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先生的新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一九二五——一九三九）》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统一”运动中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
这样的一个内容，入手之方是可以多样的：它既可以从教育学视角看国家推行的标准化、统一化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可以从乡邦掌故的地方角度钩沉许多前贤往事，以供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最简单的做法是，像诸多学校中都设立的校史办一样，写一部“光宗耀祖”式的“地方志”。但作者还是选择了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他把四川大学视为一个充满了各种历史变数的“场域”，并不满足于单向和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是在其中发现了“国家统一”运动在不同社会层面呈现的地域性和复杂性。
同一个题目而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是由于书写者各自所预设的观念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如不避“简单化”之嫌，我们不妨说：问题决定方法。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弗尔曾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问题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新视野的拓展和新方法的采用多半是因为提出了新的问题。
通常认为，选择一块学术“处女地”就保证了成果的新颖性。然而，少有人研究的领域并不一定就是学者发现新问题的保证，没有提供新的问题资源，在史学研究中就不能叫创新。就这本著作来说，事实上，一个偏于西南一隅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细碎而边缘的话题。如果只能就事论事，仅仅做一番材料的爬梳，则至多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又增加一份等待尘封的史料。
一个历史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时应该认识到，研究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因为他关注的是一个他所从未曾置身其中的世界，所谓史料也原本是抱有不同目标、不同观念的人的“陈述”，偏见与误读如影随形，伴随着研究过程的始终。历史学家既可能迷失在材料的迷宫中，茫然不知所措；也可能误入意识形态、观念预设、逻辑悖论、个人好恶的歧途，看似满载而归，其实一无所获。前辈学人在谈到研究者与材料的关系时使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词：搏斗。所以，要从材料的海洋中捕获一条大鱼，首先要求研究者特具眼光，才能选择一个“出人意表”的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本书的意义正在于此。作者把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看作民国时期“国家统一”运动中的个案，考察了中央、地方、民众对此有何不同的理解，中央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怎样被地方性知识所改造，各利益集团又如何捭阖纵横，运作权力。换言之，他关注的是一个“教育”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统一”运动是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加强中央集权，把中央权力向地方推进的运动。从宏观的层面上看，这场运动包括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制度变迁和战争。按照惯常的思路，把这些大事件抓住就算把当时的社会整体结构演进弄清楚了，最多不过加上几个地方的例子以做说明。这种取向关注宏大事件，注重整体结构，然而，这种思路也常常因此而忽视了政策具体落实的复杂情况。事实上，一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是站在不同的价值层面和利益着眼点上看问题的，这种差距势必在具体操作中产生矛盾、碰撞，地域差异尤使其变得复杂而意味深长。邓小南教授最近提倡研究“活的制度史”。制度推行的地方经验便是“活的制度史”的一个方面。
任以都教授曾在《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中央将川大国立化理解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而且把国立化视为中央权力在内地扩张的标志。但在大学这个场域中，各种权力与利益集团纷纷表达他们的立场，都要提出他们的权利诉求。中央虽然是政策的制定者，但具体执行是由地方落实的，故其结果必然要带上地方利益的烙印。中央政策的执行往往要经过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几道筛子筛过，可能与当初的预想差距较大。“国立化”虽有教育部指令，在地方上的运作却拥有多层涵义。一九三一年国立化伊始，成都大学、成都高师、公立川大三校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刘文辉以强力合并三校是他一统全川的抱负在教育上的表现，同时借以消除另一派势力刘湘控制的成都大学。正如作者所说，无论刘湘还是刘文辉，地方军阀对国立大学的兴趣，与国家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源的性质是分不开的，控制国立大学是显示成为中央权利的合法代表，在政治竞争中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支配权。而且，拥有这个“国立”的象征性资本和消除竞争对手的象征性资源，都是宣称政治上控制四川能力的一种方式。同时，川大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抵抗地方势力的控制和侵害，也常常打国立这一张牌，比如在校产危机、经费问题上，国立的地位多少可以提供法律上的庇护。
