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1　大伯终于要来！这次是真的。电报和信上都是这么写的。此时，距离大伯跟随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已经四十多年了。
       别以为我大伯是什么重要人物，不是。一九四九年的大伯还只是个十九岁的孩子。据说老蒋手下的那些军官把他带走，是因为他能用马掌大小的木头雕出一只舱门舷窗螺旋桨都清晰可见的小飞机，从窗口望进去，里面还有驾驶员呢。然而这次回来，他已是空军(当然是白军)某个电台的什么“长”了，已六十来岁，已退休。大伯在大陆还有两个同母所生的亲弟妹——二伯和姑姑。姑姑还健在，二值却在六九年死去了。几十年后姑姑和大伯在香港相见。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哭的内容自然是一言难尽的。
       大伯去台湾纯屑偶然。四九年底，蒋介石的大部队已被解放军吃光，只剩下西北和西南的部分残余述在挣扎，大股残余部队正仓皇向‘海边逃窜。我大伯就是这残余部队中一所少年空军学校的学员。，听说要去一个背井离乡的小岛，学员们无不哭哭啼啼，有点门路的便开了小差朝家奔。我大伯也收到了我爷爷催他回家的信，和二位要好的同学秘密买到了回家的车票。但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大伯却改变了生意。原来这位同学聊起了回家后的打算，说他那当官韵父亲已经为他谋了个官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大伯想起自己那收入菲薄的做小职员的父亲以及嗷嗷待哺的三个弟妹，猛然意识到自己身为长子对这个家庭的责任：虽不能带回家一只饭碗，但带走一张吃饭的嘴却是力所能及的。于是第二天，他断然退掉了车票，托同学带回一封告别的家书。大伯是流着眼泪写这封家书的，当他扛点好行装随着乱哄哄的败军挥泪南下时，泪眼蒙咙中有荆轲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半个月后在波涛汹涌的海边，即将登上木船的大伯终于接到了我祖父的回信，这封辗转多日的信件在大伯的记忆中剔除了字句的丝丝缕缕而缩减为一句言简意赅的箴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事实证明祖父的思想不仅符合辩证法，而且具有惊人的预见——很多年后，当大伯终于回到大陆时才知道，他那位回到家乡的同学，一解放就以前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被人民政府镇压，根本没有活过一九四九年。
       很多年后海峡两岸冰雪消融，久别的同胞们开始互相寻找。大伯首先找的是姑姑而不是我的父亲，这是有道理的。很久以前，我的身材高大性格孤僻的祖父在一个风雨之夜抛下自己两个幼小的孩子和结发妻子离家出走，整整五年音信全无。当孩子们挣扎着活下来并把他的灵位擦拭了上百遍的时候，他却又回来了，带着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人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这孩子，便是我父亲。所以，我父亲和大伯姑姑他们只能算半个亲骨肉，另一半，则隔着一层娘肚皮，甚至不仅是肚皮。我大伯是国军，我父亲是解放军；我大伯是国民党，而我父亲是共产党。除了每次填写家庭履历表面对那熟悉的名字感到的一阵熟悉的烦恼外(这一点我反面还要提及)，父亲对这位少年离家的异母哥哥，早已是印象全无。
       现在，早巳印象全无的隔着肚皮的哥哥终于要回来了，一个曾经给全家带来烦恼的名字终于要变成活生生的人出现了。况且事，过境迕，此时的搀外关系已经成了幸运和机遇的代名词，父亲的复杂心境可想而知。接到电报的当晚；我们全家便坐想在一起研究。研究的内容无非是；什么时候接椿旷谁采接待?如何接待?我们设想了几种可能：一、大伯和陪同人员全部住宾馆；二、大伯住宾馆，陪同人员住我们家；三、大伯和陪同人员全部住我们家。第一、二种情况尚好对付，关键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怎么办?母亲便提出，以她的年龄(五十出头)，以她的身体(高血压心脏病)，以我们家的住房(平房两间)，以我父亲的收入(当时的一百来元)，要负担浩浩荡荡四个人二十多天(电报上是这样写的)的食宿，反正她是做不到的。她说谁能做到就请谁做好了。她还说，她宁愿引咎辞职把这光荣的使命交给哪个有德有才之人，她明天就躲到乡。下某个亲戚家去。大家便安慰她说，某某某的姨夫从香港采；便是住在宾馆的，某某某他们只是，坐了出租车(当然不能是公共汽车!)去宾馆。看过某某某的姨夫一次，吃了一顿饭(暂不清楚是谁付账)便完事了。以大伯这种身份，当然、自然、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百的可能是要住宾馆的，他怎么能不住呢?最后父亲总结说+亲戚嘛，总归是亲戚，况且是分别三十多年的亲戚；况且是从台湾采的亲戚，祝且是大伯那样的亲戚(我至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即使不住宾馆——这当然是不大可能的——也要尽力招待。一句话，这是百年不遇的有关国格家格人格的一次考验。
       便行动起来。洗桌椅板凳床单被褥。买唐三彩兵马俑鸡鸭鱼肉。然而，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房子问题。防患于未然嘛。我被赶出家门到同学家找地方住，腾出父母原先住的里间作为客房；又临时在乎房外自建的小厨房中支了一张钢丝床，”以备急用。即使这样安排，也应付不了第三种情况，即四人全部住在家里的局面，因为四人中肯定有男有女不能同居一室。唯一的办法似乎是去对门彩萍家借；但这恰恰是母亲最为难的。
       说起来，我们这个出版社家属院中只有彩萍家有一间多出来的小房子。房子坐落在公用自来水池后的大槐树下，用油毛毯斜搭个矮矮的顶，紧紧偎在彩萍家那座大砖房旁边，像个歪戴鸭舌帽的小个子男人靠在大胖媳妇身上。早些年，房子里住着一位刚毕业分到出版社的大学生，后来那大学生考了研究生走了，房间便空了出来。不久，彩萍妈便去了出版社，说要请木工来家里做家具，借这间房几天。当时说好做完家具就还的；但彩萍家做完了二毛家又去做，二毛家做完了林林家又做，做来做去，大家发现他们都是向彩萍家借钥匙又还给彩萍家，谁也没想到把钥匙述给出版社。有几次出版社派人来收钥匙，彩萍妈都说：“某某家正用着呢。”倒是彩萍妈把这房子看得很紧，每当她不想让谁用便说，你得找单位说去，房子不是我的；或，你快点做呀，单位找我要房子呢!后来，等院子里的人都把活做完了，彩萍妈便不声不响地把里面粉刷”了，买几样家具摆进去，门上挂一把崭新的大铁锁，彩萍父亲做生意，便时常邀了人在里面喝酒。说起来，母亲和彩萍妈关系不怎么好；就是因为母亲着不惯彩弹妈的这种做法；’有一年做家具，母亲硬是让木匠在我们家的小厨房做了三天，事后彩萍妈有些悻悻地说：“(哎呀，你怎么不问我借房子呢?”母亲不冷不热地说，“你的房子是单位的，我们怎么好让你为难呢?”……
       所以这次母亲要向彩萍妈张口，确实很难很难。母亲思前想后整整一晚睡不着，第二天对父亲说：“我不去求那家人。实在不行，你去单位睡得了!”父亲说：“我当然没问题，桌子下面拼几张椅子就凑合一夜，可是你呢?”母亲长叹一声：“我怎么知道?打点浆糊把我粘墙上得了!”
       我的远在台湾阔别大陆三十多年的大伯在六月的一个傍晚来到了我们家。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妻子我的大伯母，还有两个大陆的随行人员——他的妹妹我的姑姑，以及姑姑的女儿小珍。这四人，用我大哥的说法是两个访问团长两个陪同团长，既没有全部住宾馆也没有部分住宾馆，而是全部住在了我们家。不仅住在我们家，吃也在我们家，而且这一吃一住便真的是二十天。
       我母亲在大伯他们离开的当晚就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她过度劳累导致冠心病发作。胳膊上插着复方丹参输液针头，我母亲对父亲说：“下次你们家来人，我若是再不走，就让我用手心煎豆腐!”
       大哥说母亲一贯言过其实且言不由衷，对她那些充满夸张感情色彩的言论你只能当作民间风俗来欣赏，因为如果这些话真的实现的话，我母亲的手早在很多年前他考上美院那一次就被煎糊了。
       
       2　我大哥是画画的。要搞清楚他这个人，你不要听他说话(除了特殊情况，他一般不说话)，也不要看他的脸(他五官的每个位置都值得商榷)，你只要看他的画就够了。他这个人的全部好处都在他的画里。我大哥他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轻易不说话也不写信，当他要表达什么，他使用他的画。比方说，他常年寄给家里的，不是信，而是一张张的画。父亲便通过这画上的内容猜测他的境遇和心情。如果他画的是沙漠和骆驼，父亲就会说，大亨子(大哥的小名)又在外面野了。如果是一张盛着鸭梨的托盘或插着玫瑰的花瓶，他就会说，这小子在家里缩着。听说大伯要来，大哥便寄来了一张大海。蓝的海水在礁石上吐出泡沫，蓝的天上有一只白色的海鸥在盘旋。母亲说，兴许他去了青岛?父亲说，干吗不是海南岛?后来大哥回来了，他说你们的眼光也太狭窄了，那是太平洋。
       大伯到达的前一天晚上，大哥背着黑压压一堆山一样的画布，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那天很热，大哥穿的大红圆领汗衫紧紧绷在身上，肩膀上的犍子肉好像要炸了出来，下面却是一条又脏又硬一斧头也砍不开的牛仔裤。好像他还嫌那裤子不够厚似的，裤腿上又有好几个鼓囊囊的口袋，里面塞满了草稿手纸钥匙之类的东西。大哥的裤子始终是母亲的一个心病。自从上美院他穿上了这条裤子以后就拒绝穿别的裤子了，尽管这裤子已经色彩斑驳本色难辨而且千疮百孔，他还是认定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裤子可穿了。母亲说大哥裤子里的跳蚤一定已经繁殖到第十代了，每当说到大哥有什么困境，例如大哥的婚姻时，她就会说：“瞧他那条裤子！”其实大哥至今不结婚并不是因为那条裤子，更不是像母亲猜测的，女孩子怕那条裤子，相反女孩子倒是很欣赏大哥这条脏裤子的。我见过大哥身边出没的那些女孩子，她们依偎着身材高大又脏又丑的大哥很有点儿小鸟依人的样儿，倒是大哥对待这些漂亮的女孩子远不像对自己的裤子那样钟情。大哥不换裤子却频繁地更换女朋友，在我们院子里巳颇有名声，直到有一天父亲客客气气地和他谈了一次，第二天大哥把铺盖卷儿搬到了他工作的那个剧团，之后干脆调到了另一个城市，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才从我们家和院子里人们的眼中消失了。
       刚才我说到，就在大伯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又丑又高终年只穿同一条牛仔裤的大哥背着一大捆油画回来了，在我们这个家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大哥的大驾通常连除夕之夜也请不回来的，这会儿他却不请自到了。大哥留了一把蓬松的络腮胡子，大哥还在脑后扎了一把很容易和女孩子相混淆的马尾巴。应该承认大哥这种打扮绝对高明，他用一把胡子和长长的头发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既遮住了他那满脸横肉的缺陷又突出了艺术家的气质。我的父亲和母亲自然惊喜，但也没有惊喜到冲昏头脑以为我大哥是专程赶回来看望他们二老的地步，他们知道大哥绝对是另有所图。果然，在毫不客气地吃光了他们招待他的那只足够四个人吃的大西瓜后，抹抹嘴大哥便开口了，他说他要让海外的人们知道当代大陆青年艺术家的追求和向往。大哥就是这样说的，大哥说话做事很讲效率从不拐弯抹角。当下父亲就和他一起把背来的那捆画打开，摊在地上，两人蹲在里面翻检，一晚上只见满地五颜六色满耳窸窸窣窣如同蚕食桑叶一般。最后他们挑了几十张翻拍成彩色照片，要托大伯带出国去。大哥说国外有一种神通广大的叫艺术经纪人的人物，这种人如果看中了你的画，便可以为你在国外某个大博物馆或画廊举办个人画展。“如果那样的话，”我大哥的小眼睛闪烁着亮光，“如果那样的话，我的画就可以走向世界了。”我很清楚大哥不仅想让大伯把他的画带出去，更想让他把他这个人也带出去，像大哥这个年龄的家伙都是这个心思。我母亲以她特有的悲观预测，这只是大哥的又一次异想天开而已。父亲则信心十足，他给远在外地上学的二哥和大姐写了信，每封信都有这么一句话：人要自强。
