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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马克思晚年笔记；人类学笔记；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摘要]本文是为促进学术交流，回应叶志坚先生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一文而作的。文章就“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和思想重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等三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对叶文的商榷意见做了详细回应。文章强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正主题应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而不是叶文所主张的“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而不是所谓“人类学笔记”。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4－0019－13
       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曾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以下简称《正名》)一文中，在国内学界首次提出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名”问题，建议将所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并解释了为笔记更名的理论根据和意义。后来叶志坚先生在《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一文，提出了他本人对笔记主题、称谓的不同看法，并完全肯定了“人类学笔记”这一流行称谓。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进一步研究，王东教授和我撰写了《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以下简称《初答》)一文作为初步回应。叶先生接着在《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上又发表了《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针对我们的回应性文章，提出了进一步的商榷意见，并继续主张“人类学笔记”的流行称谓。而我们与叶先生就笔记的相关问题展开的学术对话，在国内学术界还引起了一些著名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中国人民大学冯景源教授在《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学术争鸣的重要意义》)，高度评价了此次学术争鸣的意义。为了把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我们打算将笔记主题、称谓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下去，进一步阐明我们的学术观点，并请国内学术界同志批评指正。本文是受王东教授委托，对叶先生《商榷》一文所作的详细回应。
       从促进学术交流的角度，我们十分感谢叶志坚先生对笔记主题、称谓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并对他的不同意见表示欢迎。但是，在我们看来，叶文之所以未能完全接受我们关于笔记主题、称谓问题的基本观点，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我们的论证思路和提出的基本论据本身，而是由叶文自身对我们的论证思路、理论逻辑没有充分领会，以及该文对马克思各笔记的具体内容、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考察所导致的。此外，该文在一些与马克思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直接相关的关键性事实的认定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而其关于笔记必须称之为“人类学笔记”的论证理由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存在着不少牵强附会或自相矛盾之处。以下我们试就“确定笔记称谓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和理论重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等三个双方存在原则分歧的争论焦点问题，对叶文提出的商榷意见进行详细的回应，并进一步阐明我们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主题、称谓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
       一、关于确定笔记称谓的方法论问题
       王东教授和我曾在《初答》一文中，对叶文解决笔记称谓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本哲学假设、论证思路及其形而上学特征做了较为详细、透彻的分析和批判，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究竟应从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还是从笔记文本出发来确定笔记称谓”的质疑。在我们看来，叶文在确定笔记称谓问题上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在于该文是在基本脱离马克思晚年笔记各主要文献、对其不作具体深入分析的情况下，从一个抽象、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用其来直接套用晚年马克思各个极不相同、十分具体的理论探索，并解决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的。我们之所以坚决拒斥叶文的上述研究思路，一是因其完全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基本原则，用共性来替代、抹杀个性，并主观推定，在不具体分析个性的前提下仅凭共性即把握个性，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反辩证法”、“形而上学”的；二是因其不科学地颠倒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常研究顺序：我们只有先细致、精确地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才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局部上升到整体，进而准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整体特征，而叶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整体特征”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用其来直接套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各个具体组成部分，而事实上，在不对马克思晚年各个具体的理论探索进行具体分析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达到对所谓“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的正确认识，很显然，这种研究思路是根本违背人们认识事物的正常顺序的。从上述思路出发，根本不可能科学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
       我们认为，探明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恰恰不是解决马克思笔记主题、称谓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是在外围兜圈子。对于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我们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立足于笔记的原始文本(即从笔记的第一手文献出发)，以此作为研究笔记最重要、最有说服力、最直接的依据，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笔记自身的主要理论兴趣、核心问题及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说明各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内在关联性，才有可能正确解决笔记的主题、称谓、历史地位等根本问题。试想，如果我们不对各笔记的第一手文献即原始文本进行透彻的具体分析，从而对笔记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在其笔记中的具体理论探索很不熟悉或一无所知，我们又如何确定笔记的主题，并进而科学解决笔记的称谓问题呢?而如果我们对马克思晚年的各个具体的理论探索一无所知，试问我们又何以知晓“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呢?此外，对于马克思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所谓“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只是他们对马克思晚年的各个具体的理论探索活动进行哲学层次的抽象、概括后得出的理论产物，也就是说，它是研究者进行思想史研究的产物、结论，而不可能成为研究马克思晚年具体思想的所谓“出发点”。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明白，从抽象、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来把握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并进而解决笔记称谓问题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所谓从“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其实最后往往变成了从研究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个人理解、主观解释出发，这不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也是根本违背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法精神的。
       我们注意到，叶文在最近写成的《商榷》一文中，为自圆其说，又提出了一条新的确定笔记称谓的方法论原则：“对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认定，必须用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既尊重文本，又重视马克思