地方很巧妙地运用“中央”这个象征性资源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中央的政策执行也有韧性，常借助地方精英的影响力来推动政策的执行。刘湘围剿红军失利，一九三五年一月，由贺国光率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五月，蒋介石莅蓉，并在川大发表讲话。“地方中央化”推进到四川，四川半独立的状态被打破，四川大学的国立化也被视为中央化的一个部分，由此国立化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对“国立化”的解读却并不相同：校长任鸿隽、张颐等所理解和积极推动的国立化，与国民政府在川推行的中央化、党化颇有不同之处；川大人认为国立以后经费有保障，有利于学校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军阀控制干涉，结果随着国立化而来的党化使川大人捍卫大学独立的目的较之地方政府时代更难办到。这种吊诡的结果是积极争取国立化的川大人所始料未及的。以前，“中央”常被川大人当作与地方军阀冲突时的庇护性力量来求助，随着国立化的深入，川大人冲突的对象换成了“中央”。一九三八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与陈立夫关系很好，又属于CC系的程天放突然被任命为川大校长，陈、程二人任前均主持党务，且程在浙江大学校长任内就有推行“党化教育”的名声，此次入长川大，自然被川大人认为是政府要推行党化教育，干涉学术自由，于是掀起“拒程运动”。川大人与校长程天放的冲突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作为中央意志的代表，校长也要考虑以适当的方式来贯彻中央意志，程天放就与颇有影响力的地方名士向楚合作，希望借此增加与地方利益集团的沟通，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所以，实际的政策落实情况往往是由于各方对政策的解读不同，而导致诸方势力合作、斗争、妥协的结果，是社会权力结构下的权宜之计。而这种权宜之计又是权力结构借以显示其“明证性”（doxic evidence）并实现其自身再生产的方式。作者对这一复杂过程的揭示，确实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关于国家建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在具体社会权力结构下的展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一直有一个“向下看”的方法转型，这种取向更加注重基层经验和生活细节的“小历史”，从细微事件和平常人物重构历史，让人们更加了解历史基层的生猛绚烂。在这个领域里，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宏观尺度上的诸多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经过了基层经验的重新认识，呈现出一些模糊、充满歧义的地域性或集团性的理解，与宏观尺度上准确、清晰的标准定义差距较大。但往往是这些有时甚至有些荒唐的理解，而不是标准的定义左右了实践中的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现代化”、“国家化”这样一些比较宏大的概念在基层的具体运作中同样被不同背景和目的的人所理解、改造，这些不同的理解导致了实践中的冲突和悖论。
一九三五年，作为主流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上层人物，有留美背景的任鸿隽入长川大，把建校目标定为“现代化”、“国立化”，希望把川大建成一所真正现代的和国家的大学。任鸿隽的谈话中虽然常常将现代化放在国立化前面，但在他心目中明显更为关注国立化（国家化）。这也是三十年代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共同关注的问题，尽管具体见解不同，但对维护国家统一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加之当时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阴谋，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央政府打破地域观念的国家化政策也就更为认同。任鸿隽的观念中，现代化、国家化就是要淡化乡土意识，要做一个“中国人”而非“某省某县人”。就四川大学而言，便是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大学，而不单是四川的大学。但这些观念和实践在三十年代四川大学这一场域中，却常被有意无意地误读。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推行四川的“地方中央化”，削夺地方军阀的权力，地方实力派虽不敢公开反对“统一”，他们却颇为怀疑所谓“中央政府”的资格，刘湘就暗示：都是“带兵的官”，凭什么我刘湘就是军阀，他蒋介石就不是军阀？四川的地方实力派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中央在扩张权力。任鸿隽的国家化的观念以及蒋介石亲命校长的背景，此时实际上已使他处于权力倾轧的风头浪尖上，矛盾一触即发。一九三六年三月，任鸿隽的夫人，同样有留美背景的历史学教授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川行琐记》，叙述旅川观感，其中讲到四川的一些“落后”现象，如鸦片泛滥、女学生做妾等。此文被川人认为是在侮辱川人，于是在川中引起轩然大波，最终竟导致任鸿隽去职。
本来想用现代化、国家化观念来教育川人的陈衡哲反被川人认为是洋化、殖民化，是用“地方观念”挑拨民族内部关系。论争的双方都把现代化、国家化这种宏大概念作为自己的武器，他们使用同样的概念却在说明相互对立的观点。这显示出诸如现代化这类宏大概念在具体实践中的尴尬和悖论。
在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上，不同群体、地域的差距是明显的。古尔德纳根据知识分子对制度的态度和内在、外在的不同取向把知识分子分为地方性的和世界主义的两种类型，大致相当于我们常讲的具有国际眼光的“天下士”和更具国家关怀的“国士”（并不截然矛盾）。不过，对于中国这样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而言，广泛存在的地域经济文化和观念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任鸿隽这样具有明确“天下士”和“国士”自觉的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地方知识分子（任氏所谓的“乡人”）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消极因素。
然而，我们今天知道，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关于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他们都从自己的观念逻辑出发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而不大可能在实践运用中去遵从一个概念的权威定义。即使是“国士”，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以一种“地方性知识”来改造世界，以应对实践中的种种问题。换句话讲，宏大概念经他们改造后，常常成为强化他们固有观念的原料，而不是相反。在任鸿隽等人与四川知识界的冲突中，我们看到“国士”与“乡人”在诸如现代化、国家化一类概念上理解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加之政治场域与学术场域间的交错，这些概念的内涵变得更加复杂、含混，其冲突也明显超出纯观念的范畴，而与政治相牵涉。