       我父亲也是画画的，但他和我大哥截然不同。大哥除了他的画不关心别的甚至天地祖宗父母老子，而我父亲却要关心很多事情。我的父亲说做人比画画更重要。父亲在单位总是加班，回家又总是干家务，除此之外他这个画画的却很爱写——写诗(他喜欢给自己的画题诗)，写信，写报告，写总结，写通知，写假条。我父亲最得意的一件事便是他当出版社社长时所有的总结报告出版规划都出自他自己之手。他一夜一夜地趴在稿纸上斟字酌句冥思苦想，孰不知他的那些规划报告在当众宣读的时候只有一半人在听，就是这一半人，在一个钟头后也把它忘记了。我猜想这就是父亲当不好社长也画不好画的原因之一，但这一点你绝不能当他的面说出来，否则他会暴跳如雷的。和大哥一样，父亲也很自信。父亲在五十年代因为画草原和骑兵很有点儿名气，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画还停留在那些大红脸膛和肥硕的裤裆上，所有新潮时髦的东西一概进入不了父亲的意识，你就是给他一个苗条的都市女郎他也会把她画成一位农村大嫂，这叫我担心父亲的眼睛出了点儿问题。而父亲的眼睛问题要归咎于母亲，因为母亲就生得大红脸庞茁壮无比，我父亲不幸又十分忠实，那十分忠实的眼睛终日装着这样的大红脸庞茁壮身材，久而久之便不知苗条是何物了。所以我觉得一位画家娶了不漂亮的女人是一大不幸，而这画家又是个忠实的丈夫就更不幸了。相比之下我大哥就聪明得多，他只和漂亮女人打交道且拒绝当忠实的丈夫，所以他画中的女人绝对比父亲画中的要美得多，而且一个比一个美一个比一个有魅力一个比一个独特一个比一个有个性，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以至于无限——所以说归根结底，能否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是性格问题，而不是才华问题。这是我的见解。
       言归正传。姑姑和小珍是到香港和大伯他们会面后一同北上的。他们先到了姑姑所在的新疆，小住半个多月后就开始了横跨中国的旅行。第一站是我们家。这四个人将在我们这个城市逗留二十天然后去北京，然后是我们的老家，渤海湾边上的一个小渔村，然后是上海、南京、武汉、桂林。我们家只是他们旅途中的一站。对如何过这一站他们显然没有我们考虑得那么多，因为他们下了火车便来到了我们家，然后便住了下来。
       去车站接大伯的是父亲和大哥。母亲和我留在家里做饭。有人敲门，开了，首先进来的是一个戴白色太阳帽穿白色运动衣白运动鞋的精干男人，母亲猜想这肯定是陪同大伯前来的姑姑的某个儿子，谁知父亲随后进来介绍说，这便是大伯本人。大伯比父亲大了将近十岁，但两人走在街上，我敢打赌人们会说颠倒，甚至说他们是父子俩也不一定。大伯头发漆黑牙齿雪白腰杆笔挺步履如风。父亲花白头发双眼昏花走起路来背也微驼；就连大我母亲十几岁的大伯母也比我母亲年轻许多，她的头发高高盘着发出香气，发亮的紧身花呢裙勾勒出屁股的线条十分年轻。无怪乎我大哥事后说：
       “不用诉说，都在脸上写着呢。”
       见面自然先是一番亲热寒喧。姑姑和父亲虽然同在大陆却也是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所以一见面姑姑便感叹父亲老了，父亲也感叹姑姑更瘦了。他们的感慨是由衷的，因为留在大陆的这两个姐弟倒是手挽手一起进入了老年，只有海峡那一边的大伯仍留在青年时代原地踏步，让人怀疑海峡两岸的时光发生了错位或是具有某种神秘性质(当然十年后随着大陆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也知道了大伯他们如此年轻的诀窍，那就是染发和美容)。大伯对我大哥的健壮和力气赞不绝口(我那从不为父母提过一桶水的大哥刚刚为他拎回了沉重的行李)，而大伯母和小珍，则把房子里里外外地看了个透彻，脸上挂着高深莫测的表情。晚饭是干烧鱼粉蒸肉甜烧白咸烧白外加辣子鸡。大伯大大夸奖了一番母亲的川菜手艺，让母亲不仅有了价值得到承认的自豪，也从此奠定了对大伯的好感。
       
       晚饭之后便是聊家常。大伯说起他这几天乘坐火车穿越天山山脉途经沙漠戈壁和关中大平原的感受(大伯拒绝乘飞机就是为了坐在车窗前几天几夜地眺望并感叹：祖国真大啊)，还有，在台湾，他从一个赤手空拳住草棚的国民党老兵奋斗到一个电台退休台长的经历。今非昔比，如今他在台北和台中分别拥有两套住宅和两辆轿车，但他在梦中最不能忘怀的，还是少年时代在北平住过的那间墙皮脱落的老屋，以及兰州街头叫卖羊头肉的吆喝声。尽管父亲对大伯的记忆十分分模糊，但大伯对自己这位年幼的异母弟弟，却有着很深的记忆。他说父亲从小腰椎有病，五岁了还不会走路，也没法自己站起来，总是在土炕上坐着，扒着窗户看别的孩子们玩耍；他说他离家去当兵的时候，是小妈(他这样称呼我父亲的亲生母亲)、抱着父亲冒着寒风到院子里去送他，父亲穿着很薄的几个兄姐穿过的薄夹衣，胳膊肘上打着补丁，小脸都冻得发紫了；他还说小妈其实是个很善良很不幸的女人，跟着祖父没过几天好日子，很年轻就去世了；他还说自己在台湾时常想起父亲，想起这个弟弟趴在窗台上眼巴巴朝外看的样子。有一年他碰到一位高山族名医，就将父亲的病症说了，中医说父亲的病在腰椎，一是先天营养。不良二是受了风湿，大伯便求中医给弟弟开了一副药方。很多很多年来他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将这药方交给自己的弟弟——说着火伯便将那药方从包里拿了出来递给父亲，果然是很旧很旧的一张草纸，粗糙的纹瑚在经年的折压下已变成了蝴蝶翅膀般易脆的几片，易脆，却仍然活着，仍然在呼吸；它们逃脱了遗失、地震、火灾、洪水种种变故而幸存下来，漫漶的笔迹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和一份遥远的牵挂。父亲的手颤抖了，他看到了自己的乳名(用毛笔书写成繁体字)，下面是一味味的中药；在年龄一栏，分明写的是：十岁……
       生活的戏剧总是悲喜交织的，你很难说它是悲剧、正剧还是喜剧。比如说吧，在如此的一幕之后便是分发礼品。中国人是很注重礼节的，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大家全都站了超来，大伯十分郑重地从包里取出礼品，双手递上，我们也十分郑重地用双手接过，每个人都不忘说声谢谢。一方薄薄的红纸包(后来我们知道那里装的是美元)，还外加一件实物。给父亲母亲的是每人一顶帽子(其中有一顷上写着欢迎乘坐某某航空公司的字样)，给我和大哥的则是圆珠笔。大伯认为有必要教我们圆珠笔如何使用，便用拇指按下圆珠笔尾部的弹簧，一边按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这笔很先进，笔杆里有两种笔芯，每按一下便换一种笔芯的颜色——想写红字按红色，想写蓝字按蓝色，共有红蓝两种颜色呢!我心中十分好笑——我上小学就用过这种圆珠笔了，还用得着教吗?当然我还是十分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便收下了，倒是我大哥表现出莫大的惊喜，他瞪大眼睛连连惊叹说真的，竟然有这么先进这么好的东西!我可从来没见过……他假装不很熟练地一下下按着笔端的弹簧，又十分谦虚地让大伯教自己如何使用，那惊喜的样子连我母亲也看不下去了，她说大亨子你是不是该到厨房帮我洗碗了?
       到厨房去洗碗的自然不是大哥而是我和小珍。小珍比我只大几岁，但从外表上看和大伯是同一辈人。她将脸上细密的皱纹归结于坐月子吃胖了之后又消瘦下去的缘故。她一边听着我大哥和大伯一同按圆珠笔的咔咔声音，一边淡淡笑着说：
       “你大哥可真有意思。”
       我假装没有听见。大哥的表演早让我羞得无地自容了。小珍一定早看穿了这一点，所以脸上才挂着那样意味深长的微笑——不出两天，只要大伯他们一出门，哪怕在门口的小卖部瞄一眼，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大店小摊成千上万支这样的甚至比这更先进更五花八门的圆珠笔，到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大哥在戏弄他们呢?
       晚上，我把我的担忧对哥哥说了。我劝说大哥终止他的表演，不要把别人当成傻子。但大哥用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架势耸耸肩膀说：
       “就算他们不是傻子，但听到自己爱听的话时，就变成傻子了。”
       3　大伯他们到来的当天晚上，我们便明白，必须向彩萍家张口借房子了。那么这一任务由谁来完成?只能是大哥。大哥倒也不客气，径直去敲开了彩萍家的门。开门的是彩萍妈。她看到大哥一截黑塔般耸立在门口，先是吃了一惊。只见大哥咧着黑胡子先是一笑，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姨，之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借阿姨的房子住两天，不知阿姨借不借?彩萍妈犹豫着说怎么说呢——彩萍妈的意思并不是不借，只是对出面提出这个请求的是我大哥而不是我母亲有些失望，她认为我母亲应该亲自出面才算给了她面子——大哥却笑了，他一手扶着另一只胳膊做了个屈臂甩哑铃的动作，铁疙瘩似的胳膊甩过来甩过去(彩萍妈急忙朝后退了一步)，一步跨进门说真乏啊，真想找个地方练一练拳脚。一个原地起跳，伸手就摸到了彩萍家屋顶的灯罩上．灯罩弱不禁风地摇晃起来漫天尘土纷纷撒落，大哥黑黝黝的大影子也左右摇晃越升越高就像个巨人般直升到了屋顶，彩萍妈的脸都变白了，她连连后退说好的好的我这就给你钥匙——原来对我们那么困难的事情，对大哥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当然母亲拒绝住进这房子，她住在了厨房的钢丝床上，住在这里的是大哥和我父亲。不过母亲在一天的工作完成后还是来到这里和父亲他们聚会，因为厨房离大伯他们太近，说话不方便。
       这天晚上大伯他们终于在我们那两间平房里休息下来后，我们一家在彩萍家的小屋里聚会，竟然有几分兴奋。大家就对着那暗淡的灯泡仔细研究刚刚得到的美元。薄薄的红纸包里装着薄薄的一张，父母每人是五十元的，我和大哥是十元的。每张票面上画着一位美国总统的头像。给我的还外加了几枚亮闪闪的硬币(自然，后来都被大哥花言巧语骗走了)。父亲先说原来这美元票子就是这样啊，怎么看着还没有咱们的大呢?大哥说你拿到街上花，看看谁大。大家便笑。父亲又说这台湾也是的，明明是中国人，怎么要花美国人的钱呢?大哥说不是台湾人花美国人的钱，是全世界流行的就是美元，那叫走向世界。父亲又感叹那钞票真是干净，平平展展好像很少用似的。大哥说外国人把钱都整整齐齐放在钱包里，不像中国人，把钱藏在裤裆里脚丫子下面的都有——那是因为中国人穷，怕被偷了。听到这里父亲就不高兴了，他说你不要这么长人家志气灭咱们威风好不好?美国人富?那是他们八国联军抢走了咱们好多东西!台湾人富?那是蒋介石逃走的时候用飞机把咱们国库里的金子都带走了!母亲最实际，她说你们争这些有什么用?谁能告诉我现在一美元值人民币多少钱?大哥父亲都说肯定值钱却不清楚到底是多少，还是我，刚从学校里学到了外汇兑换这一条，急忙说我知道，一比十。母亲瞪大了眼睛说一比十?一美元等于十块钱?她用脑子飞快地算了算说，这下我们可有了一千二百元呢!大哥急忙说你别把我的算进去，我那十美元要买画框呢，我早看上了一个好画框，好久了。母亲却还在喜滋滋地算：这一千二百元，可以买一套好家具了！想到这里，母亲的脸上才有了喜色，父亲便拍拍母亲肩膀说：我说过了，你不会白干吧?母亲瞪了一眼父亲：又不是你挣的，你得意什么?不过得了几块钱施舍罢了!一句话捅到了父亲的痛处，他悻悻说你看你，也是亲戚们的心意嘛，别说得那么难听。
       大家便敛了笑容。母亲问父亲，大伯他们这几天怎么安排的。父亲说自然是先看看周围的景点——兵马俑、华清池、乾陵、昭陵这是肯定的，说不定还要去黄帝陵祭奠呢。大哥便说海外的华人都这样，什么黄帝陵，那不过是后人弄出的一个土堆罢了!
