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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一国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比较分析东亚与拉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传统文化对其经济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对处在关键发展时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促进；阻碍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3－0087－03
       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3000美元。国际经验显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社会发展会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处理不当，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如何争取前一种结果，避免后一种结果，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
       在此背景下，东亚与拉美的发展历程又备受关注。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穷、最没有希望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英国30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经过1974－1993的近二十年的发展，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人均GDP顺利地实现了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跨越，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被世界银行誉为“东亚奇迹”，也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典范。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从19世纪初期就取得政治独立，在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现代化的“先行者”。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拉美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就实现了人均GDP 1000美元，到1999年，整个拉美地区(5．08亿人口)的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仍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徘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拉美国家既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又是现代化的“落伍者’。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探寻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长期发展过程的“成功”与“失败”，借鉴和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来说，显得特别重要。毋庸置疑，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快慢，具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因，还有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背景，情况相当复杂。这里仅就导致它们不同发展趋势和绩效的文化因素，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
       一、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mett Tvlor)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那么，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马克思曾经精辟论述过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他指出，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另一方面，精神和上层建筑相对于物质和经济基础又不是消极被动的，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的论述辩证地阐明了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有关系，尤其是其中关于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论述，揭示了文化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
       当今方兴未艾的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这种约束条件包括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这里的“非正式制度”就是指文化。正式制度安排只有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如果不相容，一种再好的正式制度安排也有可能失效，甚至被扭曲。新制度经济学这些观点的意义在于把经济活动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去审视。它给人的启示是，必须高度重视非正式制度形式即文化的营造，必须高度重视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的协调。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经济社会行为是无法摆脱他或他们所属的那个民族的文化遗产的。因而制度的建构和变迁以及一种新制度的移植对文化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即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必然对这个民族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
       美国发展经济学的先驱阿瑟·刘易斯是西方经济学界探讨文化观念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首批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把文化影响与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企业精神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对工作、财富、节俭、抚养子女、发明和冒险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来自人类心灵的深刻动机。”在他看来，宗教对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主要看它是否鼓励诚实、储蓄、冒险和理性这些价值观或态度。刘易斯的研究对探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深有启迪。
       二、东亚与拉美文化之比较
       拉美和东亚地区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而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同绩效。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文化，在不同程度都有中华传统儒教文化的遗传基因。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印迹。
       拉美文化属天主教文化。16世纪，随着西班牙对拉丁美洲殖民统治的全面展开，属于天主教文化的伊比利亚文化也被原封不动地带到了拉丁美洲，拉丁美洲肥沃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又反过来巩固了这种传统文化。这样，天主教文化就成了拉美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拉美地区迈向现代化时在人们心灵深处难以突破的障碍，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的人民。
       儒教文化与天主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其类似的地方。儒家传统文化与长期的封建制度相辅相成，使东亚社会成为权威主义和讲究等级尊卑的社会。一般老百姓信奉权威，尊崇权力，服从上级。而拉美的天主教浸透着绝对精神和大一统精神，在根源性上是极端保守的。这样，在拉美社会中就有一种崇尚地位和权威性，不注重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精神气质。
       但东亚和拉美的统治者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于东亚的统治者来说，权威主义表现为“泽加于民”的使命感。儒家所推崇的价值观是，一个人如果得志，就要“兼善天下”，尽力为民众做好事，泽加于民；如果不得志，则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修身见于世。因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东亚社会有作为的统治者多是具有人格魅力、带有专制色彩、才略过人的贤能之人。他们象管理自己的家庭一样来管理自己的国家，“爱民如子”的理想诉求在现代条件下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加之位于冷战前沿的外部压力，使统治者必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民族团结进取的精神，形成一种由国家调节的公私合作经济体制，这较之单纯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具有更强的内聚力，