       的事业，坚持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原则。”叶文还认为，“一味地强调所谓的文本研究，而忽视其他许多重要因素，特别是忽视‘革命实践需要’的关注，就有可能重蹈西方学者在马克思晚年研究问题上的覆辙”。对此，我们认为，较之从抽象、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来解决笔记称谓问题的错误思路，上述思路多少是有一些启发意义的，至少叶文从一般原则的角度似乎承认了“，尊重文本”的必要性，而按照“联系”的观点来考察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这从抽象的意义上说似乎也无不可。事实上，我们恰恰是主张从联系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的晚年笔记的，因为：第一，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文本不止一个，而是由多个文本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只有具体分析各笔记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联系，才有可能正确说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第二，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中所从事的理论探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有着先前思想发展的必要铺垫、必要积累的，因此考察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对于理解笔记的理论探索也是很有意义的。对于这两点，我们在《初答》一文中，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说明。然而，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用“联系”的观点来考察马克思晚年笔记(这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而在于如何从联系的观点来把握马克思晚年笔记。在这一点上，显然我们与叶文是有原则差异的。
       叶文自认无需从马克思笔记的具体文本出发，仅从所谓马克思的“革命实践的需要”、“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出发，就可一劳永逸地解决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在该文看来，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与他的“革命实践需要”之间必然存在着“直接联系”(我们认为，这里所谓的“直接联系”，恰恰是叶文主观臆测、任意假定的产物，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此仅从这种联系出发，无需全面、具体地考察笔记的各文本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可说明笔记的主题是“探索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并将笔记定位为探索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所谓“人类学笔记”。
       我们则主张，要科学解决马克思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首先必须从笔记的具体文本出发，而不能从抽象、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在把握马克思笔记的各具体文本时，既要重视对文本的个案分析，抓住每个文本的具体思想，也应按照联系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考察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达到对马克思笔记的整体性、系统性把握，从而发现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正主题、理论重心；此外，还需要对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时期思想、马克思晚年同时期思想的关系，同样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所从事的理论探索的实质和意义。
       此外，我们认为，对笔记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需要”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决不能像叶文那样，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臆测、先入为主的解释框架出发，对笔记与“革命实践需要”二者的关系不经具体分析，就任意假定二者必然存在“直接联系”，并用所谓“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直接需要”来牵强附会地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主题。这种做法决不是研究笔记的正确方法，恰恰是我们要坚决加以拒绝的。在我们看来，叶文在说明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之间的关系时，所犯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在于始终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谈论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需要”之间的“联系”，而没有对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的具体内容、具体层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结果把马克思晚年的各个极不相同、各有分工的理论探索活动不加区分地混淆起来，并胡乱假定它们都是直接服务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需要”的，因此对二者关系的说明不可能是科学的。
       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活动，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广泛的思想整体，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基本方面：
       1．马克思于1879－1882年对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问题、原始文化问题的探索，相应的文本是他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著作所做的篇幅巨大的笔记，即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晚年笔记”。
       2．马克思于1881年底－1882年底对文明时代建立以来直至资本主义起源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探讨，相应的文本是他的《历史学笔记》。
       3．马克思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相应的文本是《哥达纲领批判》及其它有关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笔记。
       4．马克思于19世纪70－80年代初对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相应的文本是《致查苏利奇的复信》、《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
       应该说，就马克思晚年探索的这四个基本方面而言，它们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并不相同的，其中有些方面(例如马克思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与马克思革命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相对密切些，而有些方面(例如马克思对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原始文化问题、文明时代形成以后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史问题的探索)则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活动并无直接联系，将他晚年的这些探索牵强附会地一概说成是“直接服务于革命实践活动的需要”，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马克思写作晚年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其更直接的思想动机，决不是探索什么“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以服务于革命实践活动的直接需要(如叶文所相信的那样)，而是借助于人类学、历史学最新科学成果，系统建立唯物史观关于文明时代的起源、原始社会史、前资本主义发展史、资本主义的起源等问题的科学理论，填补先前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空白，使唯物史观理论趋于完备和系统化。试想，如果说晚年马克思处处都是本着“服务于革命实践活动的直接需要”的动机来从事理论探索活动，那么，他为什么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这些与革命实践活动并无直接联系的理论探索活动呢?事实上，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历史学笔记》中所探讨的大量理论问题甚至是最主要的理论问题(例如希腊、罗马国家的起源、宗教的起源、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史、三十年战争史等问题)，都是与所谓“革命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不存在直接联系的。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承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竟然被叶文说成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和基本常识”，那么，我们倒要请教叶先生，马克思在笔记中所从事的上述理论探索(即对希腊、罗马国家的起源、宗教的起源、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三十年战争史等问题的探索)，与所谓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需要”之间究竟有什么直接关联呢?马克思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以罕见的巨大内容篇幅，来摘录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们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材料呢?总之，在我们看来，不论是不加区分地把马克思晚年所有理论探索活动的主题和实质都归结为“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的做法，还是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个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探索活动的“职业革命家”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
       
