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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双莲桥，变化是非常的大了。
       从府前街下来，就是双莲桥，右边是巴黎春天，甜蜜蜜，在水一方，云里人间；左边是玉指轩，六六茗，中华清池，一杯小酒店。即使是白天，这里也是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过去很有特色的双莲桥被填平了，连影也没有了。桥名成了路名，车流一闪而过。最最空落的是，桥下的那条小河也没有了。本来，河从温瑞塘河那边延伸过来，成了城里一条著名的支叉，沿途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埠头，双莲桥，像雕出来一样跨在上面……
       那年夏天，我开始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
       这里俗称小南门外，虽然没有具象的门，但门的感觉却非常浓厚。在城里体会不出，到了这好像突然变了颜色，变得黄灰暗旧，车也破了，房子也矮了，灰尘也好像多了起来。路的右边是缸店、白铁店、畚扫堆店和一个像驿站一样的邮局：左边是花圈店、碗店、南货杂店、煤球店，连一个干净一点的店也没有。下来就是双莲桥。双莲桥好像是这条路上的一个界限，一条河从桥下钻过来，就像划了一条线。城里人送丧，也到此为止，把讣告撕成纸末，往河里一撒，算是对死者有了交代。再接下去一段叫烊头下，听名字就觉得已经是郊区了。
       我去的地方还要往下，要拐个弯，进入水心，那完全就是乡下了。路上有狗，有大堆的牛粪，有鸡叫，我的厂就在这里。如果我要抄近路，得走几百米的田岸。我的工作是父母通过关系给我安排的，他们觉得来之不易，所以，每天早早的就逼我出门，他们说，青年人多干点事对自己有好处。他们巴不得我没事也加班。而事实上，我的厂里僧多粥少，我只是做半天班，中午十二点开始。这样，我一个上午差不多都在小南门一带游荡，看一会儿敲白铁，看一会儿捣煤球，看一会儿画花圈。无聊啊，当然，双莲桥是我停留最久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埠头，不是起卸货物的埠头，是清洗的埠头，好像还分了阶段，早上一阵洗马桶，下午有路人过来洗脚。大部分时间我就坐在埠头的台阶上，看河水流进桥洞，看桥边盛开的莲花。这条河向内通向温州城里，九曲十八弯，风情万种；向外可以乘小驳轮抵达瑞安、鳌江、平阳。但莲花只有这座桥下独有，还都是并蒂莲，姿色都不千样。后来，我在一部科教片里看到对并蒂莲的解释，说如何如何的罕见，十万份只出现一枝，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双莲桥下长的都是并蒂莲。
       我毫无表情地看河上的景致，纯粹是在挨时间，看吱呀吱呀划过的小船，一般都是些缸船，是城里运到乡下卖的，还有就是瓜船，是乡下送上来收购的。我看得最多的还是莲花，数数它们是不是比昨天少了，数数哪个位子上又长出一个蒂来，数乱了，再来一遍，又乱了，就重头再来。然后就是看莲花的样子，和人一样，有矫情的，浓烈的，羞涩的，拘谨的，随随便便的，邋里邋遢的。然后，慢慢把酸了的脚拔起来，把屁股拍了，往厂里走去。
       这条路很偏僻，过了中午，就像发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人就少了下来。到了下班的时候，路也整个的黑了，我们都是瞄着很远的灯光走路，如同受航标指引，如果没有灯，我们简直是在黑暗里摸索。这条路上有两个奇怪的现象，打劫和展示身体。打劫还好理解，月黑风高夜，不打劫才怪呢，当然，劫者一般很少有什么收获。他们在黑暗里叫我们站住，叫我们举起手，我们非常坦然，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钱，我们一个月工资才二十六块，像命一样，谁还会把它带在身边呢?我们一般只会带几两粮票，几角毛钱，是留着万一肚饿时吃点心用的。于是他们骂骂咧咧，装作自己手气很晦，顺便摸一把女工的乳房去。也许这才是他们打劫的真正动机。展示身体就有点另类了。这条路上有几个露阳癖患者，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像田螺一样出现，倚在路边的角落里，表面上看，他们好像身披大衣，其实里面都光着身子，而且积蓄着歹念。等下班的女工一点点走近，他们会突然蝙蝠展翅一样打开大衣，把自己的身体裸露出来，动作热烈，景象可观，吓得女工们尖叫着抱头鼠窜。所以，我们下了班都要等着一起走。我们厂男工不多，身体好的男工则更少，我算比较好的，因此，我在晚上下班的时候就特别骄傲，许多女工都会刻意地讨好我，我也会吃到她们省出来给我的东西，半个芝麻饼或两块香糕。
       我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护送女工做夜班回家，每次平安，我都有一种顺利通过封锁线一样的感觉。
       应该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有工作，有一个每天按时、固定的去处，许多年龄和我相仿的后生都在游荡，他们故意穿着工作服，回力鞋，时刻准备着，目的就是为了斗殴。很混乱，经常看到一大队人马哗啦啦跑过去，我知道，那个方向的某户人家又要遭殃了，玻璃被砸啦，灶台被扒啦，来不及逃走的人被一刀捅死啦。人死了就像狗死了一样，没有人会想到报警，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事要通过派出所来解决的。没有派出所，就有许多人站出来充当派出所的角色。有黄京吧、龙海生、唐一刀、笑一笑，这些名字听起来就气象很大，被人请来请去，也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
