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邵晋涵；《史记辑评》；史学批评
[摘要]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3-0098-03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久为海内共推”，成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但他一生主要从事于史馆修书，疲于官场应酬，无暇写出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而且其著作身后又多散佚，致使后世知之者甚少，与清代“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卷四十三)的状况极不相称。本文以《史记辑评》为中心，具体探讨邵晋涵史学批评思想的特点及意义，试图进一步揭示邵氏史学的理论价值。
一
邵晋涵，字与桐，又字二云，号南江，浙江余姚人。生于乾隆八年(1743)，卒于嘉庆元年(1796)，年仅54岁。他自幼聪颖，深得祖父邵向荣的钟爱，“亲课读于镇海学署，四五岁即知六义四声，稍长，益涉猎，博闻强识，见者惊犹鬼魂”。十二岁应县试，受到知县的器重；乾隆三十年(1765)乡试中试，甚得钱大昕的赏识。乾隆三十六年(1771)礼部会试第一，而独罢归。后二年(1773)，清廷开四库馆，由大学士刘统勋举荐，特旨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与戴震、周永年、余集、杨昌霖同人馆编校，时人称为“五征君”。邵晋涵在四库馆负责校史部书籍，所以“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此后，邵晋涵历任翰林院编修官、三通馆和国史馆纂修官等职。
乾隆四十年(1775)，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散乱已久的薛居正《
旧五代史》，大体恢复了原貌。又为毕沅修订《
续资治通鉴》，受到毕沅和章学诚的高度评价。邵晋涵在对该书考订过程中，著有《宋元事鉴考异》一书，现已失传。乾隆五十年(1785)，邵晋涵撰成《尔雅正义》，得到钱大听和洪亮吉的极高赞誉。此外，邵晋涵还著有《南江文钞》、《南江诗钞》、《南江札记》、《孟子述义》、《谷梁正义》、《南都事略》、《韩诗内传考》、《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輏轩日记》等书，大多不存。
《史记辑评》是邵晋涵在明代豫章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加以评论，“习黄涂抹，解释洮汰”(《史记辑评·叙》)，遂成邵氏之本。书共十卷，与《
史记》篇目比较，可知《史记辑评》所选的篇目有所侧重，有的加以评论，有的未作评论，其中着墨最多的是传记部分；评论中有对字词的解释，有对文字表述、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有对史法义例的探讨，有对史书得失的指陈。少则一两字，多则不到四十字，言简意赅，持论公允。
《史记辑评》为后世学者研读《
史记》提供了门径和便利，我们可以从中感受邵晋涵的为人为言为行，学习他读书、治学的方法。尤其是书中所蕴含的史学批评思想，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总结、发掘邵晋涵史学的理论价值，丰富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
二
从《史记辑评》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邵晋涵史学批评的内容和特点。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主张史家持论应当客观公允。
史学批评必须客观公允，尊重事实，做到实事求是；否则，不仅苛责前人，而且贻误后人。中国古代史家在史学实践中，很注重从史家记载历史是否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进行史学批评。汉代班固尽管对《
史记》有过尖锐的批评，但对司马迁求实的精神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卷六十二)唐代刘知畿《
史通》中的《采撰》、《直书》、《曲笔》等篇，都是从史家记载历史是否尊重历史事实的要求上展开史学批评的。邵晋涵明确地遵循和运用了这一原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邵晋涵对司马迁记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批评，都能做到客观公允。在《酷吏列传》中，邵晋涵认为“子长嫉酷吏甚深，而讽刺武帝时任用诸人，故文特微惋”，体现了知人论世精神，并且指出对于“酷史中之贤者，子长不没之”，因为“独先严酷，此以都首恶之意”，对酷吏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在《留侯世家》中，邵晋涵认为司马迁对张良的评价“楚汉之分只在此数言，张良一生得力在此，太史公一篇摹构在此”，充分肯定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在《李斯列传》中，邵晋涵认为司马迁“以秦亡结《李斯传》，见秦之亡由李斯，赵高何足责哉”，没有把秦亡完全归于赵高及片面夸大宦官对国家兴衰的作用。
第二，强调史书的史法义例。
