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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教育；经济增长；平等；民主参与
       [摘要]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是在一个复杂的、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一味天真地相信教育会直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片面的，教育投资增加并不能直接决定生产力提高和解决社会其它方面如平等、民主参与以及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051—06
       本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教育领域资源配置存在着如下怪现象：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工厂和车间苦于招不到技术熟练的技工；一方面是斥资上亿元，攀比追求上档次、豪华化、贵族化学校，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窝棚小学、简易小学及贫困农村学校危房的极大反差；一方面是富裕地区小留学生现象及重点学校与贵族化学校的高收费现象，另一方面是城市流动儿童因无法负担借读费及农村贫困儿童因上学难而辍学。然而，目前有关教育的社会科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着教育与经济增长的讨论，或是一些对策性的实际操作性文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纷争就已开始，尤其是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对垒，已经将原来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教育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这些理论，沿着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社会平等、教育与民主参与三个方面，梳理、归纳这些理论，期望为中国社会学的教育研究提供新思路，并将它们转借到现今中国的发展实践，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一、教育与经济增长
       教育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人力资本理论在其中的贡献功不可没。1961年舒尔茨(Theodore Schuhz)用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人工资的增长揭示出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工人所具有的知识技能被定义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更为重要。受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教育被当作了一种投资。对个人来说，人们增加教育投资以增进知识与专业能力，期望将来在职业表现中能得到较高的回报。对于整体社会来说，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教育支出相关联，增加教育的投资能够储存更大的人力资本，这有助于社会的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所以60年代以后，在各国，特别是通过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世界银行教育贷款政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组织的影响，教育扩展成了各国发展计划中的重要政策，教育被视为国家发展、摆脱贫困以及保持经济优势的重大策略。然而，教育迅速扩展的同时，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伴随出现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使得不少教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质疑教育的功能。
       后续的许多研究发现，正规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但其作用被过分夸大。1994年美国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莱文(Henry M．Levin)和凯利(Carolyn Kelley)运用各方面的数据分析发现，美国人口的教育程度在十年间提高了，但平均收入却下降了；黑人女性的教育程度在十年间提高了，但对福利的依赖却增加了；人口的教育程度提高了，但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率(投票选举率)却下降了。他们指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人民对国家机构的信心、企业的培训等都与生产效益和工资收入有关^[1]。1996年，伯乃尔(Paul Bennell)对早期的教育经济学的估算公式也提出了批评，指责其公式从理论和数据使用上都忽略了教育以外会影响个人生产率的其它因素，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经济部分并非以工资计算收入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它形式的劳动投入的成本。因而，用工资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回报不一定适当。他综合分析了运用此类公式研究的结果，发现教育回报率高低皆有^[2]。
       还有些研究者认为，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不像经常被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清晰。阿施顿(David Ashton)和格瑞恩(Francis Green)认为，如果教育意味着知识、信息和理解力，那么，那些拥有知识、信息和理解力的人并不总是最具有生产能力的人。他们是否最具有生产能力取决于他们工作其中的社会组织。他们沿着这条思路总结了他们的观点是：“在技能的形成和经济表现之间的直线和自动的联系的推测并不是正确的。技能和表现之间的联系必须放在社会背景下进行观察。这种社会背景不仅影响了这种联系的强度，而且也帮助决定了利益的变化(variables of interest)，尤其是技能的性质”。他们认为，当工作被组织起来，以工人不加疑问地服从权威、很少或没有参与权这种方式使工作得以最有效地完成时，那些拥有知识、信息和理解力的工人没有多少用处，而且实际上可能还会妨碍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当一个接受了教育，而且可能是很好的教育的人，在一种工作环境(工作的社会组织形式)中用一种方法可以使他或她成为一个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的人，而在另一种不同的工作环境中，有可能成为不必要的劳动力^[3]。