       我知道这些名字是怎么起来的，到了人人景仰，闻风丧胆的地步。我想，他们开始也一定是打架起家的。打架光凭力量是打不出什么局面的，肯定有什么杀手锏。我也根据自己对打架的理解做了一件武器。关公为什么使刀?吕布为什么使戟?马超为什么使枪?每个人理解不同，都觉得自己使的是最科学的。我也做了一把带柄的，可以握在手心的，有短锥从指缝间钻出的器物，我叫它“钉拳”，握在手里藏而不露，打出去雷霆万钧。
       有了这件器物带在身上，碰上贴身的肉搏，我还是可以迎合一下的。当然，碰到砍刀，鱼叉，火药枪之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生活的另一些内容都发生在上午，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每天在双莲桥台阶上的傻坐，会最终成就一番事业。这事业不是我身上的“钉拳”打开的，它当时还静静地躺在我的裤兜里，把我的裤子磨得发白。大家都以为我兜里一定塞着一串钥匙什么的，我父母也这样问过我，我说就是钥匙，我们家钥匙太多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一件什么东西，一把武器，不过是没开荤而已。其实，我也是不愿意它开荤的，开荤有什么好，开荤就意味着伤人，伤人这还得了?辱骂、动粗、伤人这类事和我的家教是格格不入的，我父母说，那都是流氓二流子干的。只是社会太混乱了，我带一件武器给自己壮壮胆防防身。我是懦弱的，这从我做的“钉拳”就可以看出来，“钉拳”是隔靴搔痒，一般不会要人性命，顶多伤及皮肉，我要是不怕死人，要是张扬，我就会做匕首，带血槽的匕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要真是这样的人，我父母会被我活活气死，他们会觉得很倒霉，无法向自己交代，也无法向别人交代。他们觉得我是非常本分的，每天上班下班，至于打架的事，他们觉得我会不会捏拳头都是个问题。
       温州的夏天是清爽的，没有骄阳，也没有酷热，桥边尤其阴凉，还有沁人心脾的莲花的芬芳，这也使得我的坐看能持续下去。一天上午，就在我被莲花看得眼睛发直的时候，一条小船朝我划了过来。一般经过的小船都是吱呀吱呀的直线过去，这条小船的方向已斜了过来，它肯定在这一带犹豫很久了。这是一条满载田瓜的小船，一筐筐生津得非常诱人。船上有两个老大。一个轻轻地划着桨，一个护着声音隔远地问我，老司，你这埠头能上吗?埠头怎么不能上呢?我随口应道，可以啊。他又吱唔着问，上了没关系吧?上船有什么关系呢?你上就是了。我的干脆使他们产生了怀疑，他又不放心地问，你不会骗我们吧？我说，废话?上船有什么好骗的。我的话是诚恳的，真的没有陷阱，他们又仔细看了看我，也许有一些因素使他们感到踏实，比如我的身材，有点偏粗，乍一看像蓄着力量。还有我的口气，三块板两条缝，不容置疑，像能够担当的样子。他们就偷偷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藏着暗喜，把船靠了过来。
       这一带有几个这样的埠头，都是让小船卸货的。土产公司门口有一个，内河客运门口有一个，还有就是三角城头那边有一个，都是在河的开阔地，河交汇的那一头，船要是划着桨退出来，掉头就可以划到县里去。那几个埠头位置好，上岸就有正经的路，因此，送瓜和接瓜的都喜欢堵在那里。但那几个埠头有埠霸，什么瓜都得经他们的手验一验，雁过拔毛，说一不二。你若不肯，你若有异议，你若觉得吃亏，马上把你的船凿漏凿沉。但经过埠霸那么一拔也有一好，就是他签的单算数，城里那些南货店、果行、摊点是认账的，他说这筐瓜一百斤，接受的下家就不敢说九十九斤。当然，麻烦也是有的，就是那几个埠头太挤，船像水荷一样泊着，密密轧轧，等一个个把瓜清了，眼见着日头就暗了下来，再把船拼命地打回家，已是半夜了。
       
       我开始是不知道这些的，后来别人总结我，也是这样说的。显然，我当时也是被错当成埠霸了。凡事都有个开头，我的开头就是这么简单。他们的瓜要从双莲桥埠头上，我正好就坐在双莲桥埠头。他们把一筐筐田瓜搬上来，我也帮他们在岸上接接手。我这样做纯粹是一种劳动的习惯，一种家教养成的本能，他们在用力，我是空闲的，我肯定要帮他们一把，而且，有人递有人接，也是一幅很美的劳动景象。但对于他们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简直受宠若惊。他们赶紧停下活把我劝住，老司啊，你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能叫你动手呢?我说，我站着也是白站着，动一动又用不了什么力，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你一点也不用动，你只用站着，你站着就是招牌，我们心里就踏实。你要动也只用动动眼，把我们的田瓜看一看，你看好了，给我们一句话，我们就有了保障了。他们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许是生分，也许是怕我掺和，我只好懵懵懂懂地端起架子，耸起肩袖手旁观。