强调史法义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孔子赞誉“书法不隐”到刘知畿揭明“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卷日)，无不如此。邵晋涵自觉地遵循了这一传统，并把它作为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管晏列传》中，邵晋涵认为司马迁“前后述管仲自言凡两见，而叙事即在其中矣，此太史公传记一法也”；又认为司马迁记载越石父被赎于缧世，并被延请为座上客，及御者被荐为大夫两件事，体现了晏子仁而下人，“此又太史公传记一法也”。
邵晋涵认为《伍子胥列传》“逆叙是史法”，从史法的高度概括了司马迁的逆叙之意。后来伍子胥被郑诛，白公遂在楚国谋政，意复仇，未成而身死。司马迁遂日：“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对此，邵晋涵认为“报怨之师虽不成，史家甚悲其志，亦《
春秋》法也”，指出了其“春秋”笔法。
另外，邵晋涵也指出了司马迁的不足之处。在《屈原贾生列传》中，邵晋涵认为“贾生汉才臣，以吊原，遂与同传，不如《
汉书》自为一传也”，指出了司马迁在体例安排上失于伦类；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邵晋涵认为“忽人霍去病无迹”；对《酷吏列传》中“赵禹事留序《张汤传》作烟波，王温舒不尽载本传，详《杨仆传》中，皆子长不测处”的评价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袁盎晁错列传》中，邵晋涵认为“言兴事不载，亦子长之略”，说明司马迁在选材上有疏漏；在《樊滕列传》中，邵晋涵认为司马迁“只叙战功不编年月”，没有体现历史记载的时间性。这些评价涉及到史家书法义例之优劣，有一定见地。
第三，注重阐发史意。
邵晋涵除对《
史记》中史法的总结与重视，还注重对史意的发掘与阐微。
在《白起王翦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客日及王离果败，得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结论，邵晋涵指出司马迁所蕴乃是“道家之指”。
在《信陵君列传》中，邵晋涵谓“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一语道出司马迁撰此传之意旨。对于传中司马迁叙信陵君礼贤下士和窃符救赵二事，邵
晋涵谓司马迁“叙公子礼侯生及夺兵救赵极有笔力”，而对信陵君在如何使秦军退兵上“太史公详处在信陵君得士，略在却秦军”，突出了司马迁之史意。
在《范睢蔡泽列传》中，司马迁对范睢恩仇之事娓娓道来，日：“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邵晋涵谓“子长每于恩怨处极力洗发”，体现了司马迁恩怨分明之意，同时也是对内心深处所受屈辱鸣不平的反映。
在《蒙恬列传》中，司马迁详叙蒙氏被杀之冤，而又认为是应该杀，为什么呢?邵晋涵谓：“轻百姓力易见也，阿意兴功难见也，深文定案，使贤者不能以才与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处。”如果不写蒙氏之冤，那么世人就不知道他是忠义之士；不认为其应该被杀，那么世人就不知其有“轻百姓”、“阿意”之罪，不能起到惩戒之意，正是于两相矛盾之处而义法之精微立现。
第四，注重对史书文字表述的批评。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历来把善叙事作为良史之才的一个重要标准，文字表述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是中国古代史家较早明确地提出文章要有文采，继而历代史家进一步对此作出理论总结。唐代刘知畿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卷六)清代章学诚提出了“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和“夫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这些都体现出历代史家十分注重史书的文字表述。邵晋涵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家，也十分重视史书的文字表述，提出了文字表述的原则，并把它作为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叙事简约。对《秦始皇本纪》，邵晋涵认为“序得约”；对《封禅书》中关于秦始皇求海中神仙一事，邵晋涵认为“意不接故妙”；在《陈涉世家》中，邵晋涵认为司马迁“作陈涉世家主意，数语分解极透”；另外，邵晋涵对《蒙恬列传》中“二蒙对使者陈词，呜咽可涕，文亦殊工”；《樊滕列传》中“一语可该数十行书”；《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项得失尽此数语”、“古今任将之略尽此数言”等的评价，都强调叙事简约的史学价值。
其次是叙述生动。在《仲尼弟子列传》中，田常作乱于齐，欲伐鲁，孔子责备他的弟子为什么不去救鲁。当子路请求要去，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而子贡请行，孔子“许之”。邵晋涵认为司马迁用词恰当，意蕴深长，“神似国策文字”；在子贡与吴王的对话中，邵晋涵认为“两用虽然、且夫作转语甚有波致”。对《蒙恬列传》“语多质而有韵，是苍茫中词色”、《田儋列传》“此叙事绝奇文字”等的评价，都体现了文字叙述上的要求。邵晋涵认为司马迁对于故事情节的描写、刻画，更是淋漓尽致，谓《信陵君列传》“即此会客，若令人能画出也”；《范睢蔡泽列传》“绝妙小说”、“奇妙”，《乐毅列传》“悽惋动人，所谓长歌之悲过于痛哭”、“文字大朴”、“比事悲凉”；《卢绾列传》“冷事叙得神采”。另外，邵晋涵对其它各章的评价，也都注重文情并茂，生动传神。如《张释之冯唐列传》“写得真挚”；《万石君列传》“语及细屑人情”；《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灌夫生色”、“相结相死写得淋漓”；《李将军列传》“千古呜咽”；《汲郑列传》“文情悲咽”等。