       后来，父亲陪同大伯他们去乾陵，也叫上了大哥。之所以要叫大哥，是因为大伯要带一台比较贵重的摄像机，父亲觉得有必要配备一名身强力壮的挑夫兼保镖。那天—仁午吃过早饭他们就出发了，大伯、姑姑、父亲和我大哥一行四人(大伯母和小珍一起去了商场购物)乘上了从西安出发的旅游巴士。此前父亲从没有乘过这种车，不知道世上还有黑导游这一说，所以，当半路上，导游让大家提前把前面一个景点的门票在车上买好时，父亲便和大伯抢着去把钱付了。下车后的第一站是昭陵。大哥他们跟着导游进了门，没想到在第二道门前就被挡住了。原来导游号称在车上买的是通票，下了车就可以在陵园内畅通无阻，没想到第二道门的守门员根本不认，他说导游的票只管进第一道门，要进第二道门每人还得再花钱买门票。大哥火了，说你拿张舶桌子堵在这儿就算一道门我们就得买门票?那再拿十张破桌子挡十道门我们还得买十张门票不成?当下嚷嚷要找导游，却见那导游早就带着几位女游客进了第一道门旁一家工艺品店去采购玉器去了，据说买了玉器便可以不买票进第二道门——当下大哥便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不是强买强卖么?我们是来参观的不是采购的!要找他们的领导，几位不买玉器的男游客也纷纷响应，倒是姑姑犹犹豫豫地对父亲说何必呢?买件玉器也不亏，反正她也想给大伯买几件东西做礼物么，这里的蓝田玉是不是不错?于是就和父亲进了旁边的玉器商店。柜台里放着琳琅满目的玉器，有各色玉雕和玉首饰等等，父亲看上了一座玉雕观音，价钱竟然是三百元，姑姑看了看一对玉手镯，价钱也是一百元一只，再看满柜子的玉器，最便宜的也得一百多元一件。当的人们每月的收入也就是数十元，上百元便是高工资了，父亲和姑姑都是老实的工薪族，要花费这数百元肯定是要下决心了。正犹豫间，却见门口另一张案子上堆着项链坠玉扣子玉戒指之类的小饰物，五彩斑斓的倒也好看，而且便宜，几元甚至一两元一件的也有，几个女人正在那里翻捡着，姑姑便走过去。父亲跟着过去翻捡了两下，不屑地对姑姑说，这全是用石头和玻璃冒充的假货。旁边一个女人说佃的又怎么样?送人玩玩呗，又不是自己戴。谁知父亲便认真起来，正色说送人怎么能送假的?既是送人，又怎么好意思送假的呢？那女人听了父亲的话便知道碰上了个书呆子，不便跟父亲计较只是微微一笑，倒是另一个女人笑开了，说大哥真是个实在人，这年头只要你有钱，送真的当然好啦!柜台那边倒都是真的，你该到那里去啊!姑姑听了这话便急忙拉着父亲往出走，谁知父亲涨红了脸，偏不走，竟然真走到柜台边，边哆嗦着手掏钱包边指着那玉观音说：把那给我拿来。
       
       大哥和大伯终于带着人找来了领导取得了免费进门的权利，却见我父亲和姑姑每人提着一只红纸盒子走出玉器商店，上面还用丝光带子系了粉红色的蝴蝶结，亮晃晃地引人注目。毫无疑问他们买下了同车旅客中迄今为止所买的最贵的东西。父亲是赌气买的，而姑姑则是不得不买的——父亲尚且咬牙买下了三百元的玉观音，她能再去买那几块钱的小钥匙链么?买是买了，但两人的脸色都不太自在，神色很凝重很复杂的，就像当众赌气切下了自己的一条腿，悲壮归悲壮，毕竟，那是自己身上的东西啊。
       车上的人会合后便进了里面，导游规定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众人渐渐就分散了。大伯对那些石雕产生了兴趣，扛着摄像机拍摄起来。大哥十分热情地要来给大伯父亲和姑姑三人照兄妹合影，大伯给大哥指点了几下，大哥果然聪明，几句话便全明白了。大伯将摄像机交给大哥，自己来到姑姑和父亲当中，一手搂住姑姑的肩头一手搂住父亲的肩头，兄妹三人其乐融融地微笑着望着镜头；大哥肩头上扛着摄像机，十分专业地向后退去，边走边对着镜头说好，好，笑一笑，笑一笑——这时候，就在这时候，大哥看见两个穿警服的人挤进了镜头，对着镜头走过来占满了整个画面．大哥抬起头说怎么回事?没看见我们正在摄像么?大哥正想赶那几个警服出镜头，一个人从警服后面钻出来，是那个第二道门的收票员，他指着大伯说就是他!接着又指着大哥手中的摄像机说就是它!两个警服便对大伯说，你跟我走一趟。又指着那摄像机说，还有它。
       这天下午大伯和他的摄像机(当然还包括大哥父亲和姑姑，他们坚决要求和大伯在一起)便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大哥带人跟门口收票员大吵的时候，无事可做的大伯在一旁拿着摄像机拍摄起来。收票员向领导汇报了，领导一听便觉得事态的严重，决定派公安介入此事——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拍摄这一切?有何目的?有何居心?大伯他们被带到办公室里的第一件事便是查询身份，幸好大伯有随身带证件的习惯，便将证件交出来了，谁知不看还好，一看大伯的护照知道是台湾来的，那公安便沉下了脸，说大伯违反了有关法律，有严重的犯罪嫌疑，当下便要扣留大伯本人和他的摄像机。大伯急了，说你能不能说清楚我涉嫌违背哪条法律?公安说我不对你多说，我们国家有规定，涉嫌国家机密，涉嫌文物安全，总之你的问题是严重的！大伯脸色白了，但他还算镇定，说你们国家?海峡两岸是一家，怎么说你们我们的?大哥连说就是就是，难道拍摄几个人吵架就涉嫌国家机密了?公安冷笑说就拍照几个人吵架?恐怕不那么简单吧?谁知道他表面上对着人，实际上瞄准的是什么呢?大哥说你说瞄准着什么?难道他扛的不是摄像机，还是一杆枪吗?公安挥着手说我不跟你们纠缠那么多!总之这个摄像机里的内容必须拿去鉴定，你们得等候处理!……眼看事情要弄僵了，一直没说话的父亲觉得有必要说话了，他挤上去说你这个同志态度怎么这样?要讲究方式方法，别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还要继续说下去，没想到公安脖子一扭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跟在这里?父亲一愣说我在省出版社工作，我是社长……公安哼了一声说省出版社?社长?谁证明?父亲当下便红了脸，说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嘛!公安说我打电话?对不起我的任务是维护治安，没时间打电话！哥哥却说话了，他说你没时间给出版社打电话?那你有时间给省长打电话没有?公安愣了愣，说什么省长?大哥说陕西省的省长某某某!你把线连通，我给他的秘书通话。接着大哥飞快地说出了一个名：尹和一长串电话号码。那公安愣了愣。大哥见他们发愣便进一步说，你要是不方便和某某某秘书谈，你们博物馆馆长可以吧?你们的馆长是谁?我要某某某秘书直接和他谈淡……另一个公安急忙挡住大哥说，哎哎，我们这就去找领导汇报，商量商量……
       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公安回来，脸色便变得桃花灿烂了。一位正想向大哥打招呼，大哥却仰着下巴鸽先问那个先前吵架的，哎，叫你呢，你叫什么名字?那公安站住了说你说什么?大哥说你的名字!公安说问我的名字干什么?大哥说我要给某某秘书说说，表扬表扬你啊!另一个公安赔着笑脸说这么着，我们刚才给我们的领导汇报了，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事情确实有些误会，你们可以走了……大哥手一摆十分潇洒地说别！事情不摘清楚怎么走呢?泄露了国家机密算谁的责任?万一，万一这摄像机里真有颗原子弹导弹什么的，大家不是都说不清楚了吗?说着大哥便将摄像机拿着往那公安怀里送，公安连连后退，另一个公安急忙接着，又往大哥怀里送，说咳，咳，误会误会，事情没必要这么大，我道歉，我道歉……两个人来回推搡着，就像那摄像机真是枚定时炸弹谁都不愿接。倒是大伯先明白过来，说大亨子，人家都道歉了，咱们也就算了，算了，别得理不让人嘛。说着趁机接过了摄像机，拉着大哥往出走，父亲便也拉着姑姑朝出走。大哥很不情愿地，边走边回头对那警察说：
       “你叫什么名字?哎?别怕告诉我嘛!”
       回家后大哥十分得意地把这一幕告诉了我，我傻乎乎地问，你真认识省长的秘书?大哥笑笑说你说呢?我想了想也笑起来，确实，谁知道省长有几个秘书有哪些电话号码呢?大哥说错不了，他说的还真是省政府的电话，那位秘书的名字也是真的，只是，如果有人真去核实大哥是否认识他，就要费一番口舌了。
       那天晚上，就在我和大哥为这一番战功沾沾自喜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却爆发了一场冷战。我说冷战是因为，按照母亲的脾气这完全应该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甚至核战的。只是因为家里来了人，又是在彩萍家的小房子里，所以只好降格为冷战了。父亲和母亲你一言我一语，压低了嗓门，整整吵了半个晚上——也许你朗猜到，根源就是父亲买来的那座玉观音。父亲竟然花掉了三百多元买回来一尊玉观音I在母亲看来这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当时父亲的脑子出了问题。父亲给母亲耐心地解释了当时的情景，父亲说这是关系到他作为一个堂堂男人的尊严的重大问题，可越解释却越让母亲确定无疑，父亲分明是脑子有问题，要不就是中了别人的圈套——在母亲看来，那几个女人肯定是托儿，是故意用激将法逼父亲掏钱的，是商店雇来的假顾客，而父亲，这个表面上见多识广的国家干部竟然中了她们这些家庭妇女的圈套，实在是可笑可恨可气可悲之极。当然最让母亲伤心的是一下子花掉了三百元钱，那可是近三个月的工资啊!而且现在正在用钱的关头，大伯他们每天的伙食和招待费用就是一大笔钱——况且现在物价飞涨，蔬菜和肉蛋的价格一天一个样，他可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么?争吵进入到这个层次父亲便心虚起来，什么尊严什么面子都像无理取闹了——原来，按照惯例父亲身上是不装现金的(当然更不装支票和信用卡)，为了这次陪同大伯母亲才让他带上钱以备不时之需。临行前母亲还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仔细着花，可谁知父亲一出手就一鸣惊人地花掉了三百元。父亲天生对金钱的数量和价值犯糊涂，他从不清楚自己的工资到底是多少，每月的工资一下来他就全数交给妻子，所以，对于一个家庭日常生活到底需要多少钱，他是满眼漆黑的。所以，当妻子一五一十地给他算出这半月来的开销，再算出来大伯他们继续待下去还需要的开销——当他知道，妻子为了这次招待竟然已经动用了家中不多的储蓄(不多不少刚好不到五百元)，而自己头脑发热竟然把它们全数投入到一块石头上，父亲也慌了神。他结结巴巴地说你看你看，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已经花费了这么多还要花这么多……你看怎么办?我去把工资取了吧?母亲厉声说什么工资?现在离发工资还有整二十天呢!父亲挠挠头说那……我去问单位借一点?母亲红了眼圈说借了你拿什么还?下个月你还吃饭不吃饭了?父亲说那我看能不能报销点什么?你这个月的药费呢?原来母亲没有工作，医药费都是靠着开父亲的名字在父亲单位报销的，倒也不是什么贵重药，只是治疗母亲肾病的一些利尿药和治心脏病的药。可一说到药，母亲的眼泪就下来了，她说我吃什么药?这个月，就为了省点钱，我连药都停了!说到这里母亲便抽泣起来，而父亲这才明白自己多么的可憎，不仅挥金如土，简直就是罪大恶极了。他唉声叹气地坐下来说，明天我就把它退了去！母亲说你退得了么?大姐大哥都知道你买了你能再去退么?再说，车费还是一笔钱……父亲百般无奈地踱着步，喃喃说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呢?看着父亲急得这个样子，母亲倒不忍心了，她擦擦眼睛说：明天我去把美元换了吧。
       
       原来母亲有个主意：把大伯给我们的那一百多美元留着，给大哥将来结婚用。这打算她对谁都没说，但自从这笔钱到手的那一天起，她就暗暗这么定了。父亲的工资不高，大哥迟迟没结婚，这一直是母亲的心病。在母亲看来，大哥迟早是要结婚的，而她作为母亲是肯定要为他操办的，最起码也要给他一笔买家具的费用，院子里当妈的都是这样做的，母亲当然也不能例外。母亲一生争强好胜，命运却偏偏让她当了一名家庭妇女，母亲的不甘心便只有从努力操持家务上来弥补。母亲的能干有目共睹，母亲的善于持家更是有目共睹——她能够用丈夫不多的工资把一家六口人的生活打点得井井有条丰衣足食，甚至还能一点不落伍地及时更新添置各样的电器，在外人看来这个家一点也不寒碜甚至还有些富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母亲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啊，多少年来她一点一滴地小心翼翼地省出那五百元，当五百元不得不被动用”的时候她又寄希望于这意外得来的美元，现在可连这美元也保不住了，母亲心中的酸苦可想而知。可父亲不明白这些。当母亲一提到美元时他立即高兴起来，他说对啊，还有美元，我怎么没想起来呢!这不什么都解决了嘛!母亲没有说话。面对这个大孩子一样的丈夫，母亲还能说什么呢?
       母亲第二天便去换美元。怎么换呢?她不知道。但母亲是聪明的，她先空着两手去银行打听，银行的人说出了一个兑换的比率，母亲记在纸上，便出来了。一个站在门口的年轻人跟上了母亲，连连问母亲是不是要兑换美元，母亲不回答，却反问那人兑换的比率，那人又说了个数，母亲心中一算，知道比银行的要高，也不多说什么，便往回走。那人追着母亲喊，大嫂，你说要多少?我还可以给你更高!接着他又说出了个数。
       母亲当天下午就找了一个邻居，和她平素很要好的一位出版社的女编辑。母亲说她急着用钱，只好把亲戚给的一点美金换成人民币，母亲说的是一个中间值——比银行的高比黑市却又稍低一些。那女编辑一听；果然高兴，当下两个人就去银行，将母亲的五十美元换成了六百多元人民币。母亲还留下了六十美元没有兑换掉，这，当然又是母亲的一点心计了。
       没有想到，母亲换美金的事情却在院子里传开了。都说母亲手中突然有了钱，是台湾来的亲戚给的，而且是美金，而且是好大一笔，但具体是多少又没有人确切知道，于是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天晚上彩萍妈突然登门，让母亲吃惊不小。在搭讪了一会儿后彩萍妈就脸色怪怪地说你们这下儿好了，时来运转了啊。母亲摸不着头脑地说好什么好啊，累得我要死，出力不讨好啊。彩萍妈说怎么不讨好啊，你挣美金还不好啊?母亲这才明白了，苦笑着说人家当零花钱给的，你还当真啊!彩萍妈说乖乖，你口气越来越大了，零花钱!这可是美金啊!母亲知道说不清楚的事会越说越黑，便不再多说。彩萍妈便责备母亲为什么不找她兑换美金，明明住在我这儿却去找别人，不是舍近求远吗！母亲急忙解释说当时刚好磁上了那编辑，也没有多想，便张口换了。彩萍妈讪讪地说怎么就这么巧呢，瞧人家的运气多好，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轮不到我呢!便问母亲还想不想再换美金。母亲吓了一跳苦笑说你把我当财神爷了!我手中能有几张美金啊!彩萍妈的脸便沉下·来，站起来往外走，边走边说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可要想着我啊!你知道我现在也挺缺钱花的。母亲讨好说你怎么缺钱呢?彩萍他爸做生意挺能挣的——彩萍妈打断了母亲说，还说挣呢，我家里房子那么小，连个请人吃饭喝酒的地方都没有，好几笔生意都搁着呢!
