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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历史影响；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1-0087-04
       和谐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要义。它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上，绵延相传数千年，对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它渗透到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中，成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对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和平崛起，应该积极挖掘这个极为宝贵的文化资源，使之向现代化转变，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普遍信念。
       一
       中国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和的观念由来已久。在漫长的早期农耕文明的物质实践过程中，中国先人逐步形成人与大自然的族群和谐感。这种族群和谐感构成注重整体和谐与有机联系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因子，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先河。在甲骨文中，和即是龢。古文字学者运用古文字学，并考之以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氏族村落，认为龢字从结构上看，它表达的是一幅由房屋、篱墙、庄稼组成的早期农业社会氏族村落的景观图貌：“犹如一首形象化了的田园诗，其中洋溢着一种生活的谐和感”，“所透露出的，是‘安居足食’的内心和谐状态”。先人们居住在这种村落中，产生了一种跟居无定所构成强烈对比的一种安全而有根的感觉，并且伴随着丰收的喜悦与以血缘为纽带的浓郁的原始亲情，由此在心理上构成自然之和的集体潜意识：顺应自然，稳定和平。
       到了夏商周三代，华夏“和”的观念逐步升华为以“中和”意识为基础的价值追求，先人们不仅追求人际之和，还推而广之追求音乐之和、饮食之和、礼乐之和，并且演变为追求天人之和。不仅为先秦及其后中国的和文化意识的哲学化奠定了基础，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和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古代，从理论上对和谐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当首推儒家。比如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论；有若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论；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函下》)论等等，这些强调“和为贵”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是“和谐”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谐”是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主线。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和谐思想也随之得到广泛的传扬。不仅儒家极力倡导“和谐”思想，其他历史上著名的思想流派亦不约而同地认可“和谐”理念。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意思是说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被认为是法家的先驱者管仲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谐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幼官》)。他认为蓄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墨家虽然没有直接推崇“和谐”理念，但从他们所提倡的“非攻”、“兼爱”等主张中，也可以看到其中包含有“和谐”之意。从印度传来而被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智慧，其教义中强调以仁爱为心，慈悲为怀，以利乐众生为己任，乐他人之所乐而与其乐，苦他人之所苦而去其苦，视万物无区别而爱之，视有情无贵贱而关怀之，以大慈大悲之心救护整个人类等等，这些思想正是“和谐”思想的另一种表述。可以说，“和谐”思想在各主要思想流派中都得到一致的肯定，成为儒、道、佛和我国其他文化流派思想家的共同价值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
       “和谐”思想，不仅凸现在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哲人话语、宗教教义中，更是扎根于历代民众的生活中，浸润于民风民俗和民众朴素的意识中。比如，历代民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推崇和睦、和善、和平、和解、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和风细雨，期盼“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民众每到春节，都喜欢张贴诸如“一家和厚便为福，四季平安即是春”、“和顺齐家之本，为善治家之道”之类的对联。无不反映了民众对“和谐”的向往。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风俗、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各个方面，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具有普遍的认同性。
       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思想，得到许多世界大师所赞赏。他们认为，西方人是在与外界对立冲突中建立民族形象和认同的，而中国人却是在万物和谐共处中把握自身精神和本质的。比如17世纪初，英国学者罗伯特·勃顿就曾盛赞中国人“和平而安静”。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预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世界采纳，那么这个世界将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中国新事萃编》、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以及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里，都有类似阐述。这说明，中国的和谐思想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要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构建和谐社会，不能没有纵向的历史文化的承接，不能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的一个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已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这段话简洁明快地说明了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意义。笔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就和谐思想而言，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认真借鉴与吸取。
       (一)仁者爱人，推己及人
       孔子十分推崇“仁”。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以伦理本位为基础的社会和谐，即“仁”。而“仁”的基础和首要要求就是“爱人”。在孔子看来，如果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人人“爱人”的基础上，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和谐融洽，社会也就可以安定太平。后来孟子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孔子的“仁爱”思想，反映了人类共同向往的博爱价值取向。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更彰显出它永恒的生命力。
       如何行仁?孔子给我们开出诸多药方。比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论语·阳货》)，即能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可以实现仁。其中尤以孔子主张的“忠恕之言”最具现实价值。待人如己为
       “忠”，推己及人为“恕”。忠恕之道的积极方面是孔子所提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简括而言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即自己希望达到和实现的，也希望别人达到和实现。这是一种互助互利、和衷共济、共同进步的待人准则。是一种很高尚的品德。忠恕之道的消极方面就是人人都不难做到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孔子的“忠恕之道”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同情和友爱，体现了人类共同追求的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伦理精神。因此它有超越阶级、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被世界所广泛肯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箴言应奉为每一个人的座右铭。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1791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都郑重地引述了这一准则。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把它确定为当今世界人权的基础。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大会通过的《世界伦理宣言》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和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我们应该大力提倡践行孔子的待人准则，重缔社会爱心，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构建，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和而不同，贵和尚中
       “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中国先哲们留给我们十分宝贵的思想精华。最早提出“和而不同”论的是西周末期的史伯，他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发问时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在这里，史伯把不同事物的相互结合叫做“和”，把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称为“同”，并且认为和谐才能生成万物，相同就不能发展。春秋末期的齐相晏婴在与齐侯关于“和与同异乎”的对话中，以“和羹”、“琴瑟”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和”与“同”的本质差异。他说：“和”与“同”是不同的，“和”好比做羹汤，用各种调料来烹调鱼和肉，各种元素已融化在一起，才能煮出美味的羹汤。“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在这里，晏婴把“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引入政治领域，作为君臣关系是否正常的判断标准。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则把“和而不同”的命题应用于伦理领域，并将其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社会各种矛盾的钥匙。