       另外，还有些研究者认为，教育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个社会或个人拥有的或多或少的东西。学校的正规教育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并不是随意的个人之间的不同。卡诺伊(Carney)和列文(Levin)认为，“实际上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穷人所受的学校教育不同于富人所受的学校教育。这种不同并不是说富人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有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理解力，而是指他们所学到的东西的性质不同以及他们的学习方式不同”^[4]。迈克伊万(Arthur Mac Ewan)认为，当教育意味着知识、信息和理解力时，它也意味着“社会化”以及作为社会化的一部分的“行为”。由于人们是用系统的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的，所以人们的社会化也是不同的，人们被教授不同的行为。而不同的行为方式有不同的经济影响，对受教育人的生产能力有不同的影响。而且，通过教育过程而获得的行为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受教育人将要工作其中的工作场所的社会组织。当工作被组织起来，在工人不加疑问地服从权威、很少或没有参与权的情况下，工作得以最有效地完成时，即使工人有再多的知识、信息和理解力，工人的生产能力也不能得到提高，只有在坚持某些特定的行为特质时工人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提高，而这些行为特质可以而且也经常是经过学校反复灌输的，最明显的是不加疑问地服从权威，还包括守时、遵守规章制度、为职业本身以外的目标工作。而另一方面，当工作其中的社会组织强调集体组织的互相影响、解决问题、工人自己进行独立的决定时，而且工人通过教育获得的也是与工作组织的要求相符应的行为特质时，工人的生产能力将会得到加强^[5]。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分析可见，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除了要关注教育规模的扩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外，还要关注“学校教育教授的是什么”，“它是怎样与工作场所相符应的”。所以，正如对“工作场所是怎样组织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单一的答案一样，对“是什么使学校具有生产力”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只有一种答案，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当工作要求对新技术的快速适应时，学校的生产力在于为人们适应新形势做准备的能力，这种准备部分是行为的问题，部分是认知上的问题。福斯特(Andrew Fostert)和罗森伟奇(Mark Rosenzweig)在1996年对与“绿色革命”相关的变迁时期的印度农业的研究中发现，学校教育提高了农民的生产能力，因为学校教育提高了人们对变迁的适应能力。的确，学校教育从其本质上来说，作为一种远离和不同于家庭教育的机制，它必须创造出相对于非学校教育的适应能力。
       当工作场所以一种完全的等级制度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及劳动高度分工时，就像在许多地区典型的出口生产企业里低工资的流水线操作一样，学校的生产能力就在于其开发的诸如纪律、忍耐、守时和遵守规章制度的能力。在一些学校中采用的严格的教育制度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模式，从创造可以在高度组织化、大规模生产的车间和办公室进行有效操作的工人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教育方式是有效的。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itis)对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在被大办公室的管理者所欣赏的特质与学校所奖励的特质之间存在着符应性。坚持不懈、依赖、守时和遵守制度规章这些特质都被给予积极的肯定和奖励，而创造性、独立性则被认为是消极的特质^[6]。
       当工作是以团队的形式组织起来并以合作的方式来确认和解决问题，而且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完成各种任务时，学校的生产力就在于它灌输给学生的团队的社会技能、具有想象力的思维、调整适应的能力，以及为了解决技术问题所必须具备的文字和数学水平。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守时和坚持不懈这些特质也是必需的，但是此时这些特质的相对重要性并不像在前面描述的情况下那么重要。此时如果教室的教学活动是以松散的方式组织起来、教学重点着重于过程和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注重结果，积极鼓励以小组的方式而不是以个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时，上面提到的这些特质就容易成功取得。玛内恩(Murnane)和列维(Levy)1996年把学校和“最佳实践”的公司(这里指的是依赖团队工作、解决问题和快速适应)的一系列案例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发现，指导公司运作的一些原则同样可以有效地用于学校的运作^[7]。
       当然，在讨论对工人的生产力产生影响的工作组织的不同模式和学校采用的不同的教育方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时，有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加以说明。
       首先，在任何一个社会，工作是以用多种方式来组织执行的，同样的工作场所可以有不同的行为特质。(例如1994年3月28日的《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报道了被其视为具有响应性、适应性和创造力典范的摩托罗拉公司新的培训动议和工作组织形式。该杂志描绘道：“摩托罗拉公司的目标是一个既具有纪律性又具有创新思想的工作场所。新的培训动议包括向工人灌输公司的程序，以便使他们成为一部加足了油的机器。但是同时还要开发他们的知识和独立思想，这样可以使摩托罗拉公司在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中掌握主动权。”)而且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社会中。即使是在等级制度下，当大多数工人必须遵守规章制度和完成已经规定好了的工作时，仍然需要很多职位去从事解决问题、调整适应和团队合作的工作。学校教育反映了这种模式，它会以不同的学校或在同一学校以不同的方法来对学生进行教育，教育学生用不同的方法来适应经济活动的不同角色。当某些学校为学生准备从事高级的职业时，另一些学校则要为学生从事低级的职业做准备，这些学校在为学生准备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成为最有效率的工人所需要的不同的特质方面可能做得都很好。当教育以这种方式进行时，正像它经常所做的那样，它可能对生产力产生有效的影响，但它同时再生产(再制)着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不平等(关于这一点，详见后面的教育与平等的有关论述)。