       彩萍妈扔下这句话便走了，母亲愣了一会儿，一股气涌上来，眼泪便下来了。
       4　我的大哥在大伯到来的前一天晚上背着一堆画千里迢迢回到家里，其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画借助大伯之手走向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大哥可谓处心积虑，不惜出力甚至装傻，甚至在昭陵途中演出了见义勇为力挽狂澜的一幕，这，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大哥的表现似乎有了令人满意的反响，大伯几次对我父亲说，我大哥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有为青年。这让我大哥极为振奋，父亲也认为，大哥距离那个伟大目标，似乎已近在咫尺了。但我母亲的看法却明显不同。我那精明能干的母亲，显然对世事人情有着更成熟的见解。当我的父亲和哥哥坐在一起憧憬着他们的作品(我父亲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作品也算进去了)打向世界的光明前景时，她只是冷笑着说：
       “想得倒好，不过……”
       剩下的后半句她没有说，但其否定的讥气已不吉自明。我们谁也不知这是为什么。让我们更为惊讶的是，母亲的话竟然应验了。而且其原因，竟然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从表面上和大哥的目标一点儿也不矛盾的一件事：修家谱。
       原来大伯此行，不光是游山玩水探亲访友，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修家谱。为什么要修家谱?我们这个来自渤海湾的满族家庭早已是遍布四大洲人丁兴旺了，可存放在东北老家的家谱却陈旧而残缺，只记载到了我祖父这一辈，也就是说我父亲和大伯二伯他们这一辈洋洋洒洒好几十个人还没入册，因此大伯决定将后面没写进去的人都补上。无疑这是件比较艰巨的工作，但大伯充满信心。常言道水有源木有本，漂泊于小岛的大伯无疑比我们更迫切地感受到确认自己根基和血脉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我们中国人自古重视修史，帝王有起居注，家族也就该有家谱，这是关乎家国千秋子孙后代正名正身的一件大事，合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但就是因为要修家谱，就牵涉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大伯决定要找的女人，这就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说到这里我该谈谈我的祖父，还有他的二儿子我的二伯。
       我的祖上属镶黄旗，出过一位镇守山海关的清军统领，因此我祖父也算是一位八旗子弟。他也确实禀赋了我所知道的八旗子弟的所有优点和缺点：清高自傲、不识时务、鄙视劳动，又有那么些于生活毫无益处的形而上的艺术情趣。他最崇尚那位大画家朱耷的冷寂孤傲和“白眼向人”，但这白眼用到了上司和同僚身上，屡屡失业和颠沛流离成为他的命运便毫不奇怪了。祖父做过的最大的官就是水利局的小职员，可说极不得志，但他能文善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在我们家族中是出了名的才子。我见过祖父的水墨画，泛黄的小绢上，一只小船几泓轻波，一抹寒山数点枯树，只觉得天高云淡寂寥空阔，确实颇有朱耷的遗风，一角的题诗和那一方朱色的篆刻印章，更是别致有趣。我祖父有许多雅号，比如拙笠翁，荒坛居士，哈哈道人等，我最感亲切的是白山老人，和白石老人只有一字之差，但我真心地以为他老人家的才气和造诣一点不比那个赫赫有名的大画家差。老人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无不局部而皮毛地继承了他的艺术天分：大儿子(大伯)生了一双会雕刻的巧手却不会做诗作画；小儿子(我父亲)会画画却不会写诗(尽管他煞费苦心却只够打油诗的水平)，只有二儿子我二伯，不仅会雕刻会做诗也会画画，因此最像我祖父也最有才华。
       二伯论才华最像我的祖父，但他的命运连我祖父还不济。我祖父坎坷归坎坷好歹也活到了八十多岁，死前还能躺在自家的院子里有人送终，而我的二伯，却连这个福气都没有。解放那年他刚好十七岁还是个学生，却因为给某个反动组织(我至今不知是什么组织)题过一首诗而锒铛入狱。由于他的才华，也因为所有的涉案人员都没有大的罪行而他却有一首确凿的文字作为罪证，因此很荣幸地被当成了主犯被判刑二十年，也就是说整整二十年，新中国的天空对我二伯就意味着铁窗栏杆之间那分隔成一条一条的空白。和祖父一样，才华也没给他带来任何好运气，如果说祖父是因为恃才傲物而屡砸饭碗的话，二伯则是被自己的才华送进了监狱。自然二伯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他还想用才华为自己争得一线生机，他很努力地劳动，努力地用自己的才华画壁报板报，努力当了文化教员去教别的犯人读书，漫长的夜晚他做过许多出狱后的梦，梦想过重新工作，梦想有自己的孩子、妻子和自己的家……可他不知道。他一生的大部分已经在这铁窗里流逝了，老天许诺给他的时间很短，刚够他做这个短暂的梦。一九六九年是他出狱的第一年，他拖着一身风湿病和佝偻的腰身来到大墙外的世界，等待他的既没有工作更没有妻子孩于和家庭，为了活下去，他靠捡垃圾为生，夜晚就露宿街头，而这正加剧了他的病情。一个陌生的女工同情他，把他领回到自己家里。年底，出狱不到一年的二伯就贫病交加地死在她的家中，年仅三十七岁……
       
       陌生女人的出现是二伯那悲惨而短暂的一生中唯一的亮点。我那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的二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是否得到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这是我们关心的，也是大伯最关心的。以一种善良的一厢情愿，大伯做出了自己的结论。大伯这次千里迢迢地回来，就是为了寻找这女人。以修家谱为契机，大伯决定寻找那女人，并将那女人作为二伯的配偶写进我们童家的家谱。大伯的逻辑很清晰：在二伯举目无亲的时候，是这个女人把他接回家，陪他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因此这女人就该是他的弟媳也就是二伯的妻子，因此把她写进家谱就不仅对得起二伯，也算代表我们童家对这女人有个回报。
       现在看来，大伯此举无疑是想人非非。首先是那女人和二伯的关系。即使他们同居过，可是不是正式结了婚?这是个未知数。从二伯当时的情况，他们正式结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二，就算他们当年真办过什么手续，也是极其短暂的——二伯出狱后只活了不到一年，而且从多年来这女人从未和我们联系这一点看，她也明显地不愿意再提这段往事。第三，谁知道她现在是否已经结婚，又有了新的家庭?再去打扰她，还要把人家写进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什么家谱，分明是太过分了。第四，就算那女人是真和二伯结了婚而且至今未改嫁也愿意作为儿媳进入童家的族谱，但她姓甚名谁现在何方?大伯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综上所述，大伯的善良愿望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用现在的话说是缺乏可操作性。但大伯似乎是主意已定。他坚决地说，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女人。如果不找她他宁可不回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最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因为，危难时刻才见人心!——这就是大伯的原话。
       现在你明白了，我大伯此次回来，探亲访友游山玩水是假，重修家谱是真，而相对于找到这个女人，重修家谱又是假了。大伯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找到并写上这个女人，为此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尤其是大伯最后那句话——危难时刻才见人心——让父亲哑口无言，就连陪同大伯前来的姑姑也不再开口，这其中的原因，我在以后会给你细说。
       大伯他们游览景点只用了几天，其余的时间，就花在寻找这女人上了。他们手中拿着一个发黄的旧信封，信封上有街道门牌号的发信地址。一九六九年的那个冬天，我姑姑就是从这封信上得知了二伯的消息，千里迢迢从新疆赶来，接回了他的骨灰。但信的内瓤却没有了。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姑姑很怕这封信的内容被查出来，让别人知道她不光有个国民党的哥哥还有一个反革命的哥哥，而且自己还要去见这个反革命，所以在她接回二伯的骨灰后，便将信烧毁了。因此，这封信的关键部分—一那个发信人写信的内容和真实姓名，没有了，消失了。按照姑姑的记忆她是把这个人的姓名记录在了某个地方，某个隐秘的本子或某张纸上，但过了这么多年，就像那些我们成心记住，刻意记住，专门藏到某个地方的东西一样，偏偏找不到了。
       很多年后我从父亲嘴里听说了这一切，第一个感觉便是不可思议。我的姑姑年龄虽然比父亲大体质也比父亲弱，但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弱，她能够前往香港同大伯见面并陪同他千里迢迢地乘火车从新疆赶往内地旅游便是明证。而且她头脑清晰，和她交谈几次你就会明白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在二伯这件事上，她偏偏要遗忘那些最该记住的关键呢?这是一个谜。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她分明是隐瞒了什么，或者，她曾有意识地要遗忘某些内容，之后，便真的遗忘了。
       我大伯他们在父亲的带领下拿着旧信封去寻找信封上的地址，你也许已经猜到了，那院子早已不存在。不光不存在了，连这个地址门牌也早巳消失——几年前，这个门牌的院子连同这整个一条街，都被推平了，代替它们耸立在那里的，是一座巨大的钢筋水泥的大厦，闪亮的玻璃门旋转着，门口有穿着红制服的保安指挥着汽车，大厦前方的钢铁旗杆上飘荡着不知哪个国家的旗帜。大伯和父亲和姑姑望着那面旗帜怅然若失了很久，之后大伯突然说：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父亲原以为门口的保安会挡住他们盘问的，但那保安却很礼貌地向他们打招呼，还亲手为他们拉开了门——也许是大伯的装束让他们觉得有着一桩海外生意要谈吧，事后父亲这样对母亲说。我父亲跟着大伯和姑姑他们进到了大厦里面。一层是巨大的大厅，朦胧的光透过屋顶的大玻璃射进来，有假山有喷水池还有棕榈树，咖啡座里坐着一对对衣着时尚的人们；一个穿燕尾服的男人一脸忧郁地弹奏着钢琴。父亲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不由得有些拘束，大伯带着他们大摇大摆地到中间的茶座坐定，侍者恭敬地过来，伯父为父亲和姑姑点了咖啡和水果汁，自己只要了一杯矿泉水。各人拿着自己的杯子喝了几口，都不说话，姑姑突然说了一句：
       “那女人好像是有丈夫的，好像。”
       大伯用眼睛盯住她，等待着，她却不再说了，只是用手很笨拙地搅动着咖啡杯里的勺子。
       什么叫好像?大伯问。
       我记不清了，姑姑说。
       你见过那男人?
       我记不清了。
       你真行，什么都记不清了，大伯冷冷地说。我父亲一愣，他没想到大伯对自己的妹妹会这么不客气。姑姑却并不为自己辩解，只是眼圈红了。
       姑姑眼睛里的泪水是在几天后才在我父母面前落下来的。那天晚上大伯和伯母小珍他们去看一场京戏，原本给姑姑买好了票，但她推说头疼，留在于家里。我母亲收拾好了厨房，去问姑姑是否需要吃药和休息，姑姑说自己其实头疼得并不严重，只是跑了几天，有些累了，想在家里歇一歇。她让母亲坐下来和她聊一聊。母亲便坐下了。房间里灯光很柔和，母亲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此刻又少有的安静；就在这柔和和安静之中姑嫂两个第一次单独坐在一起，两人都有些尴尬，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姑姑先说话了，她说这么多年虽然和弟弟弟媳妇没有联系，但其实在心里，还是很想念他们的。怪都怪她，作为姐姐。没有时常关心这个弟弟。她又说早就知道有母亲这样二个能干的弟媳，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靠着弟弟那点工资竟然过得很好，真为弟弟感到欣慰。她已经注意到了，母亲这几天特别辛苦，经济和住房都不宽裕，却要尽心招待；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亲人住，自己一家搬到外面去；且不说一日三餐的精心又丰盛，味道好，从不重复的，就说每天晚上烧那几大盆洗澡水，也真难为我母亲了……
       一番话说得母亲心里一热，当下眼圈竟然有些红了。原来大伯他们几个人住下后，不光在家里吃家里住，还要在家里洗澡。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家又住平房，居民家中还难得有淋浴设备，都是一星期半个月才到澡堂洗一次澡。可偏偏大伯母和大伯于净惯了，又正逢夏季，每天入睡前必定要泡一次热水澡，这可难坏了母亲。父亲和大哥跑遍了城里买来一只巨大的铁盆，每次要倒上三大锅热水外加三大锅凉水才够一个人泡澡，为此父亲又买了一只铁炉子，我负责提着桶到院子里的水龙头接水，母亲负责烧水。两只炉子一起烧，碰上洗澡的人多，也得忙乱两三个小时，有几次，大伯他们回来晚了，母亲烧水竟然烧到了夜里一点钟。母亲的辛苦尚且能够容忍，最让她不能忍受的是大伯母的趾高气扬挑挑拣拣。从不自己倒洗澡水不说，有几次甚至当着母亲的面对大伯抱怨这是什么鬼地方，连个像样的卫生间都没有。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当然不是母亲的错，但一向争强好胜的母亲却感到委屈，仿佛大伯母是在指桑骂槐地说自己。母亲有慢性的肾脏病，一累就满脸浮肿腰背酸疼，晚上回到住处，她让父亲给她揉腰，边揉边不免发几句牢骚。她说你大哥他们台湾人可真是讲究，要天天洗澡干吗不住宾馆呢I父亲说住在咱家里想必节省嘛，他们还要去好多地方呢，再说大哥在台湾也不算富裕人家。母亲说不富裕?住着两层带花园的小洋楼，开着两辆车，乡里还有一套别墅，能说不富裕?父亲说台湾家家都这样，人家生活水平高嘛。母亲说生活水平高就该住宾馆啊!就该着我们一趟趟给他们烧水倒水，累得腿肿腰疼?我们生活水平低就该给他们当长工伺候着他们?父亲连忙说你怎么这么说呢，都是亲戚嘛，大哥和姐姐还一个劲地向我夸你能干，说你饭做得好，这些日子让你辛苦了。母亲是个喜欢听人夸的顺毛驴，一听到夸奖就会甘心情愿地越干越欢，嘴上虽然哼了一声说不稀罕，却不再说什么了。父亲便说实际上你不必那么事必躬亲，像倒脏水这种事情，你可以让小珍他们做嘛。母亲说你说得好听，人家小珍是个客人，你好意思让人家做啊?父亲说这就是你太客气了，小珍员然是客人，也只能是半个客人，她来就是来帮忙的，况且她是晚辈，我们长辈当然可以让她帮忙——你难道没看见，小珍总是帮着给嫂子和哥哥盛饭，总是帮着嫂子拎包么?母亲淡笑了一声，说那倒是，那是人家主动干的。你支使着人家干可就未必了。小珍当然会替你大嫂拎包盛饭，她还可能替你大嫂倒马桶呢!但你试着让她给我倒倒，你试试看?
