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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广角]日本伦理和谐的形下术
作者:许建良

《桂海论丛》 2008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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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和谐社会的实践。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借鉴,就异文化而言,日本实现伦理和谐的实践值得我们思考。它们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克服排除了儒学虚无不实的因素,强调实际、实用,并以训练为切入口和平台,为道德素质的生根营建了最为切实的基础,昭示人们一个哲理:道德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关键词:日本伦理;和谐:形下术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5-0033-04
       一
       
       熟知中国道家哲学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道家在柔刚关系上表现出的睿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柔弱力量无限,是万物生命的元素,所以,在生命的历程里,柔弱占有上乘的位置。这是相异于一般柔刚思考的独特样态。日本人对“坚强”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与道家同样的价值追求取向,美国学者对此有精到的概括:“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和谐。”应该说,这成为日本社会和谐、伦理谐和的“根”。本文以此为切入口,来审视日本民族在现实生活里是如何履行义务而最终实现和谐的。
       在日本人看来,性格的坚强不是正面的反抗,而是和谐的行为之方。在哲学的意义上,否定反抗就是否定对立,在对立的境遇里,要达到新的平衡,通用而有效的方法是以一方否定另一方,用通常的话说,就是你死我活。死活本身就是两个世界的对立,“我活”是以“你死”为前提条件的,这也是一切斗争哲学的基础。在人类今天的认识水平上,这种对立哲学的狭隘性已经暴露无遗了。在万物的世界里,每个类种的存在都具有必然的价值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世界,通过多个渠道与其他物类实现互通,从而实现整个宇宙的平衡。在人的世界里的各个个体之间的情况也一样,而人类世界反映个体本质的事理显示,要在全方位上反映出个体的特性,就无法采用简单化的处理。也就是说,坚强的形下表现不仅有反抗,还有其他多种方法,诸如日本人的牺牲自己的幸福,不折不扣地履行各种义务就是最大的坚强;反之,柔弱的形下表现绝不仅有退缩、退让,还有其他的样态,诸如枯死的树木,虽然坚强,但实际上是最大的柔弱,因为没有了任何生命的力量。
       日本人能够对生活中的事理作复杂化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哲学观所支持。他们重视的是物际之间的平衡,不是对立;平衡关系的失衡,只需要调节具体境遇里关系者的行为之方,而对立关系的解决,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牺牲一方来成全另一方,此外没有他途。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与B之间的平衡,不是以A否定B。日本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在本质的意义上,与他们对人的认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日本在形成自己神道教的过程中,借鉴了儒教、道教和佛教,“象日本这样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似乎坚决要把私欲谴责为罪恶并要求从内心根除它。古典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却对感官享乐那样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务。在享乐与人生重大事务之间,必须确立“分”,这个“分”即“义务”、“情义”的简称。
       与此相连,善恶问题也一样。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当然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必然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这一行为的自然结果,就为现实生活的价值多元化设定了最好的前提。“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则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须的,并且在不同场合都是善的,这两种灵魂在日语里就是“和魂”与“荒魂”。人就是人,是鲜活的个体,其生命的延续需要欲望在诸多层次上的满足,这本身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生命安顿的切实运思。显然,用儒家习惯的善恶价值观来加以衡量的话,人生的舞台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无形中也为道德的威严降低了份量。其实,日本人心目中的神也兼具善恶两性。最著名的神素盏鸣尊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称为“迅猛的男神”。这位男神对姐姐极为粗暴,在西方神话中可能把他定为魔鬼,诸如在天照大神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毁坏田埂等,其行为受到诸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尽管如此,他仍是日本众神中一位受人喜爱的神。
       所以,日本人的人生观是非常宽广的,“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人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不同世界的生活,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自然不能以同一不变的标准来衡量处在不同时序里的不同世界的生活行为,这样的宽容切实奠定了道德威严的基础,并没有把道德规定为统摄一切时域的至上神。另一方面,对欲望的容忍,也绝非没有任何限制,“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人们履行‘忠’、‘孝’及。隋义’的义务,要常常经受苦难……他们经常放弃自己毫不以为是坏事的享乐,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坚强意志正是日本人最为称颂的美德,这个概括是非常经典的。”
