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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传统观点认为，中苏论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和统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然而，文章认为中苏论战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它打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模式，促进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推动了各国党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最终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苏论战；国际共运；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1-0028-03
       学术界一般把带来思想混乱和统一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作为中苏论战最严重的消极后果。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就是以苏共为中心的一统天下。在论战中，其他各国党无一例外地关注、参与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思想混乱，但这种混乱恰恰说明各国党在独立思考、探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国党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所以，我们更应肯定中苏论战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价值，即打破了苏共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局面。
       一、打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模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模式是从共产国际时期延续下来的。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在共产国际内部强调一个中心、一个统一纲领和一条总路线。在最初的一百年间，这种模式基本上符合世界政治经济特点和共产主义运动形势，总体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由小到大，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的发展。然而，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模式越来越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而中苏论战使各国党逐渐认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再有中心，不能再有统一的纲领和总路线，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模式最终被打破。
       首先，关于“一个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有中心的。二战结束以后，苏共继续把苏联当做共产国际的中心，对别国党发号施令。中苏分歧公开暴露之前，中共一方面主张各国党完全平等，另一方面又提出以苏共为中心。1956年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承认，在过去的39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58年以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增多，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问题进行了争论。之后，中共逐步做出苏共领导已经变修的判断，“苏联共产党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失去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中共虽然否认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并不否认世界革命存在中心，并且认为这个中心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苏联中心地位的丧失为中国中心地位的凸显提供了条件。在中共看来，既然历史把中国推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位，中国就应该不负众望，发挥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事实上，中共在论战中有意识地维护所谓中心，结果却无意识地把“一个中心”的模式打破了。正是在总结中苏论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在70年代末提出了“无中心”的观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走上了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其次，关于“一个统一纲领”。国际共产主义传统模式不但强调要有一个中心，而且强调要有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中苏论战期间，召开了两次莫斯科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各国党的立场，制定一个国际性的纲领，用于指导各国党的行动。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召开。由于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三和”路线等问题上已经产生了分歧，所以对于统一纲领的制定自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双方最终也没能真正达成一致，最后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只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而已。中共还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性质的《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提纲》，以表明自己不同的立场和态度。1960年，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于共同纲领的制定，中苏双方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的《莫斯科声明》更是一份反复争论、相互妥协和勉强通过的调和文件，事后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需要随意解释和强调某一个侧重点，这样一份文件显然不可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统一纲领。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已经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再为共产国际制定一个各党都能接受的共同纲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再次，关于“一条总路线”。1963年中苏论战开始进入高潮，其导火索即是苏共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论战高潮结束之后，中国就把这场论战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苏共在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中就时代、世界矛盾及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阐述了看法，并要求把“三和”和“三无”等内容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中共当然不会同意，于是复信苏共，阐述了二十五条意见。《二十五条》是中苏论战以来中共发表的最充分的声明，苏共认为该信“对马列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一个月之后，苏共发表“公开信”，对《二十五条》进行了全面批驳，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系统阐述。中共随后连续发表九篇文章，评论和批驳苏共“公开信”，中苏论战达到高潮。苏共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并成为中苏论战高潮的导火索表明，在中苏分歧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仍企图制定一个统一路线来约束其他党同样是不可能的了。
       二、促进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
       “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提法最早出自1953年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所发表的《从列宁到马林科夫》一书的导言中。随着杜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到多国实践，社会主义模式也经历着一个从单一到多样化的艰难过程。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样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只有尊重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的发展才会既健康，又有生机和活力。
       说到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化发展，就不得不提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化就是挣脱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束缚而发展起来的。苏联模式是建立在斯大林理论基础上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又称“斯大林模式”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过分集权。苏联模式曾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如保证了苏联30年代工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了苏联卫