       
       写到这里我也觉得母亲不免刻薄，但事实证明母亲观察人的目光十分锐利，论起人情世故往往一语中的。几天之后我就领教了小珍的势利。那是。见到家谱的时候。那天大伯他们出去了，我和小珍还有母亲在家里收拾房子，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涂改过很多次的大纸，上面横七竖八地用连线串起了很多人名，整张图就像是一张蜘蛛网，每个人就是停留在丝须之上被这千丝万缕连起来的小蜘蛛。小珍说这便是家谱。我在上面找到了父亲的名字，又找到大伯二伯他们的名字。他们并排从祖父这根线上伸出来(就像一根树干上伸出的三根枝杈)，但在祖父的身边我却看到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两个女人的名字。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还没开口，小珍却开口了：
       “这两个是爷爷的老婆。一个是我大伯和我妈的母亲，一个是你爸爸的母亲。”
       我有些糊涂，因为父亲从没给我细说过这些。我说难道他们不是一个妈生的?
       那当然了，这你还不知道?你爸爸难道从来没给你说吗?小珍强调说，你爸爸和我妈他们是同父异母。我大伯和我妈才是亲生的。也就是说，我的奶奶和你的奶奶不是一个人。
       就连我也感到了她话语中划清界限的味道，感到不舒服，却不知如何回答。还是我的大哥厉害。站在一旁的大哥一直不说话，这时却开口了。
       说起你的奶奶和我们的奶奶不是一个人，我倒想问问，你的奶奶是谁?他笑眯眯地问。
       小珍刚想回答，却像想起什么，脸一下子红了。原来大哥问到了关键：小珍是姑姑生的，她随她自己的父亲姓，从道理上说她的奶奶当然也不是姑姑的母亲，原本与童家没有任何关系，就连小珍自己，也根本不是童家的人I明白了这一点让我十分快意，哈哈笑起来，还是母亲呵斥住了我们：
       “小孩子家别胡闹，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亲疏的!”
       母亲的话半是说我们半是说给小珍听的，小珍当然明白，脸色灰灰的。哥哥的捉弄虽然过分，但我以为，小珍是罪有应得。小珍十分势利而且一直在百般讨好大伯母，这是谁都能看出来的。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看出来在这个家里真正说一不二执掌大权的是大伯母，而她又有求于大伯母。大伯母比大伯年轻近十岁，是郑成功的后人，她的家族早在几百年前就扎根到了台湾，比起四九年才逃难到那里的国民党小兵我的大伯，自然是人多势众根基深远。据说当年为了解决这批国民党老兵的婚姻问题，台湾当局也曾动了些脑子摘了些军民联欢的花招，我大伯母是不是那时候被迫动员着嫁给大伯的，我不得而知，但大伯母对待大伯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鄙夷和不以为然。那么小珍讨好大伯母有着什么目的呢?原来远不如大哥的志向那么远大，不过是一个东西，区区一台冰箱而已。有一次她们两人说话，被我听到了，我听见大伯母用不耐烦的声音说：好了好了，这次伯母一定记住。到了香港就给你把冰箱发过来，东芝的，行了吧?小珍用撒娇的声音说：奶油色的。大伯母说：好吧，奶油色的……
       且说这一天姑姑主动说到了母亲的辛苦，当下把母亲说得心里发热眼圈发红。原来母亲虽然言语尖刻心地却无比的敏感和软弱，一句抚慰的话就会让她感动万分，再加上她一直就对大伯母的趾高气扬感到压抑，没想到在对方阵营中竟然出现一位同情自己的友军，真是悲喜交集。其实母亲早就观察到姑姑比大伯母甚至小珍都要厚道得多，她曾经对父亲说；你姐姐倒是个老实人，只是她那个女儿太精明——所以当下母亲就对姑姑说，还是大姐你理解我啊，咱们都是过来人，这里条件就这样，我也是尽了自己的能力了，我还能怎么样呢?能让人人满意可不容易!说着说着母亲使用手绢抹眼泪。姑姑说是啊是啊，我理解你，我太理解了……接着，让母亲想不到的，姑姑也跟着母亲抽泣起来。
       下面的事情便是姑姑对着父亲和母亲说的。母亲看见姑姑哭，便急忙去把父亲也叫来了。
       原来大伯到姑姑家里的第二天，便是清明节。大伯一大早起来，要姑姑带她去买纸钱和香烛，说是要给祖父和二伯上香。姑姑家住在当地的生产建设兵团里，到哪里找这些东西?就算不在兵团里，就是在街道上，整个市面上，也找不到这种东西啊。姑姑便直说没有，这东西早就不时兴了，“文革”中当四旧废掉了。大伯也不便说什么，但显然不痛快，整个早饭都吃得很沉闷。吃了饭，大伯又拿眼睛在家中四下里东看西看，像是寻找什么。姑姑问他找什么，他说牌位呢?姑姑说什么牌位?大伯说父亲和二哥的牌位!姑姑只好说没有牌位。大伯当时便火了，说外面买不到香烛和纸钱，你在家里总该给他们立个牌位设个灵堂什么的吧?姑姑顿时哑口无言。大伯便说自己到了台湾，每年的清明节都要祭祖的，即使是在他睡在草棚里当小兵，每月只有两个铜板的薪水，却也要为亲人买一刀纸钱；虽然他是那么艰苦那么孤独离家乡万里之遥，他也在家中设了牌位；没有办法为亲人扫墓，他便登上山坡，用手抓一把土，权当那是家乡的土，对着北方撒去……大伯说他不明白，自己的妹妹和自己的亲人这么近，既没隔着大海也没被人关着，行动完全自由，还拿着国家工资，为什么做不到每年清明回老家给父母扫墓(我祖父祖母葬在了东北老家)，即使不能亲自扫墓，为什么连牌位也不立一个?
       他哪里知道我的苦处呢?姑姑哭着对父亲说，“文革”的时候，我那丈夫是走资派进了牛棚，大哥是国民党跑到台湾，二哥又是个反革命死在外地，我能偷着把二哥的骨灰取回来就已经是不要命了，我哪里敢把一个反革命的牌位供在家里?
       我父亲连连点头，说是啊，这些情况大哥是不太了解。
       他岂止是不太了解，是根本不了解！姑姑说，那时候，谁敢在家里供个什么牌位?封建迷信，梦想变天，几个帽子就能把你扣死!就是每年总结，填写家庭成分，我的压力都多大啊！
       就是就是，父亲连连点头。
       就因为这成分，这复杂的海外关系，我受了多少牵连?小珍他哥哥，那么聪明，学习那么好，几次推荐上大学都是政审砍了下来，下乡十年，最后只能娶个当地农民结婚，这辈子算是完了。小珍连着三年招工都被挤下来，最后只能病退进了一个街道工厂——我是个妇产科医生，却扫了十年马路，这些事。他知道么!
       有些事情，你可以给大哥说，父亲说。
       我说过一些，但不可能那么详细，姑姑抬着红红的眼睛望着父亲，就算我说了孩子们的事情，说了我那短命丈夫的事情，可我能说我那时候一夜一夜的恐惧，睡不着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孤苦无靠，那种众叛亲离么?
       父亲没有说话。在姑姑说到“众叛亲离”这几个宇的时候，他的脸色变了。
       这天夜里，母亲主动陪父亲住到彩萍家的小屋里。她是看到父亲脸色不好，担，心父亲。这一夜，父亲一夜没睡，辗转反侧。每当母亲问父亲有什么心事，父亲都矢口否认，可是好多次，在黑暗中，她都听到了父亲那沉重的、发自肺腑的叹息。
       5　我父亲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对人情世故有着天然的不敏感甚至愚钝，用母亲的话说，是那种“被人卖了还乐呵呵地帮人家数钱”的主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种主儿，他认为自己很有智慧，而且是一种大智慧。父亲的大智慧就表现在对当下的人情世故的忽略不计，而专注于生活的基本真理。在他看来这真理才是根本的、永远不变的。那么父亲总结出的生活的真理是什么呢?大致如下：一、人要自强，要朝上走；二、人要自信，不要听信别人的；三、时代在进步，总之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很多年后，当我经历了世事的复杂多变和人心的诡谲难测，心身都十分疲惫的时候，便很乐意听到电话中父亲的这种声音。父亲的声音总是很年轻，在简略地问了你的近况后便开始给你讲这番道理(随着退休生活的开始他越发珍惜能给任何人讲这番道理的机会)，他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地说着，丝毫不觉得他的道理对你并不实用或过于笼统无法操作，他甚至也并不理解你当下的处境和心境，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话总让你感到安心、安全和温暖，就像在这个繁复可怕的世界中，总还有一种简单的、明朗的东西，它就像一方被阳光照耀着的水晶石，屹立在一团黑暗、混沌、风起云涌和诡谲多变的云雾之中，虽然遥远，却光明、透彻、坚定而恒久……
       
       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永远简单。在我印象中，父亲很少疑虑很少后悔也就当然地很少失眠(母亲正相反)，甚至在母亲生了重病的时候，他也能够呼呼大睡一觉到天亮，为此母亲颇有怨言。其实这并不说明父亲对母亲的感情不深厚，相反如果母亲需要父亲为她捐献一个器官甚至牺牲生命，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只是捐献过后，他还会倒头就呼呼大睡，就这么简单。
       可是这一天，从不失眠的简单的父亲却失眠了，你一定能看出这其中的不同寻常。父亲从这一天开始便有些心事重重。他照常陪同大伯他们外出，照常陪同他们聊天，也照常微笑，但这笑容中却少了一份以往那份单纯而快意。那么在父亲那明镜一般的心中，飘过了一股什么样的乌云呢?
       一九六九年，我二伯出狱的时候，和我父亲恰好在同一座城市。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个秋天发生了许多事情。首先，父亲在长达整整一年“学习班”后，终于回到了家中；其次，我的祖父，突然来到了家中；第三，得到了通知：我们要离开军区，离开这座城市了。
       首先说说学习班。何谓“学习班”?不是现在的高考补习班，也不是现在特为领导干部举办的名为学习实为旅游的什么班，而是当时，为那些怀疑有历史问题的人准备的交代问题的场所。什么是历史问题?就是在自己的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做过错误的事情，确切地说就是加入过反动组织、干过反革命事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历史问题呢?这又得从当时的背景开始说。当时正值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时候的人们，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都有可能为以前的反动政府工作过，或者加入过什么反动组织，比如说，那时的大学生很可能集体加入过三青团，但解放后，三青团就成了反动组织，就要受到审查追究。还有的人，自己没参加过反动组织，却可能在反动政府中干过事情，或者，他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剥削过劳动人民等等。我的父亲没上过大学因此没有机会加入三青团；出身也不算坏，我爷爷是失了业的小职员，土改时被定为贫农；由于家贫，父亲很早就被送到孤儿院，这不幸的童年让我的父亲很幸运地成了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但父亲为什么也要被送到学习班呢?这就是我大伯二伯的功劳了。确切地说，就是因为父亲有两个哥哥，一个跑到了台湾，一个是反革命被抓了起来。还不仅仅如此。父亲本来是最穷最穷的无产阶级，可他不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孤儿院里等着人家来解放他，却不甘寂寞地跑出了孤儿院，辗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本来是一个投奔光明的大好行为，但问题却出在了“辗转”两字上。从离开孤儿院到他参军之间，有两个月，我父亲既不在孤儿院，也不在解放军，而是在社会上游荡；他到底去了哪儿?又碰到了什么人?干了什么?参加了什么组织?父亲解释过，但疑点重重。在那些目光锐利又十分负责的政治工作者们看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父亲在这两个月里，有重大嫌疑，和他的两个哥哥中的任意一个，从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
       为说明这两个月的去向父亲在学习班呆了整整一年。父亲所在的学习班设在郊区某个偏僻的地方，周围有卫兵看守，进入学习班的军人不得打电话不得回家不得外出，吃、住都是单独的(为防止串供和订立攻守同盟)，有专人看管，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接受审讯和写交代材料，从这一点看，学习班实际是一种隔离监禁。监禁是一种静的状态，而动的状态是审讯和交代。为了推进交代的进程审讯便会采用极端的形式。
       父亲的一只耳朵，从学习班出来以后，便聋了。我父亲以前的听力好得惊人，从一个事例便可以看出来：我大哥从小调皮捣蛋，负责监督他做作业的便是父亲。他把大哥关在里屋，自己站在外屋的窗户前画画；画画的桌子正好背对着门，若是想逃跑，只消从他的背后溜出门便可以了；父亲画起画来很投入，因此从理论上讲逃跑是可行的；但事实是大哥从没有得手过——每次他的蹑手蹑脚都能被父亲听到，被揪着耳朵很不光彩地提回来了。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你就是从父亲很近的背后溜出去他也可能听不到，就是你把门弄出点动静他也可能听不到；他自顾自在那儿挥毫泼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于是大哥的逃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胜利大逃亡，他是如此兴高采烈，竟然忘形到跑到我父亲正在画画的窗前去玩耍，这样的结果，自然就不用我多说了。一向耳聪目明的父亲竟然让大哥屡次从自己身后逃走，这自然让我们奇怪，更奇怪的是，当发现大哥几次逃跑得逞之后，父亲便不声不响地将画桌挪了个方向，站在这画桌前父亲仍然是背对着门，但他竟然又能听见身后的动静了，大哥的逃跑便再不奏效。这让我们几个孩子百思不解——难道问题出在那桌子上?我是最早发现真相的，那天我和父亲在街上，我站在父亲的右边对他小声说话，他奇怪地朝我眨着眼睛似乎没听清我说什么，接着他侧过身，用另一半脸对着我，真奇怪，这下他竟然能听见我最小的说话声了！父亲转过的另一半脸让我想到了那张改变了方向的桌子——父亲原来挪动的不是桌子而是他耳朵的方向!我偷偷将这一重大发现告诉了大哥，他马上去验证并证实了，出于很明显的居心叵测的动机，他便开始找各种借口要父亲把桌子搬回到窗口下恢复原来的位置，自然，他没有得逞，父亲母亲都坚决、毫不动摇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那么母亲是不是知道真相呢?从她望着父亲的目光，我猜她是知道的，比我们更细致更聪明的母亲怎么能不知道呢?但父亲很可能在母亲面前也拒绝承认这一点(况且这很难证实，除非你去医院做专门检测)，然而在我们家，聋子很快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
       父亲的耳朵问题给我们家庭气氛带来的微妙变化，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我们发现以往说话和风细雨的父亲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变成大嗓门，视他与对话人的相对位置而定，也就是说你必须坐在恰当的位置上才能享受到恰当的态度和恰当的声音；由此我们便知道坐在什么位置上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他的坏话而在什么位置上你只能说你该说的。这些还都是次要的，无论和风细雨还是大喊大叫只要是局限在家里就都属于无伤大雅的内政不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可当家里来了人就不是这样了。父亲喜欢坐在对话人的右边，否则他就得经常过分地侧脸，将自己的耳朵而不是眼睛对着对方，这样就给人造成了他注意力不专心左顾右盼的印象。这还不算最糟糕，最糟的是他的左右两边都坐着人的时候，他总是十分热情敏捷地回答一方的问题而对另一方的问题却有些迟钝甚至是漠然不答，特别是当那个人声音不够大的时候。这让我们着急，有时我们不得不大声重复一遍别人的话来提醒他，但必须适可而止，如果你做得太明显，事后他会很恼火，他会怒气冲冲地质问：
       “我没聋!你喊什么?”