       二
       日本注重的是物际之间的关系平衡的共存,不是一方否定另一方。所以,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共存共荣的世界,在他们看来,离开“共”,就无所谓“存”和“荣”。这在长野县立技术专门学校1991年4月1日至1992年3月31日学年朝礼训话中“平和”、“同和”、“爱和”内容里,也和略见一斑。
       首先,“平和”。案例一:1991年6月1日星期天,训话内容-是“积极的意欲和态度”,最后引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诗文,题目就是“平和”。“站在山坡上,看到人们劳动的情景,一派平和。有在割麦的,有在插秧的,有在耕地的,小马绕着母亲在欢跳。太阳虽然非常慈悲,但庄严地照耀着一切。平和本来就是这样。”这是人与自然之间一派平和的景象。案例一:1991年10月14日星期二。“今天校训是礼节,希望牢记在心。在中东举行的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虽然对世界和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6月13日结束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所以,今天我们就以和平为话题。没有战争保持平静就是和平,虽然有历史学家说人类历史是战争的历史,用历史的眼光看,战争对人类文化发展也有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反面而言,战争残杀人类,对一些人造成了极为凄惨的境遇……人们常说,在核武器不断增多、武器技术不断进步的
       今天,如果发生世界范围的战争,人类就会灭亡。所以,没有战争的和平,是世界上谁都必须追求的东西,你们从中学到高中一直学习的日本宪法,宣言要提高希望和平的日本国民的决心。”显然,“平和”关注的既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世界范围内的和平问题,其立足点是日本民族的平和。
       其次,“同和”。案例三:1991年11月4日星期二。“今天想谈一下同和的问题。同和是同胞和谐的简称。正如你们大家知道的那样,同和问题是压在我们日本国民心头的沉重问题……每年都在发生有关民族歧视的问题……我们在考虑同和问题和消解民族歧视上的基本认识的出发点,是民族歧视非常严肃这一点……你们不得不记住的是,……不能做以民族为原因的歧视的事情,不能使用表示民族歧视的语言,一定要做这样的人。”在本质意义上,“同和”就是消灭民族差别,依归平等的问题,所有人都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处置;“同”即同一,“同”是“和”的前提和条件。
       最后,“爱和”。作为一个概念的“爱和”,表达的是日本人喜爱平和、同和等和谐的情感,这与他们认为坚强的性格表现为和谐的认知是一致的。作为两个概念的“爱和”即“爱”和“和”,与上面“同和”的情况一样,“爱”是“和”条件,“和”则是“爱”的自然结果。显然,后者是他们追求的主要方面,因为日本民族关注的往往不是“如何说”,而是“如何做”,“爱和”突出的就是“如何说”的方面,而后者张扬就是“如何做”的方面,即通过“爱”的行为的施行来实现和谐(诸如松下集团确定的“松下电器信条”,“和睦一致的精神”就是其中之一)。在日本人看来,爱仿佛母乳,不挤出的话反而会干枯;通过这个爱,万物将在自己个性的轨道上得到辉煌的成长。大家把实现充满爱的情况称为“和”,充满饱和的姿态,没有欠缺,没有憎恨,没有嫉妒,没有争斗;满足的喜悦,这就是“和”。爱和是一切幸福之源。
       一言以蔽之,“平和”侧重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跨越民族界限的世界和谐秩序;“同和”侧重的则是社会和谐的外在尺度的构筑,爱和谐要变成坚强的性格,光有主观美好的诉求是不够的,必须有外在制度方面的支持,这也正是日本区别于中国的地方。“中国人把一切道德归之于出自仁爱之心。日本人则表示这样,他们先确立义务准则,最后才要求人们全心全意,为履行义务而倾注全部心灵和精力。”“爱和”则是从社会的视野转向个人,昭示了在锻造社会和谐的实践中,作为个人的当为。这是一个从自然到社会,最后到个人的向度,在范围上则是由大到小,但是三者的整合才构成一个整体,这是不能忽视的。
       三
       西方学者花之安博士认为,“儒教的不足与错误”之一就是“没有调节手段,使人的原初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这在本质上就是儒学中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律,本身就不像其它与情感有关的字那样有“竖心旁”,它也根本没有“心字底”,因此,行仁自然无诚心可言,这也是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时就明察到的儒学内在的不足。所以,他们反对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律来约束人,而更注重具体规范的确定。他们始终坚信:“一个人的勇气和完美表现在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而不是反抗或修改这些规范……它的规则并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极为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应该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武士应该如何,平民又该如何;兄长应该如何,弟弟又该如何;如此等等”。显然,场合的“应该如何”构成了日本人多重的道德世界,不同社会角色的“应该如何”,则形成了恩义的伦理世界,“‘对名分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与身分相适应。缺少这种‘情义’,就丧失了自尊……按照身分而生活就意味着接受这种规定并视之为自尊的组成部分……阶级差别本身并没有什么不体面”,其客观效果是大家各得其所,道德在多元标准中获得自己生命力的营养,形成自己的光环。
       其实,日本人不仅确立了道德生命的多重形上准则,而且对道德伦理做出了特有的理解,完全没有被儒教所限制。他们认为,“伦理”本质的特色之一就是立足于科学,和科学密不可分,换言之,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实的生活途径。广义的科学指所有知识体系以及智的活动,亦可称为学。因此,不只是自然现象,连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也当属于科学的范畴。总之,以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合理性之知识体系以及其智的活动,均可称为科学。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或社会上各种现象之统一的法则,确立客观的理论。换言之,哲学发问“为何”?科学则发问“如何”?
