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美国理工科大学顶尖学校的麻省理工学院要求它的本科生“更加系统地学习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院长保罗·格雷说：“一个职业工程师是生活并工作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他需要了解文化的价值和人类的价值，不能把人文课程仅仅看作是糕点上的奶油。”上世纪末美国未来学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发展大趋势，排第二的大趋势为“艺术再度复兴”，因为，“从美国、欧洲到环太平洋地区，富裕的信息经济社会一旦形成，人们便需要借艺术来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在说明这个趋势时，他们引用了上述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话。
在“富裕的信息经济社会”的脚步声踏踏而来的现代中国，如果审视我国非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素养，其结果是，那种“糕点”的多数目前尚连面上的奶油都还很少。但为此焦虑的人好像不多。按照我国一度流行的知识结构说（其中影响最广的是福尔摩斯式结构：与破案直接有关的知识应有尽有，不相干的知识不妨为零），职业工程师只要能解决工程上的问题，不了解文化的价值和人类的价值算不了什么；一个医生，会诊病会主刀之外，借不借艺术“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似乎也只关乎他个人的嗜好。
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思考一位美国医学院士对于医学预科课程设置的意见。他认为现代医科院校的招生政策如果不尽快改变，“上大学的所有乐趣就全毁了”。因为那些医学预科引导学生“发疯似的专注于科学”，“任何别的学科都不可能钻进去”。他的建议是，所有的医学院院长发布通告：“自即日起，任何考生，凡自我标记为医学预科，而以其选修课程区别于其他同学者，其档案将在三级分档中列入第三档。‘医学预科学会’的会员资格本身，就是医学院拒收的理由。”还有，医学院校升学考试中，“科学部分应尽可能简短，而分量则应最轻，文学和语言学的知识应该是主要的试题，分量也应最重;历史应该考，很严格地考。”这个态度比保罗·格雷的更严厉。他的理由是非科学学科的成绩能够“确保做一个内科医生所需要的心智上的广度”，具体说就是：“大学生头脑自由的程度，他的坚韧和决心，他在理解人方面的固有能力，和他对人的处境的同情心”。（《医学预科的课程设置》［美］刘易斯·托马斯，见《水田与蜗牛》，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版）从现在我们见到的社会现状看，并非庸医的医生中，也有人加入坑患者的行列；专业过硬的化学家可能潜心制作冰毒，这些人显然谈不上任何心智广度。
而这个心智广度的目标，在前些年的非人文学科课程设置意图中，还不大排得上号，《大学语文》还是偏重知识的、应试的，设题库，考知识点，而非阅读型、体味型、思考型课程。看到我国这第一本《大学文学》课本时，想到的就是中国人也开始为非人文学科学生的心智广度问题操心了。这个事情能提上日程，很可能与提高社会和谐度的大气候有直接关系。郜元宝先生在“前言”中说，大学文学教育，应该以“文学经典”为核心，让学生“摸索到通向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一条道路，我们相信在那里可以和人类最优秀的心灵进行对话，可以呼吸到高山之顶的新鲜空气。”
仔细读完这本厚达六百页的书，切实地感觉到了这种诱导学生攀上高山之顶的用心。还想在“对话”前加上两个字：“直接”。
