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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蔡元培；兼容并包；中西文化观
       [摘要]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先生为创建现代教育理念而提出的办学方针，也是其承继、容纳中西文明的文化观。追寻其历史轨迹，对创建和谐社会和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仍然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3-0201-02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对北京大学革新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但就文化思想方面而言，“兼容并包”是包含容纳古今中外文化的学术思想，是他“萃中土文教之精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衍于物外”的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
       一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其特色是“兼容”与“并包”。具体言之，表现为：
       (一)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当择其善而从之。蔡元培认为，中国的新文化锻造既不能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全盘否定，更不能完全抛弃中国旧有的学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文化遗产应该认真地科学地加以辨析。最紧要的是像孔子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么何者为“善”呢?“善”有三类：第一类是人类公认的；第二类是中国人认为善，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的；第三类是非中国人认为善，中国人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列出何者应取?何者应舍?然后可以指出中国文化的特征所在，才能作出一个中国“文化建设的方案”。如儒家的道德学说，就人伦关系而言，“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日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是自古以来的修身道德，至于“五常”仁、义、礼、智、信，则伦理学中不是也提倡“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等道德观念，“宁有铲之之理欤?”(第三卷第269页)对中国传统文化应如此，对西方文化之所长“吾国自当采之”。
       (二)学习西方文化必须学其“底蕴”，即精华所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及研究所得，认为西方文化的“底蕴”是学术。所谓学术，可分为两个方面：“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第四卷第42页)可见，蔡元培所论的学术范围既涉及了西方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也涉及了社会科学和哲学，实际上是指西方文化的整个理论体系。这样，中国就要在各个领域向西方学习，以求达到真正的“底蕴”。
       (三)向世界输出中国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国。蔡元培在与西方人士接触中，感到有必要向世界输出中国文明，使世界了解中国。“我们一方面要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将我国文明输出。”(第四卷第94页)为此，他作了不懈努力。他多次借赴欧美考察之机，极力宣传中国文化，倡导东西文化结合。当杜威呼吁“现代学者当为东西文化作媒介”时，蔡元培十分赞赏，并进而引申说：其中包括有两点：一是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二是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所以，他一方面邀请现代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轰动一时；一方面着手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籍并翻译成外文介绍给国外，并毕生以为东西文化作媒介为己任。
       (四)主动吸取外国的先进文化成就，发展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一种文化只有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传人才能有新生命。文化是活的，要时时进行交流，否则就停滞不前。从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出，希腊人与埃及接触产生雅典文化；罗马人与希腊文化接触，产生出罗马文化；高卢人、日尔曼人与希腊、罗马文化接触，产生出欧美诸国的文化；而中国与印度文化接触后，产生出十世纪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因此，“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此，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文明之消化》一文，指出在积极引进外来文化中，“消化”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引进文化的民族能否创造出新的文化，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列。那么，怎样进行文明的“消化”呢?这就是“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特别强调审慎于吸收开始，毋为消化不良所障碍。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的目的，是能够创造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二
       蔡元培先生实践他“兼容并包”的中西文化理论，选择以教育领域为突破口，他认为：“文化的内容方面虽多，归宿到教育。”(第四卷第15页)所以，他以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以育人为兴邦之良策，锐意改革1日教育。1916年秋，蔡元培在致教育部的信函中就指出：“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第2卷第474页)。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两度出任教育总长，他首先在教育领域尝试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
       重新拟定教育方针是蔡元培进行教育改革的重点所在。他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教育方针应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个方面，即为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强调实行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之教育，既能抵御外侮，又能富国强兵。所谓公民道德，他主张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项为道德教育要旨，并证之古训说“自由”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盖谓之‘义”’；“平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盖谓之‘恕’”；“博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古盖谓之‘仁’”。这三者古训与自由、平等、博爱是并行不悖的。而世界观教育，诚如他后来所解释的：“就是哲学的课程，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以达到教育的目的，成为近代中国提倡美育教育的第一人。他提出的五育方针，是力求兼取东西文化的精华，意在培养有近代资产阶级意识的人才。这无疑否定了中国二千多年以德育为中心的儒学教育，为确立资产阶级新教育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兼容并包”中西文化观最具体的表现，莫过于蔡元培把它作为北大的办学方针，与“思想自由”的原则相结合，成功地进行了北京大学的改革。“兼容并包”体现在课程改革建设方面，是“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第3卷第192页)。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分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并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比较的课程。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兼容并包”是繁荣学术的最有效的途径。他认为不同学术流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互相争辩，使学生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有助于培养提高学生鉴别真理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不同主张的教员，不分新旧，如果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该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为此他聘请了大批具有新思想、真才学的青年担任教授、讲师，形成一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革新力量。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也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聘用。这种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的卓见，使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自稷下学宫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新文化由此而生。所以，从文化思想方面而言，这种包含容纳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主张，实际是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
       蔡元培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比拟他的“兼容并包”中西文化观。这些思想打破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维新派的理论，也毫不留情地批驳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被时人称为“是介绍西洋近代哲学科学思想到中国以实行中国古代文化输血治疗的第一个”。
       可见，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义，并不仅仅是办学方针，它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因此，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一所大学的影响。这样，蔡元培十年北大校长之任，虽只在校五年，却把一个腐败不堪的旧北大，改造成为传播科学与民主的摇篮，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师生从这里走向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舞台，成为独领风骚的政治家、科学家、著名学者，展示了他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最光辉的一页。当然，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并非无原则地什么都“容”，什么都“包”。对于封建文化不适时代的内容，不存在“容”与“包”，他不允许在大学里尊孔祀孔，不允许在大学里设经科，也不准在学校中开设宗教课。蔡元培说：“我们所谓‘兼容并包’，‘广纳众流’，并不是‘杂碎’的解释。我们好歹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科学”。
       总之，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实践成果，是我国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探索，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但那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择“善”而从的态度，中西文化互相取长补短的认识，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有积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