       “为何”与“如何”的自觉区别,其意义非常深远。为使科学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应先有一定而清楚的方法。不凭思辨或直感,而应有可实证的手段;实证离不开观察和实验。观察就是正确而审慎的探讨现象,实验就是人为地设定条件并加以变化及进程的观察。根据观察与实验所得之数据,便可发现相应的理论和法则。但是,审视东西方的伦理道德研究,则不难发现,过去的伦理、道德就是哲学的一个部门,也就是伦理学专门研究的对象。虽然东洋西洋凡百家千种伦理学说,但是,在这些学说中,依凭实验、实证得以确认而获得的生活道理是不存在的。“伦理”与从来的伦理学及旧道德的迥异之处正在于此。“伦理”基本同于科学,经得起正确的实验实证。其正确性可以以每日生活作为实验场地,随时随地,无论何人都可以加以确认。以“即行”实践为例,将“有所知觉的同时就立即实行”这件事,在朝夕日常生活里彻底地加以实行会怎么样呢?其结果就会使你明了,当你有所知觉的时候,是行动的最好时机,无论行何善事,只要施行都会取得好的结果。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加以实践并在实践中进行体验,如果没有任何异常,“即行”就成为人们认同的经过实证的生活规范。事实就是如此。虽然不能进行数量化的表示,但立足科学的生活道理,是从实践经验的不断累积中产生出来的。依据无数的体验,“伦理”就被实证化了。
       这就是日本伦理研究所推行的“纯粹伦理学”,可以说,“即行”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个行为特征。
       四
       关于“即行”。日本所重视的是训练,诸如“怜悯”、“感受他人痛苦”、“同情”等三个概念,存在相似性,可以说是同源词;但从内容上说,它们反映的不是人的本能,只有接受训练后才能成为自己的素质。训练是简单的事情,譬如,朋友跌倒时说:“啊,很疼吧!”如果自己能感受到这种情感,并且此时在自己心中产生这种情感并把它表达出去,就应肯定。这种情感如能在自己心中扎实生根,对其他民族怜悯的情感也会喷涌。同情、温柔有时我们往往把它们说成是性格方面的素质,虽然不能排除先天的因素,但日本人更重视它们后天的方面,所以,认为如不加以训练,人是不会具有这种素质的。日本过去存在许多培育同情心的训练场,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特点:“不管日本人如何努力改进,日本的道德体系仍然处于多层次分散状态。道德的原则仍然是这个步骤和那个步骤相互保持平衡,各
       种行动本身都是善的。他们所建立的伦理体系宛如桥牌。优秀的选手是遵守规则并能在规则范围内获胜。他与低劣选手的区别,在于推理的训练,能够利用足够的知识根据竞赛规程判断其他选手的出牌意味着什么,从而打出自己的牌,这就是最好的总结。具体而言:
       首先,镜子的反观。人的幼年期是非常天真烂漫的,在哲学上属于“不知耻的自我”期,但进入成年以后,随着知识的增加,心灵与情感的世界也随之复杂起来,来自于外在因素的耻感产生并制约人的行为。换言之,天真少了,但和谐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人的真诚,他们就用镜子让人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在他们看来,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反映灵魂深处的“自我”;在镜子中,他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灵魂之“窗”,还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天真自我”而生活。据说,日本的广播电视台曾特意播过一首歌,赞扬几个女学生自己掏钱买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人们毫不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反倒认为这是她们心灵深处重新焕发的、为沉毅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可以说,对镜自照是一种测试精神高尚的外观活动,人可以通过镜子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今天的日本,用镜子文化来形容这一现象绝不为过,一切公共场所都有镜子,就是教室里也不例外。在浅表的层面,通过镜子保持个人外表的美观,不仅是对外在他人的尊重,也是形下和谐的要求。日本伦理研究所的创始人丸山敏雄,在《万人幸福指南》中就提出:“人是我的镜子”。