       二、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和思想重心
       我们曾在《初答》一文中，详细说明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正主题、主要理论兴趣、思想重心——在充分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哲学高度，科学解答“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并主张按照上述主题，将笔记重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我们注意到，叶先生在最近写成的《商榷》一文中，对我们的上述基本观点，又提出了三条所谓“商榷性意见”：第一，不能仅凭马克思“摩尔根笔记”的理论重心和主题，就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就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第二，不能认为各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就是“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第三，不能仅凭恩格斯《起源》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就断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就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从促进学术交流的角度，我们自然对叶先生的不同意见表示欢迎。然而，在我们看来，叶文之所以未能完全接受我们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主题、称谓问题的上述基本观点，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论证思路和提出的基本论据本身，而恰恰是由叶文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说得更具体些就是：首先，叶文对我们考察笔记主题问题的基本思路、理论逻辑没有充分领会和真正理解，并做了严重的曲解；其次，叶文对我们提出的与确定笔记主题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事实、重要论据，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这些事实、论据对于解决笔记主题问题恰恰是十分重要的；再次，叶文对各笔记文本的具体内容缺乏足够深入、透彻的考察，没有抓住各笔记关注的主要问题、主要兴趣点，并根本忽视了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以下，我们试按照我们解决笔记主题问题的基本思路、理论逻辑，并结合叶文在把握笔记主题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详细说明：对“国家与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的探索，何以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正主题和思想重心。
       (一)关于摩尔根笔记的理论主题和思想重心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初答》一文中，已经做了大量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说明。我们指出，这一笔记的理论主题和思想重心，毫无疑问是探索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问题，而不是叶文虚构出来的什么“探讨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或“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我们注意到，对于上述观点，叶先生在第二次写成的文章中也表示了承认，并不再坚持其关于该笔记主题问题的原有错误观点。鉴于此，我们不准备对摩尔根笔记的主题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不过，我们仍然要提醒叶先生注意的是，确认“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是摩尔根笔记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这一事实，不仅对于解决该笔记的主题问题有着直接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对于判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主题、思想重心，同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摩尔根笔记在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它恰恰是马克思晚年各笔记中的核心笔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将要重点谈到。
       (二)关于摩尔根笔记在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核心地位及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我们在上文中之所以说叶文并未充分领会，甚至是根本曲解了我们确定笔记主题问题的基本思路、理论逻辑，一个基本的事实根据就在于，我们是明确主张将各笔记的个案分析与各笔记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探讨紧密结合起来，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的，然而叶文现在却对我们提出这样一条商榷意见：“不能仅凭马克思‘摩尔根笔记’的理论重心和主题，就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就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那么，试问我们什么时候主张过“仅凭摩尔根笔记的理论重心和主题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和称谓”呢?显然，这样的指责不仅违背事实，而且是很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在我们看来，除了对各笔记文本的个案分析外，对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和探讨，同样也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主题究竟为何的基础性工作。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不止一个，而是由五个笔记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要确定其主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各笔记的个案分析上，而必须在笔记的个案分析的基础上，上升到对各笔记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认识，从而达到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系统性、整体性把握，进而科学地解决笔记的主题问题。实际上，叶文之所以未能准确把握住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除了该文对各笔记文本的具体内容缺乏足够深入、透彻的考察(即对具体文本的个案分析做得不深入、不透彻)外，还恰恰在于其根本忽视了马克思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以下我们就来具体探讨一下，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何以是一个各笔记内在联系、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以及马克思晚年的这五个笔记之间，究竟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逻辑联系。
       首先，我们认为，马克思晚年的各个笔记并不是孤立自存、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关联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做出这一判断，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第一，马克思的这些笔记在具体内容上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在把握共同问题时是相辅相成、相互启发的。比如，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中系统阐明的“氏族是原始社会基本单位”的观点，大量反映在他对梅恩、拉伯克等人著作的笔记中，并成为后者的基本观点；在菲尔笔记和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马克思都特别提到了他在梅恩笔记中反复加以批评的、被梅恩歪曲为人类社会原始形式的所谓“不分居联合家庭”，并对梅恩的这一错误观点持鲜明的批判立场；摩尔根笔记为其他四个笔记提供了关于原始文化、文明起源问题的全面科学资料，其他四个笔记则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原始文化、文明起源研究作了重要补充，提供了这一笔记之外新的科学材料、科学事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要特别谈到)；在把握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等共同问题时，各笔记之间决不是相互脱节、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有力地验证和说明了摩尔根和马克思在上述共同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第二，各笔记在其关注的理论问题、思考共同问题的基本立场、得出的基本结论、研究方式、哲学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就所关注的理论问题而言，各笔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同性或相似性，比如摩尔根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梅恩笔记都分析了私有财产起源的重要问题，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都探讨了氏族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原始社会的财产继承制度等问题。就思考共同问题的基本立场、得出的基本结论而言，各笔记大都根据摩尔根的科学研究成果，将其作为考察原始社会问题的科学基础、科学依据，形成了关于原始社会的一些基本立场、基本结论，比如各笔记都充分肯定了氏族是人类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血缘亲属关系构成了原始社会的社会基础，都把原始社会理解为无私有制、阶级、国家，以原始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平等的社会形态等；就研究方式而论，在各笔记中，马克思都是首先以一个历史哲学家而非摩尔根式的实证科学家的身份，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层次上概括、借鉴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哲学分析、理论升华，并在他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加入自己的批
