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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那边的声音小心翼翼，我还听出些谨慎的意味。确定了是“我”本人后，他说他叫马源，并马上解释说他的源是源泉的源，不是原来的原。
       马源在电话里提出要跟我见一面，听得出来，他挺迫切，他自己一定是意识到这个要求有点儿唐突，他于是提到了于漫洋，我们三个一起喝过茶。有了于漫洋，我就不愿再费神去想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一起喝过茶，我所以答应与这个马源见面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李月峰，你记不记得你讲过霍桑的一个故事，我见你的目的是想给你也讲个故事，它可能是你所讲述那个故事无数解释中的一个。我相信，我也保证，你会感兴趣的。”
       对于纳撒尼尔·霍桑，我喜欢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更甚于他的那部著名的《红字》，我不喜欢文学作品中过多的关于道德方面的说教，而霍桑恰恰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干的。然后，我看了许多由他人写的霍桑个人生活传记的书籍，于是我知道这个霍桑是一个喜欢蛰居的人，写过无数个鬼怪和神秘的故事。他在三十八岁时结婚，之前，一直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他死于安逸的睡眠中，死后，留下的十几本厚厚的笔记成为人们研究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依据。
       距与马源约会的时间有一个多小时，我开始梳妆打扮，我在这段时间里，想了想于漫洋。说起来我们也有两三年没见了。四年前的一阵子，我和于漫洋雄心勃勃要合作写出一部可以创票房收入最高纪录的电影剧本，我们自负而又充满了热情。大半年下来，除了我能记得在避风塘里嘈嘈切切一些关于影片的细节、悬念、票房、演员等种种话题，再有的就是避风塘里花十八块钱可以喝一天茶水和不那么令人舒服的卡座。一壶茶水能让我们喝到自来水的成色，卡座下无法伸展腿脚，像未成年人的座位。
       认识于漫洋也在那年，由这座城市文艺家协会举办的一次青年人才去的进修班上。这个班上二十几个男男女女来自不同的艺术门类，美术，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个个都显得自命不凡的样子。于漫洋一方面表现出犬儒主义的傲然——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尤甚的特点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流气相。他个子高，戴一副树脂无边儿近视镜，宽额头，头发剃光后长出了短短的发茬，走路摇晃身体，自创或与他人琢磨出的荤段子让人喷饭。
       进修班结束后，我看了一出于漫洋创作的现代京剧，这部戏后来获得了戏剧大奖。这时候的于漫洋倒变得谦逊起来，说自己不务正业，东一爪西一耙子。他写过小说，然后是剧本，又搞戏剧，还鼓捣过小品。于漫洋承认，他对小说创作还是情有独钟，但不太敢写了，写惯了剧本，脑子里都是方块场景和人物对白。
       从这时候起，我对于漫洋颇为刮目相看。有一天，我对于漫洋说我有一个很好看的故事，我们何不合作写一部电影剧本。
       我是自由人，于漫洋在文化局的职位也是应景差事，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泡在避风塘里喝茶和高谈阔论。有时，他也带上几个朋友，吵吵嚷嚷热闹得像一个沙龙。那回，跟他一同来的是个瘦高个儿，眼神忧郁，不太爱讲话，于漫洋叫他大元，又说大元目前处于郁闷期。这是我们进修班里的一句调侃，男人到了郁闷期，就涉及到婚姻中的离与不离的问题上了。我开玩笑说，当机立断，离了吧。
       叫大元的忧郁男人看了我一眼——这一眼一狠狠的。我知趣儿地不再提这茬了。
       我和于漫洋合作的剧本故事情节不复杂，我写过类似的一个中篇。一个年轻妻子谋害亲夫的故事。年轻的妻子是丈夫的第二任妻子。丈夫富有，风流成性，妻子逐渐由对丈夫的爱生恨以至于仇恨。她不想重蹈丈夫前妻旧辙，为所谓的尊严而分手，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落得个两手空空。她曾寄希望于丈夫意外而亡，诸如飞机失事，火车出轨或爆炸一类的事故，但这种事情在生活中的概率实在太小。她也想过趁丈夫熟睡之机杀了他，不过，她明白个人的力量无法与法律这部庞大的机器抗衡。有一天，她看了一部希区柯克的悬念电影，受到了启发，她利用丈夫中枢免疫神经系统中的弱点，不露痕迹地置丈夫于死地。这剧本是从警方着手调查女人丈夫真正的死因开始的。