       其次,训练场的设置。日本有许多道德训练场,日本伦理研究所是其中之一。日本伦理研究所所属日本文部省生涯学习局社会教育科,1945年9月创立,是以一般人为对象的社会教育团体,在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在富士山下有专门的训练试验场,每年分期分批对会员进行培训,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安排时间;最短的课程只有3天,其他有7天、1个月不等,规模最大的是3天的课程,3天的内容不一样。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包括打扫厕所、食堂、教室等,以宿舍为小组,然后小组之间轮流承担不同的任务。其次是全体在操场上面对富士山,做健身活动,活动的最后,大声呼唤感谢天地自然的恩惠!然后是早餐,早餐前也有仪式,大家站立着,一起齐念,大意是感谢自然,赐给我们粮食等,相当于西方的祷告;坐下以后,也有类似于西方的仪式,即“我就不客气了”,每次用餐都是这样,用完餐后一定要说“承蒙款待”。最后是一天的课程,最初是统一内容,有研究者来讲解,后来是根据生活实践中反映普遍的问题而设置不同的教室,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具体的教室,针对性非常强。在不同的教室里,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先会通过教员来启发大家讨论,然后教员再给予系统的指导。
       以上是集中的训练场,其他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还有早晨5~6点的“早晨伦理教室”,是针对普通民众的,没有教官,在宣读完《万人幸福指南》规定的条目以后,参加者自己就是教官,大家轮流上去讲,没有主题,但都是自己生活实践中的所感;其次是伦理法人会(属于伦理研究所,各地也有分机构,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协会)举行的每周1次的“企业家实践”,时间在早晨6。7点,参加人自然是企业家和管理者,每次的内容是宣读《万人幸福指南》规定的条目,唱伦理法人会会歌,最后是全国著名企业家介绍经验。在具体的企业里,每天有15分钟的“朝礼训话”(有的企业是每周1次),针对企业职业素质养成的有专门的《职场》杂志,也是伦理研究所举办的。日本强调训练,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有与镜子一样的考量,就是通过训练养成必要的素质,清洗掉不必要的东西。
       最后,学校的独特追求。学校作为公器,除了承担给学生传授各种科学知识以外,还担当着社会知识传授的责任,而平等、和谐是社会知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日本的小学生中午在学校统一用餐,这既便于管理,也使学生体会着“同生”,这也是“同和”的基础;进中学以后,要穿统一的校服,同时继续在学校统一用餐,是小学“同生”实践的继续。这对养成人的平等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和谐相处的教育。“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就是在学校举办的每年的体育运动会上,也没有个人的项目,都是集体的接力项目,制造这种氛围,是要孩子们充分认识到团体是大家的,绝对不是个人实现私欲的工具;自己始终是团体中的一分子,团体要取得好成绩,必须每个人做出努力。
       就人的成长而言,小学和中学都是最为关键的时期,日本融注的苦心包含着深刻的道理。
       总之,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表现了对恶的宽容。“和魂”、“荒魂”都有实现价值的权利,不过,“荒魂”的活动必须行进在义务的轨道上,由于人不是神,存在犯错的可能,所以,清洗自己的灵魂就有必要,不然就无法与他人保持和谐。而清洗污垢必须即行,即行不是天生的产物,为扎实的训练所支持,哪怕是同情心,在不经过培训的情况下,指望它成为素质的自然因子,也是不可能的。重视“如何做”,这是日本在接受中国儒教时表现出来的睿智,日本江户时代的儒教,就表现出了融入日常生活的特点,成为人们的处世知识。这绝不是纸上文章的知识,而是可以切实实行的知识。思想家室鸠巢(1658~1734)在《明训家训》中的“所谓学问,并非仅在文字之间,一息尚存,便当日日力行,如此人生方得其所”的见识,就是最好的说明。而这种认识,正是在深刻认识儒学脱离实际、崇尚虚无的本质的基础上得出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责任编辑 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