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春节快到了，街上有了些喜气，是在千家万户的压抑之中顽强地溢出来的，而孩子们是最容易受其感染而忘掉其他事情的。
       姐姐望秋在这时候从江西回来探家，她健康漂亮，如果不是矮了一些，望秋就是个标准的美人。她拿回来一张照片，是戴着军帽别着红卫兵袖标拍的，两条战斗性极强的小辫儿顽强地钻出军帽，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略微斜睨着你，真他妈的神气。其实黑白照片挺遮丑的，现在几乎看不到这样的黑白照片了。那个县城的小照相馆，把望秋放得很大的照片挂在橱窗里，她就那样睥睨着全县革命群众。母亲听了极为担心，说，你回去就把它讨回来吧。望秋抿着嘴笑，把头扭向窗外。我知道女孩子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臭美，巴不得抛头露脸，她才不会去讨呢。
       妹妹望云这个时候就缠上了望秋，整天跟望秋叽里咕噜，诉说这一向我对她的冷落。要说我从来不爱理这丫头片子，再说现在我好歹也算个即将插队远行的男人。
       望秋一回来，她那个赖在城里的同学范伯祥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母亲不在的时候，望秋竟敢跑街上买点豆腐干花生米之类，叫他喝母亲的老酒。这家伙还不喝黄酒，来就来白的。我家小小的客堂间里顿时飘溢着酒香，范伯祥大声说着什么，老练地嚼着豆腐干花生豆，十足的酒鬼腔调。范伯祥敢做敢当，为人豪爽大方，有种大哥派头，他一来，我们都觉得有了主心骨似的，我看着也生出豪气。如果说我母亲是地下党出身的当地干部，范伯祥他爹就是典型的南下干部。范伯祥他爹足一家大医院的党委书记，不懂行也不多管业务，很能包涵人。范伯祥的老妈在民政局工作，两个山东老人在家一说话，你就欣赏山东快书吧。
       里弄的革命大妈们几次敲锣打鼓地上门动员范伯祥下乡，叮叮咣咣敲了半天，大门一开，范伯祥剃个光头，睁着一双醉眼，手提一把菜刀，扑上来就要跟大妈们玩命。大妈们扔下家伙脚步踉跄四下逃散，在那个年代，范伯祥的作派很为我们这帮即将下乡的知青们提气。
       我是报名到内蒙古去的，图的是在草原上养养我的气，在马背上摔摔我的骨骼。上路那天，上海老北站真是又挤又乱。范伯祥来送我，也送他的妹妹范北方。范北方个儿大，壮实丰满，根本就不像个上海姑娘。我母亲看着她欣慰地说，北方这身体，到哪儿也吃不了亏。范北方长着一张白净的圆面庞，遗憾的是眼睛极其小，上海人讲话叫“天不亮”，北方人则称这种眼睛为“细篾儿拉的”，她自己嘻嘻哈哈却全不在意。
       火车开动了，很慢很慢地，边走边喘粗气。上海，淡薄阳光下的破旧的上海，她的灰色的楼房和街道，缓慢地向后退去。我们用力拉开车窗，把头伸出去，呼吸着她熟悉的空气。终于列车愤怒一吼，把站台上的声音压了下去。那是漫长的两天两夜的枯燥旅程，窗外的风景先还耐看，过了南京，窗外的绿色越来越少；再向北，黄色越来越多，越来越汹涌，看得我心寒。等列车过了锦州再过叶柏寿，在宁城站缓缓停下，有人招呼我们下车，我的眼泪和鼻血一起蹿出来。我哭丧着脸对北方说，说好了到大草原的，谁把我们扔到这个断命的山沟里?范北方看看我，紧裹着军大衣，呆看着站台里孤零零的几棵松树，冻得说不出话。
       宁城，这座由十字土街和平顶瓦房为构架的北方县城，在春寒料峭中默不作声，并不为我们的到来所感动。或许它已经预感到用不了几年，我们这些南蛮子就会不大光彩地离开这里。一辆大卡车拉着我们和我们的行李，在风沙中向招待所行驶。放眼看去，这里其实连瓦房都不多，范围有限的县城的周边，都是鳞次栉比的土房。土房，土路，县城外围的连绵的土山，这就是宁城。贫穷的宁城，也有其独特之物，即温泉和冷泉。温泉温度极热，当地农民就在泉脉上凿井，在井边杀猪，然后取其水烫猪煺毛，看上去倒是热气腾腾。那时人们不温不饱，还没顾到用温泉治病健身。冷泉极甘冽，以此泉酿出当地的名酒宁城老窖。当年的宁城老窖就装在粗拙的玻璃瓶里，价格便宜，纯朴得就像涉世不深的少女。
       当天晚上，我们一帮上海小赤佬，散步在县城的大街上，默不作声而又思绪烦乱。皓月当空，寒气逼人，月色下我看到范北方脸上的泪光，她在我的面前始终像个成熟的姐姐，她很看不起他的哥哥范伯祥没完没了地待在上海，像个无赖一样。可是今天到了这个荒凉的宁城，她也体会到了远离上海离开家的复杂而凄凉的滋味，她也像那些脆弱的女生一样，眼里有了泪。我走过去，她一看见我，就连忙扭过头，换作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甚至还笑了笑。我悄悄走到她跟前，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她帮我把大衣领子立起来，说望岭，以后你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这里冷。我点点头，我看着她的眼睛，她冲我一笑，那眼神里有一种很亲近很体贴很柔软的东西。
       二十几个人分到五个生产队，男女分开，、每个生产队安排几个，其实大概是怕我们这些上海知青聚在一起多事。范北方的村子离我们不远，也就是一里半路的光景。下队的第二天我们就到田里打地埂子，风沙打在脸上，铁锹把上都沾满沙土，磨得手掌生疼，老乡却说这是很养人的活计。我的房东是个和善的老汉，终日沉默不语，他的两只棕色的眼睛就像一头忠厚的老牛。他的老婆却干练得很，整日里含着烟袋站在家门口望街，嘴里叽叽呱呱地跟婆娘们扯闲篇。到了晚上，我就猫在屋里点了煤油灯，趴在炕桌上给家里写信，然后就—头栽在炕上睡得死沉。
       在初到的日子里，范北方则跟所有的人不同，她晚上经常读毛选，要么就是练针灸，那时的赤脚医生极度令人向往。北方体格好，又肯吃苦，她在语言上与乡亲们交流也没障碍。宁城早年间有大批山东移民到来，山东话与当地话长年融汇，在赤峰地区别具一格，弯儿拐得非常奇怪，是赤峰一带最土的发音，却得到北方的认同。半个月下来，她就度过了体力上的疲劳关，十活不输给当地妇女，她甚至可以用银针给老乡“扎估”了。当地人把治病叫扎估。扎估得好坏且不说，这扎估本身就很好，与大家就很近便了。
       春天到了，田野里山坡上有了绿色，风景一下美了起来。我们在田野里播种，哒哒的吆牛声，咴咴的马嘶声，梆梆的磕打点葫芦的声音，男人的咒骂，女人的嗔怪，这情景至今令我想念。
       三队的张五不到一岁的儿子抽风，北方告诉他必须到大队医疗站打青霉素，而他就是舍不得那一两块钱，生生把他儿子给耽搁了。我们穷发一顿感慨，说怎么那么想不开。北方却说，你们也别小看了那一两块钱。北方从不应和大家，她也不同我们讲大道理。她只是说，不好那么讲的，或者说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男生促狭，叫她范医生，要她给针灸。我也让她针灸过。说老实话作用不大，但那过程很不错，那针痒痒地钻进你的皮肉，到了骨头缝里一闷，你的身子不由得往起一挺，挺暖人心的。这样的晚上，在煤油灯照亮的北方土屋里，挤满了上海人和上海话，你可以闻得到黄浦江的气味，弄堂的气味，江南梅子雨的气味和红房子西餐的气味，那分温馨至今让人怀念着。有时候北方叫我脱下衣服给我钉扣子，大家就看着她行针走线，默不作声。我用钩子一样的眼睛看着她，她也不回避地看着我。补完衣服后，她会执意帮我穿上，她的手会碰着我的身体，我就希望这时候时间突然停顿下来，让周围的人也统统地悄悄走开。
       远离家乡的日子里，有时候心情真是糟糕透顶，特别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一个雨天，那天我们都没有出工，我手插在裤袋里走来走去，在屋子里走，到野外走。我思念江南淅淅沥沥的梅子雨，思念在细雨中变得湿润的棚户区，思念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女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上海女人。我丢了魂似的走到北方的屋子已是夜里，同屋的女生好像从我忧郁的脸上看出了什么，她们打趣我，说望岭找你姐姐来了?然后她们知趣地撑开伞躲了出去，她们也许是去了别的男知青那里，那时我们这些知青通常会聚在一起玩个通宵。
       在油灯下北方跟我说着话，她的脸在灯下那么吸引我，她的丰满的身子简直在招呼我去亲近。北方抬起头看着我，她马上就懂得了我的心思。她从箱子上拿起一瓶酒，我们通常在自己的箱子上铺块塑料布，箱子就成了桌子。那不是宁城老窖，那就是一瓶散酒，一瓶地瓜烧。这酒挺欺生，辣，涩，呛人，上头，不会喝酒的两口就给你放倒。我头一回喝酒就喝这么蹩脚的货色，头一回喝酒就得到一个女人，这真是对不住北方。我晕晕乎乎地倒在土炕上，看着她的脸，模模糊糊更加圆润。我亲了她的嘴唇，很紧张，有些麻木。我抓了她的乳房，大而柔软的，热滚滚的。北方那天晚上格外由着我让着我，她真的是一个很体贴我的女人，我相信以后她也会是这样的女人。我像一头熊似的喘息着，进入她的身体，湿润而滚烫的身体，她的体毛像涧边的青草那么柔软浓密。这是多么温柔安全的地方，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我不知羞耻地呜呜哭出来。北方任由我在她身上撒野，用力揉搓我的头发。
       这个晚上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年轻的心上。我为它骄傲，也为它气馁；它使我对生活充满留恋，也让我时时怅然若失。
       我和北方在宁城的日子里，范伯祥终于在上海赖不下去了，他去了云南。
       通常上海知青被人小瞧，是光说不练，范伯祥却喜欢用拳头表达他的想法。他是上海人中的另类，但我知道他的身上其实流淌着山东硬汉的血脉。
       范伯祥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他拉小车堪称一绝，别人最多三车拉一方土，他一车就能拉半方。他的车堆成小山一样，像一辆坦克车往山下冲，车后尾子坠在地上，车辕子吊起来，他两条胳膊架在辕子上，两只脚悬在空中，就这样冲下来，在土路上刮起—阵旋风。这时他常是刚喝过酒，睁开两只红眼，嘶哑大叫着：给上海范爷让脚给上海范爷让路!
       娅尼就是在这时认识这位上海范爷的，并被这个上海范爷搞得神魂颠倒。娅尼是昆明女知青，她的父亲是一个区里的武装部长，在下乡前她的父亲就给她安排好了，在农村过渡一下然后就去参军。本来娅尼也碰不着范伯祥，但她是工地的广播员，跟指挥部头头们住在—起，吃饭都在小灶。可是这个范伯祥太有名了——上午刚在战地捷报中表扬他三小时拉土十五车，下午就通报他酗酒斗殴给予处分，过不了三天，这位老兄又是单日土方第一名。娅尼隔三差五就要在广播里喊上几声他的名字。在一次采访中她见到了他，她第一眼就感觉范伯祥简直是个落难的书生，瘦高，赂驼背，白净脸上戴副眼镜。
       这天黄昏收工后，范伯祥走在别人的后面。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卷旱烟抽，两眼出神地望着远方。那天他刚收到望秋给他的信。望秋的信很大路，满是抒发生活的感受和宣讲上山下乡的意义，没有半点儿女情长之类的话。尽管这样，望秋的信还是让他感动，让他想念他在我们家喝酒的日子。
       娅尼就在这时候走了过来，她在这儿等着范伯祥，今天终于让她等到了。上海知青范伯祥坐在夕阳里，一边抽烟一边向着北方发呆。娅尼见到范伯祥，她的脸上泛起红晕。她告诉范伯祥，今晚指挥部放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她要范伯祥跟她到指挥部食堂去吃饭，然后两人再一起去看。范伯祥看着这个美丽的女孩儿，她是那种清纯的美，像云之南的山水一样，黑发白肤，眼睛像两汪深潭，把他映在其中。他答应了她，内心深处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捉弄的意思。范伯祥这家伙当时说，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娅尼歪着头，眼里闪着好奇。范伯祥说你得坐在我的小车上，让我把你拉着去，就算我谢谢你的关心。娅尼脸上现出灿烂的笑容，那是在上海女孩脸上看不到的。范伯祥心里那点恶作剧念头被这
       笑容融化了。他突然有点紧张，这家伙说实在的也没尝过爱情的滋味，不晕菜才是怪事。好吧，娅尼说着就跨上了范伯祥的小车。她穿着改过的军装，显现出很好的身材，抬腿上车那一瞬间，身体突出的部位在他眼里定格许久。就这样，沿途的民工和指挥部的头头们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漂亮的广播员娅尼坐着小车，那个人见人怕的上海范爷拉着她，走在通往指挥部的土路上。两人当时肯定没有什么话说，看上去倒有点像还没来得及培养出感情的乡村小夫妻。快到指挥部了娅尼才想到，不能和他到食堂一起吃饭，这样太张扬了，但是让他一个人去吃又说不过去，结果娅尼从食堂打来饭菜端回到自己的宿舍里。指挥部食堂米饭馒头红烧肉是常见的，连队自办的小食堂根本没法比，范伯祥狼吞虎咽几乎是风卷残云，他的吃相让娅尼看着先是格格直笑，然后眼睛就渐渐湿润。吃完的时候，范爷才想起面前的娅尼还没有动一根筷子，他很不好意思。娅尼看着他，只是反复地问，你吃饱了吗?