       于漫洋说这个故事好，说他会尽快拿出第一稿的脚本，然后再商量修改细节。那天，我挺兴奋，我已经忘了叫大元的男人狠瞅我一眼的不快，我给他们两个讲了一个霍桑写的短篇。我没有看到这部叫《韦克菲尔德》的原译，是从博尔赫斯为高校讲演的记录稿中“听”到的这个故事。
       一个叫韦克菲尔德的多少有些自负和自私的男人，在一个傍晚告别妻子，他对妻子说要出门了乙天，他原本打算在外面呆一个星期，他想知道这一个星期里，对独自生活的妻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可是，当他离开自己家租下一个房子住下来后，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一改变，使得他二十年没回家。
       最初我看到这故事的时候，内心不知为什么感到了某种异样，这异样又在于漫洋和叫大元的男人听完这个故事后瞬间的表情中浮现，像一个不祥的谜。但很快，气氛就被打破了，我和于漫洋都觉得这故事对于我们创作一部热热闹闹的喜剧或贺岁片类的电影有帮助。
       我马上构思出剧本梗概：一对夫妻经过多年的婚姻，不再相互关心，没有了亲昵的举动，婚姻已经流于一种习惯，乏味，冷淡，麻木。然后，丈夫回忆起两个人爱情之初的激情，发誓要拯救他的婚姻，重新唤起情人间的那种温馨，于是他做了一系列可笑而又愚笨的行为，比如离开家，扮作陌生人追求妻子，最终的结果当然是重获爱情。
       于漫洋一拍大腿：“写，写完了给冯小刚。”
       一直默默不语的叫大元的男人忽然清了清嗓子，这表明他想要说点什么，我和于漫洋同时去看他，这时候，我发现这个男人有一双很深的眼睛，像两眼深井那么深的眼神。
       于漫洋说：“大元，给我们这个本子提点看法。”
       大元看了我一眼，语调低沉问我：“那个故事结尾是什么，我说的是霍桑的那个。”
       我说没有结尾。
       “怎么会没有结果，他回家后总有个说法吧。”他有些不相信地问。
       我说：“我不知道，博尔赫斯没提，我看的不是原译。”
       “那你没有看出事实上的结尾吗?”大元的样子给人一种建筑般的沉稳。
       “那你说是什么?”我反问他。
       “死亡。”
       他说完这两个字就去洗手间，喝了那么多茶水，当然总会去方便一下。我和于漫洋对视了一眼，然后，各自低下头喝自己杯子里的茶水。
       约会我的是四年前的那个叫大元的男人吧。我能想起的就是他有一双极深的眼睛。
       地点在特莱蔓酒吧，路程刚好在出租车不跳字的公里数内。我与人约会从不迟到，提前五分钟。酒吧在晚上七点这个时候几乎没人，要到九点以后才会喧哗起来。我知道这个酒吧里有一支挺不错的香港乐队，乐队，里的主唱和吉他手酷得要命，头发五颜六色，墨镜大得遮住半张面孔，衣服和裤子又瘦又小绷在青春期的身体上。当然，歌儿唱得也挺棒的。
       从七点到几点，我想，马源的故事大概是可以讲完的。我不知道他要给我讲个什么故事，他为什么要讲给我听。隔了这几年，他又是怎么找到我的，他与于漫洋是哥们儿。完全可以把他认为应该讲给人听的故事讲给他听。在马源打给我的那几分钟的电话里，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不是要唤起我的回忆或怕我拒绝，他不想提于漫洋，这也就是我在电话之后，没有找于漫洋求证的理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找到于漫洋。
       四年前的那阵子热情过后，我和刁：漫洋并没有真正地完成过一次合作。我听说他去了北京，然后，又回来了。有一回，我在本市一家晚报上看到一则影视消息，说的是本地电视台热播的一部长达三十二集的都市言情电视连续剧是我市青年剧作家于漫洋创作的，他本人还参与了制片。我平日极少看电视，更别说看电视连续剧了，所以，于漫洋的这部剧究竟在里面言了些什么情，我不得而知。另一回，电视新闻台播放市文化单位表彰大会现场的片断，我在人头攒动的镜头上看到了于漫洋那张变得相当深沉的面孔。
       特莱蔓酒吧的座位极舒服，我坐在一进汀显眼的位置上，刚坐下来，我身后便有一些动静，事实上我进门时看到了那个人，穿着深色的衣服，戴茶色眼镜，身材健壮，满脸胡须，一瞥之下，我知道他不是我要等的人。
       
       但那个人说话了：“李月峰吧。”声音暗哑，长时间不说话，一出口都这声音。
       我点点头，这个人和我记忆中的大元对不上号。
       “过来坐吧，我要了咖啡，或者你想喝点别的。”声音有些正常了，但他是谁?