       他们的瓜都是一百斤一百斤称好的。埠头上也站起了接瓜的人。大概是我前面做得比较亲和，他们就斗了胆和我“讨价还价”，要我少压一点，说一百斤当九十斤行不行?他愿意短斤缺两，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当即就同意了。那些接瓜的也不失时机地纠缠，问我每百斤收一毛钱可以吗?行啊，多少都是你自己给的，又不是我逼你的!双方就这样成交得很顺利，就拼命给我敬烟。我不会抽烟，我忸怩他们也不肯，他们就把烟放在台阶上，有的则塞在石缝里，好像这里的每一寸地方都是我的，放在这里像放在我的仓库里一样。
       后来我知道，这些送瓜的乡下人都要受到埠霸的拔毛，就像收租院里大斗进小斗出，心狠手辣，克扣得很厉害。他们克扣了送家，反过来肯定要讹诈一下接家，埠霸是坐吃两头。我现在都由他们自己说了算，他们自然就很高兴。都说我心平，说心平能做大事。我当时以为是给他们当一下中间人，作一个见证。这事没什么难的，我就做了。
       事情完了之后他们又要我签单，意思是说这批货我已经认可了。我说我签有什么用，我的字狗屁不是，签了也是白签。他们坚持说你的字就是钱，你签了，我们才能算数，你签了别人才不会争议，就会照你的意思走。我还想推三作四，说自己没有笔，他们就到处找笔。我又说自己没有纸，他们就撕了烟壳，用了好几个烟壳，有飞马，也有红金，裁成一条一条，一筐一条。我说烟壳怎么行?不三不四的。他们说烟壳就烟壳，不在乎什么纸，关键是你的字。我想想这其实也无所谓，签就签吧。我读书到高中肄业，字肯定比他们好，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下“双莲桥埠头乌钢”。我的名字叫乌钢。他们一边看着我写，一边就不停地感慨，啊乌钢，啊乌钢。说这个名字好。听他们的意思，我这名字也很有气象，像个埠霸的名字。
       我就这样做了埠霸。埠霸不用哪一级政府批准，他们觉得我是，我也就是了。
       我的双莲桥埠头生意一般，原因是人家吃不准我的底细，他们那些埠头都有些年头了，在社会上已有了名号，我的埠头没什么历史，有些人怕得不到保证。还有就是远了点，偏了点，船要一直划到里面来，上货的路也不好走，就是原先知道的几只船过来，但每天也有几千斤瓜果的交易，也有两三块钱的收入，一个月就是七八十块，比我当干部的父母强多了。我在厂里的工资都如数交给家里，我父母很高兴，说我孝顺，懂事，没有白养，是他们教育的结果。为了麻痹他们，我也会向他们要回一些点心钱，一般以一天一毛钱计算。我父母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人是铁饭是钢嘛，特别是点心，有时候比饭还要紧。他们就会返还我几块钱，一般还会多给些余地，四块或者五块。
       父母对我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我当然也很争气，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也没有给他们丢脸。
       我工作的单位叫竹筷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削筷子的。我的具体工种是切竹爿，把竹爿切成筷子一般长短，而削，则一是女工的、任务。我的工种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挑挑竹子的长度，竹子是不是直，歪的竹子是不能做筷子的，只能做一些饭蒸、水勺、衣架，或者当柴烧。尽管这样，我也会挑一些另外的话题让父母高兴。我跟他们说，你们知道我最近在做什么吗?他们说，我们也不指望你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次事，你就把你的竹爿切切好，我们已经欢天喜地了。我说，你们怎么要求这么低啊，你们就满足我这样简单地切切竹爿?我告诉他们，竹爿是当然要切好的，但也要有进取心，我最近就在为厂里设计一种新产品。我母亲脑子比较简单，一下子就相信了。我父亲则将信将疑，他说，你不要吹牛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料?你切切竹爿倒是绰绰有余，搞新产品?你又不是技术员。我也不跟他们争辩，我告诉他们我发现和设计新产品的过程。食堂里那台烧饭的鼓风机坏了，厂长叫我给它检查一下，是马达的接触不好，还是短路了，里面的线圈烧了。我读过高中，在学校里学过一些稀奇古怪的课，什么工业、农业、军体，工业课里就说到电机，所以，全厂也只有我敢拆这个马达。其他工人，由于没多少文化，马达对他们来说，不是石头。就是泥巴。我拆开马达，毛病没发现，倒发现了线圈旁边插着的槽楔，竹的，半圆的，长短大概根据马达的意思，这使我心里为之一振。我把这些槽楔拿给厂长看，厂长立刻把马达的毛病丢在了脑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对槽楔产生了兴趣。在厂长的放手支持下，厂里成立了以我为核心的槽楔攻关小组，主要解决槽楔的绝缘问题。我平时在家里喜欢炒菜，油锅经常会发生炸锅现象，油锅为什么会炸?就是因为锅里有水，等油把水炸光了，油也平静了。我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把槽楔放在油里煎，煎走了槽楔上的水分，达到了绝缘的效果。后来，厂里的供销拿了我试制的槽楔，在福建等一些电机基地接到了不少槽楔业务，大大充实了厂里的生产。在我的叙述下，我哪里只是一名竹爿切手，简直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而我所做的试验，也不仅仅只是什么油锅炸水，简直就是一场工业革命，把我们厂生产筷子一下子提升到为重工业配套的层次。我父母听我说着，牙齿也慢慢咧开了，都露出了粉红的牙龈，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这些都是真的。但我并不用心，我用心的还是双莲桥埠头，这是我的副业，收入也不错。我在埠头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每天固定有瓜果从这里上来，那些瓜船吱呀吱呀的一直划过来，我可以想象，前面那个土产公司埠头，那些人盯着这些船是多么眼红，本来他们是最后一关，他们要把河里的这些船一网打尽，现在后面还有我在收网，他们心里肯定很难过，很不爽。
