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诸葛亮；昊用；比较研究；同中之异
[摘要]诸葛亮和昊用的同中之异是认识《三国志演义》与《
水浒传》这两部经典小说创作本旨的重要窗口之一。在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层面，诸葛亮是救民为国，一以贯之；吴用是由“图个一世快活”到“扶国安民”，又回归到追求“快活”。在智慧才能层面，诸葛亮是具有大智慧的杰出战略家，昊用则是战术家而缺乏战略眼光。在人生悲剧结局层面，诸葛亮是命运悲剧，昊用则是性格悲剧。由两个典型形象的比较拓展至二书士林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的差异，《三国志演义》体现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而《
水浒传》表现的则是道统与政统的背离。
[中图分类号]1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3—0057—08
诸葛亮和吴用是《三国志演义》与《
水浒传》中智士形象的典型，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从纵向关系考察，二者有前后的传承关系，从吴用字加亮看，作者对他的塑造深受诸葛亮形象的影响。从横向异同观照，二者是同中有异，同是表象的，显而易见；异是深层的，需细密分析。近年来学界关于两个形象的专论，论诸葛亮的文章甚夥，而论吴用的文章则不多，将二人比较的文章更是少见。黑格尔曾指出：“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笔者本文的比较，就拟在前辈与时贤关注其社会身份、智慧才能等相同点的基础上，着重探究其同中之异，以深化对两个形象个性化的认识，进而由两个形象拓展开去探讨两部经典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士林人生道路等问题。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自读书始，便要确立其人生目标。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其中就包括人生目标的确立。先秦诸家思想皆有其各自的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而以儒家对士人的影响最大。孟子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里所谓的“恒心”，就是包括人生目标在内的坚定信念，其核心要素是为国为民的社会理想。孟子以民来反衬士人，表达了对士人的高度赞美与殷切期望。若以此为出发点来观照诸葛亮与吴用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的同中之异，就会对两个形象的道德定位、审美评价、悲剧根源有新的认识。这可谓是透视两个典型的基本点和关键所在。
二人在小说中刚出场时的身份和境遇有颇多相似点：同是怀才不遇、蛰伏村野的杰出士人，同为孟子所谓的“无恒产”者，其同中之异在于“恒心”层面。诸葛亮是有恒心的士人楷模，其恒心虽未如刘、关、张桃园结义时那样明确标示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但还是从各种角度委婉地表达出来。一是，从其自比的历史人物中暗示出来。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这说明管仲、乐毅代表着其人生目标的社会历史定位。在司马迁笔下，“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既任政相齐，称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乐毅在燕国危急关头率燕军“攻人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管仲、乐毅实现其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的关键要素在于三点：其一，君臣相得，君王信之任之敬之，戮力同心，才尽其用；其二，为国立旷世奇功，名垂青史；其三，顺应民心，爱民救民。前者是后两点的保证，后两点是目的所在。二是，时人对诸葛亮的评价，较之其自比更高。徐庶认为：“管仲、乐毅不及此人。”“可比周得吕望，汉得张良”。司马徽称诸葛亮为俊杰，并具体以姜子牙、张子房比之，认为他们“能成王霸之根基”罾。三是，他之所以出山，关键是与刘备的人生目标志同道合。此前，学界一般认为，诸葛亮之所以出山，在于刘备的三顾茅庐。这固然不错，但若细究之，笔者认为这只是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关键在于他与刘备在“爱民忧国”这个人生目标上的一致性。不然，若是换成曹操登门三顾，诸葛亮会答应出山吗?诸葛亮见刘备所云“昨观书意，足见将军有爱民忧国之心”一语中，“爱民忧国”四字是关键所在，说明这是令诸葛亮怦然心动的根本原因。二人畅谈完战略大计后，刘备又曰：“愿先生同往新野，兴仁义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再次强调了救民之意。在诸葛亮以“久乐耕锄”为由推辞后，刘备“苦泣日：‘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言毕，泪沾衣衿袍袖，掩面而哭。”刘备先后三次言其救民保国之意，已经令诸葛亮心有戚戚焉，而刘备的眼泪进一步证明了其爱民忧国之真心诚意，这才是诸葛亮出山的深层原因。罗贯中在史家“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等寥寥数语的基础上，生发成洋洋万言的生动描写，表达了作为杰出士人的罗贯中对入仕士人实现“爱民忧国”恒心的殷切期望。黄宗羲日：“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以此理论衡之，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为实现“爱民忧国”人生目标而出仕，是以天下为事的君之师友。这种小说中的具体描写，可以视为黄宗羲此理论提升的先声。