       “你是马源?”
       “是我打电话给你。”
       我坐到他对面，他摘掉眼镜，我们同时盯住对方，他的眼睛让我心里一激灵，那么深，很吓人，看久了，要掉进去，他是曾经的那个郁闷的大元。
       “我真认不出你了，你变得……”那时候他没留胡子，身材细瘦，太不可思议了。
       “你一点儿没变。”马源说，他语气放松，因为脸上的毛太多，酒吧间的灯光又逼仄，我无法看到他真正的表情。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故事。”他没有废话，直奔主题。
       四年前，在避风塘，你讲了霍桑的一个故事，过后，我到图书馆和书店找了很久，我告诉你，我看到了这部完整的小说。我可以先说说你没有提到过的细节，韦克菲尔德告别妻子时毫无表情，他是个经常要出门的人，这一次不同的是，他出了门，又返回来，将门打开，他朝他妻子或朝着家里露出了一丝笑容，事前没有这迹象，他的笑容有点诡秘和生硬，他妻子为此感到匪夷所思，多少年过去了，他妻子对他人叙说这事件时，总忘不了他回过头来朝她笑的样子。事实上，韦克菲尔德刚离开家就后悔了，天气不好，要下雨了，平时这个时候，妻子会将壁炉烧好，他坐在一边的宽大木椅子上舒舒服服享受着，有时会看看书，或记记账本。
       出走的第一夜，韦克菲尔德孤独地躺在旅馆的床上，他对自己说，就睡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回家，有许多事情需要他处理，男人是家庭中的支柱。等他醒过来，又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如此过上一个星期，看看如何，但并非要检验个人生存能力，正像你四年前叙述的那样，他是借此观察他妻子的生活，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该如何活。
       于是，韦克菲尔德在他家的近处安排好了一处房子，他随时都可以窥视到他妻子的情况。让韦克菲尔德迷惘的是，他妻子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每天照样望弥撒，去教堂，在家里使奴唤婢。偶尔会略染小疾，请的医生是以前请的那个熟悉的。那么久没有丈夫的音讯，做妻子的竟没有惊慌地派人出去寻找，仿佛她有一种认命的天性，并且能够习惯于没有丈夫或随时等待着丈夫归来的变化。
       韦克菲尔德没有他妻子那般的平静，这种夫妻咫尺间的距离几近让他发疯，他多少次对自己说，我得回家，我要回家。这话重复了二十年了，终于，在他出走后的二十年后的一天，与他离开家门那天相同的时间，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脸色苍白地出现在他自己家的门前。天气阴沉，快要下雨了，他妻子打开门的一瞬间，他向妻子露出一丝笑容，这笑容和他离家时最后的笑容一模一样。
       但事实上，我要说的是，相隔二十年的笑容无论如何再现不出来的，韦克菲尔德不过是试着作出那样的微笑。他离家时是个活生生的人，他回到家里——四年前我说过一一他应该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二十年间，他放弃了生活在家人中间的权利，放弃了做丈夫的权利，他等于放弃了他的生存权。
       这个故事不是霍桑杜撰的，我看过一些资料，是源于报端的一篇报道，报上说一个英国人毫无理由地离开妻子，隐姓埋名二十年，他的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可是，二十年后的某一天，他却推开自己家的门，回来了。
       霍桑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尾，最后的一段话却说明一切，我记不得准确的句子，大意我说得出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规定的范围或制度之下，如果你偏离约定俗成的规则，就可能丧失自我，自绝于生活。
       李月峰，四年前你叙述了这个故事，接着，我要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和我妻子的婚姻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上，这是一桩变得越来越粗粝的婚姻，我们没有小孩子，这很幸运，因为在这桩不幸福的婚姻中，让一个无辜的孩子该怎么办呢?让我拿一个不幸福的孩子怎么办呢?当然，一开始我们也不错，我不明白的是婚姻为什么能把一个挺不错的女人改变成让人生厌的角色，如果仅仅是厌倦了，麻木了，我想还是可以忍受的，让人受不了的是女人的歇斯底里和神经质——请原谅，我不是指所有的女人……