       由于父亲坚持认为自己的耳朵并没有聋，再问它如何聋就没有道理了。
       父亲进入学习班是头一年底，到出来时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了。其间父亲回来过两次，都是在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的“陪同”下，取了东西又离开了。母亲在战战兢兢的情况下开始了失眠，为了保住自己和四个孩子的前程她在工厂里拼命写标语写大字报 (母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认认真真地考虑过离婚。但考虑归考虑最终也没有实行。这是因为父亲的问题始终没有“落实”的缘故。据说母亲曾经认真地劝说父亲“坦白”一切，父亲当下就火了：
       “我没有问题，你让我坦白什么?!”
       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在长达一年的审讯中他坚守住事实也坚守住了自己的神经，他拒绝了想象从而成功地拯救了自己。据说派往外地调查父亲社会关系的人有四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声称父亲列举的证人们根本不存在，第二个批次说找到了证人但所说的与父亲不符；第三个批次要求他重新列举证人，都被父亲拒绝了。他坚持原来的证人和原先的证词，最终，第四个批次的人找到了该找的证人，他们的证词证实了父亲的清白。
       
       父亲出来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但由于父亲的问题“悬而未决”，我的加入“红小兵”(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的申请便也悬而未决，我大哥大姐原先的少先队身份甚至被免除了。现在父亲终于出来了，而且没落下残疾(后来我们才知道并非如此)，而且没查出问题，这是多么皆大欢喜的事情啊!可就在这时候，我的祖父来了。
       我的祖父是来寻找我父亲的。他们也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原来，我的亲祖母(也就是大伯所说的小妈)死后不久，祖父就失了业，于是决定将尚未成年的父亲送往孤儿院。孤儿院是一个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创办的，专门救济战乱中的中国孤儿，由于局势动荡正在四处迁徙，父亲被送进孤儿院不久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后来解放了，祖父跟随出嫁的姑姑到了新疆，在一张报纸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署名作品和介绍，才知道自己这个小儿子还活着并且当了兵还成了一名画家。他几经辗转打听到了父亲工作的这个军区的报社，父子家人才得以团聚。但说是团聚，不过是来回通过几次信寄过照片，互相告知了情况而已。于是父亲知道自己的二哥被抓了起来而大哥去了台湾，大妈(父亲这样称呼姑姑和大伯的母亲)因病去世而父亲和异母姐姐还活着。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父亲刚刚参军不久，由于作品获奖而两次荣立二等功，工资丰厚却还没娶妻生子，正值春风得意的他很快便给祖父寄去了第一笔生活费，从此这生活费便一直没有间断直到祖父去世的那一天。在填写履历表的时候，他便有了许多东西可写，以往他总是写“不详”的家庭主要成员情况栏，如今他仔细地写上了大哥二哥和姐姐的现状，虽然情况有些令人遗憾，但他还是如实写了。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如实填写在后来带来了那么多的麻烦，几乎每次运动他都要就这些复杂的亲属关系做一次又一次的解释和交代，澄清问题解释过程，说明自己和这些人虽然是亲戚，但仅仅是血缘上的，不仅没有政治上的联系甚至没有一般的交往。在父亲进入学习班的当晚，母亲断然烧毁了他和祖父以及姑姑来往的全部信件，母亲这样做的确具有先见之明：几天后，果然来了一群人，把家里箱子柜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翻出任何东西。
       现在你明白，一九六九年祖父的这次突然来访，对于刚刚从学习班出来的父亲意味着什么了。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祖父的背影。绝对的高大(相对于父亲的矮小身材，他就像巨人)，绝对的沉默(除了父亲，他从不和任何人说话)，还有绝对的阴沉加上绝对的飘逸——长长的对襟黑衣，扎着裤脚的黑裤，平底黑布鞋加上长长的白发和白须，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极端的形象，让我们这些孩子久久难忘。很多年以后我都在怀疑；这是真的吗?我们这个平凡的家里，有一天真的来了这么一位阴沉、高大、沉默而又仙风道骨的老人?我的祖父，绝对让人过目不忘。我的一身黑衣满头银发的祖父，具有天然的威严，即使他满面须发肮脏落拓也像个被放逐了的帝王。他沉默着站在屋子当中，手中一柄龙头拐杖，不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表情或笑脸；他站在此刻但分明在另一个时间中，另一个你无法到达的世界中。他来去倏忽，行踪捉摸不定。他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好几个钟头，如同一尊青铜铸像，双目微闭，如同陷入沉思。之后，没有任何预兆的，站起来拔腿就走，长发飘飘忽忽生风，速度之快让我们这些暗中窥探的孩子吓了一跳。在最初的几天，我记忆中的祖父似乎是不吃饭也不睡觉的，他分明是古老的山神，而山神是不用吃饭和睡觉的。我们这些孩子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远远地窥视着他，却不敢上前和他说话，我们深受他的吸引却又慑于他沉默的威严。他手中的那柄古铜色的、雕龙蟠曲的拐杖，在我们的心目中，就像帝王的权杖一般神秘、高不可攀。我们和他最亲近的接触无非是从他身后伸手去偷偷抚摩这柄拐杖，那冰凉、坚硬的感觉，那拐杖顶端昂首怒目的龙头，让我们肃然。
       我还记得这个夜晚，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家里烟雾弥漫。烟雾是从祖父和父亲居住的里间飘出来的(母亲和我们挤在外间)，灯光被绒线衣遮挡住了，祖父巨大的黑影从门缝中隐隐露出来，遮挡了整个里屋的天花板。我隐隐听见了父亲和祖父尽量压低的谈话声(父亲必是坐在他最合适的位置上了)，他们的声音时断时续，低沉、沙哑，犹如被锯得断断续续的麻绳，触摸着我模糊的意识。睡意蒙眬的我无法将它们织成逻辑清晰的意义画布，但一个词我听见了并且记住了，它是这截截词语之绳中最清晰最完整结实且不断重复着的一段，那是一个词：二哥。
       二哥就是父亲的二哥，也就是我们的二伯。
       现在你知道了，祖父此行有个重大的目的，是和我们的二伯有关。他的突然前来，他和父亲那些含义模糊的、极力躲避着外人的鬼鬼祟祟的谈话，都和我们从未谋面甚至也从未听父亲提起的这个人有关。这个叫二哥的人是谁?为什么从未听父亲提起过?祖父和父亲谈起他时为什么要躲着我们?这些我不知道，也不敢问。事实上我无法断定这被遮住的灯光、这烟雾、这压低的嗓音下偶尔露出的名字是不是出自我的梦境。那段时间父亲显得心神不定憔悴不堪，白天他经常和祖父一同出去，夜里很晚才回来。我们是孩子，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出去干了什么，但我们也感觉到，祖父的出现已经给我们家带来了某种我们不知道的、隐秘而沉重的东西，就如同祖父那巨大而阴沉的背影，遮蔽了家里原本不多的阳光。因为在祖父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时常背着我们在低声争吵，父亲烦躁不堪，而母亲哭泣的眼睛早已红肿。而当祖父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摆出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祖父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在他眼里似乎我们都不存在，我们这些孩子，还有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好奇，我母亲的焦虑。除了深夜时分分和父亲的长谈，以及他和父亲白天出去进行的那项秘密活动，他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似乎并不存在。
       后来就到了那天晚上。
       记不清那是祖父到来的第几天的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们惊讶地发现，祖父和父亲竟然都没有回家。此前父亲已经在一清早就上班了，祖父也在这天下午突然外出。他照例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我们，包括母亲，也照例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是这天，当晚饭时间到来他们依然没有出现，当睡觉时分到来他们还没有出现，我们才感到，他们似乎是一起出去的，而有一件大事，似乎是发生了。母亲不说话，晚饭的时候她就不说话，睡觉的时候她还是不说话。但她越来越阴沉的脸色却说明她知道一切。
       鲁莽的大哥问了一句：
       “妈，爸爸和爷爷到哪里去了?”
       “闭嘴!吃你的饭!”母亲火气十足。
       我们都不敢再说话，吃了饭便做功课。母亲照例拿起毛衣来编织，但她织了几针，就放下了。她走来走去，再坐下，拿起来，再织。后来有一次她叫我为她拿棉花。我拿了棉花走到她跟前，发现她的食指，已经被毛衣针戳破了，鲜血淋漓。我给她裹上棉花和纱布。一滴泪水落在我的手上，我发现，母亲的嘴唇在颤抖，母亲在抽泣。妈妈……我不知所措地叫。哥哥和姐姐都从书桌上转过脸来。叫什么叫，孽障I都给我睡觉去!都死去！母亲突然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涕泪纵横。
       我怎么不死啊……母亲痛哭失声。
       这天夜里；我们是在战战兢兢中入睡的。母亲把自己关在里间房屋里，在那里哭到了天亮。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是觉得，母亲的惊恐和怨恨必定是与父亲和祖父有关的，但到底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被“砰”的一声玻璃瓶的碎裂声惊醒了，里屋的灯亮着，从争吵声中我们知道父亲已经回来了，接着是开门声，父亲冲出来拉起了大哥：
       
       快去找救护车，你妈吐血了!
       有一种理论认为，疾病是人的心理愿望的反映。也就是说，疾病并不是什么外来的细菌或病毒侵袭的结果，它就隐藏在你的内心深处，它是招之即来的。
       我不知一九六九年秋天发生在母亲身上的这场大病是不是她暗自祈祷的结果。她被诊断为急性胃穿孔伴随大出血，随即陷入昏迷，并有生命危险。在紧急手术过后的十几天里，父亲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父亲几乎不再回家了，他请了长假来陪伴母亲，我们在上学的间隙也到医院看望母亲，而祖父，则被冷落在家里，冷落在事件之外。祖父在我们家中造成的那种神秘和恐慌，渐渐消失了。现在他退化成为一个孤僻、落拓的老人，有些肮脏有些迟缓，要靠我们给他从食堂打饭吃，撒尿经常弄湿自己的鞋子；我们发现他的口齿原来不清，他那令人生畏的沉默不过是耳背造成的结果，他的来去无踪不过是老年痴呆的一个症状。很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我才明白，在这场祖父和母亲的较量中母亲取得了胜利，她使父亲最终抛弃了祖父而回到了她的阵营里，她的秘密武器就是这场疾病。也许父亲是甘心情愿地倒戈的，正是母亲的生病给了他最好的理由把那道难题搁置在一旁；他心甘情愿地躲进了母亲用疾病为他搭起的掩体之中，来躲避祖父带来的重磅的责任炸弹。在这场两军对垒中祖父是完全寡不敌众和力量悬殊了，他不仅势单力孤且年老体衰，他那昏花的老眼发射的炮弹毫无精确度可言，完全是一场徒劳的消耗。同样躲进掩体的还有我们全家，我们都躲开了那个使我们家陷入危机的外来者，当时我们还是孩子，还不明白他带来的那遭难题到底是什么，但本能也使我们知道，父亲和母亲似乎更愿意呆在病房，在那里他们可以摆脱祖父。我还记得这样的场面，母亲的病房里阳光和煦(在记忆中母亲似乎是十分优待地住在一个单人病房里)，到处飘荡着水果和点心的香气(很奇怪没有医药味)，父亲用打湿的热毛巾拂拭母亲的脸，坐在床边给她笨手笨脚地削苹果吃，或者用汤勺给母亲喂着稀饭，而母亲姿态舒服地躺在床上；飘拂的白窗帘后面阳光和煦，映照出母亲温暖的、心满意足的笑容……他们显得是那么平静和快乐，仿佛这里不是病房而是他们度蜜月的旅馆。这种快乐也感染到了我们，在大哥的带领下我们几乎是一放学就往医院跑，一直要呆到很晚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好像我们的家已经搬到了那里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怜的祖父，倒被我们假装无心地遗忘在家里了。
       这天晚上我和大哥他们很晚回到家里，发现整个房间漆黑一片。我们开了灯，发现祖父正凝然不动地坐在窗下，他一动不动的黑色身影把我们吓了一跳。大哥小心翼翼地将我们从医院带回来的、已经凉了的饭盒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大哥问他要不要吃饭，要不要把饭热了。祖父不回答。他满脸满头都落满灰尘，粗布鞋破了一个大洞，像一个毛皮发灰的老兽那样疲惫而惶惑，他一定是在外面跑了整整一天了，像往常那样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长长的眉毛像寒风中的蝴蝶须子那样颤抖着，喃喃问：
       小亨子在哪里?小亨子在哪里?