       范伯祥很快变了，改变了他过去的范爷脾气。这不奇怪，他毕竟是个上海人，血液中当然有山东人的野性，在爱情面前，野性似乎正在退却，他干活的狠劲也正在消失。范伯祥也许很快就要变成一个平庸的人，逐渐被人们忘却。这个范伯祥只被娅尼一人享受着，温暖着，滋润着。范伯祥肚子里有很多关于上海的牛皮，他温文尔雅地叙述着，光是外滩、外白渡桥、中苏友好大厦、南京路、人民公园就够他吹好些日子，再说他还善于演绎。这时他的脚臭，汗臭，烟臭，在娅尼眼里都可以忽略不计。
       日子过得很快，一年之后，娅尼的父亲已为她办好了入伍手续，娅尼坚决不走，她的父母反复给她做工作，但她就是不从。直到现在范伯祥仍然怀念那段闩子，他坚持认为世上仍然有真正的爱情，不功利，不势利，但是让上海范爷没想到和最要命的是此时不走的娅尼却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她不能回昆明，也不能在当地医院做手术，无奈之下，范伯祥不得不跑了十几里山路，找来一个当地的老太太。
       手术是很民间的那种，范伯祥给老人赶出屋子，他蹲在屋檐下，抽烟。他听着娅尼的呻吟变成哀号变成愤怒的呐喊，甜腻的血腥味从屋子里飘出弥散在夜空。当老太太出来让老范进去时，他看到在娅尼美丽的身体里存活了五个月的婴儿，像剥了皮的猫畏缩在脚盆中，已经分辨得出这是个男孩。婴儿裹在血水里，娅尼裹在汗水里像一只剥去皮的垂死的青蛙。娅尼喘息着说我不要看他，你把他拿走，埋好。你走吧。上海范爷弓着腰喊叫，这是我们的孩子，我和你的孩子!范伯祥抱着他的儿子，在娅尼宿舍到自己宿舍的路上走了许久。他想着夜晚野狗出没的云南，这孩子该埋在哪儿?
       他在自己屋后的荒地上挖了个深坑，把脚盆轻轻放下去，上面盖了瓦盆，用手一捧一捧填上土。他坐在孩子墓边抽烟，抽了很长时间，天放亮了他在梦中还是给野狗的撕扯吼叫惊醒。想到那五个月大的猫一般的孩子，范伯祥抄起铁锹往屋后冲，奔跑中他分明听见野狗嚼嫩骨头的细碎声响。野狗在范伯祥似睡非睡的噩梦中几乎扒平了坑子，他看见脚盆瓦盆无奈地分离两处，一个躺在坑底，一个滚在远处，孩子连个小脚丫都没剩下。范伯祥的铁锹疯狂地拍在野狗身上，一只狗让他砸塌了腰，趴着动弹不得；一只劈断了腿，哀叫着逃窜。也有野狗扑向范伯祥，撕扯他的衣裳，在他身上抓出血痕。
       早起的民工看到这奇异的激烈的场景：上海范爷老清老早莫名其妙与饥饿的野狗打斗在一起。大家赶上前驱散野狗，上海范爷扔掉铁锹，咕咚一下躺在两个盆子之间，泪流满面无望地哭喊：我不要你们来!这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们没有关系!
       我的姐姐望秋到了江西，没过多久，她就当上了那里的民办老师。
       望秋在县城照相馆橱窗里留下那张照片后，使她在县里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在望秋那个年龄，她对自己这种举止还浑然不知，她高傲，她自得，在她的身边还没有一个她看得上的男人。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望秋正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土屋后一片树林环抱着一个简易的篮球场，几个教师在打半场，一些孩伢子围在旁边看热闹。这时上海知青郑五龄把自行车停靠在树边，抱着胳膊边看边摇头。在郑五龄眼里，这些人几乎就不会打篮球。那些多余的动作，初级的组合，都让他不以为然。
       郑五龄是在县城照相馆橱窗看到斜睨全县贫下中农的望秋之后，就开始寻找她。他在公社拖拉机站工作，利用下到各大队修拖拉机的机会，到有知青的村里转悠。他要找到这个姑娘。而我们的望秋就像游戏里的主角，轻易不露面。一个打篮球的青年崴了脚，拐着瘸着下了场。热情的年轻人是容易沟通的，他们招呼郑五龄上去。这时望秋在办公室里，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到脸盆架那边洗了把脸，然后走到屋后的球场边。她看见陌生的郑五龄在场上穿插自如，动作简练准确。郑五龄运球如入无人之境，一个跳停，转身投篮，篮球黏在他手上一样，在身前身后上下飞舞，呼地拔地而起，钩手又是一个投篮。望秋情不自禁叫了两声好。树皮板钉的篮板让别人的球砸得晃悠，就是不进，而郑五龄的球投上去，角度绝对漂亮，一擦即进，篮板纹丝不动。望秋的眼睛就黏上郑五龄这小子丁，要是她知道这个郑五龄其实为她而来，这傻丫头还不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那天夜里郑五龄是在男知青宿舍睡的，第二天清晨，望秋坐在郑五龄自行车后面，两人说说笑笑上路了。这两个人跟范爷娅尼完全不同，一个是有备而来肚子里又有点真货色，另一个是傻乎乎的敢说敢笑，于是这一路就没停过嘴。过了两个小山坡大概郑五龄有点累，自行车龙头不时晃荡一下。望秋跳下后架，说我跟你换换。她抄起自行车把郑五龄带上。在乡村女载男可是少见，沿途就有老乡笑着观看他们。
       郑五龄是复旦附中高二学生，我们的望秋啊，很快就成了郑五龄的俘虏，如果此时郑五龄要她的人呢，放心吧，没这么早的。郑五龄是个好男人，到底是复旦附中出来的，他不像我和范伯祥那么没出息。他从心底里欣赏望秋，在欣赏中不断加深对她的了解。望秋对他就不只是欣赏，简直就是五体投地。我们形容某对男女的关系，说男的对女的已经崇拜得六体投地了，这当然有点色情。望秋和郑五龄不是这样，要说望秋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稍微矮了那么一点，那时候还不兴高跟鞋呢。那段日子望秋给范北方的信里都有抑制不住的喜气。北方就是在看了她的信之后跟我说的：你家望秋有男朋友了，我敢肯定。当时我还不信，我说你哥哥好像对望秋挺好。范北方说，我那倒霉哥哥啊，谁跟他谁倒霉，别的女人谁爱迷糊谁迷糊，如果是望秋，我不能瞅着不管，望秋不能落他手里。我当时涎着脸问她，你跟了我觉得怎么样?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呀你呀，言外之意好像对我颇有微词。
       说话我们这里已经秋收完毕粮食入库了，人们穿上了厚实的冬装。晚上大家到生产队开会，或者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排演。宣传队里多是各地的知青，也有一些当地的女青年，汽灯吱吱点着，一把板胡响着。不管是开会还是看排演，人们蹲在生产队大屋子里，心却在里间会计室，耳朵光听那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子响，盼望早点分红呢。知青们南来北往的信中，唯一的话题就是回家。什么时候回家呀，走哪条路线回呀。那年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合三角八分钱，这在宁城还是富队了。年终分红时我拿到三十几块钱，因为我一天只能拿到六分，十分才算一个劳动日呢，而我又是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干活不着调的家伙。望秋来信说她拿到一百多块钱，她嘱咐我别忘了给母亲买点什么。我想了几天，给母亲买了两瓶宁城老窖。
       那是我第一次回家。十三路公交车行走在街上，嘈杂的市声，全中国最热闹最亲切最正宗的市声，热潮般的迎面扑来，裹进我年轻脆弱敏感的心。女售票员把头探出窗外，边拍着铁皮车厢边喊，转弯，当心!转弯，当心!她那哪是拍车帮啊，一下一下都拍在我的心上，又疼又痒又颤又酥呀。我觉得自己的舌头都麻木了，所以车到长寿路停下再一启动，离曹家渡还早着呢，我就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结果打了一瓶酒。满车厢的酒香引起一片惊呼，人们的鼻子都不够使的了。
       范伯祥回来好几天了，也许因为望秋还没回来，也许那个娅尼真把他给毁了。他妈还以为把他累着了，跟他说你想吃啥自己上小菜场买吧。这小子哪有上小菜场的心思，他妈买什么他吃什么，就这样他整天迷迷茫茫的。这天他到同队知青家串门出来，在曹家渡上了十二路，他也没想着上我家看看。我刚乘过的车掉头进站就让他赶上了，上了车他就像狗那样耸起鼻子嗅，从前车厢嗅到后车厢，然后大喊一声停车，我要下去!吓得驾驶员一个急刹车，还没停稳他就跳下去，一路闻一路找，顺着万航渡路拐进弄堂就找到我们家里。我刚卸了行装正洗脸，范伯祥推门进来叫了一声望岭你回来了，他也没问问他妹妹北方回来没有，他就坐在我家客堂间里，瞅着地上的手提包，抽着烟琢磨。他蹲下来，用手指抠着手提包上湿漉漉的酒痕，伸进嘴里咂着，颇有些心疼地说，望岭望岭，你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
       年初三下午范伯祥和北方到我家来玩，家长的处境都有好转的迹象，大家说得高兴，要吃点小老酒庆贺一番。范伯祥的眼睛直往我家的条几上溜。那是一条老式红木条几，摆在客堂间的窗下。当中是一尊夜光的毛主席塑像，靠边是一溜酒，好的是洋河大曲，一般的是上海产的七宝大曲，还有花雕和加饭之类的黄酒，当然其中有我带回来的宁城老窖。母亲平素难得喝几口黄酒，白酒碰都不碰。宁城老窖的瓶子太老土了，在那堆酒里一点不显眼，范伯祥偏偏把它提溜出来，说，就是它了。北方看了对我说，这不是咱们那儿的酒吗?我没说话。范伯祥问他妹子，你怎么就不知给你哥带一瓶回来呢。北方说这酒有什么好，再说我也不惯你这毛病。望秋把春节吃剩的菜一个一个都回了炉，端到桌子上。范伯祥给自己倒了半玻璃杯，举起来嗞了一口，当中停了片刻，似乎要确认什么。一口酒下肚，他长出一气，嚼了两口卤煮花生，说好酒好酒。他微晃着头说，好酒知时节，当春乃启瓶，不须佳肴伴，润肠细无声。
       北方不满意他，说你这算人来疯还是什么。望秋说，你不是又要做诗吧。范伯祥捋了两只袖子，环顾大家轻声说，同志们，今天我真的要赋诗一首。望秋“噗”地喷出半口黄酒，用筷子点着他说，今天且看你如何立意。我们抛了碗筷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们等着范伯祥口吐莲花，范伯祥喝光杯子里的酒还要倒。北方抢过酒瓶说好啦好啦，你还嫌洋相出得不够。范伯祥摇晃着脑袋，说你不懂啊，何以解忧，唯有——他歪头瞅一眼酒瓶上的商标，接着说，唯有宁城老窖。他用筷子轻击酒杯，作出动情状吟道：云之南啊好地方，姑娘好像水一样，水一样……
       上海话里“水”和“尿”是谐音，我们听了，又有谁解得其实他是在想娅尼呢?