       国战争的胜利等等。但是，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苏联模式不可能普遍地适用于所有国家。然而，这一模式却被当作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的典型和追求理想社会的样板而广泛发生影响，由此出现了社会主义已是多国实践，但模式却是单一的苏联模式这种情况。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成功的建设道路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并且苏联模式的弊端在当时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相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除此之外，还与苏联搞大党大国主义进行“模式输出”无不有很大关系。作为具有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帮助和指导是应该的。然而，苏联却没有指导各国人民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把苏联的全部经验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亦步亦趋，比着葫芦画瓢，并以此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斯大林指出：“低估苏联的经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危险，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允许。”“要向我们学习，并为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这种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损害了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延缓了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随着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单一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也日趋成熟，并开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48年南斯拉夫开始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铁托说：“我们不想在各方面都仿效苏联。我们所要仿效苏联的是肯定的东西，但我们不想采用否定的东西。”继南斯拉夫之后，匈牙利也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多样化发展之路。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提出，应“按照历史和民族的特点，用多种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波兰解放初期，哥穆尔卡就提出“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发展道路”。在重新当选为波兰第一党书记后，他进一步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模式也可以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模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那种模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模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最好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中苏论战以后，由于从根本上打破了对苏联的迷信，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中苏论战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绝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所以，6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各国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上了根据本国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过程是复杂的而曲折的，但社会主义必须走具有本国特色的多样化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当代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共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趋势。各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过程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思维适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迎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它将使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三、推动了各国党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贯倡导的一条重要思想原则。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概念，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各国革命政党的成长壮大而逐渐形成和丰富的。也正是独立自主原则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发展到实践，又从一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发展为多国革命建设的实践。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可以说正是马克思独立自主原则在实践中的伟大胜利。然而，随着发展，苏联领导人头脑中日益滋长出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苏联共产党逐渐成为凌驾于兄弟党和共产国际之上的领导党、老子党。这就严重阻碍了各国党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发展。而中苏论战中，中共敢于直面苏共权威，反对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从而打破了苏共的一统天下，促进了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
       中苏论战说到底就是一场反对苏共大党大国主义的斗争。正如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中苏间“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赫鲁晓夫上台后，其大党大国主义作风有增无减，导致中苏之间矛盾和争执越来越多，并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而中共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就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抵制和斗争。其不畏权威，坚决抵制苏共大党大国主义从以下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1958年，苏共先后向中国提出两项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一是在中国共建长波电台，二是共建“联合潜艇舰队”。中共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苏共的要求，并严厉批评苏共是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向中国提政治条件，是想控制中国，是要伤害中国的民族尊严等等。同年，当苏共得知中国炮轰金门、马祖的真正意图后，提出派一支由苏军指挥的导弹部队驻扎在福建前线地区以“支持中国”。中共对此建议又断然拒绝。1959年，苏联出于其苏美缓和战略，要求中国也做出努力缓和对美关系。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美国在台湾驻兵，又大力支持蒋介石集团，并长期敌视新中国。所以中共对苏共的这一要求十分反感，认为苏共要求中国缓和对美关系，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放弃本国利益来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苏共还提出让台湾成立“共和国”，释放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美国人。这些都一一遭中共拒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苏共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撕毁援助中国的130多个合同协定，废除多个科技合作项目。苏联的背信弃义不仅没有使中共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国顶住压力，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决心。后来，中国不仅渡过了难关，还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了原子弹，毛泽东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固然是一个讽刺，但苏联的做法的确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人的奋发图强精神和自力更生意识。在苏共大党大国主义面前，中共进行的争锋相对的抗争从根本上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
       中苏论战打破了长期以来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垄断地位，给予苏共大党大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同时也打破了国际共运中的沉寂状态，解放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党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长期以来，各国党对苏共存在着一种崇拜感和迷信感，把苏共当成老大哥，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服从他，不愿也不敢触怒这个权威。在论战中，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中共这样一个大党作为中流砥柱与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抗争，这就从思想上打破了对苏共的迷信，打破了长期以来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一统天下。论战也促使各国党重新思考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推动了他们开始尝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在党际关系上，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处理原则逐渐成为各国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处理党际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总之，独立自主是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前进的必要条件。这是各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中得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总之，中苏论战从根本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局面。正如我们无法否认中苏论战作为悲剧性历史事件而存在这一事实，我们同样无法否认它在客观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　谭　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