       首先，它提示我们应当用多样性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和而不同”首先是承认多样，承认差别和矛盾。认为正因为具有多样的差异，才有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也才会有“相成”、“相济”的效应。和谐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就是指社会系统中的各个不同要素、不同方面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兼容共存的状态。它包含着对社会要素的多样化、多元化的承认。当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正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和而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就会看到社会这种不同要素尽管存在差异和矛盾，但是它们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反相济的积极效应。
       其次，它提示我们应当用“和”的方法去化解矛盾。“和而不同”中的“和”，包含有“中和”的意思。《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意是说：“中和”是促进事物发展的最佳途径。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即主张用“和”的办法，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去解决矛盾。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突出特点，即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中和，使两端都同时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性，既互相对立，又彼此互助、兼济，达到互相平衡、协调的状态。“中和”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指诸如协商、对话、谈判、妥协、让步、合作、疏导、仲裁、互利等方法。应当承认，这些方法不适宜用于处理敌对矛盾。但对于处理各类人民内部矛盾，则凸现出了它的重要价值。大量事实证明，在和平建设时期，只有使用“和”的方法，才能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而那种动辄使用斗争、剥夺、暴力的手段去处理社会矛盾，只能引发受压一方的内心反抗，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这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有害的。
       (三)厚德载物，有容乃大
       厚德载物，也是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周易·坤卦·大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是大地，大地具有博厚的特点，作为君子应效法坤德以宽容博大的精神容纳百川万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这是说，地德深厚与天德相配，无所不包而得亨德。教人培养像大地般广阔的胸怀，包容万物的度量。这种厚德载物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昭示中华民族以宽厚、淳朴、柔韧的精神包容、化育万物。老子从对自然界的体察亲证到大江大河包容百川的伟大。他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二十六》)。这种有容乃大的处世态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厚德载物”的精神熔铸了中华民族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情怀。在文化价值观上，它表现为以高远博大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概去接纳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元素。先秦时代的儒、墨、法、道、阴阳等诸子百家，既相互争鸣，而又相互融摄。相互合流。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秦汉以后，中国接纳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西域的音乐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元素。唐代以后，先后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人中国，也都自然地被接纳和包容。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也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鲜明性格，从而才使它得到了延续、发展和升华。
       在人际关系上，厚德载物的精神体现为中国先人们宽容大度的待人品格。战国时赵国大夫蔺相如在处理与廉颇的关系时，就是以宽厚大度、坦荡无私的胸襟演出了一幕动人的将相和，至今两千多年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李斯向秦王政所上的《谏逐客书》，因为阐述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哲理，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名篇。“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精神，已深深浸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十分可贵的品格。
       在对待民族关系上，厚德载物精神体现为平等相处，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司马相如受武帝之命“通西南夷”，招抚少数民族，以“兼容并包”，“遐迩一体”为指导思想，并称这是武帝“创业垂统，为万世规”的事业之一。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这些民族平等的政策，是中华民族宽容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正是具有“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融合了众多民族，从而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伟大民族。
       
       在治国为政上，厚德载物精神表现为广开言路、兼听广纳、博采众议的为政之道，历史上的“子产不毁乡校”，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无不反映了治国之道上的宽容精神。
       “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精神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仍然不能缺少这种精神。它对于促进更广泛吸纳世界各种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民族大团结、优化人际关系、促使广开言路、博采众议的民主决策机制的形成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天人合一，崇尚自然
       “天人合一”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一思想认为人是自然化育恩养的万物之一，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强调人要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据。庄子则指出：“天与人不相胜”，要求树立“无以人灭天”的思想，以平等、宽容、仁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易传·文言》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的大德是生生不息地化育万物，不断开创生机。人的德性也应禀承天地这种生生之德，不断促使万物充满生机。孟子继承这种天人合德的精神，提出“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思想，把有计划地利用资源视为“王道之始。”
       “天人合一”思想到了宋代达到高峰。张载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以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正蒙·试明》)。天之用即人之用，知人亦知天。天人非异，性道实一。他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观点，把宇宙比为一个大家庭，万物和人都是大家庭的成员，民众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伙伴朋友。因此，人与人，人与物应相亲相爱。这种“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思想，为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动力和宝贵的思想资源。
       自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以来，人类在如何对待自然的问题上，片面强调人是大自然的主宰，把自然当成异己的力量和征服的对象，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进行掠夺。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人类不得不面对另一幅现实图景：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土地荒漠化、物种大量灭绝、资源严重枯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困境，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优秀文化能为解决工业文明困境这一世界性难题做出贡献。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阶段。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相当严重。我们很有必要认真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同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一”观点中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成分，发扬古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强本节用”、“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优良传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免遭破坏，努力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这样，我们才能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　谭　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