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是经济资源、生态资源和公共资源的不合理流动与不合理分配。促进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全社会效率的提高，不仅要在整个社会发展层面上．而且还要不断从理论与政策、观念与技术、内容与形式上建立完整的创新体系。
       关键词：资源配置；创新体系；发展战略；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3－0054－03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型其实质是南计划配置资源方式向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转变。促进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全社会效率的提高需要建立完整的创新体系。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实现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的发展是深化改革的需要
       (一)实现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的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
       改革中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经济资源、生态资源和公共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和不合理分配，参与财富分配的资源要素配置失衡。在区域发展、城乡差别和收入分配上我们都可以审视到资源配置的失衡与变异。
       1.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使劳动力及其后备大军素质低下，社会流动的障碍削弱了劳动者能力本位，人的权利平等和规则的平等还不能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来实现。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分隔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覆盖面小、财力不足、保障机制强制性不够、困难群众参加医疗保险难等问题，劳动者能力提高缺乏有效地保障机制。劳动者能力在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还处于较低层次，阻隔了智力资源对物质资源的替代、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源的替代，不能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化转向。同时，低工资水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生存发展成本不相匹配，不能满足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需求，劳动者能力陷入贫困。而当劳动力价值长期被低估，则必然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
       2.劳动力所有权未能成为要素分配的主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产权变革更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国有资本及其利润成为企业改制后某些实际控制者中饱私囊的“盛宴”，而作为劳动者的利润则被侵吞。在向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过分重视企业高层的激励作用而忽视职工的激励作用甚至损伤广大职工劳动产权的不良倾向，同时“以地生财”的原始积累造成了人地关系紧张。由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产权变革的内部制度不能以共享为基础，国有资本创造的利润不能在整体上促进公平的实现，致使公有产权变革未能发挥要素的融合功能和所有制融合功能的巨大优势，未能起到对私有经济的示范效应，扬弃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要素收益处于非公平公正状态，造成各种利益主体的动力结构受损，摩擦系数增大。改革进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不能分享公有资产收益，公有资本虽然来源于全体国民的贡献，但受益主体却不是全体国民。
       3.资源配置体系不合理。在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应的梯度开发战略及相应的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政策的跟进，没能按照资源禀赋的特点协调地区产业发展规划，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能源、矿产品等价格仍有一定扭曲、价格体系所反映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同资源结构本身的比较优势统一起来的情况下，造成地区间差距的拉大。同时大城市低层次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向小城镇和乡村转移，致使农村劳动力不能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割断了产业梯度转移的链条。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挤压着国内产业发展的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产生了利用资源的矛盾，使得资源配置失衡和整个社会福利受损。
       社会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配置失衡，其传导作用使阶层分化，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拉大。改革开放出现的矛盾和失序，根源在于资源配置的失效性、不合理性，公共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公共财政分配的非公平化。在社会转型期里，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相结合产生的非市场、非公平的畸形收入及其导致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异化毫无疑问应当成为改革深化期首当其冲的对象。因此，惟有扭转资源配置的失衡和变异，改革才有可能趟过“深水”、“浑水”交织区。
       (二)实现资源配置更高层次的发展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迫切需要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从物的要素向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要素转移，需要化解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和自主创新的技术供给能力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约束，从根本上扭转我国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状态；需要改变资金要素流动、公共物品供给和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偏向发展模式，通过新农村建设使城乡的劳动条件、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生活方式、生产力结构、社会服务系统渐渐吻合起来，乃至最终融为一体，才能有效地实现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多维转型；合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需要宏观和微观因素共同起作用，以求资源的优化配置，协调统一。在勤奋劳动基础上出现的收入差别，是正常的；在不同生产要素贡献基础上产生的收入差别，也是合理的。但由于政策漏洞或权力资本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公平则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公平与效率的失衡虽然表现在收入分配上，但究其根源是在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初始中的资源配置不平等，仅靠再分配来矫正显然是枝节的修理，必须在经济主体发展的起点和机会实现过程中，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改进要素分配机制，使社会保障分配覆盖城乡并相伴人的一生。唯有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资源配置运行体系，实现大公平、大保障，劳动者在“共享公平机制”之后，才能“共享发展成果”。
       (三)实现资源配置更高层次的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发展应是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三者整体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坚持和完善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不仅要考察经济社会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更要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给人民带来的实惠，无论是物力资源，还是权力资源、制度资源其度量的标准是人民的满足程度，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资源配置体制改革根本目的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它不仅是改革深化期的推动力量，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促进力量，更是从物本领域改革到人本视域变革的转换力量。
       二、建立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发展的创新体系
       从市场经济演变进程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异质性相当大的国家而言，必须注重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仅体现在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上，还表现在保证资源配置的权利公平和制度平等上。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政策取向将更多地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宏观层面已将科学发展观、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立为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加大反腐力度带来的政治环境的清明和社会环境的稳定，为抑制资源整合和配置的变异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中国经济社会新一轮的发展与完善周期，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在整个社会发展层面上，如法律体制、行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乃至学术文化体制上开启自主创新之门，还要不断从理论与政策、观念与技术、内容与形式上建立完整的创新体系，提高市场的公信力、资源的整合力和社会资源的动员力，促进全社会资源配置要素的更均衡、更公正。
