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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历时态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分为早期、中生代、后现代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理论特征，并且各个阶段之间又呈现出了逻辑上的“贯通”与“断裂”。从共时态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主要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四种学理向度，深入研究该理论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逻辑张力；学理向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2—0028—03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文化问题的研究，往往将其政治见解融入到社会文化的分析批判之中。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政治文化理论资源，深入挖掘这些理论资源，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的思想主旨与基本特征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最主要的成果是阶级意识理论和文化领导权理论。其创始人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是近代大机器的产物，其中无产阶级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担负着“历史运动的真正支柱”特殊功能，但无产阶级意识的历史功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物化意识是破坏这种功能形成与发挥的最大障碍。所谓的物化意识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组织或成员的意识屈从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系统和日益商品化的社会现实。那么，无产阶级又应该如何克服物化意识呢?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地位的“任何改变只有作为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才能出现”。即无产阶级只有依靠他自己的运动才能克服物化，解放自己。但阶级运动是需要阶级意识来指导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又从何而来呢?对此，卢卡奇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决方案。“但从他在《列宁》及以后的著作的表述中，也可约略辨别出他羞羞答答地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群众的理论来解决他的难题。”
       如果说卢卡奇是以阶级意识理论为中心初步构建了一套政治文化理论，那么，葛兰西则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架构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得出了著名的“葛兰西国家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是依靠阶级统治手段来维持的，市民社会却是依赖行使文化领导权来独霸意识形态的。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很强大，即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危机，其社会的政治基础也不一定能立刻受到动摇。因此，在西方社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仅包括政治社会，也必须包括占领市民社会，即夺取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通过上述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是其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显带有社会革命性、阶级斗争性、唯意志论等特征。这些特征也同样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另一代表人物柯尔施的思想中。
       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中生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理论表现为从社会文化批判、社会心理异化批判、感性日常生活批判等批判性话语中来表达其政治心声和对社会革命的见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成为了一种工业，这种文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的发展，而演化为维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政治操作工具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手段，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社会水泥”。正是因为文化工业消解着人的主体性、造成了现代人的普遍异化，马尔库塞为此提出了美学救世思想和感性解放理论来对抗这种现象。“发达资本主义进行的社会监督的规模是空前的，这一监督直接渗入到实存的本能的和心理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合理而独立的感觉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我们认为美学和感性解放在马尔库塞那里是一种政治性的话语。美学和感性解放的背后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和压迫的强烈抗议，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异化的深刻控诉，是对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拒绝”和“文化革命”的殷切期盼。
       但如果社会变革只停留在“文化大拒绝”和“文化革命”的层次上还是不够的，只要个人心理是病态的，社会心理是异化的，那么，任何策略性的社会革命都将归于失败。所以，当马尔库塞设想通过“文化革命”来获得人的解放时，弗洛姆却直接提出了“健全社会”的理论构想。弗洛姆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人的精神和心理严重的不健全，健全的社会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必须体现在人的精神和心理方面。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以人为中心，人不再是工具性的存在，人的创造性能在工作中得以发挥，人的爱能在生活中得以体现。为此，弗洛姆认为只有工业组织与政治组织、精神与哲学、个性结构与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共同变革，才能使社会走向健全。
       而上述众多方面的变革又不是孤立的，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共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认为，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的事情其实都是被操纵着、布控着，而操纵与布控的主要工具就是以符号和影像为核心的大众传媒。人在电视、电台和文字的控制下成为了“虚假生活”的木偶。因而单一的美学救世、感性解放或心理纠弊等都已经不能承担起社会革命的任务了。列斐伏尔认为，只有总体性的日常生活批判才能扬弃潜伏在日常生活里的异化，实现人类彻底的解放。综观中生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批判理论，其所提出的改革思路或革命方案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都是无法实现的。
       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更多地是通过现代性、后现代性等哲学问题的探讨，生态危机、全球化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媒体社会、消费社会等当下社会的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观、价值观、科技观等意识形态的分析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文化理论。其中哈贝马斯的社会文化系统危机理论、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学说、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文化再循环”逻辑学说等影响较大。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四种危机倾向。即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行政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其中动因危机是社会系统危机中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消除社会系统危机就是“运用文化上现有的合理性结构来改造它的基础结构”。显然，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系统不仅不能有助于社会系统危机的消除，而且自身还存在不被人们所认同的危机。由于文化上不能被普遍认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寻求一种有效的文化逻辑来布控人的行为，消解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依赖感。这种文化逻辑主要体现在詹姆逊所研究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和波德里亚所探