       曹家渡一带，有着成片的鸽笼般的矮房，原是资本家给工人盖的宿舍，解放后稍加改造做了民居。这里拥挤，热闹，嘈杂，邻里间天天可以生出事端来。这种弄堂里多是鹅卵石铺出的蛋格路，夏天光着脚走上去相当舒服。冬季这种弄堂比较温暖。从这种弄堂走出去的人，往往让人看不起，也因此往往很争气。我们这条弄堂里的房子，过去就是纱厂女工住的宿舍。我们挤在一间里，母亲住在伸不直腰的阁楼上。从前厂里给母亲分过两次房，母亲都让给了别人。我们知道其实她是看不中，她在等更好的。
       春节望秋没有去郑五龄家，也没把郑五龄领家来让老妈瞧瞧。他们一起逛南京
       东路的新华书店，到外滩散步，连手拉手都不敢。在点心店里吃碗馄饨，望秋的脸都幸福得通红。这样的爱情才最可怕，不是为的情欲，不必先得到父母点头，不急着卿卿我我搂搂抱抱。这是纯洁的爱情，那个爱情小天使在远方等着他们。他们必须向它奔跑，不许接触，不许相偎，只能在奔跑中互望，在微笑中交流眼神。谁违犯了这一点，谁不循规蹈矩，爱情天使就扑拉扑拉翅膀飞走了，他们的爱情也就没啦。剩下的就是吵架，猜忌，伤心，直至分手。
       郑五龄的父亲是银行职员，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殷实，经济基础厚实。他母亲是医院的大夫。我们家也算干部家庭吧，母亲的处境正在好转，遗憾的是我们老妈没什么文化。他们好像没在乎过双方家庭的差异。郑五龄那时就看出文化知识早晚还得吃香，春节在上海买了许多书。望秋受他的影响，也变成一个书虫子，说话也跟过去大不同，他们好像有意识地不营造家庭气氛。望秋到公社拖拉机站去看郑五龄，饭在食堂吃。一般知青要是谈恋爱，弄点小家庭情调是免不了的，搞个煤油炉煮点挂面啊，煮个鸡蛋啊，两人脸对脸那么一吃。可他们不，郑五龄到学校看望秋，也是在学校食堂吃。他们好像很少两人关在屋里。他们在拖拉机站的空场上谈，在学校后头的篮球场边谈。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瓜子杂了什么人(仁)都有，他们这也算一路爱情。这也许跟遗传有关，银行职员精于计算，医院大夫比较理智，所以郑五龄这家伙挺能控制自己。而我们的望秋，可能比较多地继承了母亲性格中严肃的一面，也能克制自己的世俗欲望。
       春节过后望秋先回江西，因为她的学校要开学了。那帮乡下孩子们，脸蛋给日光晒得黑红、给北风吹得起皴的农民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等着上课钟敲起来呢。有了郑五龄这家伙在她心里，望秋操着上海味儿十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领孩子们朗读课文：韶山掩映在碧绿的树丛中，每天清晨，火红的太阳从山上冉冉升起，少年毛泽东背着书包，朝气蓬勃地走在通往学校的小路上……
       江西这地方的贫瘠比之宁城更甚，春节一过，能吃上糙米南瓜饭就是富裕家庭。望秋能吃苦，打我们这种弄堂里出来的孩子不怕吃苦。她也真疼孩子们，她看着孩子们带的午饭那么粗糙，就把从上海带去的肉丁炒咸菜拿给他们吃，孩子们快活得好似又过了一次年。望秋呢，又快活又感动，心灵好像得到洗礼那么圣洁。
       凡人有了这种圣洁感未必是什么好兆头，望秋跟着就摊上灾难。上课的时候一个男孩子发起高烧，额头烧得烫手。农村孩子有病通常的良药就是熬着，从小他们就懂得不给大人添乱。眼看孩子烧得人事不省，望秋真着急了，背起孩子就往公社医疗站跑，那大概总有三五里山路。校长派了个壮实的校工跟着，很快望秋就顶不住了，汗水像山泉一般往下淌。更多的路程是校工背着孩子跑，望秋跌跌撞撞随在后头，竟然还有闲心想到郑五龄，她想这要是他跟我一起救这孩子该有多好啊。郑五龄虽然不如校工壮实，可是有我轮换，是我们俩救了这孩子……该死的理想主义和郑五龄害惨了望秋，她走着走着，一脚滑落跌人小山沟，生生摔断一条腿。
       当人们把她送进县医院，没想到那些庸医竟然把骨头接错了位，等她能下地行走时，活活成了一个瘸子。
       郑五龄三个月之后才回到江西，田里的水稻都碧绿了。他给望秋的信刚刚寄出，就意外地收到了他刚恢复联系的在美国的叔叔的信。他的叔叔没有孩子，在信中叔叔希望他去美国，以后好继承他的遗产。郑五龄接到这封信，他没有心理准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那年头这种事的成功率极低，郑五龄抱着侥幸心理，他真的希望办不成。可是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竟是那样好，眼看着图章一个一个敲下来，护照到手了，签证也下来了，接着就是预订飞机票。郑五龄失眠了几天后，突然提出要回江西一趟。银行职员和医生都认为没那个必要，乡下的东西完全可以托别人处理，不要了又有什么损失。你回去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银行职员和医生在饭桌上这样问他，四只眼睛看住他的脸。郑五龄抬起头回答他们：看我的女朋友，我要给她一个交待。
       有了这句话，我可怜的姐姐也算值了。
       郑五龄连自己的拖拉机站都没去，他直接赶到望秋的学校。孩子们正列队到篮球场出操，望秋一瘸一拐跟着，在小腿儿甩得齐刷刷的少年队列的一侧，我们的望秋两条腿跷得山高水低的。
       郑五龄当时就坐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他不敢相信那一瘸一拐的女子就是他心爱的望秋。
       那天夜里在望秋的宿舍，他们第一次拥抱了，就像用热胶把两人粘在一起，开水浇不开他们，利刃割不开他们。望秋就像一头发了疯的母兽，她用手拽着他的衣袖，用细密的牙齿咬着他的衬衣领子，蹬着一条残腿，死命往床上拖他。可怜的望秋完全失态了，她急需郑五龄来抚慰自己伤痛扭曲的心灵。她急于付出也急于索取，机会对于她只有这一次，她明白她将永远失去他。她已经不在乎代价，似乎这一生就为的这一回。郑五龄颤抖着抚摸望秋的身体，他的眼泪滴在她身上。在床上望秋的腿并不伤残，丰满结实又那么白净。如果不是伤残，即使郑五龄要走，望秋也不会失去处女的矜持和自尊。如果不是望秋伤残，郑五龄也不会跟她上床。他知道自己不能拒绝，拒绝就等于又一次伤害她。在当时，进入望秋的身体也就是验证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缓慢地进行第一次爱，那种爱是没有愉悦的体味，只有伤心，悔恨，懊丧，痛楚，所有这些都随着热泪宣泄，越是流淌越是汹涌。天放亮的时候望秋完全冷静下来，她明明白白地对郑五龄说，你走吧，再不要回来。郑五龄也想好了应该怎么办。他同样冷静地说，再办一件事，我们到公社去登记。望秋说不，我够了，我只要你这第一次。
       半年以后，挺着大肚子的望秋瘸着走进我们的弄堂，所有的邻居都惊呆了。那时范伯祥又赖在上海办病退，他闻讯赶到我家，看见望秋弄得那么惨，范伯祥失声痛哭。他吼着，声音哭得又哑又粗，像是打胸腔憋出来的。他说是哪个王八蛋把你害得这么惨，你讲，讲出来，我去找那个赤佬拼命!
       望秋惨淡一笑，她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与别人是不搭界的。
       又一个秋天到了。县里第一次招工，名额不多，知青中约摸十之一二可以调走，都是到县办企业工作。范北方因为表现好抽调到县糖厂，先是在车间里做，后来厂里看她肯干又懂点医，就调到了厂医务室。糖厂以甜菜疙瘩为主原料，弥漫着甜腻的土腥气。村里的车去送甜菜疙瘩，我是跟车的小伙计，卸完车我带着一身拍不净的泥土，走进去看看范北方。一个中年女工问我，你是来找范北方的吧。我说你怎么知道?她笑着说，一看你就是上海人，除了找范北方还能找谁。北方正给一个男工打针，那男的有意把裤子拉得过于大，北方不看他。她扭转脸看见我站在走廊里，就拉下口罩招呼我。在高大丰满的范北方面前我显得懦弱，很依赖，在她面前我没有自信，没有她我又无依无靠似的。北方常说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她说我真放心不下你，要不你再找一个吧。她那双极小的眼睛看着我。我这时才体会到小眼睛的厉害，你看不见她的瞳仁，你无从深入她的内心。
       半年以后，范北方与县革委会主任的儿子结婚了。主任是军代表，他儿子也是现役军人，已经是副连职，人我见到过，长得挺魁梧，跟北方般配。不久北方就随公公家转到江苏一个县城，再回上海探亲只需半天的路程。
       那段时间我无所事事，一个人倒也自由，但是没过多久，我就不能忍受这种空虚和孤独，经常去县城逛来逛去。很多人都认识我，其中也包括一些无法回到上海的女知青和当地的一些女性。我经常到县城的百货商店去闲逛，这是我们知青唯—爱去的地方。在一个柜台上，我偶然看见一个很安静很漂亮的姑娘，听她的口音看她的样子我知道她是宁城人，不是我们上诲知青。我有意识地故意在她的柜台前转来转去，也买过几样东西。她见到我总是脸红红的，有些羞涩有些拘谨。范北方走后，我的身边一直轮空着，没有一个呵护我关心我的女性，我在柜台前头了几样东西后，这个叫明霞的宁城女孩，渐渐地跟我熟子起来。她知道我是上海知青，在宁城女孩眼里，我们这些上海知青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现在这个姑娘就在我的面前了。许多年以后那首民歌，简直就是在唱我的明霞——长得漂亮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黑又长。
       在农村那些无聊苦闷的日子里，每到休息日明霞骑上自行车来村里，她给我缝缝补补，洗洗浆浆，她是那么爱我，这我能看出来，只是她的爱里有一些自卑，有一些讨好，有一些逢迎。她把我领到她家里，一路上喜不自禁，她的喜悦，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在她美丽的眼睛里闪烁，让她的面庞放出光芒。她一路上骄傲地扭着，她的腰很细，腚瓜子丰满，扭得我心动。明霞的父母不太认可我们，他们担心我这个上海知青迟早会甩了明霞，为这事我给明霞发过誓，说了许多话，费了那么多唾沫，我都不知道那条舌头是不是我的。
       那些日子我觉得宁城这地方美极了，简直是天下最美的地方。朴素的土路，路边的杨树和柳树，路边随风摇摆的玉米林和高粱林，还有打土路上骑车远远而米的明霞，这一切都让我着迷。我尽量打消明霞心中的自卑，她越是逢迎我，我越是心疼。明霞比范北方苗条，她的奶子大小适中而结实，她敏感，她的身子给我轻轻一摸就悸动。我们的家就安在她家院里的偏房中，那间小土房让明霞收拾得干净明亮。
       这里就是你永远的家，她说，是不是这样?我看着她的眼睛，我说是这样的，可是说实话，我的心里含糊着。那阵子我成了很特殊的农民，我的家在县城，我骑着自行车下地。可是这有许多闲难，比如夏季下地很早，为了赶路更得早起，你必须在天放亮赶到地头，而我是个懒散的人，我又是那么贪恋明霞的身子。明霞和她一家人的宠爱助长了我的懒散，更多的时候我赖在县城的家里无所事事。我靠着她们一家过日子，我是个懦弱的男人。有时我也茫然。和北方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合为一体，我们几乎融化在一起。和明霞在一起，我们再欢好也有一层无形的隔膜。欢好到忘情时我会随口说出一两句上海话，这没办法，这时她的眼里闪出一丝失落和胆怯，这神情反过来又让我迷茫。
       明霞跟我回上海，母亲喜不自禁。母亲站在那儿久久地看着她，明霞羞赧地低着头，双手摸着自己的大辫子，这个动作现在几乎绝版了，姑娘们不再以这个动作来讨人喜爱。望秋尤其喜欢她，望秋在客堂间里告诉我要好好待她。明霞在上海家里吃不饱饭，碗太小，她不好意思一盛再盛。菜又不够咸，甚至偏甜。在街上她总是对着食品店里的糕点抽鼻子，你得承认上海的糕点好，那股香味谁都扛不住。你给我买块蛋糕吧，她不止一次央求我。可是我没买过，我老是说身上没带粮票，我总是这么说。有一回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像话了，我说咱吃碗馄饨吧。明霞委屈地低着头，她不敢跟我争执。这件事后来成了我们夫妻关系的引爆点，或者由它引起争吵，或者在争吵中提起它，又加剧争吵。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给她买，我解释不了。这里面有什么在作怪呢?自私，小气，鄙夷，嫌弃，或是都有一点?我可以给她买衣服，可以给他父亲买香烟，我为什么不肯买一块蛋糕给她吃?我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反正当时我是这么干的。
       望秋挺着大肚子回到上海后，坚持要生下她和郑五龄的孩子，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谁都拿她没办法。孩子生下来了，那是个壮敦敦的男孩子，墨黑的头发，哭声像惊喜的鸭子。明霞的勤快派上了用场，她的
       手脚特别利索。我给孩子起名叫赣男。小赣男吃饱了就张大眼睛找明霞，如果以后我和明霞不分手，他就是在找他的舅妈。母亲在客堂间里轻声问我，你真的不打算回上海了?我茫然地说，哪能有那一天呢？明霞抱着赣男脸红红的，我知道她为什么，她已经怀上了我们的孩子。
       我下乡的第九个年头，上海知青可以回上海了，但是我不行。这些年地方上招工都没我的份，因为我结婚了。这回还是因为结婚，我回不了上海。我心中的懊悔就像夜里飞来飞去的蝙蝠，既见不得人又密密麻麻瞎撞。那些日子我少言寡语，整天在院子里转悠着不知该干点什么。这些年没结婚也没招上工的上海知青不多，却是因祸得福，我把他们一个个送走。已经招了工的宁可办个退职，以知青身份又回到了上海。结了婚的就离婚，撇妻舍子光棍一条上了火车。眼看着县里的上海知青只剩下我老兄一个。我和明霞的女儿沪宁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这孩子特别伶俐，长相集中了我们的优点。这丫头平时最爱黏糊我，她以我这个爸爸为骄傲。可是那些日子我老是板着脸，孩子见我都不敢说话。晚上明霞主动要我，她想用这个安慰我，办完这事我们俩都觉得不得劲，找不回过去的感觉。这些日子一回比一回不得劲，明霞在我耳边说，咱们假装离婚吧，等你在上海站住脚来接我们娘俩。
       这个好女人，给了我一个体面的台阶。
       办完手续我把她们娘俩一起带回上海，说实在话我舍不得我的女儿。明霞住了半个月说什么也要走。她说我不行，在这儿我心里憋屈，太憋屈了，我得回去上班，我不能靠你养活。她还说她想爹妈，想她的宁城。我理解她，说心里话我都觉得这弄堂太憋屈人。我说要么你先回去，女儿先留在这里。可是我那女儿一听妈妈要走，她也要跟着走。怎么办，让她跟谁?我跟明霞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明霞摸着沪宁的头说，丫头你自己挑吧，跟爸还是跟妈?
