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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产业的语言文化学研究]电视新闻平民化现象的解读(摘要)
作者:于瑞桓

《东岳论丛》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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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电视新闻平民化;民生新闻;现代性;文化心态
       [摘要]电视新闻平民化现象是近年来电视传播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很多学者从民生新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并从主流的道德观来对此种现象提出批判。但这种思路却忽略了电视新闻平民化现象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普遍心态。本文力图澄清电视新闻平民化这一现象,并运用理性经济视角和文化心态视角揭示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深层问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144-03
       近年来,国内各家电视台的电视新闻节目都日益走上了一条群众路线。电视新闻再也不是只关注国际国内的大事,而是开始追踪和贴近平民百姓的生活。这样的一种转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予以说明,一是在电视新闻内容上,媒体开始从对政府活动和大型公共活动转向对私人生活的关注。二是在电视新闻的表达形式上,原来的一种单一的标准模式的新闻播报逐渐转向了多元模式的表达。对这样一种新的电视新闻现象,很多专家称之为民生新闻。然而民生新闻这个字眼也许并不恰当,因为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新闻内容完全仅仅是百姓生活的反映。这样,我们就会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究竟哪些新闻是跟百姓生活没有关系的呢?难道原来的新闻都是与百姓无关的吗?是否从一开始我们就对民生新闻就缺乏起码的界定标准呢?
       然而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讨论民生新闻,而是力求分析这样的一种转变,我称之为电视新闻的平民化现象。首先,为什么要用电视新闻平民化这样一个概念呢?这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是这样一种动态的转变,以及对此种转变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谈论民生新闻这样一个静态的状况。这里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平民化和民生新闻两种现象进行区分。对于两者,我认为有以下几种区分:一、在概念意义上,民生新闻是指一种静态的新闻传播方式,而电视新闻的平民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标志了一个时间段上的电视新闻传播方式的转型。二、在内容上,民生新闻包括一切和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琐事,而电视新闻平民化其所包含的新闻内容则无所不包,并不因为要追求平民化而排斥传统新闻的热点。三、在形式上,民生新闻强调一种对平民的关注,但是实践播出层面上往往是出于不自觉地运用各种传播手段,而电视新闻平民化过程则常常是自觉地运用种种传播手段和方法,对传播有一种自觉地向平民化进行引导的趋势。四、在外延上,电视新闻平民化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民生新闻,这一过程对民生新闻有一种理性的运用。
       为了更好地认识电视新闻平民化,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平民化”这个概念进行确定。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概念而不用“大众化”或“公众化”呢?这是因为,“在传播学经典学者那里,常将‘大众’与‘公众’相区别。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公众’(public)具有批判意识,而‘大众’(mass)在英语中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乌合之众’,连带‘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也受牵连,汉语‘大众’倒是比较中性的。不过,严格地说,‘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而‘公众’是一个政治概念。”[1]的确,西方传统远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就充满了对“大众”的不信任,在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中,普遍地把“大众”(mass)视为没有理性的群氓,从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数次看到他对无理性的“大众”的讥讽和嘲笑。而今天在很多经营民生新闻的电视台中,却明显没有这样一种区分。因此,在这里采用“平民化”这个语词,目的在于避免以上两个词所带来的不必要的误解和误读。即,我们既要抛开政治色彩,又要避免把传播的受动者看作是无理性的群氓。
       这样,对于电视新闻的平民化,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大的维度来进行考察:一是媒体方面,二是群众方面。
       对于媒体方面,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内容上,电视新闻平民化过程不但包含着对百姓生活的关注(这一点包括民生新闻),同时,它对原来的新闻题材并没有放弃,而是采取百姓的视角来进行重新的编辑和整合。在形式上,它采取了一种对待电视新闻题材的多元态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1.让镜头说话的方式。就是用摄像机直观的记录场景,而不加以额外的评论。2.文艺的播报方式,对新闻题材采取一种相对自由和娱乐的方式进行传播。3.方言模式。与前一种方式类似,而是在传播过程中尽量采取当地方言,来实现信息的传递。4.让群众参与互动的方式。
       而在电视新闻平民化过程中,群众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或者说,群众的角色有怎样的转变呢?群众日益对媒体的角色有了一种新认识和定位,开始学会理性地运用媒体来求得自身利益的实现。这表现在,以前媒体对新闻信息保持一种垄断态度,一般来说,在媒体与群众两者关系中,媒体处于主动地位,总是负责着新闻信息的采集。而今天,对于新闻线索的寻找,媒体日益依靠群众的反映,而群众运用媒体来解决日常生活中利益纠纷往往可以比法律或其它形式节约更多的社会资本。所以,群众开始日益地理性化,开始学习引导媒体的方向。
       那么这样一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些学者从民生新闻的热炒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是因为其内容贴近群众为群众喜爱,所以民生新闻得以在近年大踏步地发展。这完全是一种心理分析,并不是说这种分析不对,而是首先,如前文所说,对民生新闻这一概念的界定本就缺乏一定的标准。西方就没有出现类似的民生新闻现象,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新闻不关注民生吗?其次,心理分析固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却无法作为一种唯一的根据。群众的喜爱的确是今天新闻平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心理分析却远远没有说明,为什么群众喜爱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还有就是,群众喜爱的东西就一定可以成为一种科学合理的良好的传播方式吗?本来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群众整体,其偏好就各不相同,即使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我们也无法说群众喜爱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样一种逻辑。难道说,群众喜欢低级趣味的新闻,我们的媒体就要不顾一切地来迎合他们的口味吗?这样,媒体本身的价值何在呢?