在方法论上，作者王东杰先生自承受到两种当代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微观史”。这一视角决定了王先生表现为一个“细节爱好者”。他从基层入手，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再现了“国家统一”运动在四川大学的展开。另一方面，事件展开过程中，人是主导因素，人决定了政策的执行，研究事件的展开就必然讲述人在其中的复杂行为，分析他的动机，这就离不开叙事。王先生对于“新叙述史”情有独钟，其因盖在于此。进言之，这两个方面又是密不可分的。本书中比比皆是的既生动鲜活又充满矛盾的细节，使这部学术性著作颇具可读性，而通过对于这些细节的还原，那个特定场域的权力结构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也自动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论认为，人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微小事件也渗透了整个社会的符码意义系统，通过对于这个事件的解码，就能够达到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系统及支配这一编码过程的权力结构的理解。就此而言，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过程就不只是一件偏于西南一隅的地方性事件，其背后必然包含了社会符码意义系统的编码和再编码过程。
在这种微观研究方法的观照下，每一历史事件都获得了平等的研究价值，这可能就是本书作者所讲的“历史无处不在”的意义吧！我想，套用罗丹的话，这句话接下来其实要说：人们缺少的不是历史，而是发现历史的眼睛。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拥有太多的成果与课题，却太缺少“问题”，尤其是新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不过是提供了一季粮食，而提出新的问题，才是奉献了一片丰饶的土地。用苏力先生的话说，也就是发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都是一门傲慢的学科，因为它几乎从不反思自己的理论预设。但是，经过二十世纪人文学术思想的冲击，今天我们知道，在历史书写中我们认为“普适性”的东西也有一个建构的过程，即使是“问题”也必须为它作为“问题”的“资格”而斗争，以使它能够活跃于人们的学术视野中。我们在学术史上不难看到不断有一些问题退出人们的关注焦点，另外一些问题成为学界的关注重心。问题视野的中心和边缘始终在变化，竞争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其他任何领域。
我之所以如此执著于问题意识，是因为有必要反思“问题”背后的两个层面，而它们说明了“问题”是如何产生和被颠覆的。在学术层面，学术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部问题如何提出、衍生、变化的历史，学术由于有了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取代被认为已解决的问题以及被证明不是问题的“伪问题”而取得进步，问题的新陈代谢是学术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其实也是人类知识增长的过程。在社会层面，提问题的方式中隐含了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甚至伦理道德。就此而言，提问题就不仅是“纯学术”的事情，它关系到一个时代的观念脉动。我们研究视野中的问题，往往既包含了时代的创见也同样包含了时代的偏见，每一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或多或少是从其现实焦虑中建构出来的。因此，要了解当今这个观念转型的时代，关注当代人的“问题意识”无疑是一个富于启发的视角。
在构成王东杰先生问题的要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利益集团、社会分层、中央与地方等成分。这些成分在以前的研究中多少是被忽略的，社会被看作是铁板一块，似乎只是机械地接受上面的计划、指令和政策，自己没有能动性。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的社会却更多的是有机、复杂和分层的，它对政策充满了多样化的反应。一方面，不同阶层对同一政策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实践中不同背景的行动者又具有不同的反应策略。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政策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期性。
在这一问题取向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分层、利益集团这些概念已逐渐为社会所接受、承认，学者对于社会的解读也不再用一种机械、单一的眼光。我们认识到，正如布迪厄所言，社会行动者并非是外力作用下消极的“粒子”，他们是各种文化、经济资本的承载者，基于他们的轨迹和他们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本数量及资本结构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而具有一种积极踊跃行动的倾向——要么维持现有分配格局，要么颠覆它。这样的认识使政府的政策制定，学界的研究视野中分层、复杂、充满各种诉求的有机的社会概念正在取代单一、简单、被动的机械的社会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问题中隐含了近二十年来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的信息。
客观地讲，新问题的提出不是单靠个人的聪明就能实现的，它的背后有整个时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型。二十年前国内学界不大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提出问题。从这种角度看，本书作者的提问方式绝仅非是个人偏好决定的，而多少与时代观念的脉动相关联。在此层面上，作者其实也以他提出的问题参与了当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建构。
况且，王东杰先生也确实讲到，四川大学“国立化”的进程不仅是历史，至今仍在进行中。近十年内，四川大学先后合并成都科技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成为“排名”靠前的教育部直属院校，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国立化”带有时代新内涵的继续，可能也是亲历其过程的作者写作的“今典”。这一“今典”在他的问题建构中不会不是一种有力的塑造力量吧。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一九二五——一九三九）》，王东杰著，三联书店二○○五年一月版，1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