       我的女儿，她唧唧歪歪扭着身子哭了多久，最后扯着明霞的衣襟，扑到了她的怀里。
       我的第二个女人明霞就这样离开了我，她带着我的女儿走了，她们带走我半颗血淋淋的心，带走我半个活生生的魂，我不管做什么都心神不定。我在机床厂当车工，每天早晨我骑自行车穿过弄堂，在大街上和公交车赛跑。我在充满机器声和机油味的车间里劳动，在嘈杂声中大声说话。我在食堂里大吃鸡毛莱红烧大排。夏天家里拥挤闷热，晚上我在弄堂口的井边冲凉，然后搬一把竹躺椅到大街上，躺在街边听市声大作，然后随着夜的浓重而逐渐减弱。后半夜迷迷糊糊我还在想，我离开我的女人和孩子就为的是回到上海，我回到上晦就是为过这种日子?我思来想去，常常失眠，我知道自己是真正得到子一纸上海户口了，可是我他妈的失去了明霞和我的女儿。一想到这儿，我就余痛盈胸，在心里骂自己。
       范伯祥很快也终于病退回沪，他在街道工厂混事。云南的朋友来信说，娅尼从部队复员了，跟人打听他的消息。范伯祥哭着，为了那个孩子他不原谅娅尼。但是难过归难过，到了晚上他格外想娅尼，身边没有娅尼，他就想在上海他也应该有个女人。
       这时，从安徽回来的知青宋思洁落人他的眼里。
       宋思洁刚回来那会儿又瘦又黄，瘦长的身材，站在那里就像用久的竹竿。几个月白米饭一吃，她的脸上有了红润，人也丰满起来。所有的回沪知青几乎都这样，回到上海气色大变，像吃了鸦片一般神气，一味地找事情来做，人人都像再生一次。范伯祥盯上了宋思洁。宋思洁是那种没多少心计的女人。范伯祥在她眼里没那么好，并不是非他不嫁。她对爱情没有幻想，她是工人的后代，只求平安实惠。范伯祥给她的印象是不好好干活，流里流气。可是范伯祥盯上的女人别人不愿惹麻烦，范伯祥上班接她下班送她，到了休息日就死皮赖脸约她。日子久了宋思洁竟然生出一种满足感，有时也发一点小小的嗲，午间休息的时候吩咐老范做这做那。老范一派俯首帖耳的样子，他不跟她发脾气，男人在宠女人的同时也控制着女人。他带着思洁看电影，看《佐罗》，看《追捕》，或者到新雅吃粤菜，到红房子吃西餐，同样是弄堂里出来的没见过世面的思洁，被他哄得晕头转向。当初私下劝思洁不理范伯祥的小姐妹顺水推舟，哄着思洁早点做新娘，大家好吃两粒喜糖，背地里却说思洁图的是老范的干部家庭。范伯祥领着思洁来我家。这女人生得真是好，皮肤白里透红，红里透粉，一双俊秀的桃花眼，身材颀长匀称。她话不多，眼睛跟着范伯祥走，是个以静制动的人。那时她已有了身孕，我猜老范把生米做成了熟饭。有了宋思洁，范伯祥到我家就没过去那么热闹。
       范伯祥和思洁的婚事是在家里操办的，望秋一瘸一拐地赶去吃喜酒，我和赣男跟在她后头。望秋在街道打杂，她不肯再找男人，把希望放在赣男身上。赣男都上小学了，眼睛像望秋，身材像郑五龄，一副朝气蓬勃的神情。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很会讨望秋高兴。范伯祥在家里摆了两桌，只有我们两家的人吃喜酒。老范的父母——两个老山东都胖了，也真正的老了，他们并不怎么高兴，只是劝我们年轻人多吃。思洁隐隐可见的身孕使大家有些尴尬，人们好像只是来吃一顿家常饭，与谁结婚无关。范北方正在上海一家医院进修，他男人也在，我们偶尔四目对望，她戴眼镜了，其他变化不大。她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还可以。我惊讶我们能够这样冷静。范北方问我，你和明霞怎么解决的?我告诉她是协议。她伸过酒杯来跟我碰了一下说，其实她人不错的。我说你怎么打算的，不想回上海么?范北方说肯定要回来的，她转过头去看着她男人问，是不是，呆子?她男人憨厚地一笑。范北方的父母对这个女婿很满意，认为这是个靠得住的男人。我本不善酒，喝了一些就头晕，看见范北方我心里乱极了，不知该想明霞和我的女儿，还是该想我和范北方的那间小土屋。范伯祥和宋思洁离席而去，钻进自己房间叽叽咯咯又说又笑。我们听见思洁用粉拳击打老范；还嗔骂着“死人，死人”。范大妈脸上有点挂不住，大声招呼老范出来陪客人。我给那点老酒摆布得有点失态，额头抵在桌上迷迷糊糊。谁在旁边用手捅我，我一看原来是赣男，他说舅舅张嘴，他摸出一粒薄荷糖塞到我的嘴里。我用我的脸贴着他的小脸，就像抱着我的女儿沪宁。
       我这时心里真是很想女儿和明霞，我想我应该回去看看她们母女俩了。何况，这种单身的无聊和孤独也时时让我挺不下去，我怕我会莫名其妙地娶一个地道的上海女人。在范伯祥即将结婚时，我给明霞写了封信。从明霞走后，或者说从我和她假离婚后，我就只回过一次宁城，也只住了三两天。当我离开宁城那天，我就知道我这个操蛋的上海人是离不开这上海滩的，尽管宁城有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可是我离开宁城的心依然是那么急切和无法阻止。我不知道其他知青是怎么离开那片土地的，反正我是没有—步三回头，心头虽然很痛也很愧疚，但是比起回上海，我还是宁愿做—个让妻子和女儿唾弃的角色。
       范伯祥终于结婚了，但是不久就露出野马本色，谁也没本事拢住他，宋思洁也没这个能耐。他早出晚归，甚至不回家吃晚饭，在外头跟一帮狐朋狗友吃老酒搓麻将。宋思洁挺着越来越显的身孕，上班没人送了下班也没人接了，走在路上影单形只好不凄楚可怜。有时候范伯祥跑到我家来，他对望秋说我烦得很，躁得很，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只知道现在这种日子不是我所要的。望秋说难道你还想过我们这种日子不成?我知道在街道小厂确实委屈了他。我说趁老头子还没退下来，想办法挪动一下单位吧。他说干什么去?上机关太闷，到大厂太累，做生意太烦。不行我就到火葬场去，我老妈在民政局快离了，我去顶替她。我们只当他说气话，谁也没往心里去。
       思洁分娩老范安分了几天，整日往医院跑，看着粉团似的女儿心痒得不行，应该说那也是宋思洁最开心的日子，她眼不错珠地看着老范抱了女儿在屋子里转悠。可是这份爱心架不住庸常日子的磨损，好脾气的思洁就像细腻的油石，老范就像生锈的刀，磨的时间越长了，油石磨出凹来刀子磨出锋芒。范伯祥渐渐在家里摔摔打打骂出门，宋思洁以不作声来对付他的火暴脾气。她不声不响地干着家里那些琐事，她不相信他能变成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到天上去。她以自己的柔韧磨损老范的暴躁。这就是上海人常说的：千狠万狠，不讲话最狠。我输给她了，老范在我家喝着茶对望秋这样说。
       思洁的绝招是跟踪，她好像闻得到老范的气味。她拖着刚刚会走的女儿，深夜找到老范喝酒或是搓麻将的朋友家，很有耐心地拍着门。朋友走出来说老范不在。思洁说他在的，我闻得到他的气味，他在。朋友不动声色地点着了烟，抖着腿说他真的不在，不相信你自己去屋里看。思洁说我等他自己出来，我不要看你们那场面。老范的女儿不说话，一直仰头看着她爸爸的朋友。朋友扔掉烟头回屋骂道，老范你给我滚，我受不了你女儿那双泪眼!
