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迅；赵树理；小说；农村题材；个性特色
[摘要]因时代环境、个性素养等因素的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风格迥异，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思想启蒙与问题观照；先锋反叛与推陈出新；形而上的心灵审视与形而下的生活再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3-0203-0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将农民引进小说领域的首位小说家，他对农民给予真切的关注，深刻的剖析，贡献了一批形式新潮、涵蕴精深的农村题材小说。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熟悉农民的杰出作家，他专心致志地为农民画像立传，创作了一系列从内容到形式都颇具个性色彩的农村题材小说。尽管鲁迅、赵树理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业绩卓著的描写中国农民的一代大师，但因时代环境、个性素养等因素的差异，他们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风格迥异、异采纷呈。
一、思想启蒙与问题观照
鲁迅决定提倡文艺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始于留学日本时，他决然地弃医而从文，《呐喊·自序》说得很明白：“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由此可见，因为文学是进行思想启蒙最佳的载体与途径，鲁迅想借文学实现其启发蒙昧、觉悟民众的理想。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当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没有农民的真正觉醒，中国要新生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因此，鲁迅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尽管言说的故事各个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以说，在鲁迅笔下，故事也罢，人物也罢，统统都是工具而已，启蒙才是其真正的目的之所在。
于鲁迅而言，以穿越黑暗、划破长空的振聋发聩之声惊醒那绝无窗户而又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酣然昏睡的麻木民众正是时代所赋予的庄严而沉重的使命。而于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工作者的赵树理来说，启蒙已非赵树理的当务之急，其首要任务是怎样做好当下的实际工作，正因如此，工作中所接触的各类具体问题水到渠成地成了赵树理创作所观照的对象。“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赵树理凭借其第一线农村工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各种农村问题予以形象艺术的展示，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问题小说。在其笔下，基层政权干部队伍不纯的问题、干部蜕化变质的问题、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问题、封建残余思想垂而不死的问题、农村建设新型人才培养问题等等都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反映，“使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成为当时农村生活的启示录。”
二、先锋反叛与推陈出新
总观鲁迅农村题材的小说，在思想层面，鲁迅对中国农民愚昧麻木的灵魂，对阻碍中华民族新生的国民劣根性予以形象演示和严厉抨击，阿Q、闰土、祥林嫂等老中国儿女成了中国文学星空乃至世界文坛光彩夺目、魅力无限的不朽典型形象。在艺术层面，鲁迅“实现了对传统小说的革命性的突破，从而完成了小说形式向现代的转型”。相对于中国传统小说而言，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中国传统小说头尾完整、环环相扣那种讲故事的框架在鲁迅笔下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选取几个细节或生活场面连缀成篇的“横切面”结构方式，即便有相对完整的故事，也是打破时空的顺序、按内容表现的需要去剪接场景和细节；以往之小说，其主角不是帝王将相，便是才子佳人，或者妖怪神仙，而在鲁迅笔下，“有的只是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在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普通人成了鲁迅小说最常见的主人公；以往之小说，大多以个人与个人间的利害冲突推进情节发展，按时间先后结构故事，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而在鲁迅笔下，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成为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叙述视角上，不但有第三人称的小说如《风波》，也有第一人称的小说如《故乡》，甚至还有第一、第三人称综合运用的小说如《祝福》；在时序安排上，有顺叙的小说如《阿Q正传》，也有倒叙的小说如《祝福》。以往之小说，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环境描写是常用表现手法，而在鲁迅笔下，在批判性继承上述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心理描写获得了空前的开拓，象征、意识流、精神分析等纯属现代形式的表现手法也被大量引入小说创作，《药》中的象征主义，《狂人日记》的意识流特征，《肥皂》中人物的潜意识心理活动都堪称经典。鲁迅小说尽管数量不多，但文体形式却是异彩纷呈，不但有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作品，还有借鉴了诗歌、散文乃至戏剧的艺术特点并试图将他们熔为一炉的实验性小说体式，如诗化体小说《社戏》，散文体小说《故乡》，独幕剧体小说《风波》。总之，鲁迅之小说，其体式手法变动不居，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富有强烈的先锋性、实验性。诚如茅盾先生当年所言：“在中国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