       小亨子是父亲的小名。我们童家将男孩子叫“亨子”，按排行分别叫大亨子二亨子小亨子，以此类推，虽然我母亲管大哥叫大亨子，我祖父却管我父亲叫小亨子了。大哥回答说：
       我爸爸在医院里。我妈病了。我爸陪着我妈。
       小亨子在哪里?祖父仍然喃喃。显然，他没有听见大哥的回答，也不可能听见他的回答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按照自己的逻辑推理和发问。他发现这个世界丢失了什么东西，却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只是感到惶惑，感到失落，感到悲伤。
       小亨子在哪里?他喃喃说，小亨子在哪里呢？
       我们是在几天后才发现祖父有痴呆症的。那天我们回到家里，发现祖父不见了。我们并没有在意，我们认为他过不了多久便会自己回来的；直到夜深时分，直到实际上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我们还这样认为。反正现在父母不在身边，在粗枝大叶的大哥带领下我们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这时我们听见邻居敲门。祖父被带了进来。邻居说，半夜时分，祖父敲开了他们家的门，二话不说，径直进去，脱下鞋便躺到床上，当他们正准备叫他起来的时候，他却自己坐起来，光着脚在房间里转悠。他在床底下，在衣柜里，在厨房，到处寻找着什么，边找边嘟囔。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找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嘟囔那几个字，听也听不明白。而我们一听就明白了。直到进门，他还在嘟囔着，而且这次加上了另一个人：
       小亨子在哪里?二亨子在哪里?小亨子在哪里?二亨子又在哪里?
       如果小亨子是我父亲，那么二亨子就该是我二伯了。我们急忙将这重大发现告诉了父亲。父亲急忙从医院中赶回来。让我们吃惊的是祖父见到父亲并没有高兴，他仍然显得惶惑而悲伤：
       小亨子到底在哪里?二亨子又在哪里?
       父亲的眼圈红了。第二天，他将祖父送上了回新疆的火车。
       6　我父亲将祖父送上了返回新疆的火车，并且给在新疆的姑姑发了一封电报。父亲原本想亲自送祖父回家的，但此刻军区正要对那些刚刚走出学习班的人重新分配工作，这是一场牵涉到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命运的关键时刻；父亲和母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留下。据说父亲给列车上的服务员仔细交代’了祖父的情况，请求他们一路上照顾祖父，又留下了自己和姑姑的详细地址。如果一路顺利，祖父将在五天后到达乌鲁木齐，在那里将有先程赶到的姑姑去接应。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安排，在祖父离开的第五天，我们接到了姑姑的电话：她并没有接到祖父。祖父不在那趟列车上!
       父亲立即去车站查询。他记得列车的车次车厢和祖父的座位号，却忘记了记下列车员的姓名，因此车站只能答应帮助查询，却没有做出任何承诺。那位办事员毫不客气地训斥父亲：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脑子又有毛病，你当儿子的就敢让他一个人坐火车?!父亲无语。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脸色白得像纸。就连尚未出院的母亲也变得小心翼翼，她现在明白了，相对于祖父的失踪，她的生病就是小菜一碟了。现在，在这场较量中，祖父又重新占据了上风，他使出的招数更绝：失踪。这个老人，就这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成功地惩罚了背信弃义的父亲，让我们全家再次陷入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那段时间父亲时常做噩梦。他时而梦见祖父回来了，却浑身是血，奄奄一息；时而梦见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找到了祖父，他被一伙蒙面的歹徒捆绑着，正要推进一口井里；还有一次他梦见祖父坐在家里，一身白衣谈笑风生，和自己小时候见到的一模一样，但当他走到他身边叫他一声父亲时，他对他却视而不见，旁若无人地走了过去……每次醒来，父亲都要愣怔许久，抽完一根又一根香烟。他每天都要和新疆的姑姑通电话，彼此交流搜索情况；他还去了市里的公安局、派出所、收容所，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因为他有一种顽固的想法：祖父必定是重新回到这座城市中来了。是的，这很有可能。倔强的祖父还有一桩事情没办完，他怎么可能被乖乖地送走呢?他回来了，只是不愿意再见到自己不争气的儿子而已。这种想法让父亲内疚无比。父亲就这样一趟趟地跑着，每过一天，便更加灰心丧气一层。眼见着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母亲决定提前出院。父亲倒也不劝阻，也许在心底里，他对母亲有那么：—丝埋怨：如果不是母亲的那场病，祖父是不会出走的……他已经准备好了，等母亲一出院，他便要动身去寻找祖父，尽管他并不知道祖父去了哪里……就在我们全家都整装待发，母亲准备出院，我们准备接母亲，父亲准备动身的时候，姑姑的电话到了，我们的祖父，既没有回这座城市也没有回新疆，而是去了一个我们谁没有想到的地方：东北老家。
       
       后来我才知道，我祖父已经是第四次突然回老家了。第一次是在三十多年前，就是那次他娶了我父亲的母亲，在家乡生活了五年后才决定回去寻找原配妻子(按今天的标准他无疑是犯了重婚罪)；第二次是在十年前，他不辞而别地离开新疆，回到老家后住了整整一年，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新疆；第三次是在五年前，同样的故伎重演，来去都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加起来，这一次算是第四次，而且间隔的时间更短。也许是习惯了祖父的这种不辞而别，我姑姑对祖父的失踪并没有十分紧张，她很快给东北老家的堂兄打了电报，请他们关注祖父的动向—二果然，几天后，电话就来了，说他们会暂时照顾祖父，只是，他的身体似乎不太好，神志也有些不清楚。
       在遥远的渤海湾，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童家是当地一个满族大姓。到了祖父这一代，弟兄四个外加每人的几双儿女，算下来有好几十口人都住在一处老宅子里。一九三一年日军入侵，几个兄弟决定举家出逃，又舍不得老宅子，经过抽签，决定由最小的老四留下来看守家宅，其余三个弟兄则携家带口取道海路从天津入关。几十年过去，外出逃难的三个兄弟和他们的后人已经散落在天南海北全国各地，只有最小的老四的后代仍然在渤海湾种地。但不可思议的是，一碰到什么坎坷，这几个弟兄就会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跑回这座早已颓败不堪的老宅子里来。据说除了我祖父，回过老宅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这三个人中的两个甚至死在了老宅子里。他们的归来，除了我祖父，一个是在反右时期，还有一个是“文革”时期。无怪乎老四的一个儿媳妇很不满意，她说老童家真是怪了，太平时期，这里冷冷清清谁都不来，一闹运动就回来了，几个老爷子，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
       我以为这些先辈们的回乡是上级命令的结果，后来才发现不是。他们全都是自愿的，而且多半是冲破了家人的重重劝阻，甚至闹到和家人不辞而别。童家的男人性格各异，但在两点上却出人意料地一致：对金钱的一窍不通，对家乡老宅的迷恋。他们为什么如此迷恋那个离别多年，如今已经十分陌生甚至是举目无亲，穷乡僻壤的几间老房子呢?这又是一个谜，或者是一个故事，我打算在另一篇小说中好好探究。
       我的祖父终于有了下落，全家人都松了口气。父亲决定动身去东北，将祖父带回新疆交给姑姑，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这次，母亲没有阻拦他。让父亲感到意外的是姑姑的态度，她似乎并不急于让父亲这样做，她的理由是，祖父这样做不止一次了，况且在东北也不是没有人照顾，父亲又面临重新分配工作的当口不便离开单位(父亲曾向姑姑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没有亲自送祖父回新疆)，所以，让祖父在东北呆些日子，“等老爷子真正想通了再回来也不迟”——这是姑姑的原话。现在想起来，一定是祖父的性格让姑姑也感到为难，倒是由着他的性子让他呆在老家更让人省心，但这层意思连母亲都没有对父亲说出来，只是让父亲迟疑了。他对母亲说；妹妹似乎不想让爸爸回新疆，这是怎么回事呢?母亲说我怎么知道?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反正我现在已经出院了，你想走，随时都行。父亲说你真的行吗?父亲是想让母亲再提出一个借口让自己留下来，但母亲没给他这个借口，母亲说我当然行。
       现在是父亲迟疑了。我猜想他的迟疑有两个内容：一、要不要立即动身去东北?二、到了东北怎么办?在这第二个迟疑中又包含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把祖父送回新疆呢，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这别的什么地方很显然，就是我们家。既然姑姑不十分欢迎祖父，让祖父独自呆在东北又让人不放心，那祖父真正应该呆的地方，就只有我们家了。在迟疑的这几天里，父亲一定是想到了这一层，我的母亲也想到了这一层，但他们谁都没向对方点破而已。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曾叹息道：其实妹妹也不容易，还带着两个孩子……母亲毫不客气地反驳道：这年头谁容易?我还带着四个孩子呢!父亲便不说话了。
       在这一迟疑的当口，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时候，父亲的组织决定下来了：我们全家将离开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到戈壁深处的生产建设兵团去劳动锻炼。于是父亲明白，一份不算严重的惩罚下来了：尽管他成功地抵御了长达一年的审查，没有把那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变成实实在在的罪行，尽管他用坚强和始终如一证实了自己的清白，但他还是不得不离开他效力了如此之久的大军区，到一个穷乡僻壤去开荒种地。但他也明白，比较而言，对他的处理还算是仁慈的，相比那些被判刑、被劳改、被撤职、被转业复员、被发落回原籍的军人来说，他好歹保住了自己的一身军装，也就是说。保住了作为军人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年十二月，我们全家去了兵团。几乎是同一时刻，我们得到了祖父在东北老家病逝的消息。
       7　很多年后，随着我的大伯回到大陆，这些早已尘埃落定的往事，就这样沉渣般被搅起，裹挟着种种积淀下来的、深埋久远的情感。对二伯的死，对祖父的死，大伯表达出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长子理所当然的不理解和不满。他之所以要专程来寻找那个其实不可能找到的女人，就是为了表达这种不满。就算二伯的死包含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下面我会再解释)，那么对祖父的死，他就更觉得不可思议了：身边明明有两个儿女，祖父怎么会独自一人回到老家，最后死在那个荒凉的地方呢?就算他行踪诡秘地回去了，他的两个儿女，为什么没去把他接回来呢?就算他们没有接回他，在他临终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赶到他的身边，照料他，给他送终呢?对这一切，姑姑和父亲都没法回答。或者回答了，大伯也没法理解……我还记得这个晚上，兄妹三人坐在灯下，神色凝重。
       大伯说：人要有骨气。任何时候，做人最基本的东西不能动摇。我退休后到了台中，正逢地方选举临近；当地县长为了拉拢人心，亲自登门拜访，每家送去五百美元。我是刚来的新住户，也收到了这五百美元。但是我当面拒绝了。为什么?我说我不收不明不白的钱。我不了解你，就是收了这五百元，也不会投你的票。如果投了，那也是昧良心。我不能为了五百美元昧良心。……这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危险?告诉你们，有。县长有个拜把兄弟，是个什么帮，就是过去的青红帮一类的黑社会，当地势力很大，无人不晓。有人就提醒我，县长给你面子你不要，小心什么帮啊!我说我不怕。我既没有官可丢也没有财可贪，所谓不怕杀，不怕绑架，身正不怕影子斜……
       父亲和姑姑正襟危坐，神色肃然。
       大伯又说：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是世道再混乱局势再危难，亲情总还是要有的。任何时候，血浓于水，这是颠扑不破的。道德沦丧，从什么地方开始?从骨肉相残、众叛亲离开始。古人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父不像父，子都不像子了，臣还能像臣，君还能像君吗?
       父亲和姑姑无言。
       那天晚上大伯终于累了，回去休息了。房间里只剩下父亲和姑姑。怔了半晌，姑姑说：真是一言难尽啊。
       父亲没有说话。
       姑姑想了想，突然恨恨地说：不受贿赂算什么?不怕什么帮算什么?
       我告诉你……她望着父亲，嘴唇哆嗦了，我告诉你，批斗我丈夫，我们老陈的时候，我是上台去揭发了他。我和他划清界限，才保住一条命的啊!
       父亲眼睛直直地盯着地上，突然说了一句：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有内疚。
       姑姑擦干眼睛，望了父亲一眼。她的目光十分锐利。她说：那个女人，她说起过你。
       这个女人便是最终为二伯送终的那个女人。而此前，姑姑一直对大伯说，她已经忘记了她和她的全部对话。
       
       她说她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在二哥快不行的时候。姑姑又说。
       父亲还是沉默。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大哥告诉我，他曾经偷偷跟踪过祖父。那是在母亲已经生病，父亲正在医院陪护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几个小点的孩子放学后在姐姐的带领下去了医院，大哥一个人先回了家。他发现祖父正往外走。一种突然产生的好奇心让他决定跟踪，看个究竟。他远远跟在祖父后面，出了军区的大门，沿着一条长长的林阴路，拐过一个十字路口。他们穿过繁华的闹市，最后来到郊外。楼房越来越少，人和车也越来越少，大地变得开阔起来，呈现为一片荒野。大哥说他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在汗流浃背中他觉得自己跟踪的不是祖父，而是一个影子一样的东西。祖父黑衣飘拂银发飘拂步履如风，在越来越坎坷荒凉的土路树丛间飘飞而过，在起伏的地平线上时隐时现，让跌跌撞撞的大哥永远遥不可及。他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追上他。他觉得自己迷迷糊糊已经走了一百年，走了一百年也追不上他。他累得要死了。他决定放弃了。最后，当暮色快要降临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祖父是在兜着圈子。在他们的左手前方，总可以看到一座高高的、红色的高墙。祖父就在不停地围绕着这高墙，远远地，兜着圈子。认识到这一点让大哥松了口气。他决定坐在路边，等着祖父的再次出现。他猜得没错。就在他望着祖父的背影消失在前方不久，约摸一小时后，祖父的身影又在道路的后方出现了。祖父小小的黑色身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地平线上祖父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地跳荡着，祖父粗布大黑衣服的前襟张开着，如同一只黑鸟张开的两只翅膀。这次大哥看清楚了祖父的面容。祖父的面容让他觉得恐怖。面色如枣双目如炬，白须白发在风中飘荡着张开着，如同燃烧起的白色火苗。大哥说你记得小时候咱们看的童话书中的太阳公公么?就是头发和胡须都张开燃烧的那种?他说爷爷就是那样。在这个秋天的傍晚，残阳如血林树如烟，我的大哥看见我祖父就像太阳公公那样，发须燃烧着步履如风地在荒野中疾走。他满脸尘土。他眼睛通红。他焦虑地眼睛望着前方。他在围绕着一个地方兜着圈子。他就那样不停地走啊走啊，直到气喘吁吁气息奄奄。他走了一圈又是一圈。时间和世界在他眼前飞逝……他在追赶着什么?他在寻找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不停地围绕的那座红色的围墙，是一座监狱。大哥神秘地告诉我。那高墙上拉着铁丝网，四个角上有碉堡，碉堡上站着拿枪的卫兵。爷爷每天都要到那里去。你说爷爷是不是很神秘?他是不是疯了?