吴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与诸葛亮的一以贯之相比，有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其演化轨迹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他第十四回出场至第四十二回，其人生目标是“图个一世快活”。他出场定型的一段描写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秀才打扮”，表明他是士人的身份；“万卷经书曾读过”，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可知儒家思想应该对其人生目标有较大影响。但作者在此并未明言，只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中寻绎概括之。吴用出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智取生辰纲”，从此举的目的就可见其人生目标之一斑。他对三阮明言：“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③这就坦言出其真实动机，由此可知吴用的人生目标即是“图个一世快活”。这是一种快乐哲学，以自我为中心，与诸葛亮相去甚远。
当生辰纲事发晁盖问吴用“怎地解救”时，吴用毫不犹豫地回答：“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了伙”。这是决定其人生命运的关键环节。为何如此果断决定人生去向?固然事不得已，但还是其人生目标起关键作用。在劝三阮入伙时说到梁山的“强人”时，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这与其取生辰纲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快活”。上梁山火并王伦后，晁盖忙于报恩，吴用则日：“我等且商量屯粮造船，制办军器，安排寨栅城垣，添造房屋，整顿衣袍铠甲，打造刀枪弓箭，防备迎敌官军。”从表面看，作者是在突出吴用高于晁盖的深谋远虑，其深隐含义还包括保卫其追求的“快活”生活不受侵犯。在劫法场救了宋江之后，吴用对宋江说：“兄长当初若依了兄弟之言，只往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这又一次证明他上梁山和劝别人上梁山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快活”的人生目标。
吴用这种人生目标在其他梁山好汉那里可以得到印证。比如：李逵在第四十一回上了梁山以后，就提出
了这样的目标：
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
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此前学界往往强调李逵这段话的革命彻底性意义，这固然不错，但笔者想阐释另外一层涵义，即李逵无论是在梁山，还是要去东京，其人生目标也是“快活”二字。其理想目标要比吴用远大和胆大，竞欲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而改朝换代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快活，并未言及百姓的利益。这与吴用的人生目标颇为一致，所谓志同道合者也，故能同聚梁山。
自宋江上梁山后，方提升了梁山好汉们的整体人生目标，其社会理想才清晰起来。在第四十二回，宋江遇九天玄女，娘娘法旨道：“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扶国安民。”这里有一句关键的话，应该格外注意：“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这可以看作是吴用人生目标的转折点，进入到第二阶段，此后就在天书的指引下，在宋江的开导下，有了质的提升，提高到了“全忠仗义，扶国安民”的高度，与宋江一起，成为《
水浒传》全书主旨的体现者。这才与《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的人生目标有了异中之同与可比性。