       语，或表示赞同，或进行补充，或加以修正。此外，各笔记都是把唯物史观作为考察原始社会史的根本哲学方法、哲学理念的。
       第三，从写作时间上看，各笔记之间或前后紧密衔接，或大致同步，又都是对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所作的笔记，不难肯定它们确属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同一序列的著作，并与他晚年的某一研究计划有关。不难理解，马克思晚年耗费大量精力和心血作这些笔记，决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之举，它们共同反映了马克思当时新的哲学创新计划，即试图利用人类学家的最新科学成果，深入探索唯物史观的新研究领域——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
       第四，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菲尔笔记，三者使用的甚至是马克思的同一个笔记本。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在其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文后“注释”中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在同一笔记本中，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在大开的笔记本中占了第1－98页的篇幅”，梅恩笔记写在“同一个笔记本的第159－196页”，菲尔笔记则写在“同一笔记本的第128－154页上”。从这一重要事实也可看出，各笔记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显然是把这些笔记纳入到他晚年的整体研究计划中去的。
       其次，我们进一步提出，马克思晚年的各笔记之间，构成了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的内在逻辑联系。
       第一，摩尔根笔记是马克思各笔记中的核心笔记。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其一，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最重要的科学基础、科学依据。
       正如恩格斯所言，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他“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摩尔根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和科学分析得出的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科学观点，代表了当时世界人类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得到了晚年马克思的高度赞赏和肯定，并成为他批判性地分析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的错误观点，系统探索国家与文明时代的起源、原始文化等问题最重要的科学基础、科学依据。
       其二，晚年马克思在其它笔记中，经常以摩尔根科学成果、摩尔根笔记的基本思想为主要依据，批评、修正其他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史的错误观点，或引用摩尔根成果对他们的论证进行重要补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中找到大量例证。例如，在梅恩笔记中，马克思不厌其烦地多次纠正梅恩将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误认为是印度式的父权制联合家庭的错误，并嘲笑道，“梅恩先生，作为一个呆头呆脑的英国人，不从氏族出发，而从后来成为首领等等的家长出发。愚蠢。这正好符合氏族的最早形式!例如，摩尔根的易洛魁人就有这种家长，在那里氏族按女系计算世系。”在拉伯克笔记中，马克思同样尖锐批评拉伯克由于不了解氏族而导致的对原始社会的无知，在笔记中加入了类似的否定性评语：“可见，拉伯克同麦克伦南一样对基础，即存在于部落之内的氏族一点也不了解。”
       其三，从马克思对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及其著作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评价，也可以清楚地发现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它对其它笔记的影响力。
       通过对各笔记的细心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摩尔根的科学成果，特别是作为其研究成果结晶的《古代社会》一书，给予了最大的重视和肯定。首先，他对《古代社会》一书作了五个笔记中篇幅最为巨大的摘录：摩尔根笔记在马克思的原始笔记本中占了近100页的巨大篇幅，从篇幅大小上看，几乎和其它四个笔记的总量相当。而从摘录的章节结构来看，除个别章节外，他几乎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所有章节都进行了十分全面的摘录，并常常大段大段地摘录该书的原文而几乎不加入任何评注，这在其它笔记中是十分罕见的。从笔记整体来看，马克思即使在加入评注时也常常笔墨不多，直接否定性的评语则更加少见，他的评语大多是补充性的，而非修正性、否定性的，即使是个别批评，也常常是十分婉转的。此外，马克思在对摩尔根的重要观点、材料作摘录时，常常在所摘录的句子或关键词下面划上着重线，有时更划上两道着重线表示高度重视或欣赏。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中，不论是划一道着重线表示关注，还是划两道着重线表示特别重视的词句总量都明显多于其它任何一个笔记，这同样表明了他对摩尔根成果的浓厚兴趣和特别重视。与其他人类学家相比较，马克思对其研究成果吸收的最多，评价的最少，看得出，他是以一个严肃的、严谨的哲学家的身份，甚至是以一名学生的身份，诚恳地学习和借鉴摩尔根的科学观点、科学事实的。
       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在作其它笔记(例如梅恩、拉伯克、菲尔笔记)时，不仅摘录的篇幅容量大大少于摩尔根笔记，甚至在篇幅本来就不大的笔记(例如拉伯克笔记)中也大量充斥了批判性、否定性甚至是嘲讽性的评论。他常常用较多的笔墨，不厌其烦地纠正梅恩、拉伯克等人的错误观念，譬如揭露他们由于不了解氏族的地位、作用而对原始社会的无知。马克思甚至于经常使用“傻瓜梅恩”、“畜生拉伯克”、“英国庸人”、“蠢驴”等极为尖锐、尖刻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否定和不屑。在梅恩、拉伯克等笔记中，他多次在他认为必要的地方，直接引用摩尔根的科学成果，作为科学依据，来纠正或批评梅恩等人的错误观点。对于柯瓦列夫斯基，马克思则是有褒有贬，有时同样用十分明确的批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否定性意见，或对他的一些重要观点提出根本性质疑，就总体而言，马克思对他从未达到像对摩尔根那样的高度肯定和赞赏的程度。
       其四，从恩格斯本人对摩尔根笔记的高度重视，以及他的相关说明和晚年的理论活动，也可以找到关于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的有力佐证。
       作为马克思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和理论知音，恩格斯无疑是最有可能洞悉和领会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意图的人。事实上，恩格斯正是凭借其作为马克思毕生亲密好友、理论合作者的特有敏锐性、深刻理解力，准确地洞察到了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所要实现的理论探索意图和创作构想——在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高度，全面探索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写出了一部关于上述问题的历史哲学著作。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理论探索意图、创作构想的深刻领会，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这一遗稿给予了额外重视，并在事务繁多、难以兼顾的情况下，毅然撇下整理出版马克思其他遗稿的紧迫工作，按照摩尔根笔记的内容结构、写作思路、理论主题，着手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以“执行马克思的理论遗愿”。此外，他还在解释自己写作《起源》的理论动机时，特别表示：“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我这本书，只
       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为了突出《起源》一书“执行马克思理论遗愿”的理论主旨，以及该书与摩尔根笔记的直接联系，恩格斯还特意为该书加上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对摩尔根笔记在马克思晚年著作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这一笔记与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意图、创作构想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是深刻领会、了然于心的，其《起源》一书，不论是内容结构，还是理论主题、思想重心，都与摩尔根笔记保持了一致。不但如此，为了更好地“执行晚年马克思的理论遗愿”，恩格斯还在自己晚年的理论研究中，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社会问题的研究，并注意吸取相关科学成果来补充、完善自己的研究，并在1890年出版了《起源》的新版。以上这些基本事实，不仅有力地说明了恩格斯本人对摩尔根笔记以及这一笔记中流露出来的研究意图的高度重视，也充分反映了该笔记在马克思晚年各笔记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其它四个笔记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研究作了重要补充。