       我妻子经常质问我，为什么就该我做饭?为什么就该我洗衣服我做家务?为什么总是我等你回来吃饭而不是你等我回来吃饭?而实际上，我们没有约定谁在这个家庭中必须来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她不想做或不做，我也能做，但是，如果我做了，她又以为我在剥夺她。仿佛婚姻赋予她的就是……个奉献和牺牲的地位，而糟糕的是，她的奉献和牺牲是令人恼火的，是强加于人的，它成了一种对男人而言不可避免的专制。我没要求她一定要做什么，但是，她婚姻的最高信条就是无奈的奉献和牺牲，她活得很痛苦，很累，算计，厌恶，疲惫，又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她不想去改变这一切，只想着继续恶劣下去。
       我同样疲惫不堪，离婚是想过的，但没付诸行动，有些事想想是可以的，问题还在于我以为自己看清了婚姻这种关系的实质或特性，磨吧，有多少夫妻在用时间来磨炼生活啊，因为过了大半辈子了，也很快就过完了。除了彼此照应，就别无他法了。
       再说说我们之间的性事，她把性看成是制约我的手段了，这不聪明，外面的这种诱惑太多，花费绝不会超过想象，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妻子还是有她单纯的一面。
       然后，我就听到了你讲的关于韦克菲尔德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激动，让我害怕，让我不安。我知道其中的原因，我正在寻找一种突破婚姻现状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我辞了工作，停了交纳的养老保险金，我取出了家中储蓄中的一部分，我对我妻子说，我要出去做生意。对我的决定，我妻子感到愕然，因为我的工作相对稳定而有保障。我预备着她向我发难和刨根问底，但没有，她默默为我收拾行装，我始终觉得她有话要对我说，搁着以前，她早就嚷出来了，但她没说出口。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她像个——妓女，从来没有如此过，我们的性生活一直循规蹈矩，但最后那个晚上。她做了恐怕一个真正妓女犹过不及的事情。我一直试图问她想对我说句什么，没成功。
       第二天，我趁着她还没有醒过来时离开家，天刚蒙蒙亮，我能看到家的窗口那幅深红色的窗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我回过头看最后一眼时，窗帘在抖动。
       我效仿了韦克菲尔德，但霍桑没有交待他二十年间是如何生活的，他一定是有资产的人，我如果像他那样关注的只是他出走对妻子的影响而不干任何事，我会饿死。
       我去了深圳，这三年的过程请允许我省略过去。我赚了些钱，我的体型发生了变化，我留了胡子，如果我不说，过去的人很难认出我。最初，我总以为我妻子会打电话给我，手机始终开机，但没有，半年里一个电话也没有，我换掉了手机，我把原先的一切关系都封闭了。
       三年零两个月，一千一百五十五天，我回来了。很难想象韦克菲尔德是如何坚持的二十年，有一点是不同的，韦克菲尔德虽然离家在外，但事实上他每天都是与妻子生活在一起的，他们离得太近，连她坐在窗前沉思的表情都能望得到。
       我不了解我妻子，这三年间她有什么变化她干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想说，韦克菲尔德在二十年后，仍然能够在脸上挂着曾经的微笑回来，他能沉着地打开门，是因为他并没有离开他妻子。我没有他的从容，我不能，虽然我始终将家里的钥匙带在身边，但我没有勇气打开我家的房门。
       我在我家近处徘徊了时日，我搞清了，我妻子现在干那营生——暗的——李月峰你懂的，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干的，又是为了什么干起了这个，她完全可以干些别的或什么都不干，因为即使她不工作，我们曾经的储蓄也够她滋润地生活几年。
       
       我想描述一下我妻子，她很漂亮，我从高中时就追她，我们结婚时，她才二十二岁，到现在，她还不到三十岁，说她二十五岁是有人相信的。
       她几乎不出门，有时到阳台上晒太阳，偶尔去超市买回差不多够一年吃的东西。那些男人中，有我认识的，也有我过去的朋友，多半我不认识，风度翩翩者有，邋里邋遢像民工样的也有，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如何找到她的，我家的门上和窗口没有任何标志，像黄手帕大红灯笼类的东西。有一个男人，我发现他留在我家两个晚上，灯光一夜都亮着，窗帘已经不是三年前的红色窗帘，是粉色的。男人们离开时，脸上是满足的神色。