而真正将此旨贯彻至梁山群体好汉，是在第七十一回排座次后，宋江对众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扶，一同保国安民。”然后，作品再次写道：“宋江为首誓曰：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在宋江所作《满江红》词中，又一次强调指出：“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在同一回中，作者借宋江形象三致意焉，并且还亲自出面强调之：“看官听说：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可见作者十分看中这一点。这也是作者赞美宋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宋江坚定的“恒心”相比，吴用的人生目标不稳定，有所反复，在提升到“全忠仗义，扶国安民”之后，“图个一世快活”不是不存在了，而是退居到次要地位，成为其深隐心态，到一定时机，在某种外力的激发下，还会上升到主导地位，左右其言行。
第八十五回至一百回是第三阶段，其人生目标又回归到追求“快活”的轨道上了。转折的标志就是他欲“归降”辽国的选择。辽国使臣欧阳侍郎一番劝降说辞，“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肚里沉吟”。在宋江的追问下，他袒露心迹说：“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若论我小子愚意，从其大辽，岂不胜如梁山水寨。”虽然他有“奸臣专权，主上听信”的理由，但其深层心态还是“纵有功成，必无升赏”，归根结底，还是“图个一世快活”的心态在作怪，是追求“快活”人生哲学再次主导其思想性格的结果。这就是孟子说的，“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就会将其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吴用无法抹去的一个人生污点，与诸葛亮追求的为国为民的人生目标拉开了档次，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比较可见，吴用的人生目标显然没有诸葛亮高远，人生境界没有诸葛亮高尚，人生目的没有诸葛亮明确。以前似乎没太注意二人的这个差别，故在此特别强调之，这是两个形象同中之异的首要一点。追求人生快活，本没有错，但毕竟其出发点是首先考虑个人私利，特别是在百姓遭难、国家危机之时，何者居首就显得更为重要。从主导面言之，诸葛亮是把百姓与国家放在人仕的首位，虽然其中不无个人功名富贵的人性动因，但后者毕竟是处于从属地位。而吴用则往往把个人的人生快活放在首位，特别是在大事的把握上也是如此。取生辰纲如此，上梁山也是如此，欲投降辽国还是如此。虽然其中有保国安民的提升，但也未能贯彻始终。可见，学界此前所注重的表层的作者标示出来的“全忠仗义，扶国安民”的人生大目标，仅是其人生目标演化三阶段之一，其追求“快活”的深隐心态更值得关注，以更准确地把握其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与此相关，诸葛亮为救民、为天下而放弃个人舒适隐居乐趣的取舍，以己意服从于民意的人生境界，都具有着高度的审美价值，奕奕生辉，光耀百代。这里既有道德美的闪光，也有人格美的光彩。这也是历代读者和广大民众爱戴诸葛亮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吴用只图“一世快活”的享乐主义倾向，则很难唤起读者和民众的敬仰之情，其审美价值也随之大打折扣。
二
若欲实现入仕士人确立的人生目标和社会理想，必须有正确远大的战略建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关键的几步。成败在于此，人物的命运在于此，人物智慧才能的差别也在于此。若按此前大而划之的一般理解，似乎诸葛亮与吴用的谋略乃伯仲之间耳。刘备离开诸葛亮就打败仗，宋江也是如此，有吴用在则胜，反之则败。明清时期评论吴用的观点，就重在关注其“智多星”的突出智慧，明人怀林在《梁山泊一百八人优劣》一文的评论中已注意到这点：他说“至于吴用，……倘能置之帷幄之中，似亦可与陈平诸人对垒。”将其与陈平并列之，对其智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金圣叹从定性的角度评吴用为“捷人”(25回评语)，说他能够“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读第五才子书法》)这也是从智慧角度着眼的。此外，张岱对吴用“诸葛曹瞒，合而为一”(《琅嬛文集·水浒牌序》)的评语，智慧与道德兼顾之，也颇耐人寻味。
若选择关键环节细致比较之，还是可以窥视诸葛亮与吴用高下判然的同中之异，从而对二人得出新的认识。总体概括可日：诸葛亮是具有大智慧的杰出战略家，吴用则是战术家而缺乏战略眼光。诸葛亮是“大智”而“小失”，吴用则是“小智”而“大失”。意为：诸葛亮在战略大计方面皆是成功的，只是在小的战术方面有些失误，如“街亭之失”等；吴用则是在战术战役指挥等微观方面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在梁山前途命运等宏观战略方面则连连失误。试从以下角度择要论之。
1．运筹帷幄的利弊得失。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诸葛亮在蜀汉集团的前途命运的关节点上，皆能提出最佳方案，打开新天地。其全局战略大计在隆中对策时就已经由诸葛亮设计好了，即：“先取荆州为本，后取西川建国，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此三步战略的前两步是刘备在日实现的，为实现“剪除奸雄，兴复汉室”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诸葛亮六出祁山，不惮劳苦，虽未如愿，也鞠躬尽瘁，足以告慰刘备于地下了。关于诸葛亮北伐战略的评价，学界也有争议。笔者认为，虽然损耗了国力，但这种以攻为守的打法，也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出师表》已经表达了此种倾向。应该说，按《三国志演义》的描写趋向，蜀汉非亡于六出祁山，如果天假诸葛亮以年寿，他必将会实现第三步战略。