       望秋一直给街道居委会打工，靠那点菲薄的工资养活小赣男。赣男不会走路那会儿，母子俩出门的情景最为动人。她抱着赣男走在弄堂里，她瘸着，上海人讲是跷着，摆动的幅度颇大，让人不忍心看，赣男就像乘着波涛中的小破船，上下摇晃。他很亲地瞅着望秋，嘴里突然含糊吐出“妈妈”两个字音，望秋感动得腿都软了，眼泪无声流下。她又空不出手来擦，只能任它流淌。她走得更起劲，赣男的小破船也就更加摇摆，可是赣男好像更舒服自在，他竟咯咯地笑出来，似乎体谅妈妈的伤残。赣男学走路很早，他挣脱望秋的怀抱，用整个健壮的小身体来挣脱，嘴里还嗯嗯有声。他搀着望秋的手蹒跚学步，眼睛贪婪地看着前方。望秋得到极大的安慰似的，连连说走得好，哎，就这样走，我们赣男走得最好。
       在夕阳的余晖照耀着的弄堂，眼前这情景啊真是让我心里发烫。
       我不知道望秋她是不是还想着郑五龄，我只知道她一直拒绝寻找生活伴侣。事情在日子逐渐好过的时候发生了变化。那天上午邮递员送来寄自美国的汇款单，郑五龄给望秋寄来五百美元。拿着汇款单望秋呆了。弄堂里的邻居都说好了好了，望秋总算熬到头了，苦尽甜来了。望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狠狠地哭了一场，哭完以后望秋变了一个人，她冷静地退回了汇款单，不久就跟隔壁弄堂的哑巴结了婚。
       四十出头的哑巴在福利工厂工作，这是个安分守己的善良男人，他喜爱书法并且小有名气，也算是半个文化人。他们的家就安在隔壁弄堂哑巴那儿，每天早晨他们把赣男送到我妈妈这儿，然后两个人相伴相随上班去。他们就像寻常的贫贱夫妻一样，下了班上小菜场，在乱哄哄臭烘烘的菜场里讨价还价，买青菜鸡毛菜塌棵菜肉骨头窄带鱼和破了壳的便宜鸡蛋。回到家里打开煤炉烧饭烧莱，饭桌上不多的荤菜尽着孩子，剩菜好歹盛在菜格子里，留着第二天带饭。吃过饭赶紧在大木盆里先给孩子洗，而后两个大人轮换着洗。换下的脏衣裳往木盆里一泡，那可是家中一天里最后的事情。到了晚上，望秋还有个夜班，这是她从几个退休工人手里争得的。
       当夜幕降临，西上海曹家渡的棚户区弄堂一片静谧，望秋手里的铜铃响了起来。这铜铃声响遍这一带，伴随着望秋那依然年轻的声音。这声音当年在学生合唱团里是那么青春和嘹亮，也曾经带领农民的孩子朗读课文。现在这声音尽职尽责地提醒着疲倦的人们：煤炉关好——，火烛当心——，煤炉关好——，火烛当心——。哑巴要替望秋打这夜工，他口里“啊吧啊吧”手上打着哑语，告诉望秋说：我，替你，去，心疼你。
       望秋打着哑语对哑巴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可以，你，写字。赣男心疼他娘，每周
       六晚他牵着望秋的衣裳，跟着望秋巡夜。有了懂事的赣男跟在身后，这个又瘸又拐的女人跷到天亮心里也甜。
       我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我仍旧做我的车工。我从二级工做到五级工，每月寄些钱给我的女儿。我感激明霞没有退回我的汇款。晚上有时也会有女人陪我睡觉，我跟女人在床上折腾，我会喜怒无常，尽情地发泄多余的精力。我找不到情感的归宿，我的归宿就是女人的身体，不管她是张三还是李四。与这些女人相处时，我会经常想到范北方和我的明霞，我甚至在这时才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忘记过去的人。我在女人面前常常喝醉，失态地大哭，罪过啊，我经常这样骂自己。
       老酒真是好东西，我与它实在是相见恨晚。吃饱了老酒，你不想打相打也要寻相打。我在店里买老酒看见了宁城老窖，那时候它已变了，变得稍微花哨一点，还不像现在这么奢华，我已经不敢认它。也许哪天我女儿拎着两瓶这家伙来孝敬我呢，我这样寻思，嘿嘿傻笑着醉去。
       说良心话，日子是在一天一天好起来，起码人们心情舒畅，谁都觉得日子有奔头。望云嫁人了，嫁得不错。母亲复出干了几年领导工作以后退下来了，退下之前单位给她分了新房，她特地给我留了一间。她希望我早点成家。我们对不起母亲，为了我们她—直没有再找伴侣。不是她不想，是我们不愿意。其中有两次人家给介绍的还真不错，有一个真让母亲动了心，她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沉默，望云哭，望秋欲言又止。母亲只好说我同你们开玩笑呢。
       父亲去世那年，母亲才四十出头，正是—个女人最成熟最需要男人的日子。岁月匆匆中，母亲已经头发花白，她一个人的日子又有谁能体谅?
       说来说去我们过的好日子才仅仅是个开头，很快我就看准了一个机会。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的男人是让人瞧不起的，于是在股票刚炒起来的时候，我用仅有的积蓄买了股市认购证，小小地赚了一笔。接着我辞了职，甩开手开始炒股，由小心翼翼地做，积小胜转为大胜。我就像个敏感的兔子，逮着青草吃两口就撒丫子，换个地方再下嘴。牛市我做短线，熊市我做中长线，管他什么长线是金短线是银，金银铜铁我全要。告诉你我没赔过，说来这也是运气。几年后我就做大了，在厂里辞了职，志得意满地坐在大户室里玩鼠标。没事我还是乐意到散户大厅去凑热闹，我喜欢这里闹闹哄哄乱糟糟的劲头。大盘说红就红说绿就绿，翻脸就不认人，人的表情也跟着变，精彩的时候哭的笑的傻的愣的都有。这里简直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人的投机心态在这儿集中爆发。
       就是在散户大厅里，我认识了杨立婷。那天我走进大厅，看见一个女人在电脑那儿看走势图，盯着一个次新股琢磨。这个股我观察很久，这两日走势怪异，明显有庄家刻意打压。我站在她身后，她觉察到身后有人，就是不回头。这女人打后面看身材绝好，长腿，圆翘的臀部。从侧面看面目姣好，眼睫毛很长，蛾眉直挑乌发。这是个知道自己优势的矜持的女人。我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这个股，再过十分钟是最好的买点。她头也不回地说：你根据什么？她一开口，是个北方姑娘。直觉，我说，我凭直觉。她不回头地说，看来你还可以。她啪啪啪地打入三千股，说，本来我还有点犹豫，现在行了，赚了我请你喝茶。她输入了委托数目和委托价格，“啪”地敲了确认键，这才回过头来。我看清这女人不是那路招摇的美，初看不错，越看越受看。可她好像吃了一惊，脸上飞红，又片刻消失。我说怎么了，吓着你了吗?我不至于那么可怕吧。她轻舒一口气，面色恢复了正常，轻描淡写地说，对不起，刚才我认错人了。我不想放过她，我说，来这里做的都是朋友嘛，一回生，二回熟，怎么，你刚才说赚了请我喝茶的，还算不算数?
       看吧，她若无其事地说，同时双手伸到脑后拢头发。她的头发真好，皮肤也好，乌黑雪白，映得人眼爽。我知道女人双手拢头发是个信号，她对眼前的男人有好感才这样。她的修长的手臂打理着柔曼乌黑的长发，胸部和臀部更加惹眼。我看了一下手表，说，快收盘了，这里空气污浊得很，我们寻个地方喝茶吧，我做东，你能给我个面子吗?她飞快地瞄了我一眼，眼神迷离，瞳孔闪过一丝蓝色的光彩。然后她笑了，说，到哪儿?别是喝碗馄饨了事吧，上海男人爱这么干。我脸上有点挂不住。嗨，我说，哪儿能呢，喝馄饨是二十年前的节目，现在不带了。
       我们在雨来轩喝茶聊天。她说她在一家公司打工，炒股是捎带手，反正那点积蓄闲着也是闲着。她的公司就在股市斜对过。说着说着她突然不说了，垂下眼睛静了很久，然后看着我突然说，望岭，你还是一个人吗?
       我很吃惊，把半碗烫茶泼在自己的腿上。我结结巴巴地说，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我?
       见我这么吃惊她有点意外，她涨红着脸说，对不起，本来我不想说的，本来我想不理你的。可是真有点神使鬼差，咱们俩就这么坐到一起了，也是缘分吧。告诉你吧，我是宁城人，我叫杨立婷。我家就住在明霞她们家的后街。你和明霞结婚那会儿，我还是个读小学的毛丫头。你不一样，你是上海知青，你是明霞她们家的上门女婿，整个县城差不多都知道你。
       啊，原来是这样。我真是恨不得当时捶打着自己的胸口。
       真说不清这是我和杨立婷的缘分，还是和宁城的缘分。话说到这份儿上，如果我不问问明霞和沪宁的情况，那就太不是东西了，因为自从我离开宁城后，明霞就再也没有给我回过一次信。
       对不起，你知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
       杨立婷说，我也出来几年了，不太清楚，只是听说明霞早就做生意了，先是当街开了个小卖铺，后来做服装了，听说挣了点钱。你姑娘念书挺争气的。
       哦，我松了口气，看样子她们母女俩过得还行。
       我们转了个场子吃午饭，点了几个菜，喝点啤酒。气氛有点特别，真的，不适宜调情。可是有了宁城，我们坐在这儿喝点啤酒说说话，那是比调情还来劲儿，比调情还管事儿。我说了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她问我，没再找么?我摇摇头，犯了一句酸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啊。得了，她说，你们男人……不说了。杨立婷有点酒量，喝啤酒跟喝水似的。我对她说，说说你吧，怎么就一头扎到上海来了?她看了我一眼说，还不是你害的我，真的。我喜欢上海男人，就打你开始。你知道小时候我放学经过前街，都想慢点慢点，看看明霞的上海姑爷。明霞那时候很招县城姑娘眼热，你不知道吧。大学我是在北京念的，在班上就稀里糊涂跟一个上海同学好上了。你别自作多情，他长得不像你。她的眼里又闪过蓝色光彩，只是那么一瞬间。我仔细看她的眼睛，也不过就是普通的黑色瞳孔。
       打那我就知道了，黑眼睛的女人会向自己喜欢的男人闪出蓝色魅力。
       杨立婷跟她的上海同学到了上海，先在一所中学教书。结婚第二年男的说要挣钱，到深圳“创业”一去不回。杨立婷去看过他，才知他在那边有了女人。就凭他也赶这种时髦，她不屑地说，也就那么两个紧钱。现在我瞧不起上海男人，真的，太没责任感了。过去我总觉得，上海男人拎着篮子上小菜场是有责任感，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卑琐。
       我们一时无话，看着窗外的繁华街市，她叹了口气说，上海这地方，太可怕了，恨死它，又抛不下。
       我沉默着。这女人来上海才几天哪，对上海的感情倒来得很缠绵很复杂。
       遇见杨立婷，我的感觉挺怪。我对她有亲近感，想见她。然而又很难像一般男女那样直奔主题。我不知自己这是怎么了，我打算一个人静静地想一想。正好股市有盘整迹象，我抛掉所有的股票，跟两个朋友去了一趟海南。
       在一次闲聊时，范伯祥说过他要到殡仪馆去干，当时我们都认为他说的是戏言。谁知那年他母亲离休，他真的顶替去了民政局的殡仪馆。
       我们都搞不懂他怎么想，我甚至以为这小子喝酒把脑子喝坏了。我问他，你跑到那个地方去寻死呀，整天鬼哭狼嚎的，你图个什么? 感觉好啊，他说，我到那儿又不是去背死鬼，我去管那些殡葬工啊。小李，把这老头推到一号厅；老路，给这老太太化妆好一点，人家是侨眷……我管别人投资格，管两个殡葬工绰绰有余吧。这是一。第二，工资高啊，比那些神气活现的公务员赚得都多。第三，这第三你不知道吧，这第三最重要，我这里是总关口，谁在世上活一遭，不管他多有钱，多有地位，多神气多潇洒，最后总是要来我这里报到，对不对?望岭啊望岭，我范伯祥可以一辈子穷困潦倒，我的命不好。可我现在占了这个位置，我要看着他们躺在我面前，一个一个赤条条离开这世界。你说，这感觉好不好?
       我觉得这小子心态都不正常了。范伯祥，当年云南水库工地上大名鼎鼎的上海范爷，如今在大上海的一个殡仪馆里，从这个殡仪厅跑到那个殡仪厅，吆吆喝喝地指挥着一群殡葬工，这算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我们混得不好，但我们大可安安心心过自己的平常日子，犯不上跑到我们不该去的舞台上，扮演我们不该扮演的角色啊，那与丑角有什么不同?我怀念当年的范伯祥，那个“脚踏地雷手持枪，怒气冲冲上天堂”的范伯祥，那个在小旅馆里醉醺醺给我指点人生的范伯祥。
       有一阵社会上泛滥着“知青情结”，一些下过乡的弟兄姐妹们，都在嚷嚷着今生悔还是无悔。范伯祥对此嗤之以鼻。别跟着那些人瞎起哄，他说，悔，无悔，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你，你，还有她，他指着望秋，我，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颇为激动地说，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叫喊“今生无悔”的是什么人?教授，演员，官员，老板，人家都是腕儿!就因为现在混出个人模狗样了，他们就有资格代表我们说话？合着当年他们吃的苦都变成了营养，我们吃的苦都成了砒霜?当年谁是自己要去受那罪的，谁又敢不去?