       梅恩笔记进一步探讨了氏族作为原始社会基本单位的地位和作用、原始社会的财产继承制度、氏族或部落首领的社会管理职能、私有财产的起源、国家的起源等原始文化、国家与文明起源重要问题，补充了大量新的科学材料、事实和观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笔记的核心内容、头号主题，显然是对原始文化、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深入探讨，而非叶文所说的所谓“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事实上，在除摩尔根笔记外的其它四个笔记中，梅恩笔记正是马克思探讨原始社会问题最为系统、全面的笔记，不论是在原始文化方面，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方面，该笔记都提出了大量新的科学材料、事实和观点，验证和深化了摩尔根笔记在原始文化、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并有力地驳斥了梅恩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拉伯克笔记进一步论述了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及宗教起源等问题，补充了摩尔根笔记之外的关于原始文化、文明起源的新的材料和事实。对原始文化、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显然也是这一笔记的主体部分、核心内容。在该笔记对摩尔根笔记所作的上述补充中，对宗教起源问题的探讨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占据了该笔记的大部分内容篇幅。从人类发展史而言，宗教是文明时代的重要因素、重要特征，宗教的起源是文明时代起源的重要内容、重要侧面。马克思曾在摩尔根笔记中详尽地探索了文明时代三大要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展现了文明时代起源和形成的总体历史进程，而在拉伯克笔记中，他借助于人类学家的科学资料，又初步提出和探讨了宗教这一文明时代要素的起源问题，进一步丰富和补充了摩尔根笔记中的国家与文明起源思想。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则探索了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原始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蒙昧时代人类由原始群状态向定居生活方式的演变、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私有财产的起源等原始文化、文明起源重要问题。此外，这一笔记还和菲尔笔记一道，构成了晚年马克思探索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社会)问题的重要辅助性材料。更具体地说，马克思在这两个笔记中对印度、锡兰、阿尔及利亚、美洲红种人的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占有制形式的大量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他探索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生公社问题的最终目的的，是他19世纪50年代初－8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两个笔记对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占有制形式的探讨，与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对人类原始社会、原始文化问题的探讨之间并不是相互脱节、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关系。以下我们就来具体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自19世纪50年代初以来，马克思就逐渐对东方国家的农村公社制度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兴趣，并发现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中也存在类似的公社制度，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存在着土地公有制和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并以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从而初步萌发了以原始土地公有制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公社是人类历史原生形式的思想。19世纪60年代末以后，马克思又逐渐对毛勒、哈克斯特豪森、乌提舍诺维奇、卡尔德纳斯等人的农村公社问题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在写于1881年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他明确区分了原生形态的公社(代表人类社会最初阶段的原始公社)和派生形态的公社(农村公社)，认为后者是从前者中衍生出来的。在关于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生公社问题的探索中，马克思正是从作为派生形态的农村公社中大量残存的人类原生公社的痕迹、特征(特别是存在着土地公有制、以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等)出发，采用向后追溯、还原的方法，试图最终揭示出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生公社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状况的。也就是说，考察世界各国现存的农村公社、村社的具体状况，并非马克思探索的最终目的，而是他用以揭示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生公社本来面目的“活化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前后期的理论说明中找到明确根据。他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就明确指出，印度为我们提供了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典型”，“它们虽然或多或少已经解体了，但仍然完全可以辨认出来；经过更仔细地研究历史，又发现这种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的结果。”后来，他又在1881年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作了更明确的说明。在他看来，人类原生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即农村公社——引者注)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后，就能还原出它的古代原型。”同样，晚年马克思之所以对柯瓦列夫斯基、菲尔著作中关于农村公社、村社问题的具体材料作大量摘录，一个主要的理论动机，就是以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农村公社中残存的大量原生公社痕迹为线索，进一步追溯和揭示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这些残存着大量原生公社痕迹的农村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探讨，也有助于验证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关于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科学观点。对此，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在其编译的《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的“注释”中也指出，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之所以受到马克思的注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用新的事实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原始公社的实质的结论”。此外，如前所述，这两个笔记除详细说明农村公社问题外，还直接探讨了关于人类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的一些重要问题。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与马克思晚年的其它三个笔记关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全面探索之间，并不是相互脱节、相互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这五个笔记构成了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共同服
       务于马克思晚年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探索。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事实有机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容易理解：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中所要实现的主要理论意图，正是在充分借鉴、概括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高度，科学解答“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笔记的理论主题、核心内容、主要理论兴趣，正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十分遗憾的是，叶文并未充分领会我们解决笔记主题、称谓问题的上述总体性思路，并对我们的基本思路和理论逻辑作了严重的曲解。这种严重曲解，不仅表现在叶文对我们提出的第一条商榷意见(即所谓本文“仅凭马克思‘摩尔根笔记’的理论重心和主题，就断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上，也表现在该文对我们提出的另一责难(即所谓本文“仅凭恩格斯《起源》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就断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上。很显然，我们是明确主张将各笔记的个案分析与各笔记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探讨有机结合起来，并借鉴恩格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解读，来确定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的。对于恩格斯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解读意见，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借以说明“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在笔记中的主题地位，而从未主张过什么“仅凭恩格斯《起源》的理论主题和思想重心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事实上，恩格斯作为马克思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和长期的理论合作者，恰恰是最有可能正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笔记理论主题和探索意图的人，因此他对笔记的解读意见，对于我们确定笔记主题、称谓问题，毫无疑问是很有价值的。既然叶先生在最近写成的文章中也承认“恩格斯是能够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的”[2]，那么，将恩格斯对笔记的解读意见、他的相关说明及其晚年的理论活动作为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的重要依据。试问这又有何不妥呢?