相比之下，吴用则大为逊色了。不可否认，梁山的一步步扩大，人马的越来越强壮，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吴用功不可没，但对梁山的前途命运，吴用似乎没有明确的战略构想，甚至都没有李逵明确。在卢俊义上山后，李逵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他对梁山前途的构想：“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宰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子，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这是李逵根据晁盖去世后的新形势而做出的新的战略调整。梁山的
前途命运问题作者让宋江来设计，而吴用作为军师实际上也是应该有明确战略构想的。一直到第七十一回，当宋江把招安作为梁山的出路而明确提出来时，武松、李逵、鲁智深均先后表示反对，而吴用则没有明确态度，他所做的只是劝解宋江原谅李逵：“他是个粗卤的人，一时醉后冲撞，何必挂怀。”欲把涉及梁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轻轻化解。而宋江的一段话则十分清醒明确：
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
民，赦罪招安，同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这是宋江当众宣布的梁山今后的战略方针，作为军师的吴用有何想法呢?没有，只一句包括吴用在内的“众皆称谢不已”，一带而过，在战略建构上，吴用的智慧才能毫无光彩。
直到七十五回，吴用方在招安问题上提出不同于宋江的看法。当听说朝廷差太尉陈宗善要带赦罪招安丹书来梁山时，“宋江大喜”，对众人说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吴用却说：
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
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宋江听了吴用的这番话后，马上说：“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这时的吴用方才显得比宋江清醒冷静，智高一筹。发生了陈太尉招安不成事件后，面对宋江“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的批评，吴用反驳道：
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弟兄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叠起，
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
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这段话很重要，一是，他明确站在众弟兄们一边，对宋江的无条件招安战略方针提出了批评；二是，他沉默一段时间后，正式提出了他的有条件招安的战略主张；三是，他的观点得到了梁山众弟兄的支持：“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作者没有明确写宋江对这番话的态度，但从后文的描写看，他基本上接受了吴用的观点。可见宋江和吴用在招安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宋江是无条件招安，只要能招安，不惜代价；吴用是有条件招安，在保证梁山英雄能够“快活”的前提下，才考虑有气度有尊严的招安。
从梁山英雄的悲剧结局看，招安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吴用作为军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他能够像诸葛亮那样，发挥自己的地位和智慧优势矫正宋江的失误，梁山英雄们的结局可能不至于那么悲惨。
2．沟通上下的作用发挥。诸葛亮和吴用还有一点十分相似，即对其上面的刘备和宋江来说，他们是臣，君臣有别，不可逾越，忠心辅佐，有始有终；对其属下的群臣而言，他们又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才能，深孚众望，以义待众，众人有何愿望先找他们倾诉，以判断曲直，上达君王。但从局面方寸的恰当把握和纽带作用的发挥效果看，二人又同中有异，高下判然。从与上下关系的亲密程度来说，吴用与宋江、众好汉的关系更为亲近。这既有结义的形式和兄弟的情谊在，也有君臣关系不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明确的原因。从所发挥的作用效果看，吴用又远不如诸葛亮。这是不能不辨析清楚的，其中原因值得细究，可见出二人思想性格、才能人品、人格魅力、权力地位等各方面的差异性。