       我也对什么悔啊无悔啊不以为然，但我也不像老范那么在乎。我看着他，我觉得他心里面的不平衡，实在是郁积很久了。
       没过多久，宋思洁就到望秋这儿来哭天抹泪。女儿都那么大了，范伯祥还是老毛病，不爱着家。他到了殡仪馆之后，钱是挣得多了，人也更加落拓。他常到殡仪馆对过一个酒家喝酒，三去两去，就给那个女老板西西迷住了。
       西西是个三十出头的外来妹，风尘女子出身，赚了一笔钱改头换面干起了餐饮。他怎么会看上这个脏女人呢?宋思洁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说实在的，宋思洁比过去还要惹眼，快四十的女人，还是那么唇红齿白的，而且丰满了。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望秋，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望秋。望秋不知该如何劝她，我们的望秋，已经不能理解许多人的生活，包括范伯祥和我。
       范伯祥每天到西西那里喝酒，他给西西的酒店拉生意。他的两只醉眼离不开西西。西西的皮肤，是那种暗黄颜色，永远洗不干净似的。要了老范命的是她的魔鬼般的身材，和她化了妆的脸上那双勾人的眼睛。西西虽说单身，可她不缺男人。凭她的经验，和范伯样周旋一番玩玩没什么问题。范伯祥给她买首饰，买衣服，买手机，把两个钱都折在她的身上。西西用滚烫的手臂缠住他的脖子，只穿短裙的双腿骑在老范的身上。她的眼睛勾住老范，很动情的，一切都弄得像真的一样。老范在西西身上尝到了野性女人的滋味。这种女人你玩不过她的，我说，她们跟我们不是一种人。宋思洁没劲，他说，她太呆板，弄得像小家碧玉似的。他说，很没劲。
       宋思洁盯梢的绝招，在西西这里绝对放空。深夜十一二点，思洁带着女儿扑到西西的酒店，这里已是曲终人散的景象。酒店里只有三两个闲散酒客，边喝边聊，听着迷
       离的外国乐曲。西西坐在吧台上，两条光腿悠荡着，和那个叫李甘孜的男人以酒调情。他们两人缠着胳膊，在那儿喝交杯酒。看见宋思洁进来，西西抱住那男人的脖子，把一口酒喂进他的嘴里。西西咧开嘴笑着，见到美丽的宋思洁她心里得意，范伯祥太给她西西长脸了。放着这么好的女人在家里，老范丢了魂似的整天赖在她的酒店，男人不是贱种是什么?她慢悠悠抽了口烟，朝宋思洁钩了钩手指头。思洁呆呆地看着她，没有动也不说话。西西说，你男人在那里，她指着酒店的角落，是他自己不走，赶都赶不走，你自己把他弄回去吧，叫他以后别再来这里烦人。
       范伯祥醉倒在角落里，他趴在桌上，满头是汗。他在醉梦里嘿嘿笑着，自言自语着，你来干什么，谁要你来的，这是我自己的事……要你来缠……缠不清爽……宋思洁牵着女儿的手，走到老范的桌前，她要女儿看清楚她父亲的丑态。女儿无声地哭了，这眼前的一幕实在残酷。宋思洁拿起桌上的半瓶酒，举在范伯祥的头上，慢慢地倒下去，倒下去……残酒浇在他的头发上，流过他的脸，在他的脸上泛着光，沿着他的鼻尖和嘴唇，淌在桌子上。范伯祥在梦里还知道恋酒，竟然伸出舌头来舔了几下，给这沉闷痛心的场景增添了一些滑稽。
       也在这一年，老实本分的哑巴姐夫竟然熬出头了。他的字越写越有名气，笔墨酣畅，大拙大雅。他的一幅字在日本和韩国要卖到六千元人民币。他在书法成名之后又小试花鸟，更是一鸣惊人。说起来我们的望秋命里还有那么一点福分，当初郑五龄要和望秋恢复联系的时候，望秋会一眼看上了他。这个貌不惊人走路都低着头的哑巴，竟会有这样的内秀。我最喜欢他的一幅绿梅老鸦图，绿梅本是极雅的，上头落了一只极拙的老鸦，两者相衬之下透出的那分意境，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他见我在这画前注目良久，就比着手势要我拿走。我不敢，因为我是个俗人。我连个哑巴都不如。
       哑巴有了钱，望秋打算买房子，她要搬出住了半辈子的老弄堂。可是哑巴不干。他在废宣纸上给望秋写道：先给你治腿，我和赣男的心愿。望秋对他摇头，她不相信自己的腿还有救。哑巴坚定地加上两个字：一定。
       日子总是在不知不觉的流逝中充满变数，对谁都是这样。在那个秋天的夜晚，哑巴家来了一帮电视台的记者，他们把望秋一家三口摆布了三个晚上，折腾出二十五分钟的纪录片。他们要望秋为哑巴研墨展纸，要哑巴在写写画画的间隔中，给赣男比比划划以示熏陶。他们的镜头从书案摇到满屋的字画和书橱里的书，再摇到煤球炉，又摇到角落里的马桶。生活中雅致的朴素的因素奇妙相连，你得承认编导相当厉害，他真把一个弄堂书法家的生存状态描述到骨子里了。片子的结尾尤其煽情，他们要一家三口共同去完成我们望秋一天里最后的工作。在夜深人静的弄堂里，走着望秋一家。我们的望秋—瘸一跷地，摇着铃铛，尽心尽责地提醒人们当心煤气小心火烛。哑巴和赣男跟在她身后，他们在镜头里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深夜的弄堂。看到这儿我真受不了啦，这些拿人家不幸赚观众眼泪的家伙。
       这些镜头惊呆了在上海西区居住的一对老夫妇。这儿是高雅地段，既有商业区的繁华，又有文化区的静谧。这里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这对老夫妇就是郑五龄的父母，退休了的银行职员和医生。老两口现在相当孤寂，身边没有孩子。郑五龄三十五岁以后才结的婚，太太是个不要孩子的新派，而郑五龄也不勉强她。退了休的银行职员也学着写写画画颐养天年，所以这部偶然出现的片子吸引了他，老太太也坐下来陪着看。哑巴和望秋只是两个不相干的残疾人，老人也仅仅表现出同情和赞叹。我们的赣男出现的时候，老夫妇才真正惊呆了，这活脱脱就是二十年前的郑五龄再现。一个生龙活虎的新的郑五龄，怎么会和两个残疾人生活在一起?老两口四目相对，不知这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两天以后的夜晚，望秋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你当然猜得到这是谁。两个老人说是看了电视片慕名而来，要买哑巴的字和画。哑巴当然不知这里面的故事。哑巴对赣男打个手势，赣男很有礼貌地说，我爸爸问你们，是要现成的，还是要现写现画的。老两口肯定要现写现画。他们的眼光根本就不在哑巴那儿，有空就对着赣男打量。他们觉得时光倒转，二十年前的郑五龄又来到他们身边。老头老太太简直难以控制自己的眼泪。
       事情快结束了望秋才回到家，她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打两位老人的脸上看到了郑五龄。送走客人之后，她明白无误地给哑巴打手势——我要治腿。
       我在海南玩了几天，玩得并不忘情，因为我心里想着杨立婷。人到中年了，我又一次尝到牵肠挂肚的滋味。我提前飞回上海。在证券市场大门口就有人告诉我，那个北方女人这些天找你可找苦了。他别有含意地盯着我诡笑，说，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捏在人手里，你他妈说不定要破财。我说是，我欠这女人的。这小子告诫我说，如今的女人越来越难弄了，你可别小看外地女人。
       杨立婷呆呆地坐在我的电脑前，不过几天工夫，她憔悴多了，面色苍白而两眼无神。我打后头蒙住她的双眼，她用力把我的手拉下去，拉到嘴边开口就咬，疼得我直打战。她猛地转过头来，两眼盯着我，明亮的双眸里盈满泪水，她说，你倒是别回来啊。
       不可能了，我说，我这辈子逃不出宁城女人的手心，我回来，我认命。
       你命犯桃花，她用手摁我的鼻子。我们俩坐在沙发上，相互依偎着，她仔细看着我，说，你瘦了。
       她又说，前两天打的股，赚了。
       我问她，你很在乎这个吗？
       她说，在见到你之前是，要不我来这里干吗。可现在我不在乎钱了，我只在乎你。她环顾四周，说，我得谢谢这儿，老夫让我在这儿遇见你。说实在的，打你离开宁城，我就没想到过你。是什么鬼叫我看见了你，你说。
       大概是月下老吧，我说，咱中国人跟丘比特没啥关系。
       不害臊，就你这岁数都能当我爹了，还月下老呢，她故意板着小脸。
       你就叫我叔吧，我说，这样我心理上平衡一点。
       我才不这么夸你哪，显着你多能勾搭女人。我告诉你，是灶王爷让我来抓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再这么混下去，你就成一老头啦。
       我们俩逛南京东路步行街，手挽着手走。我的心里亮堂极了。这儿弄得真是漂亮，人就像行走在童话世界里。也真奇怪，过去我跟明霞逛街就不这样，心里沉甸甸的脚步不利索，说白了就是既满足又沉重。我跟生命中曾经有过的上海女人逛街，心里不踏实，仿佛我的生命在哪儿丢了一半。现在我心里又踏实又敞亮，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好像生命的前半段跟后半段接上了，吻合了，我的前半生找到了我的后半生。我又是一个完整的望岭。
       人—乐就免不了说傻话。我问她，你为什么找我，为什么不离开我？
       她仰着脸对我说，我好像找到了我的从前。
       在上海她依赖我，就好像过去在宁城我依赖明霞。
       她的口音改得挺好，一点儿都听不出宁城味儿。我这么告诉她。她捶着我撒娇，说好啊，你骨子里还是瞧不起我们宁城人。我说你错了，我迫不及待地回来找你，就因为你是咱们宁城人。
       望岭你可是够花的，跟许多上海男人一样。她这样说着大步朝前走，摆出要甩下我的架势。我紧紧跟上她，用力搂住她的肩膀。
       我们满面春风地走在上海南京东路。
       我决定把杨立婷带回家，母亲挺喜欢杨立婷的。相比明霞，杨立婷显得落落大方。想到这儿我为明霞抱屈，七十年代末哪个外地人敢不在上海面前低头啊。我带杨立婷到老弄堂去看舅妈。走进这里她就皱起眉头。舅妈她老人家正坐在客堂间翻看旧相册。看见杨立婷她眼睛一亮，抓紧杨立婷的手不肯放开。舅妈给她看老照片，杨立婷赞叹舅妈年轻时候的活泼漂亮。舅妈轻声说，那时候弄堂里有多少小青年讨好我啊。她眯起两眼看着窗外。
       走出老弄堂杨立婷大舒了一口气。这里太憋屈了，她说，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在这儿住一辈子，真有点那个。她的前夫家住在石库门弄堂，她都觉得不舒坦。是的，连明霞都觉得这儿压抑，更不用说她了。
       不久舅妈就病了，而且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她日渐消瘦，什么都不想吃。我每天去看望她，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老人的一生将在老弄堂结束。她不愿跟母亲住到新房子去，她说楼房没有地气。她对我说，望岭我走的时候不要给我戴帽子，就这样最好。她理着自己一头雪也似的白发，说，不要戴帽子。平时在弄堂里她一直戴一顶黑绒线帽的，为什么到另一个世界去就不要戴帽子呢?我想她说的是一句心里话。那天后半夜里她突然气急，用尽力气挤出声音，别关病房的灯。可是邻床的老太一再抱怨灯开着睡不着。舅妈盯着那盏灯越喘越急。我看见窗外隐约现出曙色，就去关了那灯。一关灯我知道坏了，她怨恨地瞥了我一眼，就永远阖上了眼睛。
       大殓那天，范伯祥带我们到停尸房去看舅妈。进去我就傻了，一屋子的死者，脸上都画着重彩，显得喜气洋洋，看着那么怪异别扭。怪不得上海人讽刺化妆不当的女人，总是说“涂得跟死人似的”。在众多的死者中我们看到舅妈那雪白的头发，我们走过她的邻居的床，来到她面前，最后一次打量她。舅妈安详地躺着，那身寿衣很合体。不知为什么，她的左臂垂落，手指触在地上。范伯祥当时变了脸，冲着两个殡葬工哇哇叫喊：这是谁干的，谁?他拖过其中眼光躲闪的一个，喊着问他：是你?是不是?那家伙吓着了，结结巴巴地说，穿衣裳的时候她太犟，我稍微一用力，就，断了……范伯祥劈面打了他一巴掌，指着舅妈问他：你怕不怕老太太夜里来寻你，怕不怕?那家伙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在一个小的殡仪室里，我踩在凳子上，把纸字别到横幅上去。听见幔帐后面的走道有轻微的车响，我向下一望，舅妈的车停在后面。舅妈安详无语，等着我们把事情做妥当。纱厂工会本来要致悼词的，母亲不同意。母亲说不必了，不要吵她，我们默哀三分钟，就送她走吧。
       走出殡仪馆我抬头，眯起眼睛看看正午的太阳。我问望秋舅妈有没有对她说什么，望秋擦着泪说有，叫我不要放了赣男。我说你怎么想的?