       我清楚地记得，这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那天上午，有两个人从上面的埠头向我走来，他们和我差不多年纪，但比我清瘦，双手插在裤兜哩，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知道他们为争埠头的地盘而来，但我也知道他们只是喽罗，是来吓唬吓唬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喽罗有什么好怕的?喽罗离声名鹊起还远着呢，离如雷贯耳就更不用说了。尽管这样，我也并不想和他们争端。我在家一向中规中矩，从来没和邻居或者同学红过脸，我父母和同事介绍时，都说我是个老实人。况且，这个埠头又不是我的，也不是我拼了老命打下来的，我只是每天在这里坐一坐，至于司司秤，那是鼻涕流从嘴里过，顺路。也不是非做不可，我还有正式工作，而且厂长对我也很器重，这样，埠头守不守，我真是无所谓，我何必为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与人结怨呢?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真想告诉那两个喽罗，我正做得不耐烦呢，你们要你们就拿去吧。但我身体里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好像有另一种声音在挣扎，在呐喊，这声音来自我不错的身体，来自我血气方刚的年龄，来自我兜里的武器——钉拳，它们迅速交织在一起，在心里不断地叱责我：你要是就这样退出来，你就太窝囊了!我当然不能窝囊，于是，冲出我口中的话，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了。我说，埠头又不是你们的，你们好占埠头，我也好占埠头，你们占你们的埠头，我占我的埠头。我说，那些船又不是我叫来的，是他们自己要来的，他们把瓜送到我这里来，我有什么办法，你有本事你把他叫去好了。我还说，你有你的名号，我也有我的名号，你的名号别人认，我的名号别人也认。别人要是不认我，我一个屁也不敢放，马上收摊。我还说，有钱大家分点赚赚嘛，你一定要赚我这份钱，你也说说你的道理来。我说的大致就是这些意思，但当时说得肯定杂乱无章，也许声音很高，也许样子很凶，也许还夹杂着很多粗口，总之气势很大，那两个喽罗根本接不上嘴。他们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勾着头斜眼看我，一边还猛烈地抽烟，烟从他们的嘴里不断地喷出来，看得出他们气愤难平。他们最后相互看了一眼，用拇指和食指撮着摘掉烟，扔到地上，这像是一个暗号，一般都有什么剧烈的动作，我也以为他们会突然冲过来，会合力把我放倒。我不由后退一步，右手紧张地伸进裤兜，拼命握紧我的“钉拳”。我从来没打过架，我也不会打架，都说想打还捏不及拳头?我就是怕捏不及拳头，所以我得提前准备。但是，他们却耷着肩掉头走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可收拾了。我知道我把话说大了，我等于是下了一道战书。他们不是理屈，也不是词穷，不是被我的慷慨陈词所震慑，他们是去搬救兵去了。很快，那边又来了两个人，加上跟在屁股后的两个喽罗，一共是四个。这两个可能是小头目，来势也比喽罗汹汹，他们的手不是插在裤兜里，而是做出膨胀的样子夸张地撑在身体两边，有点解决问题的派头。他们径直走到我身边。我其实早就准备了，我只是装作懵懂而已。我虽然没打过架，但我读过书，知道出其不意的效果。别看我眼睛望着别处，武器已紧握手中。我的武器本来就很隐蔽，不像其他武器那么惹眼，它握在我的手心里，但锋芒已在我指间虎视眈眈。那两个小头目当然也是小看我了，他们也许学过散打，也许还记着师傅的提醒，师傅说，看一个人出手主要看他的肩膀，手动肩膀首先要动，没有一个人手动而肩膀不动的，也没有一个人手比肩膀动得快的。他们错了，他们太拘泥于师傅的教导了，我就是一个手动而肩膀不动的人，我就要破掉这个规矩。我倒是一直盯着他们的肩膀，我不声不响，头不移位，目不侧视，等他们的肩膀稍微地一动，我就给他一下。我使的是“钉拳”，拳在明处，钉在暗里，不出血，不伤内，但结结实实落在肋骨上，那个人一下子就弯下身去。他闭着气，有点怀疑这种疼痛，他撩起衣服查看，一看却更加疑惑。另一个同伴不相信他会这么不堪一击，想上来帮忙，但他的肩膀动得太厉害了，也许他只是想拿好架势，但我的拳早已挥了出去，我打的是他的脸颊，他连声音也没出，捂着脸就蹲了下去。另外两个喽罗喊一声“皇天”，撒腿就跑。
       这事到此为止，没有继续发挥下去。一是真的被我的“钉拳”吓着了，以为我身怀什么惊世奇功，谁也不想再以身试拳。还有一种可能是，土产公司埠头的埠霸，也和我差不多，是只纸老虎，外强中干。有一点可以肯定，埠霸都不是真正的大拿。大拿有大拿的做法，大拿才看不上埠头的这些瓜果，大拿要做就做大事情，摆赌庄，办采砂场，开运输线路。在大拿看来，埠头称瓜那是小儿科。小儿科还闹什么呀?赶紧暗静。一切按部就班。