       李月峰，我想再说说韦克菲尔德，霍桑为什么写了这个故事，而且，在最后又让他回家，大概这是一个关于惩罚的悲剧，是不是呢?韦克菲尔德无论是回家还是不回家，这是早巳经决定了的相当残酷的悲剧。幸好我没有在外二十年，在外三年，我活得不错，我没有过韦克菲尔德那种清教徒式的禁欲生活，我找过女人，她们都很可爱，我不找不可爱的女性，但我从来没爱过这所有女人中的一个。
       我承认，我还爱我妻子，那三年，我想她的时候，我忘记了她的不好，我只记得她曾经的好，我是真的爱她。我会琢磨我离家前的那个晚上，我妻子究竟想对我说句什么话，现在，我有点想明白了，她一定是想说句抱歉的话，因为那天她刚向我发过脾气。
       李月峰，这不是一个冗长的故事，马上就到故事结尾了，我回家了，但不是以“我”的身份，是以一个嫖客的身份敲开了我家的门，我妻子迎接了我，她没认出我，我们理所应当地干了那事儿。你想想，我们是夫妻，性交是责任和义务，但是，因为身份变了，它的意义就不同了。我问她该付多少钱，你猜猜她怎么说?不，你不用付钱，你可以走了。
       李月峰，她说完这句话，我就杀了她。
       马源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把匕首，刀刃闪闪发光，上面没有血迹。
       我一惊。
       “你杀了她?”
       “我杀了她，我杀了我妻子。”“什么时候?
       “刚才。”他极深的眼睛盯在匕首上，“霍桑在他传世的笔记上写过这样的句子——让奇怪、神秘、难以忍受的事发生吧，让它们毁掉一个人的幸福。那人怪罪于隐秘的仇人。但终于发现自己是罪魁祸首，是一切不幸的原因。”
       我想我的意识一定出现了医学上称之为“空隙”的症状，等我几秒钟恢复过来后，夜里出来寻欢作乐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涌进了酒吧，我身前身后身边都是人，我面前有一杯没有动过的咖啡杯，我对面坐着——也就是马源坐过的位置——坐着坐着一个陌生男人，他正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这个故事本该到此就结束了，可是我们的读者都有喜欢圆满结局或更详细结尾的习惯。
       我知道，如果我画蛇添足地加上一个让读者满意的结尾，必定影响我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可我干吗要讨好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上的东西呢?我需要的是读者。
       就在我把与马源相见和他讲述的故事当作是梦魇或谵妄时，久未联络的于漫洋给我打来了电话。
       于漫洋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激动：“天哪，出大事儿了。”
       “谁死了?”
       “你怎么猜到的?”
       “除了生和死这回事儿，还有什么算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儿呢?”
       “你记得大元吧，我哥们儿。”
       “他被警察抓住了?”
       “他死了。”
       “谁?谁死了?他怎么死的?”
       “他妻子杀了他。”
       “什么?!”我大叫起来。
       “这事儿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大元妻子把他当成入室抢劫的贼了。”
       “用匕首?”
       “对，匕首，这简直……大元出门做了三年生意，有时候我会去他家坐坐，她妻子也算是我的好朋友……我去晚了，警察把她带走了，送到了精神病院做鉴定。她一定是疯了，难道她连自己丈夫都认不出来了……你记不记得四年前你讲过的那个故事，霍桑的故事，那个离家出走的男人。你猜我在哪儿看到了这个故事?在大元妻子的床头上，一本霍桑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里面还夹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失踪启事。当然，我用不着说是谁了……这本书在我手里，你什么时候想看到我这儿来拿。”
       “……好……”
       “什么时候一起坐坐，我们可以合作搞出一部电影来。大元死了，我们琢磨琢磨这事儿能给我们的合作有们—么样的启发……”
       大概是手机信号传输出了问题，电话另一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