       其次，尽管以上的这些案例主要说明的是教育的组织形式对工作的组织形式的符应性，然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的关系总是沿着这样一种方向演绎着。实际上，教育体系及其组织形式也可以影响工作的组织形式。这种影响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校提供了用于影响经济发展中民主变化的一个进入点。例如私营部门的工作一般来说是不民主的，但是学校可以对其进行实实在在的干预，学校可以沿着民主的方向对教学内容进行改变，这有可能影响工作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学校的组织形式也形构着劳动力市场。由于私营的、以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公司就是在现存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工作都可利用的情况下做出它们有关工作组织的决定，尽管学校培养的服从和守时的工人相对的容易得到，但是学校培养的具有创新性和独立性的工人将影响雇主的不同选择的回报。当然这种选择的影响可能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也来。所以，一般来说，一种战略如果它强调的是民主的、经济社会协调的发展，即使它充分尊重私营部门的自治和私营部门在营利行为中所不得带有的技术上的制约，它仍然有无数的机制来影响工作的组织形式。这些机制中一部分是激励，它可以塑造技术进步的方向。另外，教育制度本身也通过其教学内容的改革或其形构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影响着工作的组织方式。
       总之，教育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工人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教育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不是单独地起作用，这需要根据它与工作的组织形式结合的情况进行理解和评价。所以，有关教育行动政策的形成必须与工作组织发展的政策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虑。而对于“学校教育教授的是什么”，“它是怎样与工作场所相符应的”等问题的关注，可以使我们思考：目前我国大规模高等教育是否可以满足工作对技术知识的要求?还是会产生大量的教育过剩和失业?或是会出现大规模教育投资效益低的情况?过度地强调正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出现的可能不是预期的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从而导致社会性的经济低效益。我们对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关注如果仅仅满足于扩大教育规模和体制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充分考虑教育的形式以使其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并且对教育的形式和生产企业的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给予充分的关注。
       二、教育、基本需要和平等
       在教育影响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教育对决定民主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其它变量，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平等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教育除了对经济有巨大的影响外，教育本身也经常被定义为基本需要。教育作为基本的需要既来源于教育作为知识一信息一理解力的定义，也来源于教育作为行为社会化的定义。在任何社会中，人们为了有理智地行动，从上面这两种意义上说必须接受教育。由于教育日益变成学校的一种功能，这就意味着上学变成
       一种基本的需要。所以获得基本文化的学校教育在任何一个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都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然而，基本的需要与经济和社会的平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目标在于满足基本需要的民主战略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也是通过提升平等来实现的。有关教育与平等的讨论在国外学术界主要有功能论和冲突论两种观点。
       以帕森思(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功能论者认为，教育代表着有效理性的选才途径，它使有能力且努力者能获取较高的地位，这将有助于一个机会均等社会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成就不是依靠其家庭背景而是依靠其努力与天分来实现。所以教育具有改变原生背景，使弱势或贫穷的学生有较多的机会取得较高的地位，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机会均等的作用。功能论的研究关注工业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
       如果说功能论者的许多研究表明了教育对平等、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那么，冲突论者如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符应原则”，布尔迪厄(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则认为教育基本上是延续不公、合理化现状、使弱势者相信自身处于卑微的合理性的一个工具，起着维护和复制阶级结构的作用。