       那天晚上祖父是在累得瘫倒在地上的时候才停止了围绕红墙的旅行的。天黑了许久，大哥在路边找到了他。我们的祖父已经累得起不来了。大哥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嘟囔着说了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
       小亨子在哪里?二亨子又在哪里?
       我不知父亲是否知道这一幕。我猜他是知道的。在祖父来到家里的那几天，在母亲尚未生病的那几天，父亲应该是陪同祖父来过这座监狱，打听过二伯的下落。事实上祖父应该是接到了二伯出狱的通知，才赶到这座城市来找我父亲，一同去找二伯的。但他们没有找到二伯。已经出狱的二伯正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流浪。我祖父必定是不甘心，一心要找到自己的儿子，而我的父亲，出于亲情和责任，不得不陪着我祖父这样做。就在这时候母亲病了。就在这时候祖父被送回新疆并中途跑了出来，回到了东北老家。回到了东北老家的祖父是不是仍在用自己的方式苦苦寻找着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但我听说，他是在一个风雪之夜，在一座废弃的工厂的外墙下面死去的。厚厚的雪地上留下了一圈脚印，那是被同一双脚踩了无数遍而变得坚硬无比的脚印，包围了工厂方圆几公里的围墙，它是一道永恒的圆圈，锁住了我祖父弥留之际的最后期盼。我祖父是在围绕着砖墙转了无数遍转了整整一夜之后精疲力竭倒下的，他躺倒在砖墙下面，脱下了自己的鞋，将衣服折叠好，放在头下，便进入了永远的梦乡。那砖墙，和城市郊外的那座监狱外墙一样，是红色的。
       姑姑得到那封辗转寄来的信，已经是这年年底了。信是广个陌生女人写来的，字迹歪歪扭扭，看得出文化程度不高。信中说，她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因为她家中的客人(她说出了二伯的名字)现在病得非常之重，“眼看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她到他服刑过的监狱去办手续。才知道曾经有个军人和老人去寻找过他，这个老人是他的父亲而军人是他的弟弟。她按照留在监狱的地址给军人去过信，但只收到过一百元钱，下面却投有落款，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在这最后的时刻，她希望能有个亲人陪伴在他的身边，让他能够安心地离去……
       姑姑接到信便立即动身。但是没有见到哥哥的最后一面。我的二伯在姑姑到来的前一天，就溘然长逝。
       二十多年后，姑姑只记住了那是个傍晚，她在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和汽车之后，终于来到这座城市。天已经黑了，空气中飘荡着浓重的煤烟味道，一团黑雾笼罩在这个北方城市上空。循着信封上的地址，她来到了城北一大片居民区里。这是铁路工人和民工混杂的地方，道路泥泞尘土飞扬，大量临时建筑使街道拥挤不堪，没有地沟的走道污水横流，成堆的垃圾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曲里拐弯的道路如同迷宫，姑姑就沿着这迷宫一样的小路走到了二伯的住处。这是一座用牛毛毡苫着顶的、用土坯垒起来的小屋，你必须弯着腰才能走进去；没有窗户的土墙散发出一股阴湿的霉味，寒风透过摇摇晃晃的门和墙上的缝隙钻进来；一盏昏黄的小灯拖着电线长蛇般沿着横梁从隔壁爬过来，爬到二伯睡着的那张用碎砖头支着的床上，床上有薄薄的被褥和麦草，二伯从监狱中带出来的一件旧大衣被折叠着当作枕头，辨不出花色的枕巾上有着黑黑的油腻，边缘丝丝缕缕的线头都掉了出来，上面还沾着二伯几根泛白的头发……
       现在，她看到了那个男人僵硬的苍白的面容。这张脸她还是在小时候见过，留在她印象中的是一个白净文弱的男孩子形象，如今，却成了一具苍老、肮脏、干瘪的男人尸体。他深陷的眼窝像贫瘠的土地上塌陷下的两个黑洞，由于消瘦，高高突出的牙床不仅陌生还显得有些狰狞。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缩得那么小(印象中他是高个子)，在这个黑暗低矮的房间里显得很奇特，不像个真人倒像个偶人。她有种感觉，为了适应这房间的尺寸，这男人把自己缩小了。姑姑的神思恍惚起来，她甚至有些怀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自己莫名其妙接到的信，自己几天的长途跋涉，这座熟悉而陌生的暮色中的城市，这迷宫般曲折黑暗的夹道，这贫穷、肮脏得不可思议的小屋，还有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真是那个曾经带着自己玩耍的哥哥吗?是那个在监狱中度过整整二十年、让老父亲长吁短叹的哥哥吗?她神思恍惚，疲惫不堪，半是旅途劳顿，半是满腹疑惑。她有许多问题要问，但如今，那个男人，她的兄长躺在那里，沉默不语……长夜漫漫，寒风抽泣着掠过外面屋檐，邻居人家的咳嗽声吐痰声还有撒尿声隐约可闻(没有天花板的屋顶是通透的)，房间中弥漫着难闻的酸臭气息……有什么东西从她脚边吱吱叫着跑过去了，那是老鼠，它们钻进了墙角那成堆的废报纸和玻璃瓶、旧电线和旧铁锅中，在那个柳条背篓和捡拾垃圾用的铁笊篱之间爬来爬去……那个坐在对面的女人，面色苍白神情忧戚，面目在灯光下模糊不清，她无法断定她的年龄，只是把她归人了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工那类人中，是因为那封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吗?但也可能，这信根本就不是她写的……她有丈夫吗?她和哥哥是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收留哥哥?哥哥生病这些日子里，她是怎么照顾哥哥的?这些，她也许应该问，但她似乎又没有问……有一个男人，也许是她的丈夫，过来，给她们端来熬得很稀的稀饭……女人沉默着，和她一起，陪着那死去的男人坐了一夜。她很感激她这点，因为相隔整整二十年，她对躺在床上的这个男人，其实是十分陌生了……
       
       第二天，这个男人就变成了木盒子里的一捧灰土，颜色介于黄色、灰色、白色之间，有些杂质，没有气味。姑姑和那女人心照不宜地拒绝了卖盒人提出的给那盒子题上名字的建议。女人找到一方蓝布帮她把盒子包起来，毕竟，提着那木头盒子上火车，太显眼。
       姑姑提着这蓝布包着的盒子上了火车。她想，现在，她的哥哥就这样彻底地消失了，消失成为木盒子里一捧谁也辨认不出的灰土；而那个女人，那个拄着双拐站在车窗下朝她招手的女人，也将注定消失，消失在一个深沉遥远的、注定将被埋葬的梦里，这让她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一场梦。谁说这一切不是梦呢?她的哥哥，那文静、白皙、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的哥哥，对她那么温和可亲的哥哥，怎么可能躺在这肮脏的贫民窟里?还有，站在站台上的那个女人，分明是个瘸子，她怎么可能爬上长长的天桥阶梯来到这月台上来呢?想到这里她的心抽紧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在她记忆中一亮，火柴一般被点燃了，她想起来了，在哥哥住过的小屋的墙角里，靠墙立着两支被磨损的、残疾人用的拐杖。那拐杖如同人一般站立着，微微叉开着腿，那顶端支撑腋窝的托子已经破损了，裂开了，绽开了团团肮脏的海绵絮……
       写到这里，我似乎隐隐明白了，我的姑姑，她的记忆，为什么要顽固地拒绝这个女人了。是因为那立在墙角的旧拐杖。我的姑姑，她可以承受哥哥的牢狱，哥哥的疾病，甚至哥哥的死，但她无法承受，放在哥哥身边的这柄旧拐杖。她无法承认，在哥哥举目无亲流浪街头时，在他贫病交加奄奄一息的时候，在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身边照顾他的，给他喂水端饭的，拉着他的手的，不是他们这些四肢健全的姐妹，却是一个素不相识的，生活在贫民窟中的，捡拾垃圾的，拄着双拐的女人。
       8　我大伯和姑姑他们一行四人在我们家住了二十多天后决定继续东行。正如你所知道的，经过一番努力，大伯他们仍然没有找到那个女人；不过，这并不影响大伯将这女人写进家谱的决心。他是这样处理的：在二伯的名字旁边，他将写上“无名氏”三个字，来纪念这个“伟大的女人”(大伯原话)。
       在大伯他们即将离开我们家的前夜，父亲和大哥爆发了一场争吵。争吵是在彩萍家的小屋里进行的。当时大哥问父亲，他究竟向大伯提出了那个要求没有。父亲说没有。大哥说如果父亲真的张不开嘴，如果这么简单的要求都会难倒父亲的话，如果父亲的面子无法承受被拒绝的屈辱的话，那他可以亲自去，他不怕丢人，他不怕拒绝。说着他拔腿就朝屋外走。这时父亲站了起来，从不发火、说话一向温和的父亲猛然拍着桌子，怒吼一声：
       “你敢!”
       父亲伸出一只指头指点着大哥，父亲说只要你的名字在这个家谱上，只要你还看得懂中国宇，你就得记住，那个女人的名字是在你的名字上面，你就没有资格，提出任何要求。
       为什么?大哥挑起了一根眉毛。
       父亲一字一字地说：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大哥扭身就走，母亲担心大哥真的会无所顾忌地去找大伯，派我追了出去，我去了，却发现大哥已经回到了他住的小厨房，正在将自己那一沓沓大作重新卷起来，捆成一个大卷。他说他决不在这里耽误时间，他决定马上搭乘当晚的火车回自己的城市，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去。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让老爷子被那泡陈年的老尿憋死吧!这是大哥的原话。对大哥的决心我无话可说，鉴于他已经放弃去找大伯了，我也就不用担心了。我看着他非常利落地将自己的牙刷、毛巾、手纸甚至画笔塞进那鼓囊囊的牛仔裤里(这是我发现的他的牛仔裤的又一用途)，没话找话地提醒他，其实他是最早见证了事实真相的一个人，早在一九六九年的那个秋天，他就知道一切了。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矢口否认。他说他不记得有那一次长途跟踪，不记得有什么监狱红墙，更不记得有什么太阳公公了。他说我的虚构能力日渐长进，已经从虚构故事发展到虚构记忆了。他开导我说：
       “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已经够沉重了。你还嫌它不够沉重么?”
       六月的一天，我父亲终于将大伯一行四人送上了火车。上火车之前，父亲郑重地将他买的装在盒子里的玉观音交给大伯。让父亲有些失望的是，大伯表现得并不十分惊喜。这是个晴朗的夏日傍晚，城市中正在举行庆典，庆祝我们这个城市和某个外国城市结成了友好邻邦。到处张灯结彩，沿途路灯下悬挂着异国旗帜。列车即将启动时，正在车窗里的大伯突然伸出手来，紧紧抓住了站在外面的我父亲的手，他叫道：小亨子，记得来信啊!大伯热乎乎的手和颤抖的声音让父亲的眼睛也模糊了，似乎看到车窗中坐着的不是大伯而是祖父，是他那个年老的父亲……
       列车越开越快，消失在钢轨无限远的深处，似乎是不动声色的钢轨将那些形态各异的列车收进了自己暗不见底的深处。下起了零星小雨，父亲顶着雨珠恍恍惚惚地随着人流往出走。滴答的雨声响了起来，天色越来越暗，他好像回到了一九六九年的那个夜晚，天空中飘着雪花，他溜出正在举行欢送下放军人晚会的礼堂，将帽檐压得低低的，来到军区外面的小邮局里。出乎他的意料小邮局里竟然有许多人，他这才想起到了年底，正是人们给家中寄钱的时候。他排队站在后面，头尽量埋得很低看着自己的脚尖。轮到他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早巳填写好的汇款单递进窗口，营业员问这是什么，他一抬头，看见营业员手中拿的正是那封信，那封用陌生笨拙的字体写的，陌生女人的来信！他脑袋轰地一响，身后有无数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他急忙说对不起便将那信抓回来塞进裤兜，他的手心出了汗。之后他听见营业员对他重新填写的汇款单提出了质疑，似乎是说没有落款地址，他脱口而出：写上本市就可以。可以吗?营业员锐利的眼睛透过玻璃子弹般射过来。寂静。时间凝固。定格。他听见一个声音，一个陌生的空荡荡的声音回答：可以。反正，我要走了……
       他走出邮局。在一个角落处，他停了下来，将那封信从口袋里掏出来，撕成碎片。喧闹的锣鼓声在远处隐隐响起，一个激昂的男声正在宣布，成千上万的城镇居民、工人和干部、军人正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奔赴广阔天地……
       一声巨响，父亲仰着头往天上望去，一只焰火呼啸着钻进夜空中，在黑暗中炸响。一团团焰火在夜空中绽放开来，一串串星星尖叫着四散落下，一株美丽的紫色的树木正在生长，生长，开放，开放，叶片闪闪发光，变成火红的珊瑚林……他的眼角湿了，他不知这是今天的雨水还是那个夜晚的雪水；他想到的是另一个夜晚，非常非常遥远的另一个夜晚，他正骑在一个少年的脖子上，挤在人群中看爆竹。他冰凉的小手摸到了少年的头发，少年的头发十分柔软。他的手是凉的而少年的手是热的。少年就用这一双热的手把他从炕上抱起来，少年说小亨子别哭，他们不抱你二哥抱你，二哥抱你去看爆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