       在多层次主体关系中，政府具有高于其他主体权能的超经济力量，促进经济主体行为符合理性、公正、民主原则，为经济与社会中诸多矛盾的协调解决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规则和秩序这样一类公共产品，如此则企业组织、增长方式、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宏观调控、公共产品供给以及环境等各方面的资源配置问题，才可以沿着正确地轨迹前行——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循着一个合理的逻辑演绎——共创国家、社会和企业组织、公民自身的共同治理模式，在“共享中共建”、在“共建中共享”。因此，唯有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契合”作用下进行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的调整和创新，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更大格局、更高层次上的变革，从而增加社会总产出，增进公共福利。
       (一)建立资源公平配置机制
       加快资源整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在今天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管理、社会控制机制，必须合理地整合各种资源和权力，逐步建立符合和谐社会目标要求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道主义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源公平配置机制。其政策功能的完善需要从权力与责任对称、激励与约束对称、管理与监督对称着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和效率，及时填补市场缺陷产生的损耗。加快资源整合，不是扩大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而是要减少政府占有的资源份额。通过政府资源的整合和权力的让渡，实行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和薄税利民的公共政策，搭建合理的制度平台，逐步把社会资源占有权放开，还权于民，遵循“机会均等、服务同质”的原则，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逐渐形成以民间占有为主的多元化的社会财富资源格局，真正实现以分散的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公平交易目标，既要重视资源配置同代之间的“分配不公平”问题，又要注意解决资源与财富使用的“代际不公平”问题，从而减少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成本、时间成本和民主成本，将发展的成本降到最低限。这是一个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是政府应该采取的长期发展政策和最优的制度改革目标。
       (二)加快制度体系的完善
       资源配置实质是资源在相互间存在利益差别乃至利益冲突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因此，完成从计划配置资源方式向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消除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失序的根源需要更加重视发展的制度动因，让制度供给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合法性，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1.重视制度程序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建设。程序民主化其要义就在于协调意志不同、行为各异的人的活动，保障经济社会生活的有序化，使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系统工程趋于和谐完美。程序化不仅体现在政治文明建设上，同时也表现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化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加快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充分估量“非正常程序”和不按科学的程序办事给我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的损耗。
       2.重视“基础秩序”的建立。许多制度的失效，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基础秩序的内容大体包含社会的诚信意识、现代社会的契约原则、社会的规则意识，以及人们的角色意识和职业道德等等。按照“基础秩序”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或部门的“缺位”、“越位”、“错位”，执行不力或失职行为正是源于其“基础秩序”的缺失。
       (三)全面提高创新能力
       1.创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运用行政权力时必须遵循主权在民、保护人权和法治原则，时时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民生为本，民瘼为重，落实《物权法》，不得随意侵犯和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宏大叙事让步于个体关怀，建构起利益表达通畅、权利博弈公平的管理体制，维护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化解劳资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公民和权力机关之间的矛盾。引导公民减少非效率冲突，使各个利益主体的权力与责任、权利和义务相对称；使个人努力与个人报酬相对等；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与社会道德水准相符合，推进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的健康发展；推进人的知识、情感和意志的协调发展；推进人的科技文化水平、道德风尚和创造力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2.创新调控工具或手段。当前中国整个要素体系(包括资金、土地、自然资源等的价格)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扭曲，说到底是市场机制的缺失。面对这种状况，如果只追求宏观经济一时的“降湜”那么选择继续加大行政调控手段力度或许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种手段成本极高，而且无法治本。中国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年度预期内的经济“平稳”发展，而是长期、健康、又好又快的经济社会发展。滥用行政手段，只会让经济在非市场的轨道上越走越远，逐步远离最初的目标。因此加快利率、汇率与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和财税政策等主要工具或手段的创新是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及抑制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的重要方法。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要公平地担负起资金供给责任，彻底消除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即货币资金供应短缺问题，为城乡要素价格的均衡创造条件，取消长期以来过度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经济政策，使第一产业能够逐步取得平均利润。维护社会诚信资源，提高公共用品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寻求最大程度增加就业机会的发展模式，承担起帮助农民转变生活方式的责任，让广大农民共享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让广大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3.创新经济主体利益关系调整方式。其一，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完善国有股权激励机制和员工持股模式，使大部分劳动者成为资本所有者。其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协调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国有资产战略调整与社会整体和谐发展规划、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完成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和国有股权比例的调整，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投融资体制，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促进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的理顺，使政府组织体系的改革与企业治理体系改制改组相一致。其三，实现由生产型(功能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型。一是把提供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中央政府的责任。二是重新调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在转移支付中要处理好富裕省份与不发达地区的关系。三是公平税负，保证市场主体竞争的公平。其四，提高经济的自由度和扩大内地资源贫乏地区的开放度。其五，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坚决杜绝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与民争利的行为，核心是要调整中央、地方、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盲目扩张中的经济利益驱动、部门行业之间严重的非均衡化利益分配，把整合的重点放在调整利益关系和完善市场建设等经济手段上，在共容性的博弈中让地方和中央能够更大限度的“激励相容”，企业要愈加重视社会责任，以此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
       参考文献：
       [1]袁恩桢．收入差距与社会和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3)．
       [2]许正中．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复合型特征[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2)．
       [3]常修泽．改革战略升级的三个方向[J]．中国改革，2005，(8)．
       责任编辑　莫仲宁
       作者简介：林澍(1950—)，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