在刘备进位汉中王的过程中，诸葛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未敢擅便，遂告诸葛军师。孔明日：‘吾意已定夺了。…刘备听了诸葛亮的劝说之辞，坚决不从，并且将此事上升到“反汉”、“僭位”的高度。诸葛亮一面以“手下之士，不久尽去”的可怕结果警示刘备，另一方面审时度势，以退为进，提出“可暂为汉中王”。刘备仍然反对，诸葛亮又以“离乱之时，宜从权变”说服刘备，终于促成了这件难度相当大的政治战略。
在刘备称帝的过程中，诸葛亮同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先是引大小官僚上表，称“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劝谏刘备即帝位。刘备由“大惊”到“勃然变色”，称即帝位乃“不忠不孝”。诸葛亮又以“今两川之民皆欲王上为君”进一步劝之，刘备态度更为坚决：“孤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然后，“孔明苦谏数次，汉中王坚执不从”。可见难度比上一次还大。在此“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形下，诸葛亮与众官设计，“孔明托病不出”，终于促使刘备妥协，“柳暗花明又一村”，完成了“取西川建国”的战略大计。
值得注意的是，《
水浒传》中也有相似的情形，而相比之下，吴用则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缺乏诸葛亮的机敏权变与执着精神。第九十回征辽回来后，由于奸臣作梗，众英雄功高无赏，且被限制行动，“众将得知，亦皆焦躁，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可见有反心者中也包括吴用在内。在此情形下，“水军头领特地来请军师吴用商议军务”，明确提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这与前述诸葛亮面J临的形势颇为相似。可吴用却说：
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你众人枉费了力。箭头不发，努折箭杆。自古蛇无头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
张?这话须是哥哥肯时，方才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张，你们要反，也反不出去。这无疑是给弟兄们泼了冷水，果然，“六个水军头领见吴用不敢主张，都做声不得”。此时的吴用，是名副其实的“无用”了。当然吴用也以“闲话”的轻松气氛把此意转达给了宋江：“仁兄往常千自由，百自在，众多弟兄亦皆快活。今来受了招安，为国家臣子，不想倒受拘束，不能任用。弟兄们都有怨心。”这就在今昔对比中，表达了今不如昔的境遇，再次重申了他的“快活”的人生哲学，暗示他自己对目前处境的不满，而把弟5L~I"]的“反心”弱化为“怨心”。这可见吴用的小心谨慎，比“诸葛一生唯谨慎”还要谨慎，而谨慎过度就变成了怯懦。这未免让弟兄们失望无助，结果在宋江以死相要挟的情况下，弟兄们出于“忠义”的束缚，“俱各垂泪，设誓而散”。一次重新起义、再上梁山的战略构想，就这样胎死腹中。设想，如果吴用像诸葛亮那样支持众弟兄，与宋江据理力争，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当时朝廷中奸臣照样肆虐的客观境遇与他们当年逼上梁山时毫无差别，而通过征辽其报国之愿已了，此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重上梁山，再举义旗。在此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吴用作为军师显然未能尽职尽责，难辞其咎。
上述《三国志演义》作者一再写刘备的“坚执不从”，是为了突出他的忠与孝，诸葛亮说服刘备的难度越大，刘备的形象越高大，诸葛亮的智慧也就越突出，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的双赢。《
水浒传》作者一再写宋江的以死相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这固然突出了宋江的忠义，却让弟兄们受了委屈，甚至牺牲了生命，付出的代价是惨重而不可弥补的。弟兄们知道宋江真会如所说去做，所以在“忠义”道德的约束下妥协了，吴用也无可奈何，这也同时突出了吴用的忠义，但却损害了吴用智慧才能的表现。这恐怕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三
若从人生结局的层面比较之，诸葛亮和吴用皆是“中道而亡”(诸葛亮语)的悲剧结局。二人皆壮志未酬
而身死，皆令读者扼腕痛惜。细思之，二人悲剧结局的同中之异在于：诸葛亮是命运悲剧，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悲剧，也就是陈寿所说“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司马徽所言“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吴用则是性格悲剧，即主要由其思想性格的逻辑性所导致的人生悲剧。诸葛亮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无奈悲剧，而吴用则是“一腔义烈原相契”的殉情悲剧；诸葛亮的悲剧是客观因素决定的，无法避免，而吴用的悲剧则是主观因素促使的，甘愿自缢。在主客因素的矛盾作用中见出二人思想性格的个性差异。当然诸葛亮的悲剧中也有“食少事烦”等主观因素，这反倒突出了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精神；吴用的悲剧中也有奸佞迫害等客观因素，这也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奸佞害贤误国的黑暗现实。