在史学实践中，邵晋涵也以言简意赅、表述生动作为史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十分注重史书的文字表述。他为重编《
宋史》，仿王偁《
东都事略》先编撰《南都事略》，此稿完成后，得到钱大昕高度评价：“词简而事增，过正史远甚。”12’(卷四十三)只可惜此稿今已散佚。近人张舜徽赞誉：“《与章实斋书》，勉之以存刘氏《七略》之遗，匡《汉志》之谬，莫不元元本本，语得其平。辞旨温厚，文采斐然。余尝谓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能兼之者，殆不数人，晋涵实其中之佼佼者矣。”(卷九)从《南江文钞》所存诸篇序及提要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邵晋涵扎实的文字功底。
从以上分析可知，邵晋涵从史家持论客观公允、史书的史法义例、史书的史意和文字表述诸方面展开史学批评，特点鲜明，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三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与完善都离不开对自身的批评与总结，从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对史学来说，史学批评是史家对史学自身实践活动的自觉反思，为史学理论的创建提供了前提条件，并且逐步推动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从而对史学实践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史学批评，史学理论难以形成与发展，这就是史学批评所体现的理论价值。
《史记辑评》是邵晋涵的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对挖掘和总结邵晋涵的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邵晋涵的史学批评是其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涉及到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方法，叉在历史文学、史书编纂的方法、史家素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前述《史记辑评》对史法义例的探讨以外，邵晋涵还极为注重对《
史记》理论宗旨的阐发。如认为《
史记》“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辨文家质家之同异，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而“其文章体例则参诸《
吕氏春秋》，而稍为变通。”(卷十二)可见，邵晋涵是从考察司马迁史学渊源的角度，指出其义乃本《公羊》，体现的是“公羊氏之法”，体例是在《
吕氏春秋》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通。他把史法与义例结合起来评论《
史记》，从而发出“世尝讥史迁义法背经训，而称其文章为创古独制，岂得为通论哉”(卷十二)。既注重史法义例，又没有以史徇例，而是进一步揭示出司马迁的为史之意。
其次，在清代乾嘉时期凸现理论的价值。清代乾嘉时期，大多数学者致力于考证，不轻言褒贬，甚至不主张议论。王鸣盛认为：“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钱大昕则明确反对“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疯痛”的治学态度。尽管他们具有求实的精神和严密考证的方法，但未免落于为考证而考证，使史学失去活力和动力。邵晋涵尽管在辑佚、训诂、考证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但并没有一味地沉溺于繁琐考证、陈编故纸之中，而是敢于发表议论。他并不是空谈议论，而是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到以据以理服人，从而形成了独到的学术风格，在当时考据之风盛行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只注重邵晋涵在辑佚、训诂、考证上的成就，如江藩把他列入《
国朝汉学师承记》，支伟成把他列入《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这未能全面地概括邵晋涵的学术特点，让读者感到邵晋涵仅是个朴学大师，容易产生误解。与邵晋涵同时代的章学诚，明确总结了邵晋涵的学术特点：“以博洽见称，而不知其难在能守约；以经训行世，不知其长在史裁；以汉诂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学。”(卷十^)这是很客观公道的评价，为我们全面总结邵晋涵的史学成就提供了一个大体的方向。
再次，为后学提供读书治学的方法。为刊《史记辑评》作序的俞岩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称“岩携是书三十年，虽舟车逆旅不释”，可见一斑；接着道出了对世人阅读此书的殷切希望，“因以告世之读《
史记》者，且欲读邵氏所读者”(《史记辑评·叙》)。由此可见，这本书是很受重视的。在《史记辑评》里，邵晋涵对字词的解释，句子的疏导，文章结构的分析，便于对《
史记》的通读。更重要的是评论部分，是全书的精华，不仅有利于从更高层次上读懂司马迁所写《
史记》的旨趣，及《
史记》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并且可以从中学到邵晋涵读书治学的方法，读其书如见其人，从而提高读书的兴趣。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