我以为要呼吸到那个新鲜空气，必须“直接”。而现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主要强调知识技能（这是必要的），学生的文学素养高下往往只取决于他是否幸运地摊上一个文学素养高的老师。之所以说“幸运”，就是能经语文课向学生植入文学素养的教师实在太少。当许多语文匠人厕身学生和大师之间努力工作的时候，他的身影恰足以挡住大师的表情和声音（这种状态下即使能传授成功的技能，也只能是对付应用的技能，谈不上创造力）。而这样做的教师仍具有努力工作的资格，最主要的原因是，与大师进行心灵对话的程度，很难用高考题的形态来审阅和判定。
所以进入大学后，需要疗治应试语文的后遗症，好好补文学一课，需要抹掉挡在学生眼前的语文匠人的身影，恢复对文学艺术感受的弹性。
这需要一个好的入口和导引，需要像这本《大学语文》这样的书。为了确保与“人类最优秀的心灵直接对话”的诚恳性，编者尽管是目前中国学界有声望的学者，却拒绝像许多作品选编者那样，自己在作品的前前后后喋喋不休。他们诱导对话展开的三种做法是：
一、精选最独特的、为中小学生视野未及的文学风景，也不排除一些有偏颇性，甚至论断与事实有出入，或涉及宗教与各种古代、西方哲学的文学话语，如张承志的《致先生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给“已经长大”“强壮、聪明起来”的婴儿读的书。我想，真要让学生避免偏颇，也要给他看一些既有道理又有偏颇的文本，让他自己去发现和辨别才成。只有免疫系统破坏了的孩子，才放进无菌室里养大。
二、在每位作家作品的后面，附上大师评大师的文章或作者夫子自道或对作者的访谈，所选皆为上品，没有最佳的则宁缺毋滥。这些有个性有活力敢说好敢说坏的参考文献，正是本书编者上天入地、遍寻古今，给学子们请的“武功高强”的老师：胡适、朱自清讲《
诗经》，鲁迅、闻一多讲庄子，王国维、姜亮夫讲楚辞，朱光潜讲陶渊明，宗白华讲《
世说新语》，葛兆光讲杜甫，郑敏讲穆旦，傅雷讲张爱玲，汪曾祺讲沈从文，契诃夫讲《复活》，纳博科夫讲《包法利夫人》……乃至余华讲博尔赫斯，都属最佳配伍，堪称名师名课。这些高手一亮相，便扫净了许多选本中挡住大师音容的文学匠人的影子。没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没有鉴别挑选的眼光，上哪儿去淘这么多绝活？不止是非文学专业学生，即使当今许多文学研究生乃至教授们，未必看全了这些文章。因为许多大学文学专业目前也处于高级“应试教育”笼罩之下，专业划分极细，题库正在膨胀，学生和一些教师已经很少去看课本、教学参考和自己小专业之外的东西了；尤其那些沦为导师工仔的研究生，连自己读研的主业都难以顾全，孜孜于“做项目”，编书，挣学位，竟很少有博览经典文献的“余暇”。这册书虽说是为非文学专业学生编的，对文学专业学人恐怕也不失为一个省时的阅读路径。参考文献的那些作者，对自家的前辈或同辈大师，所采取的也正是与优秀心灵直接对话的办法，以促膝拊掌的快意，以钟子期之善听，把对方当活人而不是当圣像，披露的不是教义而是大师心灵的奥秘，刻画的是论者和被论者双方的心灵形象，那些紧跟思维、随形就势、生气流淌的语言，也不妨视为文论体的文学作品。
三、每位作家的作品后面有数量不等的思考题。这些思考题或没有标准答案，或藏有编者自己的答案，它们好像收不进“大学文学考试”的“题库”。如：
《将仲子》中求欢的男子由“里”、“墙”到“园”，这会儿大概摸到了那姑娘窗下，而姑娘慑于家庭和社区舆论的压力，苦苦哀求他别进来，说话是一副担惊受怕的口气，虽说整首诗都是姑娘的求诉，可是读来却不像是大难临头的感觉，反倒有一种俚俗调侃之趣。所以近人余冠英先生译成的白话诗亦颇诙谐——“求求你小二哥呀，别爬我家大门楼呀，别弄折了杞树头呀。/树倒不算什么，爹妈见了可要吼呀。/小二哥呀，你的心思我也有呀，只怕爹妈骂得丑呀……”请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言述与接受的反差？是话语方式还是男女情爱主题本身所带有的谑谑之悦？（12页）
