缩。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时也只有1730美元，美国则为4.2万美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4％，即使人民币升值一倍，也不过是8％，丝毫不会改变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况且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劳密型产品大多是原先设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加工转移到中国来进行，对中国来说属产品内分工东亚产业链的调整，对美国来说属进口来源地的调整，并没有挤占美国原有的产业和市场。人民币升值，美国不是以较高的价格继续从中国进口，就是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些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劳密型产品，而无论如何，一定会比中国现在的价格更高，损失的是美国一般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和福利水平。
       既然如此，美日为何要干预中国的汇率政策呢?其真实意图在于转移国内的政治经济压力。日本从1991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后出现连续10多年的通货紧缩，2001年小泉打着治理通缩的口号上台，但到了2003年还没有任何起色，当看到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便以人民币被低估导致日本通缩为由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同样地，2003年美国共和党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们将美伊战争、财政赤字激增等原因造成的失业率增加，经济疲软归罪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激增，指责中国故意低估人民币币值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产品，抢走了美国的市场和就业机会，以此转移国内选民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不管这种指责是否合理以及效果如何，至少这样可以给其国民一个交待。而中国持续顺差经常成为那些出现内政外交困难的国家转移内部矛盾的借口，尽管不尽合理，但我们在经济政策制定时不得不对这种外部压力有所考虑。
       (4)热钱涌入的投机性破坏
       持续的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会给国际上的投资者形成一种升值预期，国际金融界的投机家也会趁美日施加压力之时借题发挥，炒作人民币升值，国外的多数资金拥有者很容易跟风，其结果就是刺激了热钱的大量涌入。在资本账户没有实现自由兑换的情况下，热钱流入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贸易账户，通常的做法是在信用证上高报出口、低报进口，然后用在国内炒作的回报支付虚假金额与实际金额之差的利息。与正常积累的贸易顺差不同，热钱与之区别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投机性，不仅仅限于投机人民币汇率，外国金融投机家很可能会利用中国资本账户上的一些合法渠道投资于中国的房地产，中国近些年房产市场的持续升温与热钱的投机炒作不无关系。当前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很难确定，但这种肆意投机经常破坏意在稳定经济的政策效果，为宏观调控带来了难度，严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在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的危机教训中，无一例外地都能见到热钱投机炒作的身影。
       2．抑制顺差的调控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由于持续顺差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部分学者就提出了“压顺差”的观点，指出上千亿顺差亟待平衡；也有学者认为顺差的持续扩大是外贸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导致的出口增长过快的结果，因而寄希望于“压出口”解决外贸顺差。笔者不是不希望贸易平衡，只是认为现阶段中国的持续顺差具有必然性，强求抑制顺差的政策效果将不会太好，原因如下：
       (1)高储蓄与加工贸易难以抑制
       如果要抑制外贸顺差，应该从其根源人手，顺差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高储蓄和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产物，也是中国应当重点发展的贸易方式，在高新技术方面，国外的投资不断
       增加，说明这一轮产业转移还没有完，这一经济结构将持续下去，由此，加工贸易造成的顺差不可能靠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解决。在高储蓄方面，同样是根据等式，要抑制顺差要么增加投资，要么降低储蓄率，要么提高进口。中国投资率已经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且增长速度很快，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常常就是管住投资，所以不可能通过政策性鼓励投资增加来减少顺差。降低储蓄是否会起作用呢?导致中国高国民储蓄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支持、相对消费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绝非短期内能够靠经济政策改变，只能伴随彻底的经济转型而变迁。如果不寄希望于长期转型，那么短期内比较可行的降低储蓄率的方法便是刺激消费。然而中国越来越多的消费品都具有预防性储蓄特征：如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等，即对这些商品的消费需要有相当的储蓄为前提。另外，为了降低储蓄中国也曾连续七次降息，且增加20％的利息税，但存款始终未见有多大的减少。因此通过降低储蓄来减少顺差的政策亦不可行。那么，通过“高进高出”，扩大进口的方式平衡顺差是否可行呢?由于世界各国的加工贸易都会自然性的创造顺差，中国也不例外。所以要想以扩大进口的方式降低顺差，就等价于维持一般贸易逆差来抵消加工贸易顺差。对于一般贸易的顺逆差情况，国际市场的自主性调节是高于政策干预的，国外对我们的商品有较大需求，则一般贸易就是顺差；反之，我们对国外商品有较大需求，则一般贸易就是逆差。2005年和2006年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一般贸易均呈现顺差且不断增大，分别为353.7亿美元和831.4亿美元，而其他贸易呈现逆差，分别为－759.4亿美元和－945.6亿美元，如果将一般贸易与其他贸易看作是除加工贸易之外的总贸易的话，这一逆差正在缩小，由－405.7亿美元减少到－114.2亿美元。尽管主管部门已经在强调适当增加资源、能源和原料性商品进口，鼓励扩大高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进口，但这些我们希望增加进口的商品往往受到国际市场供给约束，或者受到出口方的限制，进口增长的速度不会太快。可以预计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仍将是全球商品的供应国而非需求国，所以通过增加进口来抑制顺差的政策可行性不大。