       望秋看着前面，伤心地说，可赣男不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啊。
       这傻瓜，没准儿现在心里还有着郑五龄那家伙。
       那天望秋一个人找到郑五龄的家。她当然找得到的。她没进过这个家门，只是在同郑五龄热恋的时候，在楼下等待过她心中的人。那时她并不急于进去，光阴对他们相当宽容，一切刚刚开始，过早走进这个家门让她难为情。那时这里是上海人所谓的“上只角”，我们家的棚户区老弄堂是地地道道的“下只角”。从“下只角”跨进“上只角”，确实是需要光阴来过渡的。可叹光阴无情，生生把这条路扭断了。直到今天，望秋走进这扇门还觉得滞重而吃力。
       这条街至今有着几十年前的风范，老派，典雅，自重，法国梧桐在微风中散发着宜人的气息。当年她与郑五龄在树下四目相对，而后一道上街去，心中满是甜蜜的期待。街两边的老式公寓几十年如一日的持重而矜持。在上海，至今变化不大的只有两种地段，一个是来不及改建的棚户区老弄堂，譬如望秋仍住着的地方；一个就是这种不必改变的老“上只角”。光阴纵使荏苒，纵使变化多多，仍然要保持它威严残酷的内里。
       望秋踏上隐约作响的老式木楼梯，她的心情我不能知道。想到这里我为她不平，几乎在心里流泪。
       老迈的银行职员和退休大夫听见门铃声，他们在孤寂中打开房门，不知有谁会来
       看望自己。在老人惊讶的目光里，望秋走进屋子。她的脚步在地板上踏出一轻一重的声响。老式地板久不上光，像两位老人一样现出疲态，发白而松散。墙边的壁炉落满灰尘，所有的家具都像主人—般老迈。望秋在老沙发上坐定，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想，幸好我终于没有住进这里。
       赣男长大了，应该去找他爸爸，望秋看着老人说，我已经尽到了责任。说完这句话她喉头发紧，心中一阵委屈和酸楚，眼泪就要涌出来，她赶快扭过头去。两个老人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静了半天才抖动嘴唇说出话来。你，你有什么要求么，你，你们要不要，换换房子，或者说，你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么……
       没有办法的，弄到最后，人只能用物质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来弥补感情上的歉疚。这不是愚蠢，不是卑下，只是无奈。人就是变回成猿，再从猿变成人，也只能这样了。已经安静下来的望秋苦涩地笑了。她对老人说，孩子不能留在上海，要让他出国去，到郑五龄身边。还有，孩子还要陪我半年，这就是我的要求。我们的傻瓜望秋，要把自己吃辛吃苦养大的儿子活活送出去。这二十年啊，她是赢了还是输了，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我看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看着望秋远去的身影，老头老太太站在街上互望一眼。老太太张了一下嘴，到底没说话。或许她想说，多好的孩子，当初五龄跟她结婚就好了。然而眼前毕竟是个又瘸又跛的女人，所以她终究没说什么。是这样，人还是现实一些为好，现实主义不会过时。
       望秋要赣男再陪她半年，她想在这半年里试着治治自己的腿。她知道这孩子太依恋自己，每天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妈妈。妈，我回来了，这句最平常的话每回都叫她欣喜感动。她不知道孩子到底肯不肯离开自己，如果自己的腿治好了，也许赣男会不再担心她，然后放心地去找他的父亲。
       哑巴姐夫当然还不知道望秋为什么突然要治腿。他现在有钱了，也能找到好医生。他愿意为望秋做任何事情。
       医生的诊断结论是，当年江西那个小县城医院把望秋的腿接错位了，要重接可以试试，可能会好一些，也可能还是老样子，甚至更瘸。如果真要试试，无非是花点钱，遭点罪。会很疼的，牵引，重接，中年人骨头再生性能差，结果不一定理想。你要想好，医生对望秋说。望秋说治，就这样吧。
       我们送望秋住进医院。手术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外看着望秋遭这份罪。她的那条瘸腿吊在半空，人固定在床上。牵引给她带来剧痛，疼得她满面大汗。哑巴几次要冲进屋里。我看着望秋扯过毛巾塞进嘴里，把头扭向窗户，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又紧紧闭起来。这时如果郑五龄在眼前，我非把他活劈了不可。当年望秋不是腿断不会跟他做爱，也就不会有小赣男，今天不是为了赣男她也不会再断一回腿，找这份罪受。
       手术非常好，医生说没想到没想到。医生说你姐姐这个女人真是不得了。这些日子他断断续续地，也把望秋的身世经历听个差不多了。金子一样的女人，医生说。这天下午哑巴兴冲冲地走进病房，这些日子他脸色一直不好，他老替望秋担心。可今天他这脸色又好得有点可疑，那神色是兴奋，甚至于灿烂。他直奔望秋的病床而去，笑眯眯地左右端详着望秋。我生怕出点什么事，紧跟过去，站在他的身后。医生在给望秋做最后的检查。哑巴打他的黑皮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来，那不是饭啊菜啊营养汤啊什么的，那是一本新出的《老照片》。他把书捧在手里翻啊翻啊，手都有些抖。终于哑巴把年轻的望秋找到了。就是那一张黑白照片，我们的望秋戴着军帽，别着红卫兵袖标，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微笑着，略微斜睨着你。哑巴嘴里“啊吧啊吧”地，对望秋竖起大拇指。他头一回见到年轻的望秋啊，乐得什么似的。这本书我倒是早就听说过，可没想到里面会有我们的望秋。这张照片当年挂在江西一个小县城的照相馆里，是它把郑五龄带到望秋身边，也从此给她带来说不完的甜酸苦辣。
       望秋把脸伏在那本书上，无声地流着泪。
       两个月以后望秋下地行走了。上苍有眼，她走起来跟我们差不多。
       范伯祥听说望秋要治腿，说应该试试，她到底苦了半辈子了。他说望岭你知道吗，那年第一次看见她瘸成那样，义挺着个大肚子，我把腔子里的血都要哭出来了。我对他说，望秋治腿是为了把赣男送到郑五龄身边。范伯祥说，她的脑子短路了进水了，她不能这么干。说完这话他只能坐下抽自己的烟，我们都知道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事情。
       秋季的一天火葬场生意清淡，范伯祥站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发呆。一辆中巴开进来，走下一群办丧事的家属。这些人里一位面貌端庄的中年妇女引起了范伯祥的注意。这女人的举止让他想起了他的娅尼。这不可能，他自嘲地摇摇头说，你小子怎么会想到她呢。范伯祥还是走了出去。他站在门口抽烟，希望能听见他们说些什么。可是他们不大说话，面容悲哀地站着。那中年妇女也向范伯祥看，然而终究没什么表示。
       人们打中巴上扶下一位老年妇人。老妇人哭泣着，人都立不住了，下车就蹲在地上。那中年妇女上前去劝她，轻声说着什么。有两个男人到小卖部去，大概是要买香烟，两人边走边说，终于给范伯祥听出来，他们确实是云南人。范伯祥的眼睛就一直没离开那中年妇女。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范爷，这个中年妇女真是娅尼，她如今是云南某歌舞团的领导了。她的父亲，当年的武装部长，离休后患了不治之症，在昆明北京等地医治了许久，又到上海来投医，挨了不少日子终于辞世而去。娅尼劝好母亲，到办公室来登记。当年的上海范爷眼睁睁看着她写下“娅尼”两个字，平静地走开，随着众人到殡仪馆去。此时他的脸色忽青忽红，极为难看，他不相信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让她认不出来。与其说自己变了，不如说她根本就忘了当年的那段情。这是中午前的最后一场丧事，在平时他早就跑西西那儿喝酒去了，今天他不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等。同事们一个个搞不懂，不知这小子在等什么。
       那场丧事办得挺快，人们慢慢走出来，像所有刚办完丧事的人一样，低着头，女人们擦着泪，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中。范伯祥看着他们上了中巴，中巴在过道上倒车。上海范爷腾地站起，蹿出办公室，跑到路上拦下这车。司机摇下玻璃，说，什么事？交钱，范伯祥抖着腿一反常态地伸出手说，停车费。多少钱?司机伸出半个脑袋来问。五十块，范伯祥伸出一只巴掌晃着。司机跳下车，脸红脖子粗地同他说理。他们的争吵，惊动了车上的人，娅尼走下车来，她看了一眼眼前的范爷，她根本没有认出也许不想认这个大老爷们是谁。她只是轻轻地拉开司机，举止优雅地从一个皮包里拿出一个钱包，从中摸出一张百元大票，塞到范伯祥手里。
       她对范伯祥轻柔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范伯祥至死也无法忘记。
       她说的是，你不用找了。
       他只是本能地接下钱来，愣在了原地。
       司机嘴里不干不净地咕哝着上了车，范伯祥听到娅尼在车上对愤愤不平的人们说，二十年前的上海人可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秋日的中午，她的柔和的嗓音显得特别亲切特别悦耳。
       范伯祥如果没有听见这句话，他当时很想大声喊出娅尼的名字，这个名字已经到了他的嘴里，毕竟眼前这个风姿绰约的女人是他一生中最爱的一个女人，可是她居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走时也没搭理他这个范爷。
       范伯祥彻底地失望了，心凉了。
       西西是个任性的女人。她的酒店其实挣不了几个钱，她暗地里做白粉生意，她自己也吸。范伯祥知道西西的底细已经来不及了，他恨不得把骨头都贴给她，他反而觉得很刺激。这个看上去皮肤肮脏好像总也洗不干净的女人，在范伯祥眼里竟然会有无限风韵。
       那个秋日范伯祥看到了娅尼。他看到一个冷酷无情的娅尼。都说女人怀旧，都说女人珍惜旧情，可是娅尼比他老范还要来得绝情。这让老范伤心得很。晚上下班以后他没有回家。他坐在西西的酒店里小斟小饮，点了五香豆腐干，糟鸡脚，还有卤煮花生。上灯之前这里生意清淡，没有谁来注意他。只有西西无所事事，坐在老范旁边抽烟，瞧着他喝酒。老范也不让她，老范也不理她。老范还在想着上午的伤心事。他想，跟娅尼比，你西西算什么。他瞥了西西一眼，仿佛已经这样质问过她。西西马上瞪起杏眼，问：你说什么?说出来!老范就是吃她这一点，迷她是个人精，能看穿男人的心思。可是今天老范有点蔑视她。老范在衣袋里摸啊摸，他在找娅尼白天给他的那张百元票子。这是一张全新的票子，老范把它举在灯光下看，心想，真他妈的今非昔比啦。娅尼如今也成了有钱人，就这么摸出一张百元大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想当初他们伙着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官B掰开花。范伯祥想到这里，心里酸酸地有点自怜的意思。钱倒是真的，娅尼这样的女人，口袋里不会放假钞。他把钱凑到鼻尖，很天真也很委琐地希望能闻到一点什么味道，这真是可怜。西西一把抓过这钱，也放到鼻子底下嗅，她一绷脸说，不对，这钱是女人给你的，说，是谁?不等老范说话，那钱已经给她塞进自己腰包。老范像输光的赌徒，站起身去抢，脸上是不依不饶的神色，就像落在水里的亡命之徒给别人抢走了救命稻草。
       这时李甘孜带着人走进酒店。李甘孜是西西的老相好，是他把她带出家乡到上海来混事，后来就连裆做白粉生意。日子久了情淡意薄，西西对李甘孜已经是可有可无，只是生意上的牵连。李甘孜为人反复无常，今天李甘孜来找西西讨白粉钱，面色愠怒。见到他西西脸都白了，打起笑脸迎上前去，软声细语地说，今晚日头偏西出喽，吃饭了啵？是想我了？她凑上去要抱李甘孜，却被他一把推开，说，少啰嗦，那钱还想啥子时候还老子！李甘孜一瞪眼，西西浑身都抖，她实在是怕这个无情无义的恶男人。她连跟他上床都怕，跟他在床上比下油锅还惨。万般无奈调动情绪迎合他就像滚水浇身，想到他的凶狠无情又似冰水泼头，就这样，每回都是在他身下一阵冷一阵打摆子，闭着眼睛咬着牙齿任由他折腾。
       范伯祥没跟李甘孜打过交道，他不屑理睬他。即使那时西西耍他，在他和李甘孜之间荡秋千，当着他面跟李甘孜调情，他也不去碰他。他只是迷恋西西。
       可今天老范的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心里窝着无名火，压抑着不要发作，其实他的脸色比李甘孜还难看。这边李甘孜已经抓紧西西的手，在她的身上找钥匙。钥匙没有找到，顺手掏出她的钱包，里面只有一张百元大钞，就是娅尼白天给老范的那张。西西虽说是开酒店的，其实用起钱宋捉襟见肘是常事。李甘孜把钱塞进裤袋，劈手就是一耳光，喊道：说，钱放在哪里?