       埠头上开始传扬起我的名声，人们惊叹我的功夫，见到我就指指点点，说“钉拳钉拳”，甚至把我解决那两个小头目的过程说得神乎其神，说就像做数学题一样，先乘除后加减，干净利落。还有人说我以前杀过人。这种说法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什么时候杀过人了?但他们传得像真的一样，像看见了一样，连细节都有。这些传说对我在埠头上工作有好处，无形中帮了我的忙，使我在埠头上地位更加牢固，拉虎皮作大旗，杀人最能体现胆量，反正也没有人去细究，我就不去否认它。后来听说，制造我杀人传说的是双莲桥桥边的一户人家，他们家有个女儿叫柯依娜，我也不知道他们说这个是什么动机。
       许多人也因此说我是黑社会。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比较好听。他们不说我是流氓，流氓好像专指偷鸡摸狗之类，我比这类人要阳刚许多。黑社会就是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有另外一套秩序，另外一套做法，但我对自己不这么看。我对自己的评价还是客观的，我很畏惧父母，遵循家教，每天正常上班下班，在厂里表现也不错。埠头的事，我一般也是以维护为主，我不敲杠别人，也不坑害别人，不轻易杀斤两，也不漫天要价，一般都是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思，自愿自给。我其实起着一种维护利益和保障供给的作用，如果没有我，埠头就乱套，斤两就会存在欺诈，价格就会乱砍，揖个准则。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要流通到市面上就更加糟糕。除了那次打架，我没有再惹是生非，那次也是情有可原，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我们几个埠头之间都相安无事。有了我，整个埠头的吞吐量大了，集散快了，也繁荣了，一派平和安宁的好景象。
       天气渐渐凉了，石头也一点点地变冷了；桥边的石头就显得更冷更硬，坐在埠头上，一会儿就觉得冰到了骨头，一会儿就觉得石头硌人。这样的天气在桥边，已不再清凉，而是阴冷。但我又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去厂里太早，埠头又有事情，我只得在桥边逛来逛去，有时候在桥栏杆上靠一靠，有时候就想，要是有张凳子坐坐就好了。这样想的时候，桥边的那户人家，他们的女儿柯依娜就送过来一张椅子，还是张竹椅，虽然已经旧得发红，许多伤裂的地方还扎了不三不四的布条，但坐起来还是有一点埠霸的味道。柯依娜还给我端来了茶水，一次一大缸，放在埠头的台阶上，足足够我喝一个上午。我平时不抽烟，尽管那些送瓜的人都及时向我递烟。我的台阶上，石头缝里随便伸一伸手都可以摸出一根烟来，但我不抽，我觉得抽烟不好看，有点流氓相，我父母也这么说，他们不说抽烟有碍健康，他们就说抽烟像坏人，他们会举出一些电影里坏人抽烟的例子，有地主、特务、狗腿子，确实抽得都很难看，我就对抽烟恨之入骨。我问柯依娜家里有没有人抽烟，她说她爸爸抽烟，但抽得很差，八分钱—包的雄师。她说你这些都是好烟啊，我父亲一辈子都没有抽过。我就把这些烟收拾起来给她，作为和她端椅子泡茶的交换。
       柯依娜是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姑娘，黑黑的，油光油光，胸脯特别高，比一般人要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胸脯，从脖子上下来就没有过渡，直接就耸了起来。她看上去很健康，尤其是嘴唇和头发，很有力量，我总觉得她像印度美人。她有个特点，身上容易长疮，一会儿脖子上一个圈，一会儿手背上一个圈，我原来以为这是蓬勃的关系，人身体蓬勃了，总会长出很多东西，后来才知道，她可能是不太卫生的缘故。我对柯依娜和我的接触没有觉得异样，她住在桥边，我也每天呆在这里，一来二往，我们就熟了，熟了就随便了。她后来还叫我中饭在她家吃，我也就吃了。我也没觉得什么不妥，反而觉得这样挺好。我本来中午要赶到厂里去吃，挺突兀的，常常被工友取笑，因为我做的是下午班。现在好了，我可以稳稳当当地吃了饭，候准了时间再上班。当然，我也不会白吃他们家的饭，我会给他们捎上一些瓜果，都是那些运瓜的农民伺奉我的，是最大最好的，比如田瓜，是那种长得均匀漂亮的，颜色瓷白玉质的，小屁股紧凑的，瓜蒂下打着黄圈的，都是上等品。
       柯依娜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我总觉得她身体有病，但又看不出她到底有什么病，嘴唇黑黑的，她对我的到来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每次我带什么东西去，她都会马上洗了切好摆在桌上，叫我吃吃吃。她自己并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我，她只是用语言招待我，用客气招待我。对于我上她家吃饭，她说得也很到位：客来多双筷。我很少看到柯依娜的父亲，柯依娜说，他在一个仓库里守门。有一次在她家看到他，他正好伏在桌子上吃饭，挺不错的一个人嘛，但站起来才知道，一边肩膀上的一只手是挂着晃的，像棚架上的丝瓜，没用。柯依娜说，是叫机器轧的。
       柯依娜家的条件一般，这从她家的吃菜就可以看出来，尽管每一顿都摆了四盘，但很少有荤的，花样倒是很多的，比如咸菜杂豆板，单单咸菜，单单豆板，还有咸菜豆板汤。这是开玩笑，反正就这个意思。不过，有一点比我们家好，马桶没有放在房间里，是放在房间外的小天井里，用破木板隔着，用一块发黄的布遮着，人要是进出于那里，就像进出于舞台，都要用手撩一下那布，那一撩，老叫人有一种哼两句的欲望。