无论看提问的出发点，还是看提问题的语言，这样的题目都不是为了考试预备的。这是提文学问题的方法，也是提问题的文学方法。
“鲁迅”一节思考题多至二十一个，细致入微：
《颓败线的颤动》这篇“小说”，这首“散文诗”的最后，“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就达到了情节发展与情感发展的顶点，请注意作者怎样以奇特的想像，将这内在激情外化为一个无限阔大、自由，充满动感与力度的外部世界：“鱼鳞……沸水……烈火……暴风雨……荒海……波涛……太阳光……飓风……荒野……”、“颤动……起伏……振颤……辐射……回旋……奔腾……”。请高声朗读，将自己的全部情感、体验投掷进去，于是，你就会感觉到真正属于鲁迅的语言魅力，同时进入一个鲁迅式的生命大境界。（168页）
这不能考试，也没有答案，这是告诉学生编者自己和最优秀心灵作文学对话的方法。这是在喷发中齐唱中对话，还有在挖掘中对话：
从第四段文字看，玛丝洛娃是怎样在内心深处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妓女身份辩护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像玛丝洛娃这样，只能从当下处境出发，各自编织一套自我安慰的哲学？果真如此，那么，推而广之，我们又将如何（解释）每个人的“自信”？托尔斯泰这样无情地揭穿玛丝洛娃的“自信”的虚假性，用意何在？当聂赫留朵夫主动来看望她、向她忏悔、求她宽恕、保证可以为她做力所能及的一切甚至准备与她结婚时，玛丝洛娃的心情究竟怎样？她拒绝并嘲弄聂赫留朵夫，仅仅出于对他的“始乱终弃”的行为的仇恨吗？
这是帮助挖一条渠，所谓“将心比心”，让优秀心灵的思考曲折地流入学生的心灵，文学作品写的是人，但每个“别人”可能也正是“自己”，这条渠水一旦流动，对话就深入到学生的自我。这同样也是无法通过考试检测的内容。
取一些大师精品为样本，请另一些大师现身讲学，用各种以往所无的思考题，《大学文学》欲把学生引向一个人生境界，在这个境界，文学已不是糕点上点缀的奶油，而是学生灵魂交响乐的一组旋律了，是化进心灵海洋中的盐了，是长入人性骨骼中的钙了。
我从这本书的这些特质中，产生了一个感想或设想：大学的教学观念、考试观念应该更加多样化。曾经感慨于吴健雄的一件往事——她十七岁暑假在上海公学听胡适的“有清三百年思想史”、杨鸿烈的“历史”和马君武的“社会学”。考试时，三位大家不约而同都给她打了一百分。胡适并且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史懂得那么透彻。我的感慨是，如果能找到胡适等人的考试题就好了，找到吴健雄的答卷就更好了。看看究竟怎样能考出“懂得透彻”来。我们的大学现在标准化考试，考出来的多半不是“懂得透彻”，而是“记得结实”。对于人文学科，比起吴健雄那个时代不能说是进步。
像《大学文学》这样一本“自带教授”的书，它本身已经被设计成一门“课”，一门写好在纸页上的课，而不是需要人再多讲的“课本”。而且如果按照大学其他课的考法，它好像就属于考“懂得透彻”而不是考“记得结实”的那种课，做题库，选择、判断、填空、名词解释……这个考法与它的教学目的格格不入。
我倒希望，《大学语文》除了找合适的老师讲课外，也试试脱离讲述者，脱离标准化考试，甚至脱离学分和文凭独立存在。作为一种“读本”，仅凭其本身的魅力进入大学生的自习室、林荫道和宿舍，甚至走出大学，进入中学教师的备课室，进入青年工人农民的宿舍和工棚。
即使有合适的任课老师，也不需要长长的课节、喋喋不休地解说，而只需要做阅读的指导，让学生去活动，切不要做插入大师和名著之间，用多余的表情和动作干扰学生阅读的蠢事。而考试，则应该拒绝“标准化”，出一些考“懂得透彻”的题目。
（《大学文学》，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编撰，上海教育出版社二○○五年一月版，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