       1976年鲍尔斯和金蒂斯出版了《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其主要论点是学校符应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利益，复制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价值观与人格特质，强化阶级的不平等。在美国，不同阶级的子女进入不同的学校，接受不同的教育内容与价值观。为训练中下阶级的子女使其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学校灌输的是守时、守规则、尊重权威的观念，而培育行政经理人员则以较具弹性，学习容忍，激发创造与革新能力为重点。学校采用的教育分流来发展不同课程与教学流程，无不是在维持一个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符应资本主义的体制，维持对社会的统治，令资本家或统治精英维系其利益，甚至强化其优势。他们认为，假如教育的扩展意味着对那些下层阶级的孩子的教育只是为他们将来的工作做准备，而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准时、服从和忍耐，而对那些中上阶层的孩子做的准备则是提供给他们将来的工作所需要的创新、独立和主动的教育，那么，人们根本就不需要用很复杂的统计分析就能确认这种学校教育所带来的是更加剧烈的收入不平等^[6]。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的主要观点是教育系统以客观中立的外观，合法输送不平等的文化资本，通过世代间的传递，同时在社会大众承认与误认的交错过程之下，延续不平等的结构。他认为制度化的学校结构是一种文化复制的工具，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中产阶级取向。也就是说每个家庭都会传递其文化资本给子女，文化资本的形成与习得是在家庭中奠定基础。由于学校传授的文化较接近于支配阶级的文化，因此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成长的儿童，他们在学校所要学习的文化，即是他们在家中熟悉的文化，这容易使他们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处于一种较有利的地位。文化不利阶级的子女，由于缺乏接近的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容易遭受挫折和失败，处于不利的地位^[8]。所以，他认为教育机构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正是通过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
       功能论和冲突论针对教育与平等关系的争论，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各自又都有诸多的实例来支撑。这实际上也许恰恰表明了教育对于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平等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无力平衡学校环境以外的学童原生家庭环境因素，复制或再生产着原有的结构，强化社会原有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又促进社会流动，为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渠道，减少不平等，给予每一个个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具体的情境中，教育会显示出哪一方面的作用，则取决于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等。
       教育对社会平等的这种双重影响在1978年前后的中国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春玲的研究证明，正是由于1978年执政党意识形态及相关政策的变动，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断裂为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9]。从1949年至1978年期间，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父母的职业及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的教育获得以及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联系程度大大减弱，教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重要手段。1978年后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不再是消除阶级差异及向工农出身的人提供上升流动的机会，而是为经济增长而选拔培育人才。在此大趋势下，通过逐级升学考试和重点非重点学校学生的选拔归类，教育系统成了社会分层化的机器。另外，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导致教育的地区差异扩大，富裕地区和城市比贫困地区和乡村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教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重要工具。也正因此，人们不断提出教育的公平问题。
       其实，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不乏拥有教育、平等和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案例，教育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成为联结教育、平等和经济增长这个良性循环的进入点。东亚奇迹就是其中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亚洲四小龙过去30年中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差距缩小的主要动力。韩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制度改革和列入财政预算等措施进行教育改革，对国民进行9年义务教育，增加政府的教育经费、补助私立学校的办学经费、为政府以外的团体提供实施教育活动的机会。廉价的劳动力和较高的教育水平联结在一起，成为振兴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动机；教育机会的扩大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去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这里，学校教育、平等和经济增长对彼此的影响都是积极的，教育在这里成为积极的良性循环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政策制定者随时准备采取可以影响教育的快速和直接的行动措施，而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来说，这种采取快速和直接的行动的机会一般来说并不是容易遇到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影响着教育—平等—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当前我国地区、城乡、阶层、类别的教育差距进一步加大的现实，一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教育的公平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逐步进入结构定型化常规化的中国社会，如何提供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正常的社会流动得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活力与公平的问题。从教育和平等的关系的讨论可知，在一个经济社会协调的、民主的发展战略中，仅仅把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展作为提升平等的一种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教育体制本身必须平等，必须消除在人们的社会背景与人们所接受的教育的质量和类型之间联系。然而，这种观
