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教授的新著《秦汉易学思想研究》由中华书局于2005年出版，拜读之余，总的感觉是该著独辟蹊径，展现了易学研究的全新理念和独特视域。
一、三、高潮，五阶段：系统梳理秦汉易学发展史
该书将秦汉易学的发展分作三个高潮、五个阶段。三个高潮是秦汉之际、两汉之际、汉魏之际，五个阶段是秦代、西汉时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在该书看来，三个高潮中，秦汉之际、汉魏之际都是义理之学占主导，两汉之际则是象数之学高歌猛进。而五个阶段的划分，既能客观、清晰地反映秦汉易学的发展脉络，又能与当时经学史、学术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的发展阶段相契合。在此基础上，该书对秦汉易学史上极为重要而又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精微、详实的论述。例如，在探讨秦代易学时，该书揭示了秦始皇君臣与易学的种种关联，指出秦朝的许多社会政治措施都是通过对《
周易》的直接取鉴表现出来的，并进而提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独不焚《
易》的举动，“开始了一个主要以易学为中心而综合、融通、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新时代”。
二、综合百家，超越百家：准确把握易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人们一般简单地将《
周易》归入儒家经典，既把易学思想看作是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在研究儒学时囊括易学中的所有问题。该书则认为，在先秦时期，易学并没有固定的学派属性，《
周易》也不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
易传》的形成，更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结果。该书还致力于阐明秦汉易学思想的无穷魅力和特殊价值，并得出结论：“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史的衍扩和伸展，可以视为适应时代需要，以《
易传》为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以易学研究和运用为重要载体，以易学思想为主潮、主旋律的思想发展史。而秦汉思想对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易学思想方面。”余敦康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指出：“作者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一次学术思想的解放，对秦汉易学乃至整个易学研究都是一种突破性的进展”。“这个看法本身发人深省，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相信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三、二重证据法的正确解读和成功实践：展示易学研究的独特视角
上世纪初叶，王国维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概括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走向。后来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其中也谈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是对二重证据法的进一步发挥、发展。其中“新材料”不应专指出土的各种地下实物材料，还应包括往往不被珍视的传世文献中的某些材料。就陈寅恪本人而言，其主要成就还是用新眼光来看旧史籍，从常见书中读出别人看不出甚至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陈寅恪不因少用出土材料而多读常见书，就不“入流”了。所以说，从常见书中发掘出新材料，同样也是二重证据法的一个应有之义。实际上，就王国维而言，除了甲骨文、金文等，不属于地下出土材料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及其重要价值，也是他推出二重证据法的文献依据和学术动因之一。由此看来，张著就是一部典型的“预流”之作了。书中每每采用诸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新的出土材料，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而与此同时，传世文献中的常见人物、习见材料也不断从作者笔下涌出新证新义来。应该说，此举体现了二重证据法的真正要义和思想精髓。
四、资料详赡，精研细琢：扎实的文献基础与卓尔不群的见识共存
该书作者治学严谨，有着扎实的文献功底，对各种材料的考证和诠释做得精审、详备，同时又能够有条不紊、错落有致地阐述自己的宏论和卓见，显示出很好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该书为文平实淳朴而又颇有气势，不仅提供了大量具体的知识和资讯，而且也在治学态度、学术精神方面使人们得到某种启示和沾溉。该书认定，《
易传》是吸收、综合、融会各家之说的产物，并且强调：“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思想学说，如果没有吸纳、融摄其他学说的态度和能力，就不可能长期生存并发展壮大。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学说，都能够做到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政治需要，在保持自我、自信的基础上，对其他学说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从中吸取各种养料，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
易传》的这种综合超越意识引入到了自己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实践之中，贯彻到了该书的写作之中，不拘于门户和学派，兼收并蓄，采撷众长，从而成一家之言，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