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困女性化现象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文章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对女性贫困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反女性贫困的相关对策建议，对于解决贫困女性化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键词：贫困；女性化；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章编号：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6-0081-03
贫困女性化现象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当前世界贫困人口中70％是女性，而在我国2000多万贫困人口中60％是女性。很明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而且女性遭受贫困的深度和广度相对于男性贫困人口更为严峻。这是为什么呢?中外学者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马克思的贫困结构论、甘斯的贫困功能论、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弗里德曼的个人主义贫困观，还有中国学者相继提出的资源要素贫困观、素质贫困论和系统贫困观，等等。然而，对于注重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些解释显得说服力不够，为此，笔者试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贫困女性化进行研究，以求对女性贫困的根源进行解读。
一、社会资本释义
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之中，以义务、期望、信任、规范、权威等多种形式存在，通过人们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取或改变其流动方向，能够使个体实现自己欲求之目标的资源。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也就是说资源不仅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而且是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个体人都是在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占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前提下得以进行各种交往和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而形成各种资源的网结、形成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才得以实现各自的利益；二是社会资本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信任、规范、权威等，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而且是它得以形成的场所和途径；三是社会资本同时是一种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只有通过个体行动者的动员才能成为现实有效的社会资本。
对个体或群体而言，一旦拥有社会资本便可获得社会支持，拥有改变自身状况的条件和机会。因为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关系。任何个体或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是一个以个体或群体为中心的，是与拥有各种不同资源、占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相互互动而建立起来的，能为个人或群体行动提供方便的支持关系网络(见图1)。可以说，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及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这在注重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来说尤为突出。在中国社会里，关系支配性普遍存在，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寡及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质量。社会资本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谋求创立社会资本被人们当作占有社会资源的捷径。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增加获利的机会，因而缺乏有效社会资本支持与保护的个人、家庭、群体便会陷入贫困和困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本身具有极强的反贫困意义，它可以转化为贫困者所需要的帮助，并减少其获取资源所需要的成本从而达到缓解贫困的目的。社会资本这一反贫困的功能是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正式支持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来发挥的：一是通过与政府、工作单位等之间的正式联系为贫困者提供经济资助、培训就业、政策优惠等方面的支持，以帮助贫困者维持基本生存、提高自身能力、加强自助互助，最终摆脱贫困；二是通过家庭及亲属关系、朋友、同事等非正式网络为贫困者提供经济援助、介绍就业、情感慰藉等方面的支持；三是通过贫困者之间的互助网络，成员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约束、相互支持，不断提高群体决策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可见，社会资本在脱贫中具有其他资本类型所没有的独立性，贫困者可以在没有其他资本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将其转化为经济或者其他资本，如同莱特所宣称的，社会资本是“哲人的点金石，无须成本却可以被卑微的人所获得并转变成其他具有珍贵价值的资本”。因此我们应该把支持贫困者积累社会资本作为其脱贫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点，尝试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女性贫困的根源。
二、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贫困女性化分析
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反贫困功能。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资本并非是静态的而是以一种动态的、复杂的形式存在于人的行动和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其分布的非均衡性，使得社会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对它的拥有量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从而使人的社会行动所受到的制约不同。这突出表现在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方面，不论是在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空间还是动员资源的能力方面，女性均比男性弱，这必然导致女性社会资本拥有量较男性社会资本拥有量少甚至缺失。而这正是女性之所以较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遭受贫困的深度和广度之所以较男性贫困人口更为严峻的根源所在。
(一)女性积累社会资本的基础条件较男性缺失
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而社会关系又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的。个人资源决定了—个人在因社会交往而发生的社会交换中给他人提供回报的能力，这意味着个人拥有的资源越多就越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回报，因此，他通过社会网络摄取他人资源的能力也越强。也就是说，资源是形成社会资本的前提，占有资源的多少，影响着社会资本形成的可能性，两者是一种正向相关的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作为社会性别实践的男性对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的控制，形成男性对权利、资源分配的控制。女性被视为“无权”的群体，无法与男性一样控制资源，这导致其在受教育程度、财富、地位和权力以及与个体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以及社会关系方面均弱于男性。因此，缺少资源的女性无力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实现互惠，也就难以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持续互动和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而互惠原则不能得到坚持，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和支持力度就势必弱化，甚至出现社会网络的断裂。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建立起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网络就更为困难。可见，女性相比于男性来说，在形成社会资本的前提条件这一链条上，一开始就出现了链条的“断裂”。所以，在社会资本形成前提条件缺乏的情况之下，女性获得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必然小于男性，其获得的社会支持也就必然弱于男性，更易于陷入贫困。而对于已陷入贫困的女性来说，其本身的个人资源很匮乏，没有可以用于交换的资源，更没有为他人提供回报的能力，其社会资本的质量也就只能一直处于低水平的维持状态而难以提高，贫困女性也就更容易陷入越穷越无人帮助、越无人帮助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女性拓展社会资本的空间较男性狭窄