       三、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
       (一)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式问题
       王东教授和我曾在《正名》、《初答》两篇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严重误读”的种种表现，并解释了将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理论根据和意义。在我们看来，“人类学笔记”称谓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最大误读之处，就在于它根本歪曲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式：笔记实际上是“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而非什么“人类学性质”的笔记；笔记所从事的实际上是唯物史观性质的“历史哲学研究”而非什么“人类学实证研究”。而叶文却将我们的研究成果说成“纯粹是王、林文主观臆断的产物”，在论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叶文暴露出来的常识性错误和逻辑思维混乱着实让我们感到惊讶：
       一方面，叶文宣称，马克思晚年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并认为我们将笔记的学科性质看作是“历史哲学性质”、将笔记的研究方式定位为“历史哲学研究”，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在其看来，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基于这种看法，该文明确认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
       然而，另一方面，叶文又承认，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古代社会》等“人类学著作”之间确实是有原则区别的。而且叶文还认为，“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真研究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就不会将马克思晚年笔记与摩尔根等人的著作相混淆。”也就是说，叶文又承认，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并非像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样，是通过人类学实证研究方式写成的著作(众所周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正是典型的“人类学著作”、摩尔根采用的“田野调查”实证研究方法正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不能将其归入所谓“人类学著作”的行列。
       那么，按照叶文的上述逻辑，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晚年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而笔记却不是“人类学著作”(或者按照叶先生的说法，不能将笔记混淆为“人类学著作”)。很显然，这样的逻辑是根本站不脚的，而且是相当荒谬的。打个比方，像叶文这样自相矛盾的理论逻辑无异于说，牛顿从事的是“数学研究”，然而写出来的著作却不是“数学著作”。
       我们在此还要特别请教叶先生，如果笔记不是“人类学著作”，那么它是什么性质的著作呢?事实上，笔记的确不是什么“人类学著作”，而是唯物史观性质的“历史哲学著作”。既然叶先生否定了笔记是“人类学著作”的错误说法，那么为什么非要坚持把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命名为“人类学笔记”呢?我们认为，叶文对笔记的“人类学著作”身份的否定，实际上也彻底否定了笔记的“人类学笔记”称谓的合理性。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初答》一文中明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中从事的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哲学研究：他通过从哲学层次上概括、分析和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科学材料、科学观点来进行相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这种历史哲学研究方式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实证研究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马克思是不可能像摩尔根等人类学家那样，把主要的学术精力投入到实地考察某些至今尚存的氏族社会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等具体社会现象中去，以此来确立自己对原始社会的某些具体认识的。很显然，在写作笔记前，马克思根本没有从事过任何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工作，笔记中记载的人类学科学材料、科学事实显然也不是他通过从事田野调查工作获得的科学成果，而是直接来自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方式写成的人类学科学著作。仅凭马克思的笔记摘录了人类学家著作的科学材料、科学事实这一点，就说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这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马克思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研究方式，并始终是在自己的原有哲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等问题进行历史哲学层次的探索和论证的。摩尔根、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的关系，应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和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身份的摩尔根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的笔记混同为人类学著作，认为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显然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关于笔记从事的是“历史哲学研究”而非“人类学研究”这一基本事实，也可以从恩格斯的有关说明中找到明确根据：
       如前所述，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的开篇之处即指出，“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我这本书，只能稍稍
       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在这里，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笔记实际上是“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研究成果的意义”，也就是说，是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高度来阐明摩尔根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意义，而不是像后者那样进行所谓“人类学研究”。这里所说的“摩尔根研究成果的意义”，指的正是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对于充分验证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重大科学意义。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之所以会被晚年马克思所关注和欣赏，原因恰恰就在于，他的研究成果充分证实了唯物史观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而且，恩格斯还特别提醒人们，马克思“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即只是“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研究成果的意义”，也就是说，决不能把马克思在其笔记中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不加分析地混同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研究”。
       可见，像叶文那样，不假思索地将马克思晚年笔记所从事的研究说成是“人类学研究”，将笔记说成是“人类学笔记”的做法，是完全背离笔记的实际情况的，并且也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
       (二)关于叶文对“人类学”的理解问题