       讨的消费社会的“文化再循环”逻辑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和“文化再循环”逻辑实质上都是一种文化扩张的逻辑。文化扩张导致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界限的消失，丧失了主体性的大众文化制造者与消费者的大量涌现以及“拼凑”与“复制”手法在大众文化制作中的大肆运用，而这一切一方面导致了人类文化内在精神的衰落，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兴盛。大众文化的兴盛不仅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经济上的利润，更为主要的是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形成了共生关系、合谋关系。原因在于，其一，大众文化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并且这种载体的传播效应比起一般的新闻宣传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其二，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会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高密度的播洒。其三，大众文化消费形式的民主与平等，会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这正如波德里亚所言，大众文化“在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宪法中的形式民主……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起来。”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的逻辑维度与当代走向
       从历时态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大体上呈现出如下的逻辑线索：始于对第二国际在政治文化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倾向的批判，从方法论角度强化了政治文化理论的主体性逻辑，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基调。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孕育了拒绝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倾向，从而使此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具有了分析主义、结构主义哲学的特点。20世纪70—8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互渗，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浸染了浓厚的批判现代性的色彩。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逻辑进程里面的许多细节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从共时态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主要包含四种学理维度。即以卢卡奇、柯尔施、布洛赫、阿多尔诺、阿尔都塞等人为代表的哲学维度；以葛兰西、普兰查斯、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维度；以列斐伏尔、高兹、波德里亚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维度；以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学维度。当然上述四种维度的划分只是相对的，任何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所涉及到的研究领域都是非常复杂的，不是某一种学理维度就能够概括的。笔者在此之所以总结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的四种学理维度，一方面是考虑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代表人物在进入政治文化理论话语时的理论切入点和分析的侧重点的确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时有一个虽不甚精确却大致清晰的理论轮廓。
       从发展的角度上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至少呈现出三种理论走向。即以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思路；以阿格尔、莱斯、奥康纳、福斯特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路径；另外就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在后现代语境中“改造马克思”的理论旨趣，这其中主要包括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学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墨菲等为代表的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各式各样的当代最新的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基本上都是试图将其政治思想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新安全观、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等新兴问题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政治文化理论依然具有了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的意义
       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启迪我们现阶段要特别注意研究新时期无产阶级意识的培养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断影响，物化意识已经吞噬了我们部分人的心灵。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有必要研究新时期我国民众物化意识的消解之道，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树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信念。但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不是自发的，除了传统的教育、宣传方式外，在文化产业发达的现代社会，还必须注重大众文化对民众思想意识的影响。葛兰西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工作重点是从大众文化开始的。该观点对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要关注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是很有启示作用的。而在理论上弄清楚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大众文化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则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虽然中生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但其某些独特的理论视角和观点对我们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还是有帮助的。首先中生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启发我们要深入研究大众传媒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地位与作用，合理利用它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其次，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不仅追求经济发展的和谐、政治领域内的和谐，同时也要重视社会精神层面上的和谐，塑造心理和谐的社会公民。再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需要特别关注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细节性的日常生活中重塑我们的国民性，提升中国人的公民政治意识。
       以哈贝马斯、詹姆逊和波德里亚等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战略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谋和由社会内爆引发的一系列的具有政治文化性的问题，同时，也使我们警惕起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入侵。因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普遍确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会以市场运作的方式，以广播、影视、广告等大众文化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进行“同化”，从而使消费文化及其价值观广泛传播开来，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失去对西方主流话语进行抵抗的能力。“高能量、高度市场化的消费文化是会将文化帝国主义、霸权化加以制度化。”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我们一方面必须认清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噎废食，割断与它们的文化交流。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情形下，必须坚守文化主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又要重视文化市场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建设与发展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之际，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现实情况等结合起来，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构建的重要目的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