       点在目前国内大多数对学校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角色的讨论中往往被忽视了。
       三、教育与民主参与
       民主参与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教育和民主参与之间的联系也可以用良性循环的术语来表达，而且教育扩展和民主参与扩大这两者之间双向的因果关系也是相对容易想象的。尽管学校教育并不是确保民主参与的足够条件，但它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人们有效地参与民主进程的能力，即在民主社会中人们的权力，部分取决于人们所拥有的知识、信息和理解力。教育能使人成为有知识、有判断力的公民，减少人们的偏见与歧视，促使公民权的解放与民主的实践，从而使社会走向民主。而且，正如民主依赖于收入分配中平等的合理程度一样，民主也依赖于教育分配中平等的合理程度。如果某些群体和个人对知识、信息和理解力有相对的垄断性，那么无论民主的范围有多么广泛，人们也没有理由相信权力得到广泛地分配。由于教育授予人们行为特质和认知技能，所以要使教育服务于民主，教育必须以一种建立广泛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信，而不是不加疑问地服从权威的方式来进行。
       这种因果关系的另一个方向是民主参与的扩大必将有助于教育的扩展。实际上在所有的现代社会，教育是民主运动的最基本要求，教育的普及也很容易被理解。首先，教育是分享权力的一种路径。其次，虽然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和不确切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教育和工资水平之间的联系却是清清楚楚和实实在在的。因此，当民主运动寻找它的力量时，例如20世纪中叶的反殖民运动，教育的普及就成为其最基本的目标之一。
       人们很容易将教育和民主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因果联系进一步向前推进，把平等也包括进来，去设立一种更加完整的因果联系的循环，并认为教育为这个循环链提供了一个特殊有效的进入点。其实这种因果联系的循环可以在任何点上启动。广泛的平等为导致教育扩展的民主权力提供了基础；更强大的民主权力促使产生更广泛平等的教育的扩展；教育扩展又产生了为民主权力提供基础的更广泛的平等。
       然而，正如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以及教育和平等之间的联系一样，必须强调的是，在本质上，教育对民主参与的促进也不是一个自动的路径。因为教育可以给人们灌输适应于等级制工作场所的特质，因此，它也可以使人们准备接受等级制度的政治体系。同样，如果教育准备培养在工作场所的组织和学校的组织之间存在着符应联系的具有生产能力的工人，那么，学校的组织和政治生活的组织之间也一定存在着一种符应性。当然，学校为培养公民做准备正如为培养工人做准备一样，学校的体制也很少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多种风格并存、各具特色的。
       20世纪60年代早期古巴的扫盲运动是一个以基本需求为导向的教育项目，该项目为教育与民主参与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趣和复杂的案例。这个运动在其实施阶段很多人作为老师都参与了进来，很多城市的学生来教他们的父母识字。扫盲运动基于其上的公众参与对于古巴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实施和实施过程中的日常决定时，该项目原本的设计和组织却没有如此广泛的公民参与的考虑，致使该扫盲运动的民主影响比它应该具有的要小得多。所以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民主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更多”的教育，而是为了与这种战略的其它目标即民主、平等和增长相协调一致的教育。
       四、简单的结语
       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是在一个复杂的、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由于教育的服务对象是人，人置身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化中，使得教育的体制设置、效益评估、社会公平性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一味天真地相信教育会直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片面的。教育投资增加并不能直接决定生产力提高和解决社会其它方面如平等、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问题。
       在中国，教育怎样才能得到扩展被用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政策可以使教育投资达到最大效益，或是教育如何可以最有效地配合其它社会发展政策，是政治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近年来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使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对待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只以经济为发展的主要指针。有关教育的研究应该与其它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共同支持教育体制的决策。这方面的综合研究仍十分缺乏。如果中国的发展要寻求经济社会协调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就必须在政策层面和学术研究中做大量艰苦的研究，探讨有中国特色的、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为决策提供可靠的本土经验和根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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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6—05—18
       [作者简介]张书明(1963－)，男，山东建筑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