       王东教授和我曾在《正名》、《初答》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一个严重误读之处，就在于其不恰当地将马克思视野中的一般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科学”混为一谈。在我们看来，叶文同样是犯了这种将“关于人的科学”与“人类学科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才会得出所谓“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这一对现代人类学的不准确认识，以及“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这样的错误结论。实际上，将“人类学”等同于所谓“关于人类的科学”，完全混淆了“人类学”这门具体科学与其它涉及人类本身的具体科学以及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人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事实上，广义上的“关于人类的科学”有许多种(譬如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类学并不是研究人类的唯一学科”，因此不能将“人类学”等同于“关于人类的科学”。作为研究人类的众多学科中的一种，“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这门学科研究人类的具体科学方法和独特视野。众所周知，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人类学”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经验科学。从人类学的两大分支来看，不论是体质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是以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为基本特色的。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科学实验等实证研究方法，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科学方法。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引用了国内外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塞利格曼、童恩正等)对“人类学”的权威解释作为根据。
       然而，叶文在最近写成的《商榷》一文中却辩称，该文对“人类学”的理解“不存在不准确的问题”，为此还引用了一些词典关于“人类学”词条的解释，认为从语源学上讲人类学就是“关于人类的科学”，因此所谓“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人类的科学”的说法并无不妥。我们认为，从叶先生前后两篇文章的有关论述来看，叶文根本没有领会我们提出的上述质疑(即对以往持“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的论者将“关于人的科学”与“人类学科学”混为一谈的做法的质疑)的思想真意之所在。在我们看来，以往持“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的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包括叶先生在内)对“人类学”这一学科的一些不准确理解、模糊认识，恰恰是导致他们得出“马克思晚年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笔记应叫做‘人类学笔记”’等错误观点的直接认识论根源。与这些学者一样，叶先生同样很不了解“人类学”这一具体科学的实证研究特征和基本科学方法。虽然叶文也承认，“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它们分别从生物和文化两个方面对人类进行研究，但该文却根本忽视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事实：“人类学”(不论是体质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正是以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科学实验等实证研究方法为基本科学方法的；研究者不从事田野调查等具体实证研究工作，其研究就没有资格称为“人类学研究”。也就是说，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工作，恰恰是人类学成其为“人类学”的基本条件。对于这一点，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曾做了一个极为精当的比喻：“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既然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工作是人类学必不可少的基本科学方法，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将没有做过任何田野调查工作的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所从事的研究称之为“人类学研究”；同样也没有理由将这些“读书笔记”性质的笔记称之为所谓“人类学笔记”。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澄清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研究方式，并合理确定笔记的称谓，是极为重要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被主张“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的多数论者所严重忽视的。
       (三)关于“人类学笔记”称谓能否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真实内涵的问题
       我们曾在《初答》一文中，驳斥了叶文提出的所谓笔记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的“论证理由”。在该文看来，笔记所摘录的正是“人类学著作”，因此笔记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我们指出，这种论证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马克思摘录的著作或内容是归属于某一具体学科的，那么，马克思的笔记就毫无疑义应视作这一学科性质的笔记，他在笔记中所从事的就毫无疑问是该学科的具体科学研究。事实上，就实际研究方式而言，晚年马克思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并始终是在自己的原有哲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等问题进行历史哲学层次的探索和思考的。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具体科学研究成果，并不会因此就变成了像摩尔根那样的具体科学家，他仍然是哲学家，仍然是以哲学家的特有思维方式来考察问题。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虽然大多是人类学著作，然而笔记所从事的却显然不是人类学研究，而是唯物史观性质的历史哲学研究，因此不能用笔记所摘录的人类学著作的性质来为马克思的笔记定性，二者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著作。况且，笔记所摘录的虽大多是人类学科学材料，却又不限于人类学科学材料，还补充了大量其他学科(譬如历史学)的科学材料。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了：晚年马克思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充分借鉴、汲取相关学科的具体科学成果，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的。
       我们注意到，叶文在最近写成的《商榷》一文中，除了继续坚持上述错误思路外，又提出了三条所谓的“论证理由”，来支持其关于笔记应叫做“人类学笔记”的说法(详见下文)。我们发现，叶文的这三条“论证理由”仍然不足以说明“人类学笔记”称谓的合理性，而且在其具体论证中，存在着不少明显违背事实或牵强附会之处。以下我们结合该文有关论述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叶文认为，就笔记所涉及的范围而言，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比采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称谓更合适，因为从时间上说，笔记所记述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原始社会形态下至近代殖民地现状均有摘录；从地域上说，马克思不仅研究西欧，而且将视域扩展到包括秘鲁、墨西哥、印度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在内的今天所谓的亚、非、拉广大地区；从研究领域来说，马克思绝不只是探索“国家与文明起源”这一
       主题，而是蕴酿着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当时的人类学著作主要就是研究保存至今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古老民族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晚年笔记所涉及的著作正是这类著作。对此，我们认为：首先，笔记所记述的时间范围虽然不局限于原始社会，但笔记的思想重心和主导性内容，毫无疑问是对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探讨(其中又是以文明起源问题为头号主题的)，对原始社会问题的探讨占据了马克思笔记的绝大部分内容篇幅，况且，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即使是对一些保存至今的、残存着大量原始公社痕迹的农村公社问题的探讨，也在相当程度上是服务于马克思探索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最终研究目的的。其次，叶文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摩尔根、马克思探索欧洲、美洲、澳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古老社会形态的真实理论意图。事实上，人类学家摩尔根探索这些保存着大量原始社会痕迹的古老社会形态，其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说明什么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而是以这些至今尚存的古老社会形态为“活化石”，还原出人类原始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全景图，并说明文明时代是如何从原始社会中演化出来的。