诸葛亮的悲剧呈现出悲壮色彩，吴用的悲剧则是悲惨格调。诸葛亮的三步战略大计，在已经实现前两步而向第三步迈进的过程中，他夙兴夜寐，事必躬亲，结果“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生命结束得十分悲壮。吴用虽也曾有过指挥千军万马的辉煌，但因为目标不明确，梁山大业毁灭了，招安目的落空了，宋江也被害死了，在绝望之中，自己结束了生命，死的格外悲惨。试比较二人临死场景的描写：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凉。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日：
“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攸攸苍天，何我其极!，"叹息良久。作者在“秋风五丈原”这个特定场景中，通过“秋风吹面”的悲剧氛围渲染，“泪流满面”的人物悲情造型，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悲剧意境，体现出一种悲壮之美。
吴用先是“梦见”宋江，醒后是“泪如雨下”，然后于次日到宋江坟前“哭祭”，“以手掴其坟冢”而哭，表示愿追随宋江“于九泉之下”，“言罢，痛哭”。最后与花荣“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这里先后五次写其哭态，淋漓尽致宣泄其悲情。这固然也是一种悲剧美，但在悲哀、悲凉、悲伤乃至悲惨中，还是缺少悲壮之感。这种美感上的差异是值得注意的。
从悲剧的程度说，表面看似乎吴用的悲剧要比诸葛亮深重。除上述死的场面与方式的差别而外，诸葛亮没有亲眼看到蜀汉的灭亡，这是他的幸运；而吴用不仅亲眼看到梁山的毁灭，还亲眼看到弟兄们一个个死去，尤其是亲眼看到宋江的死去，这是他的不幸。若延伸开去深入一层观照，或也可日，诸葛亮的悲剧比吴用更为深重。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在邓艾进攻绵竹时战死，作者固然是在赞美诸葛亮教子有方，忠义传家，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是诸葛亮多么深重的家族悲剧啊!所以说诸葛亮的死不仅仅是个人悲剧，也是家族悲剧，更是蜀国的悲剧。而吴用自言：“我已单身，又无家眷，死却何妨?”这样看来，他死得没有牵挂，也许可以说比诸葛亮死得心静一些。此时他的死已经仅仅是个人悲剧了。
从悲剧的审美价值说，诸葛亮也应大于吴用。鲁迅先生指出：“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诸葛亮是死在为理想奋斗的北伐前线，他的悲剧中包含着难以平衡的悖论：他越想加快实现理想的步伐而拼命做事，身体就越坏，寿命就越短，而他人死了，理想也就不可能实现了。他的接班人姜维想仿效诸葛亮，替他实现理想，结果他越努力，北伐越频繁，蜀汉灭亡得就越快。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诸葛亮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其审美价值也就在这个主客观的矛盾中凸现出来。吴用的自杀于事无补，徒死无益，虽然他是为了报答宋江而自杀，有一定审美价值，但终究不如诸葛亮。尼柯尔指出：“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若比较诸葛亮和吴用在死亡面前对待痛苦的方式及所作所为，显然诸葛亮在死亡到来时的表现更从容，更大气，更洒脱，更有意义。诸葛亮在已知“命在旦夕”的情势下，并未听天由命，坐以待毙，而是充分发挥其过人的智慧，与天命力争，与人事抗争。这也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追求精神。他的祈禳北斗、祝告皇天，就是与天命抗争，力图争取“寿增一纪”，增寿的目的是为了“上达先帝之恩德，下救生民之倒悬”。这是他终生追求的远大目标，至死不曾有变。他禳星已至第六夜，仍然“主灯明灿”，这证明其智慧足以胜天，而最后的禳星失败，是魏延“脚步走急，将主灯扑灭”的客观原因，而非诸葛亮智力不足。此后，诸葛亮的“一一调度已毕”的从容不迫，“遗计斩魏延”、“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先见之明，阴平险路之嘱、安排继任者的高瞻远瞩，更成为脍炙人口的大智慧的典范例证。相比之下，吴用临死时的表现，已经与当年足智多谋、叱咤风云、纵横疆场的“智多星”形象判若两人，回归为一个多情的软弱的无计可施的“学究”形象。其行为中的智慧含量与文化蕴涵已很有限。其形象自身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他和诸葛亮的反差等等，同样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四
由诸葛亮与吴用的比较拓展开去，观照二书士林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问题，似乎可以说，罗贯中和施耐庵都十分注重士林人生道路的问题，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中的士林群像比《
水浒传》丰富得多，不仅数量众多，系列层次也复杂而又分明，其人生道路也各有不同。而《
