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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改革开放历程之中，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实、真、人”的三个层面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摆脱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它促进了实践理性的回归、实现了科学精神的重塑、加速了“斗争哲学”的终结、彰显弘扬了人本主义。它是思想解放的先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出独特和巨大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真理标准；实践理性；科学精神；斗争哲学；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6-0017-03
       A New Thinking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Discussing Standard of Truth
       ZHAO Xi-ju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127)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discussion of standard of truth has broken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wo all” and the left-trend thought by stressing “truth, reality and humanity”. Additionally, it has resumed people"s awareness of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spirit, accelerated the ending of “struggling philosophy” and promoted the sense of humanism. As a forerunner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the discussion of standard of truth has played grea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 words:standard of truth; practice and rationality; scientific spirit; struggling philosophy; humanism
       今年正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三十年。回想三十年前，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继而引发了全党、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就需要我们去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该文发表的时代背景和文章本身的价值内容。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中国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全面清理和根本矫正，全国各项事业在徘徊中前进，但没有得到根本好转。针对这种情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科学阐述了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应当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错误倾向在当时依然严重存在着，并认为这种错误倾向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文章最后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方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以极大的勇气突破思想禁区、闯过理论雷区、击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由其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仅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总结历史经验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1]，在改革开放进程当中发挥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实践理性的回归
       “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教条主义泛滥，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歪曲，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则在党内盛行，被奉为金科玉律，不容有丝毫地怀疑，思想理论上禁区林立、禁锢重重。并出现了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教条化，将毛泽东的观点、主张绝对化、神圣化，将领袖的言论、指示奉为判定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的不正常现象。而这种异常现象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依然严重存在着。这主要是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极大关系。“两个凡是”实质是要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整个社会因此呈现出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而思想上的僵化会成为一种消极的惰性力量，这种惰性力量严重阻滞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当时思想僵化、沉闷保守的中国注入了一股强劲“清醒剂”，发挥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实质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而党在延安时期就已基本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方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恢复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确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些关于真理标准的表述是科学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阐述的回归和继承。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既把实践看作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又把实践看作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途径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检验认识问题上的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列宁提出了“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的概念，第一个明确地作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概括。他说:“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2] 列宁同时也把实践看作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途径和方法，指出：“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3]毛泽东同志也是把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途径和方法的，他说：“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4]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许多人幡然醒悟，开始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极大地改变了自身思想僵化的状态。逐渐明白理解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深化对“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精髓的科学认识，对“割裂、歪曲毛泽东，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去理解、贯彻、学习和运用。这不能不说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一大突出贡献。
       
       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现了科学精神的重塑
       在文革期间，中国科技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许多科技工作者受到迫害，大批研究资料被销毁，大部分科研机构被迫停止了研究工作，许多高等学校也停办了，多年辛苦积累起来的科技力量被糟蹋得七零八落。作为科学基础的教育事业也同样受到严重破坏，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改为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工宣队、地方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由于被划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祖师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送到位于山区、农村的“干校”劳动、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1年，“四人帮”炮制出并强行推广“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这种教育极“左”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把他们十七年的辛勤劳动进行全盘否定，极大地压制着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破坏。
       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制约，即“以政治价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左右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命运，科学技术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前提下发展”[5]。政治决定科学，科学附属、服务于政治，甚至以政治需要为取向，作出了许多违背了科学精神本质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荒唐事情。可以说当时中国的科学精神是极为缺乏的，因为科学精神就是对科学理念和真理本质的不懈追求和理解，其本质和核心就是一种求真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是理性精神，二是实证精神。“科学精神内容也就是由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所支撑的‘求真’”[6]。而这种理性精神及求真理念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和制约，成为科技工作者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追求。由于求真理念被扼杀、理性精神被钳制，极大损害和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后，以科教为突破口，对科学和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意见，推翻了所谓的“两个估计”，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着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无产阶级队伍。至此，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两个凡是”的藩篱并未冲破，“两个估计”还在部分人们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人们对科学的质疑和轻视倾向依然存在，套在科技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并没有完全打开，科技工作者们对政治“心有余悸”，身心没有完全舒展开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依然受到一定的压制。这些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此来破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两个凡是”在人们留下深刻的思想烙印。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对于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清除教条主义的流毒、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发挥着重大的历史作用。通过讨论，人们突破了“两个估计”的思想禁区，对“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实施的科学教育政策以及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进行深刻反思，于是对科学精神有了明确和清晰的认识，科学中的求真精神日益彰显、科学理念逐渐得到弘扬，科学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所发挥出的作用和地位日益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和认同，继而关注科学、了解科学、支持科学，科学在中国开始迎来了春天。
       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彰显弘扬了人本主义
       “斗争哲学”是指从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出发，完全否定矛盾的同一性，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945年，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阐述道：“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7] 1959年8月，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又指出：“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有所不同罢了。”[8]104 的确，“斗争哲学”高度地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他早年就曾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讲“斗争哲学”，其意思十分清楚，都是与改造社会以及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系的。“斗争哲学”就是质变的哲学，就是革命的哲学。因为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擅长于斗争哲学，忽视从对立的同一面化解矛盾，轻视和谐哲学，以至于在社会已经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还要长期存在。1962年，毛泽东发出了“阶级斗争”的号召。在毛泽东看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8]118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人类社会里，有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先进与落后的对立，在党内，有正确与错误的对立。于是，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把斗争哲学从深度到广度不断地在实践中扩展﹑滥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升级，并泛滥演变成为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当时全国压倒性的工作主题，一切工作都围绕阶级斗争而展开。“打、砸、抢”和武斗之风泛滥成灾，全面“内战”使全国陷入十分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斗争哲学十分盛行的大背景之下，人们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丝毫得不到安全保障，随时随地可能会招致政治攻击和人身迫害，人人相斗、人人自危，人们工作积极性和能动性受到极大的压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迫切需要党对“左”倾进行全面清理。但华国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和否定“左”倾错误。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人们对“斗争哲学”危害性及野蛮性有着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开始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回归到正确轨道，认为“斗争哲学”混淆了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矛盾，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基本上宣告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针应是“团结—批评—团结”，不应采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对此，中共八大就曾作出科学到位的分析和判断，只是后来背离了这一科学结论。经过这场大讨论，“以阶级斗争为纲”遭到普遍质疑和反对，人们对保障人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进一步深化，并且有了比较清晰明确地认识。党和国家也日益重视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权的保护。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并严禁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着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许多人的原有名誉。这样就把人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逐步把人权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人本主义由此得到彰显和弘扬。
       参考文献：
       [1]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42．
       [2]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1．
       [3]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15．
       [4]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40.
       [5] 夏劲．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科学精神缺失的文化视角探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4)．
       [6] 马来平.试论科学精神的核心与内容[J]. 文史哲，2001，(4)．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8]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余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