赵树理执意回归到民族的、民间的文学传统，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大胆创新，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带有鲜明赵树理个人印记的新评书体小说。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尽管书写的是当下发生的故事，描绘的是现时代的风云变幻，但其艺术风味却是古色古香的，富有传统之品格。具体而言，赵树理之新评书体小说具有五大艺术特征：一是情节完整，故事性强。情节完整，故事性强是中国传统小说一个显著的共同性特征。创作时，赵树理舍弃了传统小说程式化框架的弊端，汲取其情节连贯完整之特点，使其小说具有强烈的讲故事之特点。二是单线发展，扣子艺术。传统小说采用的是有别于西洋短篇小说“横断面”作法的纵式结构，多为单线发展，为避免一线到底易造成的呆板、单调之缺陷，往往在行文中设置形形色色的“扣子”(悬念)以增强小说的波澜。为适应中国百姓长期积淀而成的审美习性，赵树理之小说大多也采用单线线索结构故事，承用“扣子”(悬念)手法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吸引力。三是团圆主义，喜剧风格。“大团圆”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学固有的风格，喜剧是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色调，赵树理充分尊重中国百姓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审美取向，其作品大多以进步战胜落后、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而告终，从而在情节结构上凝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这便是：‘团圆’式的喜剧结尾。”四是言行画人，绰号手法。与西洋小说擅长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分析来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同，中国传统小说善于通过行动
描写、语言描写等手法来展示人物个性。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学还形成了借绰号以凸显人物特点的特殊手法，《
水浒传》梁山108个好汉甚至人人有绰号。赵树理在刻画人物时，“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方法，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及语言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即使是要揭示人物心灵的秘密，也极少用静止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人物言行加以含蓄地刻画，至于借助绰号以刻画人物，那更是赵树理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常有理”、“二诸葛”、“小腿疼”之类的绰号令人过目不忘。五是群众语言，“说”的文学。赵树理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不仅具有质朴、明快、晓畅的特点，而且充分口语化，不仅人物的语言是口语化的，甚至连叙述和描写的语言也是口语化的，从而使其小说既可以看，又可以说，达到了看与说的高度一致。从赵树理新评书体小说的如上五大艺术特征可知，赵树理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哺育了赵树理的茁壮成长。然而，赵树理并非是对传统中国文学生吞活剥抑或全盘照抄，而是推陈出新，批判性地接纳。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与赵树理小说都有“大团圆”结局之显著特征，但传统文学中的“大团圆”是虚幻的，恰如鲁迅所言，是一种“瞒”和“骗”，而赵树理笔下的“大团圆”却是时代的必然，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蝶比翼双飞，这只是一种虚幻的理想，二黑与小芹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是真实可求的。
三、形而上的心灵审视与形而下的生活再现
尽管鲁迅、赵树理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生活的一代大师，但他们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的价值取向却是颇有些不同的。鲁迅穿越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农民生活之表象，直接逼视农民的心灵世界，在描写农村、反映农民时，鲁迅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避开对农民生活表象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和精细描写，坚持摸索中国农民的灵魂、表现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特征。
赵树理之创作不像鲁迅那样旨在思想启蒙，而是要观照问题，走的是“问题小说”的创作之路，因此，赵树理之农村题材小说，与鲁迅农村题材小说轻形而重神的叙述策略刚好相反，遵循的是重其形而轻其神的叙述策略，形而上的精神审判相对较少，形而下的生活再现则比比皆是，出现了大量描写农民原生态日常生活的内容，二诸葛、三仙姑“不宜栽种”、“米烂了”的行状；李成娘念念不忘的三件传家宝纺车、针线包、黑箱子；田寡妇一波三折的看瓜故事，金斗坪村开渠与求雨此长彼消的趣事等等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在赵树理笔下娓娓叙来，真是韵味无穷。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各有千秋，物有所值。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其鲜明的个性，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灿烂星空增添了华光丽彩，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