       更能承受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
       而拉丁美洲的权威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拉丁美洲的统治者的自私和短视。那些掌握资源和权力的统治者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不是争权夺利，就是对民众残酷镇压。致使拉美的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大打折扣，经济政策没有连续性，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它们的共同点是权威主义形成了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统治者的权力过大，触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权力过度的集中势必意味着吏治的腐败。正如西方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近年来，在某些东亚国家出现的统治者的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了东亚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些还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拉美地区也是腐败的“重灾区”。2002年总部设在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度指数”公布的年度报告称，近几年来，拉美地区部分国家的政府和官员腐败有所加剧，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学者指出，拉美地区的腐败有其传统因素，即一些大家族长久以来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司法等部门；普通百姓无法扭转局面，因此拉美人普遍存在对腐败无可奈何的心理。这是腐败成为拉美国家痼疾，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东亚民众重视国家、民族的利益，群体意识强。儒家的社会价值观认为，国家高于一切，社会高于个人，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这种价值观与尊崇权威的思想相结合，使政府的政策容易得到一般老百姓的认同，从而使政府的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而拉美民众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不大信任政府。
       东亚人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使社会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由儒家的“齐家治国”意识转化而来的“发家富国”意识，迅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拉美天主教伦理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蔑视，造成了人们不思进取的心理。形成了人们对工作的惰性态度，不注重实用技术的研究，等等。所以，在伊比利亚文化圈内。许多人安于现状，顺从贫穷，把贫穷作为通向天堂的一种奖励，把发财作为受到地狱的惩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首要前提。在这样一种思维范式下，人们从事工作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既不积极主动地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也很难从工作中得到乐趣或满足。由于把劳作视为痛苦的“体验”，就造成了天主教文化圈的人时间观念比较淡薄，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不愿意当机立断，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拉美人的时间观念基本上就是西班牙的复制。即使在今天，拉美人在这方面依然残留着明显的历史印痕，表现出了与现代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时间观。
       还有，儒家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的一个共同点是自然资源贫乏而人力资源丰富。因此，重视教育，普及教育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方面，韩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据1984年统计，韩国的教育经费已占GNP的13.3％，遥遥领先于日本(1983年为5.7％)、美国(1981年为6.7％)和一些西方工业国。东亚由于重视教育并面向世界开放，对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挥了重大作用。世界银行对58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在1960－1985年间影响GDP增长的因素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可能会使GDP提高3％。而在东亚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可使GDP年平均增长3.4％。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这在东亚经济起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不思进取的工作态度也使很多拉美人不大重视教育。昂内尔·索萨对移居在美国的拉美人进行了调查。列举了一系列拉丁美洲典型的价值观和态度，其中之一就是忽视教育。“女孩子不需要真正的教育，她们只要结婚即可。男孩最好去工作，帮助养活家庭。”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拉美人有理由相信，教育是该地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虽然拉美与更多的国家相比问题不太明显，但我们得出的结论不会改变：拉美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快。拉美问题的根源既不在文盲率，也不在于初等教育的受教育年限，因为该地区在这两个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较高的入学率并不能使儿童完成学业，更不用说进入中学了。因此，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低于世界水平。”教育的落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东亚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有着优秀的精华，但也包含着一些消极的成分。东亚儒教文化影响所及的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治式的家长统治、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等级分明的长幼观念以及缺乏监督和透明度的体制，而且缺乏培养有创新人才的教育制度。而拉美文化有敌视或蔑视新生事物的传统，但以天主教为核心的拉美文化也不乏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方面，如：热情开放、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程度高等等。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很难封闭地发展自身的文化体系。天主教伦理对传统的维护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是在拉美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天主教也在不断地变革以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这已经在许多拉美人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再加上与外部世界不同文化体系交流的加强，尤其是与美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拉美国家势必会吸取其他文化体系中有益自身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观念。而主导东亚的儒家文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东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条件的变化，一些曾经是积极的因素也会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变量，因此，也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
       参考文献：
       [l]王晓德．试论拉丁美洲现代化步履维艰的文化根源[J]．史学集刊，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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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马宏伟．东亚崛起与危机的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4]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黄志恒
       作者简介：林淑周(1968—)，女，福建闽清人，福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