       有一天我从那里出来，看见天井里蹲了一个男人，在伺弄屋檐下的花草，我以为是柯依娜的父亲，仔细一看，拿剪刀剪花的手又好又有力，正在纳闷间，柯依娜母亲无声地把我招了进去。我进了他们家卧室，柯依娜也站在那里严阵以待，她们掩了门向我控诉这个男人：他住在隔壁院子，窗户却开在我们家天井里，这个人强横得很，说屋檐下的滴水地就是他的，就把自己的花摆进了我们的天井里。柯依娜母亲说，单是摆个花我们也无所谓，我们的天井里白白的多了几盆花也不是不可以，但摆了花就要种，就要梳理，就要浇水，就要翻身到我们的天井里，比到他自己家还随便，还自然，这就不舒服。柯依娜也说，我一看他翻窗过来的样子我就烦，好像翻自己家墙头一样，好像在自己家的天井里。她母亲说，他看自己身体好，看我们家老公身体残疾，欺负我们家女人。我说，他做什么的?柯依娜说，看自己是大学毕业，有什么了不起!她母亲说，也不知道在什么单位工作，力气倒是挺大的，每天在家里练吊环，还有拿一张长凳，上面下面的爬着打滚，看样子也是很用力，一般人爬不起来。柯依娜说，他就是看自己有力才这样老三老四。她母亲说，我老公手不好，我自己心脏也不好，你看我嘴唇都是黑的，我又只有一个女儿，女儿没用，眼看着别人大模大样地蹲在我们家天井里，也要他不得。柯依娜这时候靠过来，拉了拉我的手，有点忸怩地说，乌大哥，你都是埠霸了，你一拳打去，一个差一点躺倒，一拳打去，另一个一屁股蹲下，别的埠头的人不敢惹你，你这个埠头的人都听你的，你一定本事很大。她母亲说，听说你还杀过人。我拼命辩解，我什么时候杀过人，你们不要乱说。柯依娜说，你没有杀过人也没关系，你的“钉拳”比杀过人更可怕，你能帮我唬唬他吗?我这时候知道什么叫“吃人家嘴软”了。我在学校的时候对这句话不很明白，现在突然明白了。想想这母女也挺有计谋的，她们是在攀附我，目的在替她们家送瘟神，我只顾吃饭方便，原来麻烦就在饭的后头。特别是柯依娜，手那么一拉，大哥那么一叫，我就推不掉了。我说，我只能试试看。
       
       我硬着头皮走出了她们家卧室，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地膨胀起来。我已经被她们母女鼓动得豪情万丈，什么埠霸，什么“钉拳”，什么杀过人，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打手了，我摇头晃脑，像一个无事生非的流氓；我脸上的肉都横了开来，像一个无恶不作的恶人。但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不是一个恶人，我也不是真强大，我不能像那些无赖一样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家里也不是这样教我的。我父母说，在外要和别人搞好团结，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只能装装看。我坐在柯依娜家的饭桌前，对面就是天井里那个男人，男人还兴致勃勃地在摆弄他的花草，好像真是在自己的院子里，心安理得得很。我说，喂喂喂，弄花的!男人慢慢地站起身，转过头来。我说，你站的是什么地方?他说，天井啊。我说，是你家的天井?他说，那不是，我家在窗里边。我说，那你怎么站在窗外边?你还本事不小。他说，你是谁?这和你有关系吗?我觉得这男人有点“横”，好像真以为自己练了吊环，爬了长凳，这样的男人要先给点颜色看看。我就装作漫不经心地踱出来，手已经在裤兜里握紧了“钉拳”，我到了他面前晃了晃拳头。我明里是拳，暗里却藏着“钉”，我把“钉拳”打在一处墙壁上，年老的墙壁哗啦啦就散下一些砖来。我这样一打男人就惊了一惊，脚头也不自觉地动了一动，嘴巴僵一僵，精神好像已退到了窗边。我说，当然有关系，我是柯依娜的表哥，我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叫乌钢，你若不知道我再告诉你，我在双莲桥埠头司秤定价。那可是社会职称，男人不得不重视。我就乘胜追击，你要为这事打一场，我奉陪到底，你要不想它出人命，你就识相点。这个男人被我唬住了，他跨栏一样刷地一下，身体从窗口跃了回去。我最后说，你这就叫做神不清，上了凳还要上桌，上了桌还想上灶台!我当然也是说说，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打架，出人命?都说牛有多少力，马也有多少力，他天天练吊环，爬长凳，真要是动起手来，我也许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说不定被他打算盘一样，三下五除二。但世上英雄很少有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瞎起哄蒙的，还有就是人抬人，就像宋江。
       后来，我听柯依娜说，隔壁的男人把原来的花盆都搬回去了，换了三盆小的，都缩在滴水地里面。我说，这就好了嘛。柯依娜说，三盆好像都是茉莉花，挺懒养的，不用怎么护理，他再也没有翻窗过来。我说，这不就达到目的了?茉莉花在你家天井里还可以白白香你。何依娜笑了一下，说，还有件事更好笑，你猜他现在怎么浇花?他拿个针筒，像打吊针一样，站在窗里面吱一下吱一下。我说，他这是怕弄湿了你的天井。我又说，这就行啦，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柯依娜没听懂，她程度有限。