       下面从两个方面对电视新闻平民化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一、理性的经济视角
       1.自1978年政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市场化,也开始改变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种种关系。政府从原来的无所不管的大政府,开始向一种管理型高效型的政府模式转变。这样的一种转变反映在传播领域,就形成了传媒市场化这样的一种格局。
       原来的灌输式的传播模式开始了市场化的转型,电视媒体和观众都被推向了市场。电视节目成为商品,观众的收视率成为市场流通中的货币。市场经济造成了民主意识的抬头,而这种民主的多元偏好又自发形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并开始深刻影响电视媒体的传播方式。原来那种一方唱戏
       的模式松动了,因为人们开始通过各种手段表达对电视媒体的不满。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电视媒体凭借其传统的力量,可以不顾人们的要求,但是,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媒体渐渐感到了危机。这其中,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VCD技术的发展和盗版现象的泛滥,使得人们宁可选择VCD而不去看电视。虽然盗版是非法现象,但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自由市场的力量。
       在这种转型下,媒体开始改变了态度,并努力寻求发掘群众的偏好及调整电视节目的取向。于是,新闻渐渐开始由遥远的天边走向了群众身边。
       2.另外,市场化的发展,造成了各地方电视台纷纷上卫星。对观众的争夺战风起云涌,各地方电视台在使尽浑身解数的同时,还要巩固自己的后防,把本地的观众市场牢牢抓住,而吸引本地观众的最好策略,莫过于运用本地观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比如方言或者具有地方特色的传播手段。这样的一种策略,在西方已被成功地运用过。比如传媒大亨康拉德·布莱克,他在创业之初经营小镇报纸,“小镇报纸的通病是向都市大报纸看齐,朝思暮想跻身都市大报之列,所以在报道上也模仿都市大报搞上天入地大而全,本地新闻和本地人物反倒被忽略。布莱克接手之后,编辑方针就是大量报道当地的新闻,尽可能多地登当地知名人物的照片。”[2]布莱克当年经营的小镇报纸,本身有其地域局限性,如果采取相同的方式与大报纸竞争,其局面可想而知,然而其所采取的策略,正是在于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特色,所以他获得了成功。
       所以,当同样的情形近年来摆在国内各地方电视台面前时,它们理性地选择一条平民化道路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从文化心态的视角看
       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正发生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转型期,现代性问题也逐渐凸显。正如周宪、许钧先生在《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中所说,“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3]的确,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了人们文化心态的一种转变。这样的一种转变,在最起初的确是受到西方全球化力量的影响。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人们看世界的视角开始慢慢转变,当下的中国人开始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心态。
       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心态的转变,表现为电视传播上的两种趋势:一是去真理的趋势。二是追求娱乐的心态。
       1.去真理的趋势。传统的电视传播总有这样一种姿态,即电视媒体是真相的揭示者,是真理的拥有者,是道德的规范者。可是,今天这样一种媒体的真理地位却日益松动了。很多学者批评当今电视新闻传播过程琐碎化表面化,“新闻琐碎化,是指媒体没有刻画出日常生活空间背后深刻的真实,从中展现出百姓生活的精神力量,使受众看到一种人生,一个民族蕴积已久的精神之光的闪烁,而是为了报道日常生活事件而报道日常生活事件,只从表面做文章,追求报道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却不去考虑故事何以成为故事。”[4]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这仅仅是媒体工作者缺乏道德规范的原因吗?这种现象其实更深刻地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即所谓的真理不再被关心了。