       老范把这些都看在眼里的，他把酒瓶朝桌上狠命一蹾，砰的一声吓了李甘孜等人一跳。李甘孜对老范还是有三分惧怕，他知道这个脸色阴鸷的上海男人不好惹，大家心知肚明井水不犯河水。李甘孜对两个手下使一个眼神，叫他们把西西拖到楼上去收拾。老范听到西西给两个男人拖上去，听到她的喊叫和挣扎。他听到她的皮鞋在瓷地砖上蹬踏，在木楼梯上蹬踏，他听到她绝望地大叫救命啊救命。就这样老范也没有站起身来，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要命的是西西在无人相助的关头喊了四个字，她声嘶力竭地喊“老范救我——”，正是这四个字要了老范的命，他再也忍不住了。
       老范此时现出酒精中毒者的症状，浑身颤抖，酒杯甩在地上，大口喘息着。他熟悉酒店就像在自己家中。他知道楼梯下的小房间是堆放杂物的，那里有铁条、桌腿等等适合用来打斗的器具。铁条是不好用的，弄不好要出人命。他拣了一根桌腿，拿来掂了一掂，很有一些分量，就脚步踉跄地走上
       去。李甘孜的两个手下年轻力壮，老范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可老范当年打架的基本功还在，当年知青们打架是不讲路数的。他先一棍杵在一个家伙的私处，这家伙捂着裆，痛苦无比地蹲在地上。另一个家伙扑上来，被老范狠狠一棍砸在右膝盖上，当场倒下。李甘孜见状就走，这是个聪明的家伙，他不愿为了一个女人和老范结怨。可是我们的老范终于要发泄了，这就像黄浦江要决口，尽管没有黄河决口那样凶猛的力道，可还是要冲决，他要把半辈子的窝囊气宣泄出来。李甘孜匆匆走下楼梯，他不认为老范会跟他纠缠不清，他让步了，这就很够面子。老范追下来，打后头狠狠一脚，把李甘孜踹得跌下楼梯。接着他扔了桌腿纵身一跳，跟李甘孜徒手打在一处。没有武器的范伯祥占不了上风，两人拳来腿去，脑袋都成了血葫芦。最后是老范力气不支倒在地上，李甘孜几人仓皇离去。
       这天夜里西西对我们的老范动了真情，她给他上药，擦身，洗脚。她叫他祥哥，她把他扶上床，要他一人好生休息，她自己蜷缩在沙发上。到了半夜她又按捺不住情欲，脱得光溜溜地钻进他的被窝。老范从来没有这样纵情过，是的，西西对他从来没有这样温柔顺从，这个夜里她完完全全属于他一个人。老范觉得自己豪情无比，欢畅无比，两人贴肉贴骨贴心地交融在一起，从滚烫的肉体到迷乱的灵魂。
       娅尼没有了，宋思洁没有了，此时他只有一个西西，一个实实在在的娇艳温柔的叫西西的女人。事情到这里，已经没有了是与非之分，对与错之分，正义与邪恶之分，高尚与卑下之分。反正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献出半条命，这个女人就要感激他，甘心情愿委身于他，这也是一个情感升华的夜晚吧。是的，男人可以用金钱诱惑女人，用武力征服女人，用权势俘虏女人，用真情赢得女人，或者干脆就像今天这样，用侠义来感动女人。受了惊吓的西西要靠老范的爱来抚平情感创伤，情感受到创伤的老范呢，要靠西西的身体来寻找安宁，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事情就是这样的。
       凌晨时分老范醒来了，他是给一阵绞痛弄醒的，这痛来自左胸部。他突然感到不安，因为他在迷迷糊糊的梦中仿佛看到了宋思洁和女儿。他觉得这不是好兆头，忙乱地穿衣下地，夺门而去。过了半个时辰西西也醒了。她第一个动作就是下意识地伸手去抚摸老范。可是老范不在了。
       窗外飘荡着细雨。上海的早晨，这样的有着蒙蒙细雨的早晨，它是安静的，充满期待和诱惑的，你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等待着你——好的，不好的，或是不好不坏的。西西走下楼梯打开店门来到街面，站在那里舒展双臂梳拢长发。街面很干净，湿润润的。店门口不远处那架邮筒也很干净，在细雨中闪着湿润的绿色，让人感到安详。邮筒下面，同样安详地躺着她的老范哥，他面色苍白，他的脸给雨洗得很干净，非常干净。
       同样是这天早晨，我从惊悸中醒来，忽地一下掀开被子。我觉得气闷，直觉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不是在我这儿，而是在我的亲朋好友中。我马上想到了范伯祥。杨立婷也给我弄醒了，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背，说，怎么着了，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跟着电话铃一阵暴响，把我们吓了一跳。是西西打来的，她的悲哀的哭泣发自内心。老范就这样走了，离开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去报到了。他说过他要在火葬场等候大家，看着不同命运的人的同一个结局。结果是我们看他静静地躺在这里，目送他到那个高得令人眼晕的大烟囱里去。
       那些日子我闷得很，脸色阴沉得不行，我觉得什么都是空的。真的，人是说走就走，甭管他昨天还是咋咋呼呼，不肯向命运低头，到头来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我得跟杨立婷分手，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过下去。
       不是说杨立婷不好，不是。她对我很好。母亲和望秋都劝我跟杨立婷结婚，我也一直这么想来着，是杨立婷自己不肯。她不愿意。她说我不能跟你结婚，我无法跟你一起回宁城，不为别的，只因为明霞。我不能让人们说我捡了她的剩。再说你呢，你有脸跟我一起回宁城吗，哪怕只是偶尔回去看看我爹妈。我还真没想过这事，经她说了我再—想，还真是挺难办到。
       两个不打算结婚的男女，在一起的时间长了，真是没有多少乐趣可言。我们用不着为小日子的鸡零狗碎而烦恼，不必为钱多钱少而计较，也好用为双方的家长里短而争吵。我们，怎么说呢，不是相敬如宾也差不多了。可日子就是这样淡薄起来，生疏起来，互相猜忌起来。一位诗人说过，你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你没有琐碎的小事可做。我们正是这样，缺少过日子的琐碎小事。我们可以同去吃饭，喝茶或是喝咖啡；可以同去看大片，看话剧；可以同去逛街购物，同去假日旅游，最后我们一同上床。这感觉就相当糟糕，仿佛前面的一切一切都只不过是铺垫而已，我们长相厮守，我们不愿分离，就是为的上床。床上的节日也变得程式化了，激情不再了。杨立婷甚至连高潮到来的表情都不肯做了，整个过程她会一直盯着你看，似乎在琢磨你，琢磨你为什么在她身上，琢磨你为什么爱她，琢磨你是真的还是假的，琢磨你明天会跟谁在一起。面对这样一双眼睛，你还有兴致干什么呢？可你打算同她分手了，她又受不了。她甚至认为我提出跟她分手是受了刺激，是范伯祥的死刺激了我。你肯定有心理障碍，她说，老范的死跟我们没关系。
       是的，肯定跟我们没关系，但跟我有关系，分手那天我这样对她说。
       我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去宁城。我去找我的女儿和明霞。我要去问她们，以后的口子到底该怎么过？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淮来决定我的命运，要么是上帝，要么是她们。
       这些年过去宁城也大变样了，火车站里的那两排松树还在，已经非常高大，当年我一下火车，给寒冬中的土包子宁城吓着了，就是在这树下，不知羞耻地哭起来。出了车站走在街上，我看见县城周围的山还在，可山峦包围的不再是土街和平房，柏油路两边是楼房，看上去简直像上海边缘的一个街区，整洁而干净。
       我没有惊动任何人。
       当我提着包出现在明霞面前的时候，她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还不老，头发仍是黑的，只是面庞有些发胖，眼角有些微皱纹。她的双眼还是那么明澈。她有些慌乱，但是她尽可能平静地面对着我。
       她说，咋想着回来了?
       我勉强笑着说，我想回家了。
       她把脸转向别处，小声说，回家也不先打个招呼?
       我看见她的泪流了出来。
       我老迈的岳父岳母站在院子里迎我。老岳母咧开豁牙子漏风老嘴，笑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明霞可就是盼着这个日子呢。
       我的小舅子在饭店给我接风，他说你这些年没吃家乡的菜喝家乡的酒了，快解解馋吧。他摸出一瓶酒，瓶是普通酒瓶，没有商标。酒看上去有点像上海的崇明老白酒，醇而略浊，很有质感。他说这是二道浆，比宁城老窖还好。他不无夸张地说，不是吹呀，县长大不大，市长大不大，省长大不大，你问他们喝得着喝不着?他告诉我，这酒是他——朋友自酿的。他的朋友是酒厂的烧酒师傅，祖上代代烧酒。酒厂的酒烧到七分，他要拿上酒提子，偷偷提出几瓶带回家，交给他爹。他爹再拿到乡下交给他爷爷。也不多弄，就是每年秋天他干这么一回。他爷爷自已整了个小酒窖，把这酒埋在佐料里再窖上。他那佐料谁也解不开，连酒厂的工艺师都淘弄不着，据说是用酒糟、松子、蝉蜕等东西拌成的。
       我听得有点发呆，我想这故事该叫范伯祥来听听，他好酒好到嗜酒如命，也没听到过这样的典故吧。我想起那年他闻着宁城老窖的香味，像狗一般地跟到我家。他喝着宁城老窖，吟咏“云之南啊好地方，姑娘好像水一样……”
       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我小舅子说别发愣，这瓶酒今天咱不喝，留着让你带回去。我想我要把这瓶酒洒在老范的灵前。吃着喝着我就跟明霞商量，让她们母女跟我回上海。明霞说你问闺女吧!她说话儿就来。我还没见着我闺女呢，她在市里上班，正往家赶呢。明霞说孩子都处对象了，挺好个人儿呢。
       我跟明霞开玩笑说，甭管你们跟我去不去，你记住，以后我老了就死在这儿，埋在这儿。
       明霞嗔怪说，你说啥呢，你这话太不吉利。
       说话间，我闺女挎着她男朋友的胳膊就进来了，她长得真像年轻时的明霞。这就是爱情的意义了吧，这就是生命的延续了吧。
       我羡慕地看看明霞，她红着脸说，望岭，我后悔没给你生个儿子。
       听了这话我激动，我的心嘣嘣跳得慌，我想喝一口酒压一下吧，让孩子看见我慌乱多丢人哪。
       没想到这口酒我喝猛了，只听见脑子里“嗡——”了一下，就像有人在里面敲大锣，我歪倒在明霞的怀里，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的，后来我就躺在了宁城的黑土里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没办法，我也不愿意这样啊。我的魂灵在宁城的上空游荡了七七四十九天，才可以回上海。对不起了，我的明霞和我的女儿，我回到宁城只待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你们就看到我一头睡在了这土地上。我还没有等到沪宁结婚的日子，也没有等到晚上我跟我的明霞重新亲热的时刻。我走得太匆忙了，也走得无情无义。你们好好骂我吧，骂我这个混蛋的望岭。
       我赶到老范那儿，他一个人正闷着呢。老范对我说你来凑什么热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对他说这就是天意，谁也拗不过的。我们两个就东游游西逛逛，敢情在云彩的上面，有这样多的魂灵在游荡，我们都乐乐呵呵的，看人间的好戏。我们专看同龄人，看他们过得如何。我们这代人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出人头地的劳心，混得不如意的劳力。往年轻人眼里，我们简直就是老而无用了，谁知道我们曾经有过多么精彩的生活呢?好好活着吧，同龄人，我爱你们呀。我们去看老范的爹妈，去看我的母亲，他们都不知道，要到晚上才会在梦里看见我们。
       望秋把赣男送到美国以后，不愿靠哑巴卖字养她，租了个书报亭卖书报。其实她走起来还是有点跛。她一份一份地卖报赚辛苦钱，空下来就对着一张照片发呆，那是当年下乡之前，我们几个在弄堂口照的——有我，望秋，望云，还有老范。她用手轻轻擦拭我们的脸。老范有点眼热了，他说望秋啊，你保重自己吧。可是望秋永远不能听到了。
       我们到老弄堂去过，到云南去过，到江西去过，望秋和郑五龄们，老范和娅尼们，在这里演出过美丽而惨烈的爱情。江西还是穷啊，老范他们当年修的水库只有牛腚那么大，早就干个屁的了。最后我叫他跟我到宁城看看，躺在我的屋子里，老范说这儿比我那里宽敞，他妈的上海人死了都得挤在楼上。我顾不上理他，我盯着远方的小路，我看到范北方、明霞、杨立婷正朝我走来。她们说说笑笑的，但眼里有泪。
       今天是我的忌日，我盼着明霞来看我。明霞来了，是和我心爱的闺女一起来的，还有未来的女婿。他们拿出酒，正是那瓶二道浆，哗哗哗当头浇下来。我喜出望外，我说可盼到酒了。醇香的二道浆啊，透过黑土滴了下来，屋子里那个香啊。我连呼过瘾，我张开嘴接酒，一边咕咚咕咚喝一边喊：好酒好酒，再过二十年，我又是一条好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