       帮柯依娜家解决了一件事情，我在她家的待遇就更高了，原来还只是吃顿饭，现在还可以躺在她床上休息一下。我说过，我是下午上班，太早去厂里也没意思。这样躺一躺不仅可以挨时间，还多了一项内容。柯依娜家显然是很困难的，床上连枕头也没有，我在心里想，没有枕头怎么睡啊?不是把眼睛都睡肿了?柯依娜说，没有枕头睡了不会头晕。她这话当然也有道理，身体平躺，大脑供血正常。但我总觉得她这是精神胜利法，是苦了说甜话。没有枕头，我躺着就很难受，侧着仰着都不是。柯依娜说，你躺着难受就枕我的大腿吧。她就真的坐过来，把大腿给我作了枕头，我也就不客气地躺了上去。也许她是想讨好我，她没有其他什么奉献我，只有大腿。也许我这是居功自傲，觉得对她家有功，就可以受点禄。
       柯依娜的身体真是蓬勃啊。她的大腿就很粗，我枕在她的大腿上，就好像枕在大磅的米粉袋上。我还能感受到她的胸大，她的胸，就像两座山峰尽力突出在我的头顶，我有躲在岩石下安全的感觉。这样一对诱人的胸脯，我真想伸手摸她一下，她也肯定会让我摸的。但我知道，这是个雷区，不能摸。摸一摸就不好交代了，就得把她娶过来。我不是地痞流氓，摸了就摸了，摸了就不要了，我要是不要了，谁还会要她?再说了，我枕在她的大腿上，闻到她裤子上有股气味，是裤子换得不勤?还是她本身不讲卫生?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她家的条件和文明程度跟我家不好比，门不当户不对，我要是把这样的姑娘娶回来，我父母就会被我当场气死。所以，我不用动其他心思，我要装作心静如水地睡一觉，休息好了去上班。
       埠头上的事，一切照旧，而且越做越有秩序。比如签单，就是瓜筐上那张证明斤两的字条，现在就固定下来用烟壳纸，有什么用什么，有时候是飞马，有时候是红金，烟壳纸发出的货，就是双莲桥埠头的，就是有信用的。还有那个签名，原来是写“双莲桥埠头乌钢”，那么多字，多么麻烦啊，随着名气的增大，现在只用写一个“乌”字，或者写一个“钢”，就像钢印盖出来一样确凿。后来嫌“钢”字笔画多，就只剩一个“乌”了。有时候，那些没脑的人会把烟壳纸弄丢了，提着裤子像尿紧一样跑过来补签，我都会马上满足他，只是写的“乌”潦草一点，看上去像“5”，或看上去像“8”，但都像我们厂长签在工资表上的字，有用!我父母说了，与人方便是我们的快乐。换了其他埠头，肯定还会向他们收钱。就是司秤的形式和别的埠头不一样，我由着他们自己称，秤送方带接方带都可以，或干脆称好了过来。我这是人性化管理，靠大家自觉。我不可能像其他埠头那样在现场摆张磅秤，称一筐，吆喝一筐，称的喊一百斤，吆喝的接八十斤，当场就扣掉二十斤，搞得像真的埠霸一样，这样心太狠。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哪。我是还要去上班的，难道我把这张秤每天这样扛来扛去?从家里扛出来?再扛到厂里去?不可能。
       在厂里，我又有了一个发挥的机会。我们厂那个供销像得了宝贝一样接到了一批梯形槽楔订单，回到厂里被厂长骂了一顿，说，你是抢荒鬼啊，好像我们厂马上就要饿死一样。还说，圆刀削削还在我们的技术范围之内，你弄来一个梯形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原子弹嘛，哭也哭不起来。供销被厂长骂了像吃错了药一样难受，好几天都头虚眉低，见人一闪而过。后来厂长又想到了我，把我叫到办公室，把自己的位子腾出来给我坐，还给我泡了茶，说，你要是把这个搞出来，给你加半级工资。半级工资三块钱，但也像在我屁股上抽了一鞭，激励了我。我看了看实物，说，明天我去买个量角器来，把角度量出来再说。量角器厂长听都没听过，张了张嘴，半天还傻在那里。我们这个厂是合作社，是近郊一带的竹篾小组打拢的，人员不是文盲，就是低小，个别城里加盟的工人，也都是蒸笼里发不起来的黄馒头，我算这个厂里的知识分子了。第二天我用三分钱买了一片量角器，用一块钱剪了一段中碳钢，到隔壁厂里去借了一支什锦锉，量出角度，画出样子，锉出模胚。在这个过程中，厂长的眼睛一直像探照灯一样亮着，一眨没眨，口水也咽得咕咕响。我把做好的模胚往台钳上一夹，前面竹子敲进去，后面把它拉出来，一根梯形槽楔就这样诞生了。厂长奔走相告，全厂欢欣鼓舞，都对我佩服得不得了。当时市场上有胶木铸压的绝缘槽楔，但成本要比竹槽楔高七八倍，所以，我们厂的前景是非常灿烂的。这事我父母也知道了，逢人便说。在他们溢于言表的得意里，好像我已经成了华罗庚第二。为表彰我的贡献，厂里真的给我加了工资，叫新招工一级半，每月二十九块，外加米贴两块。
       后来，柯依娜也告诉我一件事，说隔壁那个男人把那几株小茉莉花也拿走了，柯依娜说，现在的天井里真舒服。她母亲说，就像虱烫了一样。
       这真是一段非常气魄，非常充实，非常富足，非常美好的好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据说，从外地调过来的一个新领导，强势得不得了。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我觉得很好，很自由，很舒服，但在很多人眼里，这个社会很糟糕，没有秩序，没有公道，没有安全感。那个领导向市民许下诺言，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四毛钱一斤的咸菜降下来，减至两毛。第二件事就是让每人每月半斤肉的计划得以兑现，确实能吃到油星。第三件事就是刮“台风”。温州地处海滨，平时台风频繁，有时候风夹雨，有时候海水倒灌，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现在刮的是“政治台风”，确切点说，是打击刑事犯罪的“台风”。这条路上的那几个露阳癖患者被抓起来了，说是流氓分子，被判了刑；有一个抢劫犯刺了女人一刀，被毙了，这人“专刺女人大腿”，大腿有时候也指下身。专刺那还得了，就是死有余辜了。那些唐一刀、笑一笑、黄京吧、柳海龙等，也都被枪毙了，他们的名气太大了，从来不出门的人都知道，那还不死定了，他们的罪行叫“地下公安局”，就是到处处理事情，公安局是随便能开的吗?也不想想。他们都毙在我们厂附近，这地方原来就叫三脚门外，老人们都叫“棺材坦”。
       