拥有资源并不意味着就拥有社会资本。拥有资源的个人必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互动、交往、交换，才能形成社会资
本，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互动是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的场所和途径，社会关系网络质量的高低决定社会资本形成空间的大小。而中国女性由于生活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加上生理的原因和受“男外女内”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以及“贤妻良母”性格定位的影响，女性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质量普遍都比男性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系网络类型偏向强关系。一般来说，社会关系网络类型主要有以家庭和亲属等血缘关系为主的强关系型和以朋友、工作伙伴等友缘关系、业缘关系为主的弱关系型。这两种关系网络类型在控制社会资源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对形成社会资本的影响也不同。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和男性不同，女性的社会关系往往只建立在家族、家庭之内，是典型的强关系型。家庭之内不仅成员有限、资源有限，而且家庭内部的资源的同质性较高，可提供和利用的有效机会不多，因而只能维持现有的资源，而不能拓展资源。二是关系网络结构位差偏小。女性和男性在人际交往倾向性上是不同的，男性较倾向选择异质群体，而女性较倾向于选择同质群体。因此，女性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同质性程度较男性高，网络中职业声望最高的成员与职业声望最低的成员之间的资源差别小，导致女性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整体所蕴涵的资源量减少，大大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可利用率。三是女性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偏小。女性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数目及其所涉及的职业类别较男性少，意味着其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充分，那么女性从中获取的社会资源会更少。上述三个方面都充分说明了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缺少结构洞(没有重复的信息源)，使其拓展社会资本的空间较男性狭窄，在改变自身不利状况方面处于劣势。
(三)女性实现社会资本有效性的能力较男性有限
资源只有被调动才能成为有效的社会资本。亲自调动资源和亲自拥有资源一样对于形成社会资本都是非常重要的。以三角网络为例，如果三人组合中两两建立联系，那么，这个系统就被认为是闭合的：假定在一个闭合的系统中，任何信息和资源都有可能以最短的路程直接流向网络中的任何一点上。但是，如果切断了这个三角系统中一方的联系，情况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与其他两方都有联系的一方在竞争的条件下就拥有特殊的优势。由于他处于两个未联结点的中间位置，所以他现在对系统中的所有资源都拥有直接的享用机会，而其他两方都必须通过他才能享用这些资源。在这方面，男女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往往放弃了亲自调动资源、利用资源的机会。一方面是因为女性自身的态度和思想意识阻碍了其亲自调动资源的可能性。女性常常认为一旦调动了资源，尤其是动用强关系以外的关系是要承担巨大的交易成本的，而收益未必会大于成本，结果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女性不敢轻易去调动资源。另一方面是因为制度对女性调动资源的不认可。尽管女性认识到了有利的社会资源，同时也有调动社会资源的愿望，但是在社会资源的调动过程中却出现了制度的不认同问题，即女性缺少权力。权力不仅是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而且是调动资源的力量，没有权力，资源很难被调动。比如下岗女工人这一群体，其远离了富有资源的组织和群体，游离于社会边缘，由于组织的不认可，无法再去利用和调动原来所在组织中的资源，因而其调动资源的机会和能力都失灵了。因此，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调动资源、实现资源有效性的能力较男性有限，从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必定弱于男性。
三、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反女性贫困对策：提升女性贫困者的社会资本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反贫困功能，而女性的社会资本却呈下降趋势甚至缺失的状态。面对这一矛盾，可以通过提升女性的社会资本来解决其贫困问题，让她们提高自己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提升自己的社会资本，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一)转变女性“自我边缘化”的观念
女性的“自我边缘化”是女性发展进程中的最大的思想障碍。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具有几千年存在和延续的根基，它不但滋长了男性对社会的控制欲，也使女性甘愿作为男性的附庸在社会的边缘平凡地生存。许多女性将成为“贤妻良母”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所以才会出现女性不敢去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不敢去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劳动机会、不敢主动进行人际交往的现象。因此，首先就要改变女性的观念，引导女性抛弃传统的性别观念，打破女性自我疏离倾向，增强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从而促进女性主动发展个人的社会网络，提升其积累社会资本的可能性。这是妇女摆脱贫困的关键。
(二)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升女性的经济资本
经济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却是增加女性社会资本的基础。只有真正让女性成为财富的创造者，真正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条件，她们才会拥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发展空间，才能进行一些相关的投资。如：可以增加对自身接受教育的投资，以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带动个人地位的提高等一系列相关资源的增加；还可以放心地去享受休闲，以扩大交往的范围，增加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从而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从根本上摆脱精神和物质上的贫困。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对女性的支持
提升女性的社会资本，需要通过外力作用来实现。政府在这一构建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要求政府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舆论宣传，消除对女性的社会排斥，提高主流社会对贫困女性的关注与认同，推动社会各界向她们伸出援助之手；二是通过立法手段增强贫困女性的就业支持，如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或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以制约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保护女性合法平等的就业权利；三是建立和完善专门针对女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生育保险制度、女工劳动保护制度等，以补偿女性为社会作出的特殊贡献(如承担生育责任、担负大部分家务劳动等)，维护社会公平。
(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互助支持网络
我国是一个明显缺乏民间组织的社会，整个社会构成呈“哑铃型”，一端是强大的政府，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十分缺乏起稳定协调作用的民间组织。提升女性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发展工会、协会、商会及各种互助协作组织尤其是妇女组织等民间组织，将分散的女性个体组织起来，让女性突破狭隘的家族观念，培养其参与意识，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形成一张女性的横向社会互助支持网络。通过这张网络给女性提供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信任的机会，从而增强女性相信自己的信念、不断发掘女性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提高她们的集体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她们利用组织资源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最终实现自助与他助相结合，增强反贫困能力。
(五)推进社区发展，丰富女性的社会关系
社区内的成员异质性非常强，通过推进社区发展，整合社区资源，建立新型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能为阶层之间的沟通开拓渠道，增强各阶层的相互认同。从推进社区建设人手拓展女性的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弥补横向社会关系网络的不足，丰富社会资本的资源来源，能在保护基本需要、调节矛盾、减少风险和反贫困方面给予女性更强有力、更有效的社会支持，是提升女性社会资本的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责任编辑 黄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