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中借鉴了这一思路，并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中，同样试图利用人类学家提供的农村公社材料，追溯和还原人类原生公社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状况。令人遗憾的是，叶文根本不了解摩尔根、马克思的上述研究思路，却把他们对世界各国古老社会形态的探索，牵强附会地一概描绘成“对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最后，我们还发现，叶文在说明马克思笔记的“研究领域”问题时，又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即把人类学家考察古老社会形态问题的特定考虑(即充分研究保存至今的各种古老社会形态，以说明它们代表的人类原始社会与现代欧洲社会在历史上的联系，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问题)不假思索地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探索原始社会史的最终目的。的确，马克思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都试图通过对世界各国古老社会形态的分析，还原和揭示人类原始社会发展的历史全景图；然而，就探索原始社会史的最终目的而言，马克思并不是要像人类学家那样具体而实证地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而是要着重弄清，以私有制和阶级对抗为特征的人类文明社会究竟是如何从原始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
       第二，叶文认为，就研究方法而言，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侧重的是对“猴体”(即“东方落后社会”)的解剖，因此用“人类学笔记”的称谓比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称谓更合适。对此，我们认为，叶文提出的“笔记侧重的是对‘猴体’的解剖”这一说法从抽象的意义上讲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因为，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中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从一定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是对“猴体”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其中主要探讨的是“原始社会”)的理论剖析工作。然而，叶文对“猴体”的解释却是值得商榷的。在此，我们要请教，将“猴体”等同于“东方落后社会”，究竟有什么根据?很显然，“东方落后社会”是有特定所指的概念，不能将其简单混同于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概念。我们知道，所谓“东方落后社会”，是相对于“西方发达社会”而言的概念，指的是在西方列强主导世界格局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从属于西方国家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东方落后社会”从时间上而言，早已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下(尽管其发展程度尚未达到资本主义水平)，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属物，因此它与作为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存在原则区别。单从时间上讲，二者就是不一致的。事实上，叶文正是因为犯了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即把“猴体”混同为“东方落后社会”)，才会把马克思晚年笔记对原始社会形态的探讨，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对东方落后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中虽然的确是侧重于对“猴体”的剖析，但这里所说的“猴体”主要指的不是什么“东方落后社会”，而是人类原始社会；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类文明社会如何从原始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问题，即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
       第三，叶文认为，就笔记的理论意义而言，采用“人类学笔记”的称谓比采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称谓更突出；“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以及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稿中探讨了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国际条件和环境下存在和复活的可能性，肯定了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一些社会趋向未来理想经济体系的出发点。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又一可能的形态与模式，即完全不同于西欧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进程的另一种发展形态和模式”。对此，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叶文对马克思晚年笔记内容所作的上述说明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我们要再次请教叶先生，说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指马克思晚年笔记)中“探讨了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国际条件和环境下存在和复活的可能性，肯定了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一些社会趋向未来理想经济体系的出发点”，究竟有何文本根据?众所周知，所谓“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前途问题”，是马克思在其它文本(《致查苏利奇的复信》、《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中加以专门探讨的问题，在晚年笔记中根本没有涉及到，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甚至只字未提，怎么能说他在晚年笔记中“探讨了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国际条件和环境下存在和复活的可能性，肯定了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一些社会趋向未来理想经济体系的出发点”，进而“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又一可能的形态与模式”呢?很显然，叶文为了说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是探讨所谓“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犯了牵强附会的错误，把明明是其它文本中才加以探讨的问题，硬是牵强附会地扯进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并将其说成是笔记的“理论主题”、“理论主旨”。事实上，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前途问题，根本就不是笔记所探讨的内容，而即使是所谓农村公社问题，较之马克思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也仅仅是一个次要问题而已。而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对农村公社问题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他长期以来对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生公社问题的思考的。另外，我们还要提醒叶文，马克思对农村公社问题的探讨，从19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而那时在俄国革命者中尚不存在什么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问题的争论，这一问题是7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浮现出来并引起晚年马克思的重视的，难道说马克思之前对农村公社问题的大量探讨，都是为了服务于对所谓“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问题”的思考吗?
       总之，在我们看来，叶文提出的上述论证理由，不仅难以说明“人类学笔记”称谓的合理性，而且存在着不少违背事实或牵强附会之处，因此不足为据。最后，我们重申，为了实事求是地反映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主题和理论贡献，恢复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我们应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错误解读模式和“人类学笔记”错误称谓，确立对笔记新的科学解释、科学理解——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责任编辑　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