       杀鸡教猴子，我一听到风声就不做埠霸了，做埠霸本来也只是业余爱好，又不是政府任命的，非做不可。至于那个“钉拳”，早被我用力扔到河里了，挖泥船就是把河床挖了个底朝天，也别想挖出它半点影子来。“钉拳”虽然算不上凶器，但这个时候带着，等于找死。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上班去。
       中午，我仍旧在柯依娜家里吃，我已经吃惯了。但她母亲渐渐流露出一些不耐烦来，这我都知道，她把碗放得重了，她炒菜老是叮叮当当地敲，吃饭的时候，她会说自己有事，不和我一起吃，想冷落我，给我难堪。当初她们家力邀我吃饭，是想借我的名赶走隔壁的男人，现在大劝告成了，就不要我了，就觉得我吃饭也是个累赘，甚至觉得我揩油。我就是揩油怎么啦?我在她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她怎么好过桥拔桥板?吃水忘了掘井人?我偏偏呓，我气死她。反正我也不看她眼色，反正柯依娜喜欢我。
       其他埠头的那些人，听说也抓的抓了，判的判了。他们以为“台风”一阵刮过，马上天晴气朗，他们以为自己是鼓楼下的鸟儿，都吓出经验来了，所以，他们只在家里草草地伏了几天，又蚂蟥一样现了出来，一把被政府逮了个正着。他们这叫不会看风头。这段时间的“台风”是新来的领导治理地方的排头炮。排头炮一定得轰得山崩地裂，一定要达到震慑和摧毁的目的，接下来还要冲锋。他们就是没脑，埠霸什么的，那都是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新社会怎么会让这些东西沉渣泛起?所以，他们被抓进去，被判了刑，有些民愤大的被枪毙了，都是必然的。风头霉头两隔壁，说得一点没错。
       我听说，公安局也曾经暗暗调查过我。公安先到机关里找到我父母，问他们我的情况。我父母说我很好啊，很听话，每天按时上班，还都去得特别早，为厂里做了不少好事。公安又问他们，知道双莲桥埠头吗?我父母说知道啊，好像都是些流氓恶势力在那里欺行霸市。公安说，你儿子很可能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父母脸色立刻就白了，冷汗马上就布满了额头，好像看到了我押赴刑场的情景。我父母语无伦次地说，不会，不会，这些事他哪里学来的呢?这些事你叫他吃，他也不敢夹。公安没有跟他们废话。公安是对的。而父母都以为自己对儿女了如指掌，其实，他们仅知道自己设想的一点点，蒙在鼓里的就是他们。
       公安局当然也去了双莲桥埠头走访。找了一些送瓜和接瓜的人，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说我是无为而治，只是做个见证，根本没有欺压行为。再接触了一些诸如柯依娜此类的居民，更是有口皆碑。说因为有了乌钢，邻里之间的龌龊少了，许多矛盾都及时化解在萌芽中。在他们的叙述里，我俨然一个派出所的“人民调解员”。
       公安局最后还去了我们厂。在厂里，他们继续听到了对我的赞美，我怎么遵守纪律，怎么埋头苦干，怎么苦干加巧干，怎么搞技术革新。另外还说到，在晚上恶劣的条件下，自告奋勇送女工回家的都是我。单位原先还想提拔我，要我当什么技术攻关组长，假如我们厂是个公司或集团，那我这个职位就是部长或主任，我也谦虚地推掉了。组织的意见非常要紧，组织的意见就是权威，组织说好，才叫做真好。
       我最终没事。我想，顶多是被打了个问号，挂在那里。时间一久，也就不了了之了。
       没有我，双莲桥埠头也就不复存在。那些瓜船，吱呀吱呀地摇过来，歇不是，上也不是，都吃不准，像没有人指引方向一样，没有着落。那些接瓜的下家，他们到底接不接?接过来会不会受到质疑?心里一点也没有底。于是，埠头很快就萧条了，冷清了，人影也没有了。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往日送瓜的，手上扎了绷带，夹了木板，弯曲着吊在颈上。我问他现在瓜送到哪里了，他开了一句粗口，说，现在还种瓜呀?早就不种了，种了也没用。自己吃，吃多了肚荒。送上来，又没人收。主要是斤两价格说不下，没有人说了算。他说，没有秩序和规则，怎么做生意呢?天天像论战!你看，还为这事打了起来，手也打断了，像《红灯记》里的王连举，已经三个月了。他口口声声怀念我当埠霸的那些日子，说我心平，公道，讲信誉。其他人，人打倒了不说，还恨不得再咬一口睾丸去，心狠。
       现在的双莲桥，比过去当然是热闹多了。
       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过去呢?就算知道了，又有多少人把双莲桥埠头，把乌钢，作为“英雄往事”呢?我想，他们一定觉得我非常傻。在他们眼里，真正的经营者、维护者才不会抛头露面呢。如果双莲桥下面还是一条河，一条生意的河，一条繁荣的河，那这些人就是二层河，是暗流，极其迅猛和凶险。就说路边那些招牌，不用进去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酒店，茶室，咖啡吧，足穴，美体，桑拿浴，生意不得了。明白的人都知道，这些店要开得牢，要红火，都是有相当的背景的，都是有人撑腰力挽狂澜的，否则，连一天也开不下去，光是各种各样的检查，就可以把你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