       传统主流传播的道德观和真理观是建立在一种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它一再地强调传播客观性和真实性。然而,“后现代社会文化现象的高度不确定性、后现代社会文化现象高度象征化的结构特征,使追求固定的真理体系的各种认识活动失去了意义。信息化的后现代文化,首先采取各种形象的象征结构,以感性可以接受的赤裸裸图形化的方式,特别是以直接给予感官愉悦效果的形象结构显示出来。其次,后现代文化借助高科技力量和各种管道,使信息化的结构高效率地自我复制和自我区分,造成信息化产品在社会中的泛滥和不断重复,也造成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民大众,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这些不断复制和不断区分化的信息结构中,不仅把它们当作其自身生活世界的外在条件和客观对象,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5]
       正是这样一种心态造成了人们不再关心媒体对新闻信息的评价,而更倾向于看媒体每天在上演什么。并不是说真理不存在了,而是人们根本不关心了。理性的分析为看热闹的猎奇心理所征服。当然,电视媒体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阵线,他们也一直在努力地传播社会的主流道德观。然而,在整个文化心态的后现代背景下,我们看到在许多道德和法制节目中,透露出媒体角色的一种尴尬。它们不再直断新闻事件的是非曲直,而更多的是人性化地分析那应受谴责者的行为动机。比如在一些法律栏目中,我们的电视媒体往往站在罪犯的角度思考他们的作案动机,于是对罪犯的同情和理解反倒隐藏了我们对其犯罪行为的谴责。这样一来,当真理在媒体中渐渐隐去,媒体和观众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以前的教与受的关系,人人都成为自己生活的理解者,人人都成为公共生活的看客和评论者,它们之间的地位日益平等,媒体的平民化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广泛展开。同时,真理的缺席也带来了另外一种趋势,那就是游戏心态。
       2.游戏心态。高宣扬先生在总结后现代游戏生活特征时,曾给出四个特点:(1)不再遵守传统道德和规范所规定的协调祥和的生活,宁愿在不断突破传统规定的叛逆性生活方式中尝试各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2)充分利用当代消费社会所提供的休闲生活条件,宁愿过着以消费旅游为基本生活方式的新“游牧式生活。”(3)将生活艺术化和美学化。(4)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就是女性化的生活方式[6]。这种游戏化心态是一种在生活中去中心主义的深刻表现。当今世界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多元的价值选择使得人们渐渐失去了传统社会安身立命的价值观标准。在这样一种背景影响下,电视新闻传播丧失了高歌猛进的宏大叙事能力,而只能力求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新闻媒体丧失了评判标尺,于是想竭力保护住真实再现这唯一剩下的美德。这样,新闻媒体的心态下移,开始走人了市井。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媒体影响群众,同时群众也影响媒体。两者形成一种新的互动关系。但是同时,由于两者在多元的价值选择中,都缺乏自觉性,于是在这种互动中,两者只能陷入一种盲目游戏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在电视新闻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百姓参与评说。在现场,记者的话语逐渐淹没于百姓素朴的市井俚语之中。而观众好像更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世俗生活的评判标准,道德不再是专家口中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对新闻事件的看待,为最下层百姓的直观的感悟所占据。游戏并不完全是无所谓的心态,在某种层面上,它体现了一种凭借最易理解的世俗经验所形成的对生活的质朴把握。
       正是基于此,我们说电视新闻的平民化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新闻传播形式的改变,而是在种种复杂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一种深层的文化心态。面对种种新情况,如何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难题呢?审慎的思考要远比仅从形式上予以批评重要得多,而这需要我们所有经历这一转型过程的人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57.
       [2]曾文经.传媒的魔力[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190.
       [3]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周宪,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
       [4]谢常青.新闻琐碎化——平民化报道中的不良倾向[J].新闻知识,2004(7).
       [5]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8.
       [6]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3-74.
       [收稿日期]2007—01—20
       [作者简介]于瑞桓,女,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公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