       (2)产能过剩有规模经济因素的合理性，不能完全予以限制
       很多学者也将顺差归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诚然中国的确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分析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重复建设造成，对这一部分应当予以限制、兼并、重组；另一部分则是规模经济形成的产能扩张，这是制造业快速发展时期的必然要求。很多工业产业，只有具备相当的规模才能够降低成本，这是这类产业发展成熟的标志，也只有具备相当规模的大企业才有实力与外国同行竞争。如啤酒企业由原来的500多家重组为现在的青岛、燕京、珠江三大啤酒集团；烟草行业也由原来的185家企业重组为17家烟草集团；一汽、上汽、东风三家便占了全行业产量的55％以上。规模的扩大必然使得工业生产超出国内市场需求，产品大量销往国外。从这个意义上看，顺差有利于缓解所谓的产能过剩，而宏观调控却不应限制这种由规模经济形成的产能和出口能力。
       (3)人民币升值无助于减少贸易顺差
       人民币均衡汇率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现实经济极其复杂，没有人能准确指出均衡汇率水平，所以人民币是高估还是低估根本就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迫于国际压力，人民币从2005年7月开始升值，到现在已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激增。这里面当然有纺织品出口配额取消及国际油价走高使中国原油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多这样的短期因素起作用，但顺差不仅仅是由这些大宗商品创造的。如果中国确实是靠低估人民币汇率大量廉价出口的话，其他商品应当出现顺差减少甚至是逆差而抵消掉这些大宗商品的顺差。然而实际情况是其他商品的顺差也并未减少。所以，中国根本不是依靠人民币低估创造出口，持续顺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汇率，人民币升值无助于减少贸易顺差。
       三、政策建议
       20世纪90年代初告别短缺经济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呈现持续顺差，这符合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实际上，与战后德国连续50多年、日本连续40多年的顺差相比，中国仅连续10多年的顺差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可以预计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保持顺差。基于以上分析，应对顺差不断增长应采取“疏导”而非“打压”的策略，故从以下方面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1．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积极管理外汇储备。部分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还将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成立类似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的专门管理国家外汇资产的投资公司，以便对外汇储备进行积极管理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联汇公司)即将成立，起步阶段有望管理2000－25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进行海外股权投资和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并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实现较高收益。为了使联汇公司的成立能够有效地解决不断积累的顺差对常规货币政策的制约，联汇的债券发行不妨走市场化道路，主要面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长期债券，债券可以即时在市场流通，然后将在市场发行获得的资金交给人民银行以换取外汇。对于央行来说，在满足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过量的外汇储备将由联汇“疏导”到境外进行投资，相应于过量外汇储备的人民币放款也将通过联汇回笼到央行手中。与依靠发行非完全市场化金融票据的对冲不同，联汇稳妥的风险管理意识使其有保证的债券收益不会引起严重的资产价格重估。
       2．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遏制热钱流入导致的外贸顺差虚增
       美日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是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但2005、2006年的事实说明升值不会减少顺差，顺差反而扩大，这会使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热钱便希望借机炒作，由于只能通过贸易账户进入，结果又虚增了贸易顺差。于是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可能：顺差——升值——热钱迂回进入——更大的顺差!而要避免陷入危机，就必须遏制热钱流入及由此导致的顺差虚增，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在于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实际上热钱通过迂回、隐蔽的渠道进入的交易费用很高，如果经由代理人进行，每年需支付5％左右的手续费，同时还要放弃每年约4％左右的美国政府债券的年利，投机人民币成本不低于8％。只要中国坚持目前的自主、灵活、可承受的原则，以行动表明每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只会是在3％左右，投机者在赚不到钱且亏本的情况下自然会离开，人民币投机的压力也会随之消失。
       3．逐步改革结售汇制为按比例结汇。释放部分外汇需求
       贸易顺差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结售汇制的原因。中国的汇率制度还很不完善，我们汇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意愿结汇、藏汇于民。目前的结售汇制对国家的金融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完全的意愿结汇需要资本项目放松管制，这方面的条件现在还不具备。结售汇制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可以遵循渐进法则。我们的汇制改革可以逐步放松为按比例结汇，即规定一个自愿持有外汇的比例限额和最高上限，超过这一比例和上限的部分必须结售，剩余部分自愿结售。这可以减轻央行外汇占款和对冲压力，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热钱的流入欲望。所以这一自愿持有外汇的比例和限额不应太高，具体应为多少合适是有待解决的课题。而完全的意愿结汇目前尚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