水浒传》真正称得上士人的，屈指可数。除吴用外，王伦可算一个，作者明确点出他“是个秀才，落科举子”；其绰号“白衣秀士”，也标明着其士人身份。从作者的主观命意说，对王伦是持贬斥态度的，学界的评价也如此。其实，从书中的描写看，王伦并无什么恶德，只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不肯收留晁盖等七人。王伦并无被杀之罪，林冲的火并王伦虽然对梁山的发展是必要的，但也是过分之举，从士林人生道路的途径看，王伦和吴用所选择的人生道路途径与总的趋向不无相似之处。作者笔下的宋江也可以视为士人。从作者的介绍中看，他只是刀笔小吏，并未言其士人特征；但从宋江自己的生平回顾中，却以士人自居。浔阳楼题反诗中所言“自幼曾攻经史”，说明其读书的内容和学历与士林相同；知喝毒酒后所言：“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也表明了其儒士的身份，可与其诗呼应、互证。
通过诸葛亮和吴用这两个在各自作品中的士人典型形象的比较，可以看出，二书各揭示出一条士林的人生道路：《三国志演义》是传统的修齐治平的道路，虽然其层次有别，虽然有的中途夭折，但若择主正确，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建功立业，像蜀汉集团那样，实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远大目标。这是作者肯定的士林人生之路，诸葛亮也就成为后代士林入仕的楷模。诸葛亮所模仿的士人如姜尚、管仲、乐毅等也是如此。相比之下，《
水浒传》中吴用代表的士人走的是反传统的叛逆造反之路。而吴用终究一事无成，自缢而死，又证明了此路不通。考察此前的史实，与吴用走同一条道路的士人也不乏其人，如其前代的皮日休就参加了黄巢的起义军，并且地位甚高，任翰林学士，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悲剧结局。此后，仍然有步吴用后尘的士人，如牛金星，他参加了李白成的起义军为谋士，深得信任，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曾被封为天祐殿大学士，比吴用还辉煌，但结局还是可悲的。由此看来，无论是在社会历史层面还是在小说艺术层面观照，士人走此路而
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特别是在与诸葛亮等蜀汉士人的比较中更证明了此路并非士人人仕的佳径。宋江一直不肯选择此路也说明着这一点。吴用与宋江的不同在于他主动选择了这条路，也因此，他死得比宋江还要悲惨。宋江是奸臣陷害，没有办法把毒酒再吐出来，而吴用是主动选择死亡，这说明他对自己选择此路的绝望心态比宋江还要强烈。
《三国志演义》体现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诸葛亮是道统的代表，刘备是政统的化身，二人的志同道合，终生追求为国为民的大目标，呈现二者完美融合的状态，这是整个士林群体追求道统、政统合一的具象化与理想化。而《
水浒传》表现的则是道统与政统的背离，吴用和宋江共同代表着道统，宋徽宗代表着政统，二者的矛盾激化乃至背离，是他们上梁山的文化原因。因为宋徽宗“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政统被扭曲，所以九天玄女赋予了宋江和吴用“替天行道”的特殊使命，但直至全书结尾，道统与政统仍然处于背离状态。
假如换一个思路，若宋江和吴用按李逵的战略构想，推翻大宋王朝，建立新的王朝，那么，宋江就是刘邦或朱元璋，吴用不就是张良、陈平或宋濂、刘基了吗?那样一来，他和诸葛亮的人生道路就比较接近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虽然没有这个可能，但按《
水浒传》的描写，梁山英雄是具备改朝换代的实力的。问题在于他们受“忠义”思想的束缚，主动放弃了足以实现的目标，这带来了梁山英雄的群体悲剧，为此，当悲剧来临时，其心灵深处的悔意当是深重而又无法排遣的，这恐怕也是吴用主动选择自缢的原因之一吧!
若将诸葛亮与吴用所各自代表的士林人生道路模式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元末明初时代文化的交叉点上纵横观照，似乎可管窥罗贯中和施耐庵们在特定文化土壤中所产生的复杂矛盾的文化心态。“世积乱离”的元末社会大悲剧在其心中印有浓重的时代阴影，“有志图王者”(明王圻《稗史汇编》)的杰出才能无从施展的个人悲剧，使他们心底涌起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孤愤。这使他们从两个方向上思考士人的人生道路，一是，如诸葛亮那样的得遇明主，建功立业，救国救民，创建不朽之伟业，实现道统与政统融合统一的理想；一是，如吴用那样反抗黑暗现实，走上梁山，“替天行道”，以道统来匡正政统的失误，从而实现“保国安民”的目标。这两条道路，表面看似乎是分道扬镳，南辕北辙，对立矛盾的，深入一层透视，又是辩证统一，殊途同归，就统一归结于为国为民这个最高原则上。此原则乃是鉴别笔下人物的分水岭和试金石。由此看来，无论关于《三国志演义》和《
水浒传》的主题有多少说法，存在怎样激烈的争论，若从作者主观命意的层面看，《三国志演义》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水浒传》是“替天行道”，“全忠仗义”，“扶国安民”。这在书中皆有明确的表述与精炼的概括。可见，从作者文化心态与主观命意的宏观层面观照，这两部经典小说在为国为民的最高层次上有着趋同性，也是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